李文亮逝世四周年：游魂的时间

2008 年地震，北川老城变为一片废墟，废墟的最顶点是北川县幼儿园。《灾后北川残酷一面》记录了消防队员的挖掘现场：“队员们不停地挖出小花被、小花枕头，然后一个队员伸手下去，拎出了第一个孩子，紧接着是第二个。地震发生时孩子们正在午睡，死去后也保持着睡觉的姿势，小小的拳头握在胸前。 他们的身体是青色的和白色的，散发出呛人的气味，只有漂亮的头颅和柔软的身体仍旧是优雅的。”

李海鹏，写下这篇报道的两位记者之一，2023 年发微博：“15 年来，我不断地回想起孩子们被拎出来的那一幕。最早的时候，每星期想起 10 次左右，随着时间推移，次数渐渐减少，如今大概每星期 3 次左右。当我年纪渐长，开始有了一种携带着往事生活的感觉，这一幕似乎已经与我融为一体，成了意识当中一个压实、紧密、慈悲、宁静的部分。无论这个世界如何变化，它都已经不再变化了。”

我没有目睹那样惨痛现场的经历，好像既是因为我年轻、经历的事少些，又是因为今时大多的惨痛哪怕对记者来说也没有了可以抵达的现场，只有一声呼喊转瞬即逝。但这几年，到今天是第四年了，这四年来有许许多多的时刻突然想起李医生来。见人吃炸鸡腿的时候，想一下。计划去纽约的时候，想一下。搬了家要设置 wifi 名称和密码，想一下。读到什么，例如李海鹏的这条微博，也想一下。

我开始摸索李医生在我的意识里是什么形状、质地。李海鹏的描述如此天然地承袭了地震的性质；同时，地壳般明晰层叠的事件和被其塑造的心灵，又毫无疑问只属于上一个时代、只属于男性。

我听人推荐《我们与恶的距离》，想要去看一看。一翻豆瓣，发现我已经看过了，五星好评，全无印象。再一看日期，2020 年 2 月 5 日看完的。才反应过来，原来那段时间早就被比这现实主义作品更可怕的现实填满了，填得我差点再喘不过气来。后来努力呼吸，努力爬起来，努力着，就不知不觉屏蔽出一片真空。

李医生是真空里最实在的一点。

他的死是我从遍地悲愤痛绝里选中，吞下，留存至今的一粒沙子。四年了，沙子已经长出新的表层，朝着一颗光滑、温柔的东西去了。我也开始需要越来越用力地去握一下那颗东西，来记住它曾经是多尖锐的一粒沙子，记住那一整片沙滩。

去年八月，读到娄烨谈《颐和园》：“问题正在于大多数人没有死于那个晚上，中国的大部分年轻人没有死于那个晚上，这是事实。他们还得生活过去，在承担那个晚上之后还要继续下去，这是最困难的。”

我想我们已经活在“之后”了。在所有人朝着好好生活的刻意努力里，为大家挣来这生活的愤怒已愈发显得不合时宜，哪怕对牺牲的记忆，都像在成心破环那“好好生活”。我不知道这死结是否就是娄烨所说的困难。这是全新的困难吗，还是他们也曾扯过相同的绳结？或者这只是困难前的小菜，那么困难又会是什么呢？

正是因为无法言说，才会有那样的晚上；正是因为无法言说，才会有无处安置的愤怒；正是因为无法言说，才要丢下创伤、丢下愈合、刻意钻进一个生活里；正是因为无法言说，才不知道前人的困难是否是今人的困难，不知道我的困难是否是你的困难……这是死结上打死结，沉默的后一代缠绕住沉默的前一代。

我当然也在刻意好好生活。凭一点点不甘，刻意培养一种至少可以在小范围里用母语恣意交谈的生活。在这，掺着不甘但究竟是混沌的，前进的时间里，时不时有一些格外清晰的日子浮现其上。例如去年八月读到娄烨那段话的时候，我立刻就知道这将是下一个二月六日我用来纪念李医生的话。不仅如此，我的时间立刻就变了，我清晰地看见未来，我开始倒数，倒数着新年的日历将上演的旧年的日子。我知道，在十二月底到二月初的一些早晨，我会醒来，看到大家一齐转发李医生的某条微博，说，四周年了。混沌流淌的时间将会被一把刻度清晰的时间拷问一次。

又读到“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读出一种新奇的惊悚，觉得这诗可以是自奠。我祭奠友人，同时祭奠自己；我半是同谋，半是受害者；我是“之后”的活人，也是“之后”的游魂。游魂的我飘入游魂的时间，倒在雪地里，变成感叹号：送别李文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