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丧失的2020Matters年度长問卷——我与我的和解
【2020Matters年度問卷】
用三个下午完成的年度问卷，好像成了我的2020年碎碎念。
2020年只剩下最後十天，分享一件在年初想不到今年會發生的一件事？這件事對你的生活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从香港回内地过年时，没有想到等到了闭关。元宵过完，应该可以回学校了吧？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十一月，我毕业了诶，十二月，疫情依旧反复，通关没有希望。
改变，我不太愿意去想，我当时留在香港会是怎么样的，也许像上半学期一样：每天早晨坐85B，从名城到金城道，等待两个很长的红绿灯，到星巴克买一个肉桂卷和一杯意式浓缩，去图书馆读reading，完成assignment，或去CVA上Ann的写作课，Eric的Conflict课，洁平老师（后来是Rose老师）的华文社会的媒体与传播课。经过期中，期末，然后试着投递简历给不同的香港媒体，因为我太喜欢香港了，曾经在18年12月收到浸会offer时已经想着一定要努力留在香港，但以上这一切都没有成为现实。
五月份结课后，我去了上海，在某公关公司实习，每次在写公关稿时，我在想：把所有华丽词藻都用上，写具有完全偏向性的文章真的是我愿意做的吗？不是的，我依然有很强烈成为记者的热情，于是继续往媒体投递简历。九月份，我到了北京，在搜狐旗下的某工作室实习，可是这份工作好像慢慢耗尽了我的新闻理想，报选题的次数等于被拒绝的次数。有一次在选题会上我说了一个特别想做的题（见图片），编辑老师听完“这题我们不考虑”，于是跳过我，没有理由没有讨论。我记得大概两三天后，端出了有关报道《中国高校将筛查抑郁症，学生们却害怕被曝光和劝退》，那时候我开始动摇：真好，端把这个触动我很深的话题做成了深度报道，可惜的是内地能看到的人应该不多吧，内地也不能做这个题。就算可以，我粗糙的文笔也写不出如这篇般的好文章。我是不是不应该坚持做记者的想法了？
那时候的我虽然动摇，但并没有放弃。可是，实习的三个月里，我渐渐发现，这个平台，编辑想要的不过是话题度，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私底下讨论“是读者的阅读门槛不够”，不是文章要展现的内容不够。
我也有几次外出采访或线上采访，但得到的都是不愿意，你不要找我的回复（我承认是我个人的原因，但我没想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在国内，记者好像是一个人见人怕的形象，除了在他们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或被失去时，才愿意配合采访，甚至主动给媒体爆料要求报道，诉求只是得到道歉和赔款。
如果，没有疫情，在香港完成了面授课，我留在香港找工作或者结课后马上收拾行李回内地，我的2020会不一样吗？我不知道。
2020年，什麼事情讓你獲得最深的意義感？
毕业。11月15日的毕业典礼，接着收到的毕业证书。这里最深的意义感不是因为我的硕士学位，而是在浸会读国际新闻的日子是我收获最多，最快乐的一段时间。
全球疫情依然嚴峻，請記錄一件你認為值得銘記的疫情事件。
李文亮医生逝世的那个晚上。
他“被修改”死亡时间，半夜席卷微博的“我要自由”，前者让我无力和生气两种情绪交杂，后者尽管存活时间很短，但另一种声音，至少短暂地出现了。
2020出行受限，如何改變了你與他人/世界的關係？有沒有什麼人/事，是疫情過去你一定要去見/做的？
我没有特别的感觉，我本身是一个不太参与社交的人，没有很多朋友，喜欢一个人安静的宅在家。疫情导致的出行受限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享受的状态。
有。因为疫情，学校取消了面授课，我直到毕业典礼都没有回到香港。上课，讨论，Pre，考试，都是通过Zoom；在香港的行李是托别人帮忙收拾寄回内地的；一个月前的毕业典礼也是云上进行；虽然我自知在香港不太可能找到工作，但我依然后悔没有尝试去投递简历，Christy带我们去参观路透社的那天，我的期待，向往与敬佩，那时我对新闻的热情，好像都已经成为过去时了。
疫情过去，我要回到香港，和这座城市好好道别。
說一件你在2020年遭遇的、難以解決的矛盾，這裡的矛盾是指：你感受到自己的信念與行為產生了衝突。
贯穿了一整年的找工作。
动摇的新闻理想与对记者职位的向往，到最终“妥协”，在2020年的倒数第十天我接受了一家（自己加的定语：还算不错的）媒体的策划岗offer。
就算是这样，新闻也是和我相伴五年的专业。新闻是我好奇心安放之处，是我想要努力冲破那一道越筑越高的墙的起点。
分享一個你「忽然理解了我所反對的立場」的時刻。
九月份到北京后，我不断地发邮件投简历，或在软件上与各媒体的hr沟通，「忽然理解了我所反对的立场」的时刻发生在我某次面试过程中。
12月初，我收到了环球网的面试邀请，岗位是国际原创编辑，实为编译岗。我本身并不喜欢这家媒体，但依旧去参加的原因是我想增加更多的面试经验。与hr单独面聊过后，是某主任对我的面试，了解完我的基本信息后，他问我对环球网微博的看法，平常通过哪些渠道看国际新闻，怎么看待端传媒报道香港反修例风波。最后他说“以我肤浅的认识，我从你刚才的回答感觉到你和我们环球网的价值观不符合，你并不认同我们，但你也是改变不了我们的。我相信你做这份工作会很拧巴”。他全程未提政治立场，而是包装为价值观，这是一场让我很不舒服的面试，想要马上结束这段潦草说教的对话。
回家的地铁上，我是愤怒的，可是冷静下来，我觉得他说的对，他准确地形容出我现在的拧巴状态。
这之后的下个星期，我去参加了我即将要入职媒体的二面，等待途中我和另一位有XX日报工作经验的姐姐聊了一会。她知道我有香港读研的经历时，问我“那你的政治立场有被污染吗？”我一时语塞。
这两件事对我的冲击很大。香港，就像洁平老师说的“是一个难得的中国不那么domestic的地方，这是一个gift，这是一个能让你摆脱中国中心视角的地方”，我现在也是，正在重建对这个我生活了22年的国家的认识，重新建立认识中国的框架。
而其他人呢？是因为根本不关心，还是碍于防火墙不愿意去了解，或是甘愿做被洗脑的小粉红？
那国内的媒体呢？是碍于触碰红线的命令吗？
我羡慕香港台湾言论自由的环境，不论是对个人身份认同，还是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可以畅所欲言，也容得下独立媒体的存在。而在内地或是香港，我因为害怕不敢也不愿意当面大声谈论我的立场与想法。写到这，想起一件小事。去年9月的一个周二，我在CVA的放映室看了一场电影《1987》，尽管这之前我在网盘已经看过一遍。在座观众只有零星几位内地学生，其他全都是local。放映中途，不时有听到哭声，电影结束时，哭的人愈来愈多，纸巾一直被来回传递。主持人让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当他指向我时，问我作为内地生有什么想说的，我摇摇头“我不敢说，因为害怕被监听”。其实我有想说的话，现在回想，哪怕是简单的两个字“加油”我也应该说出来。
「忽然理解了我所反对的立场」的时刻是，我不要继续拧巴下去了，而是接受差异。
我不确定我是否还想继续做记者，但能确定的是，我依然相信「新闻不死，只是很喘」。
相比一年前，你與身體的關係發生了什麼變化？你有更喜歡現在自己的身體嗎？
能明显感觉到身体变得很敏感，越来越不好。控制不住地玩手机，看综艺，追剧，连续实习六个月，工作日盯着电脑和手机不停歇……一直想要去查视力换一副眼镜，但不敢，不敢接受度数升高的事实；不想在租的住处烧饭，每餐都是点外卖，周末只用一餐解决；经常吃甜食喝奶茶；颈椎越发难受。
写下来才发现我做了那么多会导致不健康的行为。一定一定要注意身体，希望明年回看年度问卷时，我有付出改变。
經過2020年，你內心是否有找到一個關於自己，不可停止之事嗎？
很惭愧的是没有。在不断参加面试的过程中，我最怕被问到“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我害怕在现场填写简历时，要在小小的框里写下兴趣特长是什么。
“我喜欢什么？我是否有属于自己的不可停止之事？”直到现在也在这个问题依旧困扰着我，每次思考的时候，我脑海里总会掠过一堆借口：我要找到工作才能专心考虑这些……其实，问题出在我不能彻底静下心来，不舍得付出行动，不愿意为不同之事尝试一小步。
回想起大学时每晚去空空的教室里自学韩语，我也曾经很喜欢，享受学习语言的过程。2021年找回那个自己吧，从继续学习韩语，慢翻书，开口说开始。
請與我們分享你在 2020年最常聽的一首歌、最愛的一本書或者印象最深刻的一部電影。
最常听的两首歌必须是Léon的Think about You和Surround Me（年初看美剧《良医》时，Claire和Jared在舞会上双人镜头的bgm是Léon的Surround Me，啊！瞬间被击中。于是把Léon目前为止出的所有专辑和单曲循环了一遍，每次打开Spotify总是先选中这两首再由着系统随机播放，希望疫情过后能到现场去听这位北欧姐姐的Live！）
很惭愧的是今年并没有看几本书。那，最爱的一本书应该是《Normal People》
我不是一个很爱看电影的人，今年只看了张艺谋导演的《一秒钟》，很喜欢用蒸馏水从上倒下清洗胶片的那个镜头。不过对于内容我有好多疑问，但最终的解释毫不意外是“被删减”与“补拍”。在这部之前，还是去年11月在香港亚洲电影节看的《再见伊朗》。我总觉得这两部有一种神奇的关联。
最後，能否請你用一張照片代表你的 2020 年。
請填空：2020，mind matters
請填空：2020，＿＿ mat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