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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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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高尚的納粹德國(見過漩渦的人,未必知道漩渦的樣子──二之二)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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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媒體實在應該為他們對德國撒的謊感到羞恥。」1935年,德國旅途當中,在日記裏頭寫下這句話的人,叫做貝瑞.道姆比爾上將(Sir Barry Domvile, KBE, CB, CMG)。他出身自聲譽卓著的海軍世家,前一年,才剛剛從英國皇家海軍學院校長的位置退下來。此前,他擔任過英國海軍情報局總監。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更曾指揮戰艦與德國交戰。但是現在,他卻成了納粹政權的好朋友。這一年他拜訪德國,受到當局隆重歡迎。黨衛隊首領希姆萊,這個要為大屠殺負直接責任,後來被人叫做「史上最大劊子手」的魔頭,在這次行程當中與這位英國海軍上將發展出了某種奇特的兄弟情誼,他們一起喝酒,一起瞎聊,一起跳德國的農民舞蹈。貝瑞.道姆比爾後來回憶:「希姆萊是一個有魅力的人,非常可親」。當時希姆萊還親自帶着他開車穿越慕尼黑南部漂亮迷人的森林,住進了山上的小木屋,去幹英國上流社會最喜歡的事──打獵。某日清晨三點多,希姆萊忽然跑進他的房間,把他叫醒,對他高唱英國國歌《天佑吾皇》;而他報答的方式就是舉手吶喊:「希特拉萬歲!」

看起來很奇怪是不是?為什麼一個做過英國海軍情報頭目的職業軍人,會這麼容易受到老對手的誘騙?根據朱利亞.博伊德的《Travellers in the Third Reich》,原來這是當年的常見現象,越是上過一戰戰場,見識過戰火殘酷的人,就越不願意重蹈覆轍,越不想讓下一代的年輕子弟白白送命。他們會本能地相信過去的敵人就和自己一樣,不惜一切代價來保住難得的和平。這種心態往往蒙蔽了他們的雙眼,讓他們就算在納粹崛起的期間親自到了德國觀察,也只能看到那些「可愛的窗戶裝飾」。當然,我們還曉得貝瑞.道姆比爾是一個有名的反猶主義者,一個渴慕昔日帝國光榮的右派。這正是他眼前自動搭載的另一道濾鏡,也很可能是我們每一個人都不能擺脫的基本局限。面對外間傳媒種種負面消息,雖然納粹政權展開懷抱,「歡迎大家自己親眼來看看」。可是大多數那個年頭真的親身去過德國的人,都不會因此而對納粹改觀。原來是個右派,就只會看到它的好處;原來是個左派,就只能更加討厭希特拉;每一個人都只能夠看到自己想看的東西,體會到自己想要體會的事物。

1936年的柏林奧運,是一場全面展現新德國的表演。體育場館宏大,開幕式的演出壯觀,奧運選手村供應的食物美味,柏林市容整潔乾淨,志願者高效有禮,市民友好熱情。幾乎絕大部分見證過這次盛事的選手和外國遊客,都對納粹治下的這個國家讚不絕口。就連希特拉站在車上,經過大街進入會場,集權意志完美體現的那一瞬間,都因為它帶來的強烈感官震撼而麻木了所有目睹這個場面的外國人。「就像大風席捲草原一樣,群眾由遠而近地轟然起立,隨他而來的是一種聲音,一種希望,一種大地的禱告。」而這個全場的唯一主角,一動也不動,臉上甚至不掛一絲笑容,只是稍微抬手,恍如正在祝福群眾的彌賽亞。頭戴鋼盔的軍樂團正在演出華格納的序曲,同塲還有理查.史特勞斯指揮的柏林愛樂,和總人數逾千的大型合唱團,為這個場面添上完美的配樂。美國奧委會主席忍不住慨歎:「自從古希臘以來,就再也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比現在這個德國更好地捕捉奧運精神。」美國黑人田徑選手在這次奧運當中表現優異,總是受到滿場德國觀眾的歡呼,後來很多人認為這是當着希特拉的面刮了納粹種族主義一個巴掌,但真相其實更加複雜。例如獲得800米賽事金牌的John Woodruff,他告訴記者在德國那段期間完全沒有遭受任何歧視:「我沒有注意到一絲負面的東西」。400米賽事金牌得主Archie Williams更說:「回家之後有人問我:『那些骯髒的納粹怎麼樣對待你?』我這麼回答:『我沒有看到任何骯髒的納粹,只有一大批友好的德國人,而且我不用坐在巴士的後排。」這難道不是納粹宣傳機器的勝利嗎?那個年頭很多去過德國的美國黑人都有類似的感受,他們會拿自己在美國遭受歧視的經驗來對比德國的情況,覺得身為黑人,自己在德國受到的待遇要比在美國好得多了。至於猶太人,他們一般沒怎麼注意。

當然還是有一批美國來的黑人公開反對納粹的種族政策,例如1934年去德國參加全球浸信會大會的美國代表團中的牧師,他們發表了譴責聲明。不過這並不代表他們不喜歡納粹德國的一切,比如說燒掉一些腐敗人心的壞書,禁止渲染暴力的黑幫電影,淨化社會道德,就是一種值得讚賞的良政。更何況當年馬丁路德也燒過書,背後的用意也許不會差得太遠。其中一位叫做Micheal King Sr的牧師就對這次行程印象非常深刻,乃至於回到亞特蘭大之後,更加堅定了仿效前賢的決心,乾脆把自己和兒子的名字都改成了馬丁路德.金。除了這些神職人員,還有一些年紀比較大的外國遊客也很欣賞德國社會的正能量,他們悔恨自己年輕時漫無目標的日子,看不慣自己國家青年生活的虛無。相比之下,德國年輕人狂熱愛國,願意為一個更崇高的信仰而犧牲一切,反倒是這個腐朽世界中難得的一道清流。

在形形色色到訪第三帝國遊覽的訪客當中,最有趣的是一批作家。首先是湯瑪士.伍爾夫(Thomas Wolfe)這位當年在德國大受歡迎的美國小說家,他本來同情納粹,可他卻是極少有的那種在去過德國之後,態度和立場180度轉變的人,不惜冒着從此書籍在德國被禁,損失一大筆版權收益的風險,發表了一批批判色彩強烈的遊記。英國來的維珍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好像看穿了一場大戲的真相似的,形容整個德國「浮誇而自命不凡」,風景有如「歌劇佈景」,最有名的萊茵河兩岸高塔和廢墟「長得很正確」。愛爾蘭作家貝克特(Samuel Beckett)則似乎無論走到哪裏,都能注意到人生表面的荒謬,他在德國漫遊了大半年,最在意的居然是一連串「人名、日期、出生和死亡」等最客觀最瑣碎的事實細節,任何行為背後的動機和心理都不在他的關注範圍。我最喜歡以《竊賊日記》知名,因為慣性偷竊而不斷出入監獄的法國作家尚.惹內(Jean Genet)這一段話:「這是一個竊賊民族。如果我在這裏偷東西,我不會有絲毫的滿足感,反而只是遵從常規……我什麼都沒冒犯到,越軌是不可能的。我是在虛無之中偷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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