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和他的祥瑞动物
正如四编《大诰》、四场大案，非但不能损害洪武帝的赫赫英明（只留下网友“杀少了！”的叹恨）那样，永乐帝与自家大侄子的亲切交流，也常常被视为大明盛世中的一个小小插曲。朱棣的赫赫武功（至少在内战上如此）掩盖了其极度平凡的知识水平，在“全面恢复洪武旧制”的旗号和他亲自指挥的大量“举国工程”下，永乐帝实际上成为了为整个帝国勾勒未来发展蓝图的总设计师。
他什么都理解，什么都懂得，什么都干涉，什么都指导，在道学上，他要写一篇《圣学心法》，光序言的长度就压倒一部《道德经》。他一边倾心于谋朝篡逆，一面大谈忠孝节义，然而除了后世仰乾隆鼻息的四库馆臣以外，恐怕鲜少有人怀疑他是“允执厥中”之帝王心法的传人，是行走在大地上的“卡里斯玛”型权威。道教徒说他是真武大帝的化身，西天来的喇嘛则管他叫“文殊皇帝”，他自己倒也在宗教领域天赋异禀，不但有《为善阴骘》这样的劝善书籍，还能写作《诸佛如来菩萨名称歌曲》这样的宏篇巨著（其性质大体类似于旧时代的《平安经》）。这些著作被明成祖颁布到寺院、学校、地方衙门，散布到兄弟姊妹、心腹大臣的家中，甚至还要死皮赖脸的送到朝鲜、越南这样的海外藩邦作为批判材料，使得小邦之君也能一览大国领袖的文化水平。
朱棣在文化领域所受的赞誉越多，越证明了这样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即使是一头长着粉红鼻头的公猪戴上王冠，都会有成千上万人为他的闷哼而鼓掌喝彩。先王甚至时王的典谟训诰，和“饭前便后要洗手”的生活常识之间，究竟存在多大的距离，这应当被全体国民重新检讨。
但是我们今天并不打算畅谈永乐皇帝的伟大事迹，只是想简单的聊一聊永乐时期在外交领域的一种特殊现象。虽然蒙古帝国的覆灭让“世界”（至少是“欧亚世界”）的概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使得后起的朱重八自此采取了相对保守、收缩的外交策略，但在能文能武，长相十分英俊的永乐皇帝毫无争议地登上那稳如磐石的帝位后，在喊出“全面恢复洪武体制”口号以后，他仍然需要一些切实的功绩来彰显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弥合帝国因家族内斗而产生的微小创口（大概不过是几十万人的直接死亡罢了）。
在大乱之余，恢复农业，发展经济——这向来是容易的。在肥力尚有余裕的情况下，只要不丧心病狂地肆意收割，人口和钱粮总是会像地里的韭菜一样莫明其妙地自己生长出来。然而朱棣深知舆 论 阵 地的重要性，更理解了“外宣本质是内宣”的伟大道理。他一面亲自涂抹着太平盛世的伟大胜景，一面则让海外藩邦的国君和使臣接过画笔，因此文皇帝所勾勒出的天下要远大于高皇帝，自非洲东岸到亚洲北部，无处不在传颂着他的威名。
在这幅太平图卷中大放异彩的，正是笔者近年来最为关注的研究对象：祥瑞，特别是动物祥瑞。纵观永乐一朝，非但地方奏报祥瑞、中央亲见祥瑞、郑和六下西洋，招致麒麟、福禄、狮子、鸵鸡等，是海外番邦亦蹈海扬波，千里来贡祥瑞、而皇帝迁都、出巡，更是常常有祥瑞出现。略举其目，则有河清庆云、天花宝雨、甘露醴泉、白乌白象、驺虞麒麟、玄兔白雉、嘉禾瑞麦、寶龟灵芝等诸多名色，洋洋洒洒，蔚为大观。瓦岗寨的李密，只能从海外买来“杏黄的蟒袍”，而我成祖文皇帝则可以弄到麒麟（长颈鹿）和福禄（斑马）。蹈海而来的外国动物（祥瑞）成为北京城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然后统一被打包送入皇帝的万兽园，因此在“哥伦布大交换”以外，当然也该存在一个“永乐小交换”，只是所波及的范围极其有限而已。前者带来了亚非拉地区人群和物种的大流动，而后者则向我们彰显了祥瑞动物在外交领域的诸多妙用。
经书上说，祥瑞动物应该是不请自来，不缚自至，是四境之外的蛮夷戎狄死皮赖脸的送到中央的，成祖皇帝自然也如是表述。上古越裳氏和周公的事迹，证明了祥瑞动物在外交领域的第一种作用：小邦之主通过对祥瑞动物的进献，来表达自身的臣服和对中原的卡里斯马型领袖的钦慕。然而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却是凤毛麟角，因为任何国家的君臣都不是天生的奴才或者傻子（尤其是在面对外国人的时候）。
以永乐帝心心念念，甚至率领文武百官郊迎的“麒麟”（长颈鹿）为例，那些向他进贡这硕大无朋之怪兽的国家，难道会把这些在草原间行进的动物视作什么“祥瑞”吗？他们难道是出于对万里之外那个素未谋面的皇帝的敬重和臣服才献上了这“祥瑞”的吗？事实上即使明朝方面的材料也常常透露出实情——骆驼狮子长颈鹿，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从原产地善价买来的，三宝太监的宝船和今日的大卡相仿佛，对于外国的罕见畜生，他也可以批发购入。
据说曹魏曾经用马向孙权买玳瑁翡翠等奇珍，孙权表示：“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苦而不听其交易？”对非洲人而言，“进贡”祥瑞动物估计也完全是基于这种心理，把狮子骆驼什么的送到天朝，是为了获得实打实的外交利益或经济利益。至于明朝皇帝把这些动物拿回去供起来或者煲汤喝，中东或者非洲的百姓恐怕不会有一丁点意见。
这些蕞尔小邦的Mini君主，恐怕也完全无法想象，这些在国内不算太过稀奇的畜生居然可以被塑造成特定的民族主义符号，而统治者则可以利用他们掩盖内部矛盾或者激发对外部势力的痛恨。在社会面临诸多现实问题的前提下，如果有国民能被诱导着对某些畜生致以如此惊人的关注，这种国 民 将成为每个统治者梦寐以求的统治基础。
过去的研究家，多半关注永乐帝是如何“招致”祥瑞动物的，这些来自藩邦的奇妙动物为帝都百姓呈现了一幅万国来朝的美丽画卷。只要想到波斯国给皇上进贡了长颈鹿，即使是在经鸭绿江逃到海东的漫散军人也会骄傲的挺起胸膛。但是朱棣显然比研究者预想的更加高明，他既借助外来的祥瑞动物来巩固内部，也要借助祥它们增进属邦的崇敬和忠诚。
永乐十七年，朝鲜太宗、世宗分遣敬宁君裶，郑易、洪汝方奉表笺如京师谢恩 ，然而待使臣返程前，朱棣却命副使洪汝方留待，令人将“麒麟、狮子、福禄（当即斑马）等异兽”模画，至画好后方让汝方带图轴一并返回。自此以后中朝的长脖子“麒麟”图像遂传入朝鲜，让海东君臣也能一览麒麟之形态，然而朝鲜人究竟如何看待这所谓的麒麟，恐怕就是另一回事了。至少朝鲜大君所用的麒麟补子，上面画的可是传说中那种麒麟而非长颈鹿。
宣德年间，朝鲜君臣曾经有过一段谈话，大家先是锐评了一波宣德皇帝酷爱祥瑞的昏聩，其后又提到了成祖、仁宗两代皇帝所招致的“麒麟”。左代言金赭忽然又说了句风凉话：“我听说，麕身、牛尾、马蹄, 这才是麒麟，可是永乐朝那麒麟，看着蹄子可像牛呀！”最后还是朝鲜世宗给打了圆场：“对，不过长得那么奇怪，大概说是麒麟，也就差不多啦！”成祖刚刚定鼎天下后不久，周王为他送来了名为“驺虞”的祥瑞——这种东西的特点是“白毛黑文”，“食自死之肉”，也就是说它黑白相间且不吃活物（攻击性很低），在不同时期，所谓的“驺虞”很可能也有所区别，有一种甚嚣尘上的说法是这玩意很可能就是近来从美国返回的圣物——丫丫，不是，熊猫。
不过此次周王送来的驺虞倒绝不是此物，根据后世流传下来的图片我们可以确定，周王带来的显然是一只患了白化病的猎豹或老虎。无论是永乐帝还是当朝大臣，都对这只可怜的野兽极尽重视，既郑重迎接，又作诗祝贺。
据杨荣（即赫赫有名的“三杨”之一）的说法，这驺虞是“性则仁厚，不食生物，不践生刍，旼旼穆穆，姿态异常。”听起来和古人所说无异，可是诸君只消再看一眼上面这幅图画，就很容易推断这些描述纯属扯淡。别说它“不食生物”，它吃个杨荣估计还不够塞牙缝的。朝鲜使者躬逢盛事，然而他们记载的可就相当合乎情理。据朝鲜人说，这动物可是被装在笼子里，拷上铐子送到京城的（有效避免了“塌房”的风险，毕竟它要是在路上或者皇宫里吃了个人，很可能引发舆论危机），而且能吃活物的肉（看来野性还不错）。我很怀疑朱棣最后会把这老虎放在哪里饲养，如果也搁在万兽园里，可能之前搜集的白兔白鸡一类，都要无所孑遗了！
朝鲜君臣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视为谙熟中华帝国文化的“他者”，他们不完全身处于永乐帝所编织的权力网罗之内，因此能以相当独特的视角洞破那些让举国呼之若狂的“祥瑞动物”的本质——他们无外乎是个畜生而已。老百姓对这些奇异动物，本来未必有认识，所谓“福禄”（斑马）究竟是瑞兽还是妖怪，完全仰仗着永乐帝乾纲独断的一张硬嘴。动物本身是无辜的，不具备任何政治上的意义，它的涵义完全由官僚或者皇帝赋予，针对它们的崇拜或愤怒无外乎是统治者或被统治者收买的知识精英所塑造的集体幻觉。
笔者在研究明清两朝的麒麟时，发现了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凡是在地方出现的“麒麟”，几乎都完全遵循这样一种发生模式，某地的农民（很可能是佃农）的牛生了一个奇怪的玩意，农民认为这是个妖怪，把它给打死、砍死、烧死，或者天上咔嚓打了个雷，把这玩意劈死。然后乡绅士大夫则姗姗来迟，看着这“麒麟”唏嘘叹息：“是麒麟啊！”于是流着泪写些狗屁不通的纪念文章，或者把麒麟剥皮送到文庙之类的地方供着。孔夫子看到这些患有遗传病的死牛腐尸，不知是否会笑掉大牙？
这种叙事揭示了所谓“祥瑞动物”的本质，它是被那些自诩掌握知识的混蛋士大夫或者王八蛋皇帝塑造出来的，是被拖进权力结构的牺牲品。士大夫塑造出了“明智的读书人”与“无知老农民”的对立，而皇帝则和这些读书人一块编织起“祥瑞动物”的幻梦，但在农民眼中，这“麒麟”不过是母牛生产出的一种怪胎，是不能吃也不能干活的畜生。而在朝鲜人眼中，非洲来麒麟和江西生产的驺虞一样，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自高自大，自欺欺人的士大夫们既愚弄百姓也愚弄了自己，然而在麻醉烟雾中微笑着的确实独揽大权的皇帝。当年杨炯嘲士大夫们是“麒麟楦”——士大夫恰如那套上外皮装麒麟的驴子，把顶上那层皮扒掉，本体仍然是个驴！而在权力阴影下手舞足蹈，把无辜的动物塑造成祥瑞的士大夫，乃至于那在自己构建的权力牢笼中醉生梦死，因为“祥瑞”而欢欣鼓舞，志得意满的皇帝，难道不都是“麒麟楦”吗？可惜没有人用一个大耳刮子打醒他们呀！
不问苍生问鬼神，尚且有药可医；不问苍生问畜生，着实无药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