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杂志丨美国外交政策的崩坏

美国外交政策的崩坏

塞缪尔·莫恩（Samuel Moyn）

二零二三年十月七日将作为美国全球角色的转折点载入史册。这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捍卫和塑造民主的承诺蒙受了沉重一击，人们更怀疑它可以恢复原先的生机。二零二二年，乌克兰战争爆发，美国的响应是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当时，经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任期的噩梦后，那个承诺的公信力曾有短暂恢复。眼下，它再度被摧毁了，汇入到加沙街道的废墟当中。

哈马斯劫持人质，并大规模屠杀了一千两百名以色列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那可怖的一天在加沙引燃了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战争，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哈马斯暴力造成的前所未有的人员伤亡。但当日事件最重大的后果已超出一小块人口稠密的土地及其两百二十万居民的可怜命运之外。这场野蛮入侵迅速终结了有关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完全不切实际地追求民主的怀旧复兴主义，于世界新秩序的到来而言，这一变化的后果无可估量。

仅仅在一年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再度激发了人们对美国恢复其全球领导地位的期待。大西洋两岸的政治家和公关人士论及“民主”与其诉求一点也不更少的敌人之间的僵局。美国的领导地位——冷战期间和之后，人们对此都不陌生——有必要采取一种新的形式，超越那些令其不受待见的明显错误。但乌克兰的困境证明了美国的领导地位不可或缺，并暗示了美国进行改革的可能性。纠偏后的美国领导地位不只值得拥有，而且必不可少。自由派记者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表示，这无异于“最后的最大希望”。（乔治·帕克，生于1960年，美国作家、记者。——译注）

但那更像是最后的虚假希望。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的是，乌克兰战争已陷入僵局。主流外交政策饱受批评，军事行动屡屡陷入泥潭，美国已不再值得信赖，不复能充当全球自由与正义的中流砥柱。加沙强化了这一结论，无须有乌克兰昭示的充斥着屠杀的等待时间；哈马斯采取行动后，对恢复美国领导地位公信力的虚幻渴求在几天而非几个月或几年内就已沦为泡影。而假如美国在向另一场无休止的战争投入资源的同时，将其民主置于危险境地，更糟糕的事情就将发生。

乔·拜登升任总统时承诺，要从内部威胁中拯救民主。最初，他的政府无条件同意以色列发起地面入侵，尽管人们已经预言，那将如实际呈现的那样苦难且血腥。在十月二十日晚的一次电视讲话中，他罔顾国内外对这一次和他的乌克兰政策失败愈发强烈的异议，反而利用这个机会呼吁美国要恢复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而非退守一隅。他援引了“我们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责任”，并忆及他的“朋友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美国已故国务卿）满怀憧憬的话: 美国是那个“不可或缺的国家”。拜登将乌克兰和加沙置于同一框架内，并坚称它们为美国的统领提供了另一个机会。

芬坦·欧图（Fintan O’Toole）在《纽约书评》中写道，总统“对十月七日哈马斯攻击的响应，是要将以色列和乌克兰的战争融合为一场作战”。拜登断定，这两场战争，都是邪恶一方先发制人，而且都没有遭遇挑衅。他表示，在这两场战争中，威权主义者都希望“彻底消灭”民主。在这两场战争中，美国都通过其盟友和自己的行动，蒙受世人召唤，要么捍卫自由，要么美国就会死亡。濒临险境的并非各国的琐碎利益，而是全人类的合理期望。拜登表示：“世界各地的无辜民众因为我们而希望满怀，因为我们而相信更美好的生活，他们奋不顾身，不愿被我们遗忘，正等待我们。”（芬坦·欧图，生于1958年，爱尔兰非虚构作家。——译注）

进入乱局数周后拜登仍在一字不差地重复的那个类比，是成问题的。可事实是，不论是分开来看还是联系在一起看，这两场危机都昭示了美国实力的局限性。看上去两者都在加速美国领导地位的衰退，同时将其自身的民主置于危险之中。世界已迫不及待，但其受害者不应等待美国。过去和现在的错误已令美国不堪重负，乃至于它可能无法从中成功拯救其民主。

从冷战胜利到乌克兰

一九八九年，美国摆脱了数十年的国内冲突和军事暴力，成为冷战的唯一胜利者。自那以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崩坏。

冷战胜利后，共和党总统老布什旋即乘热打铁，宣布了一个将由美国领导、人类从中获益的“世界新秩序”。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老布什成功阻止了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这确立了人们对一个超级大国实施仁爱统治的热切期盼。相较于先前（及之后）的许多灾难，那场战争是一次激动人心的胜利，平息了昔日冷战尤其是越南战争的军事失败残留的可怖记忆。老布什允许伊拉克军队越过边境逃回伊拉克，允许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继续掌权；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克制，这些事件意味着，有了美国的支持，千禧年的自由不必涉及救世主义或鲁莽行事。

一九九零年，老布什用最激动人心的华丽措辞承诺了一个世界新秩序。他解释说：“美国的领导地位无可取代。”“面对暴政，不要让任何人怀疑美国的公信力和可靠性。不要让任何人怀疑我们的持久实力。”这个国家的单边实力将开创“一个新时代：因免于恐惧的威胁而更自由，在追求正义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强大，在追求和平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安全。在这个时代，世界各国，不论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都能繁荣昌盛，和睦共处。尽管已有一千场战争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肆虐，仍有一百代人上下求索这条难以捉摸的和平之路。”

一系列残酷现实破坏了这一宽慰人心的假象，不只有老布什的儿子二零零三年下令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不论是为拯救平民，如在二零一一年的利比亚政权更迭中，还是打着自卫的旗号，如在反恐战争中，眼下都是美国的一千场战争正在肆虐。它们只是令世界变得更劣质，最终足以帮助特朗普在二零一六年变得可信可靠，进而令美国民主自身的连续性岌岌可危。民主党人和共和党的好战分子继续宣扬，美国必须在一场又一场失败战争的阴霾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当特朗普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许多人固然气恼，但被毫不客气地从权力圈子中逐出了四年。

但许多人非但没有推动反思海外无休止的战争如何导致了特朗普意外获胜，反而公然将弗拉基米尔·普京二零二二年二月对乌克兰的入侵当成了天赐良机。据《纽约时报》所述，普京入侵乌克兰为那些受困于不久前的过去的华盛顿精英干部提供了“一种新的使命感”，并且“在美国从阿富汗的混乱撤军以令人沮丧的方式结束了二十年冲突之后仅仅几个月间，再度强化了华盛顿在民主世界中的领导地位。”

显然，普京的行动似乎是为谋取领土征服的返祖目标，而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自二战前以后就从未屈服于这样的目标。那令人极度愤慨，必须予以响应。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残暴行径也为人们的厌恶和愤怒提供了合理的理由。

但恢复美国世界地位的愿望也在变为现实。一段黑暗时期过后，阳光普照的正义事业高地提供了新的风景。大西洋主义精英们可以图谋翻开新的一页，谴责俄罗斯的侵略，同时以显而易见的放松铭记西方自己的侵略。旧剧本被掸去灰尘。外交官们重返商界，组织决议和制裁; 在民主国家共同努力下，大额支票已为一位好朋友开出; 军事装备被派往战场使用; 穿制服的专家们前往各地提供建议; 情报网络忙碌运转。一夜之间，乌克兰战争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恢复了某种意义。事实上，尽管有意见声称北约扩张促成了这场冲突，它也导致芬兰加入了北约，瑞典也走上了自己的道路。国际上，有关民主和自由的熟悉词章被再度传颂。美国从其反恐战争的道德复杂性那里回撤，抵达了一场新的冷战和一片熟悉的道德高地。

乌克兰战争开始的几个月里，无惧俄罗斯的野蛮行径，围绕“西方的团结一致”，一个主导性的共识达成了。除了对普京侵略行径的霸道和残暴感到由衷恐惧，许多政治人物和公关人士一方面沾沾自喜于一项致力于领导地位的全新事业，另一方面显然大感宽慰于将特朗普时代置诸身后。那个时代有的是对北约的攻击和对缺乏战果的战争的关注。

但哪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退普京，英勇打脸了普京将赢得闪电战的预测，这样的欢愉仍无法掩饰陷入困境的风险。假如不能逐出俄罗斯，将其赶回到入侵之前的乌克兰主权边界之外，更不用说回到在其二零一四年吞并克里米亚时违反了的原有边界之外，那么某种协议就必须达成。少数人从一开始就呼吁进行和平谈判，但被挑剔的声音所淹没，那些声音坚持认为，哪怕会有鲜血和财富方面的高昂代价，民主国家也不能向暴君投降，或是去安抚实施了种族灭绝的帝国主义者。

短时间内，随着二零二二年五月哈尔科夫（Kharkiv）地区被乌克兰夺回，俄罗斯有了最大的领土损失，乌克兰战争成了一场位于乌克兰东部的战争。自那以后，哪怕有大肆张扬的“反攻”，战线也只是在微观层面发生变化。

美国已支出近八百亿美元（包括差不多五百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随着德国放弃其和平主义遗产的一切残余，北欧国家放弃其历史上的中立主义，欧洲人全情投入了这场战争。他们可以宣称自己拯救乌克兰民主的事业取得了防御性胜利：假如没有美国和其他国家施加援手，乌克兰不可能与俄罗斯战至形成僵局的地步，这一点无可置疑。但从战争的最初几周开始，那就是事实。自那以后，那些资金和武器对驱逐普京回到原地已毫无作用。尽管代价巨大，有十万以上的人员伤亡和数量惊人的物资损失，但普京仍愿意付出。

一年后，怀疑论者似乎被证明是正确的。莉莉·林奇（Lily Lynch）最近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上评论称：“凸显战争爆发之初媒体报道特色的那种令人窒息的炒作，已凝固成了末日图景。”（莉莉·林奇，是塞尔维亚杂志Balkanist联合创始人、总编辑。——译注）

加沙战争：美国民主救世主公信力的崩坏

十八个月后，美国对哈马斯跨越加沙边界的进犯有类似响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美国有关民主及捍卫民主的锦囊妙计的公信力，几乎从一开始就崩塌了，而且要更明显得多。这一次，美国无法号召全世界团结在其四面楚歌的政策和华丽文宣周围。

这不是因为缺乏尝试。在惊恐万状地响应哈马斯攻击的最初几天，拜登的意见更像是小布什响应恐怖主义的强硬路线。对手是“绝对、百分之百邪恶的”，除了摧毁他们，没有其他政治解决方案。可成对照的是，希拉里·克林顿（她绝不是一个会从伊拉克和利比亚发生政权更迭期间失败的煽动战争记录中学到任何东西的人）在电视上重复着有关哈马斯“野蛮”、“残忍”的同一些陈词滥调，就好像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是二十一世纪政治的可用剧本。民主国家自由世界的事业，显然意味着向以色列开出空头支票。

在这一强调善恶二元对立的摩尼教氛围下，记录显示，小布什本人赞同以不受限制的手段响应发生在以色列的恐怖主义，但反弹表明，在一个人们对小布什的措辞甚少宽容的时刻，拜登正在评估小布什的措辞。“人们至少意识到了情绪性地应对恐怖主义的危险”，政客新闻 （Politico）记者迈克尔·谢弗（Michael Schaffer）评论道。“不论你是否认为这种敏感理当推动政策，那都大有可能是小布什在华盛顿留下的独一无二又漫不经心的政治遗产。”甚至在十月二十七日以色列在加沙的血腥地面行动开始之前，许多美国人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意见都表明，以色列已经收到的空白支票可能需要一些修改。

更直接怀疑的最明确理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中令人焦虑的道德，这使得拜登很难维持巴勒斯坦人和俄罗斯人之间的类比。近几十年来，在由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把持的强硬右翼联盟领导下，以色列一直呈现出反民主的趋势，远非暴政沙漠中的自由绿洲。不论人们如何看待乌克兰获得外部奥援的民主资格，以色列刚刚经历了一场大规模抗议浪潮，人们对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正在放弃他们的民主资格的担心引燃了这次抗议。

更重要的是，哈马斯行为的邪恶固然毋庸置疑，但那也无法否认，是殖民历史制造了加沙的局势。对比巴勒斯坦人民的臣服与普京幻想着复兴的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历史之间的相似之处，哈马斯与普京的相似之处是小巫见大巫的。几天之内，如《纽约时报》所委婉指出的那样，就连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显然也试图在冲突双方的杀戮中找到平衡”。奥巴马是要消弭人们的戒心，想知道暴力循环中，谁没有“一定程度上充当同谋”? 这与九·一一后的共识相去甚远。那个共识是，这个世界上的权贵是无辜的，反对他们的行为不可理喻，他们自己的暴力响应也无可指摘。

即令如是，对拜登及其高级幕僚而言，只是意识到单纯站队以色列不会奏效，就耗去了折磨人的漫长时间。

这场冲突生动呈现了，近年来，尤其是在美国年轻人当中，对以色列默认的同情事实上已在多大程度上被重置了。事实上，拜登及其幕僚意识到美国自由派和左翼观点的深刻转变，正在追赶全球对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的长期支持，他们很快就向以色列传话称，其回旋余地或许不会无限期持续下去。有线电视新闻网去年十一月初报道称: “总统的一些亲密顾问认为，再过几周，而不是几个月，拒绝美国政府承受的公开呼吁停火的压力会变得难以为继。”

十月七日后几天内的事态显示，拜登的战略谋划是，坚持要求以色列做出响应时遵守人道主义限制，以尽可能推迟那一结果的出现。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警告以色列谨慎行事，不要伤害太多平民，这符合美国自己坚持，实际上不受限制，但也被战争中的“人道”承诺抵消了的武装自卫权。正如《世界报》（Le Monde）所评论的那样，白宫强调了“战争法”的重要性，进而“被迫移动指针”。

早些时候，伴随如是提醒的是那些限制措施正得到遵守的保证，尽管也有人员失去生命：就在本文撰写之际，据估计有一万五千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可能包括六千一百五十名儿童。美国人被要求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多么悲惨，作战一方附带死亡（或因充当人体盾牌而死亡）的人数是死于直接恐怖袭击的另一方人数的十倍以上，这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令人惊讶的是，一位美国官员公开承认，有关战争中人道主义限制的新讨论，其理据是唯利是图方面的，即管理日后的公共关系: “假如这真变糟了，我们希望能表明我们过去的陈述。”

局面很快就恶化了。布林肯被迫（部分是因为工作人员的反戈一击）承认，平民死亡是不成比例的。不过，迄今为止，尚未有美国官员公开表示，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条件是其保持克制，这将他们对美国的援助和武器造成死亡的道德关切降低为训诫式的担忧，而以色列可以无视且显然确实无视了这方面的担忧。

屠杀被叫停了四天，随后停火时间得以延长，人质得到交换。之后，拜登政府暗示非常希望看到停火进一步延长，但没有收回对以色列自卫权的支持，也没有质疑其根除哈马斯的目标。

美国缺乏作为全球民主救世主或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长期冲突中公正、诚实的中间人的公信力，这一点在全球南方先于其他地方显现了出来。

尽管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票数谴责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但美国在描绘一项纯粹事业时，只能团结北大西洋，而不能团结全世界。前美国官员菲奥娜·希尔（Fiona Hill）在特朗普时代以其为一项鹰派对俄政策辩护而闻名。去年五月，她在一次精彩而犀利的演讲中表示，全球南方有可以理解的理由不买民主炒作的账，并对乌克兰的防务受制于美国的衰落及其遗留的双重标准表示了遗憾。她称：“人们普遍认为美国自大而虚伪。对美国帮助缔造，并自二战以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的信任，早已荡然无存。”

眼下，美国的以色列政策进一步侵蚀了对乌克兰的支持，和对美国领导地位的地缘政治美德的最后一丝信念。不是所有全球南方对美国在东欧和中东的摩尼教立场持怀疑态度的理由都令人信服，但将西方过去和现在那些道貌岸然的言论视作强者对弱者施暴的众多理由和继续推行全球等级制度的障眼法，全球南方在这方面是理据充分的。正如一位官员所挖苦的那样，假如拜登新近提出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原则意味着美国的加沙政策，那么全球南方“再也不会听我们的了”。

拜登和习近平在旧金山的会晤是在以色列的难题进入新阶段一个月后举行的，但那微不足道的结果很难表明西方正在浮现的针对北京的冷战已被推迟或放松了。事实上，一些人表达了担心，即再来另一场美国支持的战争——乌克兰之外，加上以色列——会干扰他们认为真正关乎存在的战争，即针对中国的行动。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向所有愿意倾听的人保证，美国有能力同时进行多场战争。但即令这是事实，美国全球敌对状态的公信力和合法性也没有得到足够广泛的认同，因而难以为继。

全球南方对高唱自由之歌的华盛顿决策者热衷呼喊复兴口号的做法并不买账。当然，那些国家对被绕过和忽视也很熟悉。但加沙冲突表明，它们对美国恩惠的疑虑正击中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内心。舆论的转向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饱受质疑。

一个世代失败的军国主义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自由派记者帕克发表了一份宣言，其装腔作势的标题是“美国实力新论”（A New Theory of American Power）。他承认，一九八九年冷战结束之前和之后的全球干预主义目前看来难以自圆其说，拜登本人上任后完成的阿富汗撤军也反映了那一教训。但帕克坚持认为，过多干预的答案很难是太多克制。

帕克解释说，那些“生活在西方的安全和舒适状态”中的人无法否认“自由主义价值观……仰赖美国的支持”。他断言，阿富汗之后的乌克兰事态，将美国外交政策的自由主义从一段无所作为和撤出的可怕时期中拯救了出来。无视那些焦虑万分，认为在与俄罗斯的斗争中“美国的武器将一事无成”的人，他提出了一幅修正后的美国力量愿景：它可以拯救乌克兰的民主，更倾向于提供资金和武器而不是派遣军队。但教训是可以一般化的。“称其为拜登主义吧”，帕克总结道。“限制措施将使建立在自由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外交政策在国外更具说服力，在美国选民中更可持续性，抗拒向宏大或悲观方向的下一次摇摆。”

但当代历史——乌克兰战争还在继续，另有比以往更多的资金和武器流向以色列，捍卫那里的民主——没有善待这一愿景。帕克最近评论说，乌克兰战争已陷入僵局：美国的武器除了牵制俄罗斯，终究一无所获。当内塔尼亚胡预言会有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战争，加之美国官员被以色列同行警告说，目前的行动可能持续 “长达十年”，中东的结果会有所不同吗？

当事实证明，美国外交政策精英更善于培育而非化解棘手的冲突时，谨慎和间接干预海外的“新理论”很难缓和对“那些精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任何自信的打击。匆忙发动战争并为日后的混乱结果做打算，美国对此已深有体会，因为美国不只有直接干预的失败，在军火交易和代理支持方面的记录也骇人听闻。哪怕没有派出自己的军队，美国也会卷入无休止的战争。事实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斗争早已旷日持久，政治解决才是唯一出路。

然后是美国自身民主的缺陷问题，它从来就不完美，而且明显在恶化，部分原因是美国梦想通过武力在其他地方推进民主。

一九九零年，老布什在称颂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时评论说：“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在国外有效行动的能力取决于我们在国内的行为方式。”后来的历史不只证明他的说法的正确性，也证明了相反说法的正确性：一系列缺乏通盘考量的战争可能伤害美国的民主，使其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沦为骗子的猎物。

因为，美国战争的最重大后果，是其自由主义的和基于规则的秩序在国内的自我毁灭，就是这样的。可以理解的是，随着本轮中东屠杀的升级，拜登的二零二四年竞选连任团队最早、最明显地抓狂了。一个原因是道德上的。一位竞选工作人员这样评价美国唆使的战争的人道后果：“总统二零二零年竞选的中心思想是‘为美国的灵魂而战’，但政府目前似乎正在为自己的灵魂而战。”但对那些有不同道德或没有道德的人来说，因特朗普可能成为二零二四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有关选举方面灾难政策的战略关切才成了焦点。

那些喜欢指点江山的中产阶级选民开始想知道，在密歇根这个关键摇摆州，数十万穆斯林选民会有怎样的反应。在那里，拜登二零二零年以更少的票数获胜，而特朗普二零一六年胜出。一位阿拉伯裔美国人惊呼：“我永远不会投票给拜登。”但麻烦远远超出了任何特定社区。最初对以色列的支持急剧下降，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支持停火。虽然特朗普绝非反战分子，但民意调查显示，假如他在二零二四年获胜，选民会期待他但任总统是一个较少战争的选项。因为声称要通过战争在国外推进民主，拜登的政策看来正使美国国内的民主倒退——假如美国可以挺过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话。

国会的转变融合了美国新形势的所有微观特征。除了左翼那里有对美国以色列政策的新批评者，国会还出现了对帝国过度扩张持怀疑态度的新右翼。二零二二年，国会首次以一边倒的票数赞成向乌克兰提供比拜登最初要求的更多的资金，不同与此的是，极右翼的众议院新议长迈克·约翰逊（Mike Johnson）犹豫不决。一位同事紧张地向他自己保证：“他绝不是孤立主义者。”约翰逊提议，在每年数十亿美元拨款（一九四零年代以来总计已超过一千两百亿美元）的基础上，再为以色列提供一百六十亿美元的新资金。但因为约翰逊将那笔钱抵押给一群反对征税的憋屈疯子，参议院拒绝了他的提议。迄今为止，他还拒绝了为乌克兰的冰封战争提供更多资金的请求。

利用武力推进民主的美国梦已经过时。哪怕从理论上讲，在道义上站得住脚，其在国外的实践仍以失败告终，要适应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混乱局势更非易事。而且，当美国自身的民主濒临崩溃时，那个美国梦在国内也难以为继。拜登“没有从美国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一头冲进了最新的战争”，史蒂芬·韦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在《纽约时报》上评论道。（史蒂芬·韦特海姆，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译注）

继乌克兰之后，加沙最终确认了一个世代失败的军国主义，这召唤我们留意的并非旧的安全承诺，而是美国在无休无止的战争中衰落了的新现实，以及构想一种难以琢磨的新政治的必要性。这种新政治可能取代一种稍纵即逝的世界秩序，使之变得更美好，因为事情总是会恶化的。

（作者是耶鲁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法、人权、战争法等。本文原题“America’s undoing”，见于英国《展望》杂志2024年1/2月号，是当期杂志封面文章，提前上线于2023年12月6日。小标题为译者添加，有多分段。译者听桥，对机器提供的初步译文校阅后形成现有译文，无法确保理解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