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从余杰的书评得知谭松的著作《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余杰写道：

“二零一八年，在纽约召开的一次关于土改的学术研讨会上，我凑巧被安排在跟谭松住同一个房间。他是典型的四川人的长相，矮小精悍，双目炯炯有神，谈起给他带来灾祸的关于右派和土改的调查和研究来，滔滔不绝，如数家珍。那一晚，我听他谈了几个小时，看到了他体内蕴含的巨大力量和勇气。正是这股力量和勇气，让记录土改这场被普遍遗忘的大屠杀成为可能——尽管这要付出婚姻破裂、中年后流亡异国的沉重代价。

土改是中共统治史上一次几乎被遗忘的大屠杀，记录和研究土改的人，比记录和研究反右、文革、六四等事件的人还少。反右运动中受到迫害的对象多半是知识分子，幸存者有言说的能力，有大量的文字资料存留下来；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很多是官僚及知识分子，文革后相当一部分人恢复了原有的地位，可以有限度地对文革展开“控诉”；而六四屠杀的场景，不仅西方记者当下即有详细记录，流亡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以及“天安门母亲”群体也都在孜孜不倦地记录和言说。

与之相比，谭松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很多土改的受害者及家人仍深陷于恐惧之中：“恐惧，已经内化为个体内在的自动控制程序，一提到那段历史，无论是在穷乡僻壤，还是在都市密室，程序自动启用防‘泄密’功能，让陌生的访问者无机可乘。”中共漫长的极权统治，成功地将恐惧根植到每个人心中：“地富和其后代们不仅财富被抢夺了，肉体被摧残了，精神也被打垮和征服了。”

在《血红的土地》中，谭松记载了若干当事人令人毛骨悚然的讲述：如今年近九旬的李曼在土改时是一名年仅二十一岁学校老师，十三岁那一年就已离开老家，爷爷被划为破产地主，他本人连巴掌大的土地都不曾拥有，却被划为地主，承受了几十种酷刑。其中，最可怕的一种是名为“秤杆”的酷刑，就是将他全身脱光，手和脚反捆在一根棍子上，脚的那一头还挂上石头，再用一根麻绳将他的生殖器捆起，然后将麻绳悬挂在树上。这样，他全身加上石头的重量都吊在生殖器上，肚脐眼上的血直往上喷。他顽强地活了下来，但从此以后成了太监般的废人，一辈子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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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教师多年调查土改真相，十九大前突遭开除

罗四鸰

2017年9月29日

新学期开始，原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副教授谭松正式办理了离校手续，从此告别站了多年的讲台。9月9日教师节前夕，他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7月初写好的一篇文章，关于当天他得知自己被学校解聘的心情，那一天，他突然接到一个辅导员的电话，说他被开除了，让他去办手续。谭松曾经多次因从事红色历史调查研究而出事，对自己今年被开除并不感到意外。“其实，我不应对学校有丝毫怨言，相反，我应当感谢学校——直到现在才开除我。”

在10月召开十九大的前几个月，中共整肃高校教师之风再起，谭松是继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史杰鹏之后，又一位因言论不当而被解职的大学教师。在重庆师范大学教西方文化的谭松认为，自己被开除，不仅是因为他在课堂上牵扯到历史与新闻的讲话偏离了“正确路线”，背离如今日益严格的党性原则，更与自己近年对于1950年代川东土改所进行的调查研究有关。

谭松1955年出生于重庆，1957年，他的父亲、当时任重庆团市委宣传部长的谭显殷到北京参加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四川代表会上，他说：“这次会缺乏民主。”之后，谭显殷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四川东部的一个小县长寿县的长寿湖劳改。当时这里是重庆市的劳改基地，先后接纳了上千名下放干部和上千名出身不好的学生。

谭松1980年代在重庆建筑高等专科学校教书，1990年代先后担任《渝州世界》报主编、《重庆与世界》杂志主编、《中华手工》杂志主编。2000年，他在担任《重庆与世界》杂志主编时做了一期抗战陪都专辑，全面肯定抗战的中心是重庆而不是延安，这与中国共产党所强调的抗战中心和领导者有所不同，这导致了他被迫辞职。

谭松业余时间从事历史研究，先后进行过重庆大轰炸、地主刘文彩等历史事件的调查。从2001年起，他花了三年多的时间进行长寿湖右派调查，完成了50万字的《长寿湖》。此书2011年才在美国出版。还未完成时，2002年7月2日，中共当局指控谭松“收集社会黑暗面”，将他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关押了32天，此后被取保候审一年。

2003年，谭松开始对川东地区的土改历史进行调查研究。川东地区指的是原四川东部，也就是如今大重庆地区。1950年底到1952年底，与中国其他地方相似，川东也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这一运动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财产重新分配和集体化，中国农村结构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改造，地主与富农受到严酷的迫害和肉体上的消灭。不过，至今中国官方认为这一段历史是中共建政之初的一大功绩，不容置疑。除开官方叙述外，极少有学者触碰这段历史。

谭松认为，官方的叙述是“洗脑”，他的采访录填补了这段历史研究的空白。他历经14年，遍访川东土改亲历者，写下50余万字的口述史书稿《血红的土地》，将川东土改血腥残酷的真相记录下来。但也犯了官方大忌，与他所做的长寿湖右派研究一样，这本书也无法在国内出版。

2013年，谭松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了《川东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演讲，对外公布了部分调查研究成果，引起关注，同时也让谭松受到学校的约谈。2017年4月，作家方方的新小说《软埋》因触及土改而遭到左派围攻，而该故事的背景正是谭松采访的川东地区。6月21日，谭松发表文章《读了“从<软埋>历史原型看方方的反共反革命历史观”之后》为方方辩护，认为小说中谈及的土改情况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为此，文章特意讲述了一个在土改中被“点天灯”的年轻姑娘的故事。大约两个星期后，谭松得知自己被学校解聘。

为此，纽约时报中文网用邮件和电话采访了谭松。访谈经过编辑和删减。

问：你这次被校方解聘，与你为方方小说《软埋》辩护有关吗？

答：这肯定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我加入这场论战也给学校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人们一提到我，就说是某某学校的老师，大量骂我为地主翻案的人士还义愤填膺地说：“我们的大学怎么会容许这样的教授存在？！”再加上几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川东土改，也给学校惹了很大的麻烦，上次（2013年——编注）没开除我就是万幸了，所以，我被开除是同调查土改有关系的。但是校方一直没有给我一个说法，经反复询问，只说是“正常调整”。

问：根据你的调查，你是怎么看小说中提到的土改？

答：长期以来，执政当局运用强大的国家力量，彻底妖魔化了地主，也打造了一个不真实的“土改丰碑”。大量的文学家、艺术家们根据当局的旨意，编造了大量的谎言，比如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庄园里的泥塑《收租院》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虚假编造。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有实事根据的，因为我八次到安仁镇（地主刘文彩庄园所在地——原注）采访，采访了还活着的所有刘文彩的长工、佃户、厨师以及几十名相关人士，了解了《收租院》的真相。

方方的小说最可贵也是最有价值的，就是它是这几十年来少有的不是按照官方的调子而是根据历史事实而创作的作品。比如小说中写到的乱打乱杀地主，写到的那种恐怖，都是历史的真实。如果要说我的调查同方方的小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不是指文学形式），那就是，川东土改真实的惨烈程度，百倍于小说！

问：你为什么会对六七十年前的土改历史感兴趣？它对当下中国有何影响？

答：土改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极其巨大，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土地制度、改变了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生态平衡，而且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甚至基本人性，可以用“天翻地覆”来描述。现在我们面对的不少社会问题，都可以从那场运动中找到原因。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列举了土改造成的十大恶果，比如：它摧毁了中国农村的精英阶层和乡村的文化艺术，让不少痞子型的人登上舞台；它破坏了中国乡村的和谐，使残暴和血腥在中国乡村大行其道；它改变了农村贫富价值观——以穷为荣，以富为恶；它把不劳而获、抢劫瓜分别人财物的土匪行为当作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行动。这种作法，既败坏了人心和道德，又为社会的乱象埋下了隐患，等等。这些恶果影响至今。

问：你是怎么想到要去做土改调查的？

答：在“文革”期间，大约是1969年，刚复课不久的我们被组织到附近的一个生产队接受“阶级斗争教育”——就是参加批斗地主、富农大会。先是唱那煽情的控诉地主的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接着是声情并茂地宣讲地主的罪恶；然后是义愤填膺的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记得当人们的情绪调动起来之后，会场的主持人大叫一声：“把地富分子押上台来！”大约有六七个衣着破烂的中老年人被推上台。他们刚上台，一群人冲上去就是一阵拳打脚踢！那几个地富分子被打得东倒西歪、血流满面。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暴打地主，我并不清楚那几个人是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虽然共产党的宣传也让我心中充满了仇恨。但是，我坐在前排，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他们脸上和眼中的痛苦——我感到，那是一种极其无助和凄凉的痛苦。他们头破血流但却不敢叫喊，一个个只是低声呻吟。他们那种痛苦的神情和目光深深触动了我，我突然产生深深的同情。那时我只有13岁，并不清楚地主究竟是不是坏人，他们是不是活该挨打，但是，我总觉得我从他们那种痛苦的神情中看到了一种无辜。因此，当时我就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群情激愤地呼口号。

问：你本人亲自接触过地主吗？

答：1974年我当“知青”下乡到四川省邻水县。我在农村呆了近三年，在同农民们相处好了之后，他们给我讲了大量的心里话，最初让我很震惊的是：他们情愿过当年给地主干活的生活而不愿意当人民公社的社员。他们还说，当年地主对他们很不错，吃得也好。这同我受的教育刚好相反，而我感觉到，他们说的是实话。

给我最大启蒙的是生产队的一个老会计，我住在他家隔壁，天天朝夕相处，他经历了土改的全部过程，他是第一个给我还原土改历史真相的人，那种血腥、残暴、下流、荒诞……老会计说，他也很冤枉，因为小时候曾经抱给一个地主当过干儿子就被评为地主。我当然知道这个地主，他是生产队里最底层的人：卑微、屈辱、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而且，从不敢高声说话，连他的妻子女儿，都畏畏缩缩，像个小老鼠。记得有一天，我路过他住的那个破草棚房，站在门口向里望去。看见一个女人，一个穿得很破烂的瘦弱女人，正在灶台前烧火。她发现有人在看她，抬起头来，一见是我，眼中露出惊慌和羞怯的神色。

我冲着她笑了一下。我永远记得她的反应——她慌慌张张站起来，既手足无措又仿佛受宠若惊！她的那种卑微让我心里突然觉得很难受——一个生活在最低层的人——廖地主的老婆。我由同情开始产生一种隐隐的冲动：要揭示土改和地主的真相。

问：和其他地方的土改相比，川东土改中是如何消灭地主阶级的？有什么特点？

答：在土改中，有一个政策，叫“关、管、杀”，这是专门针对地主和所谓反革命分子的。“关”就是关押——抓进大牢；“管”就是管制，虽然没进监狱，但没有言论行动自由等等；“杀”很好理解，就是肉体消灭。除此之外，地主们的财富全部被没收了，土改让他们变得一贫如洗。另外，强大的宣传把他们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坏人，从此抬不起头来。

当然，各个地区也有一些各自的特点，比如酷刑，不同地区就地取材，发明了它独特的刑罚。比如四川农村有一种饮酒方式，就是众人双手握着一根竹管在一个酒坛里喝酒，土改时人们就根据这个方式发明了一种刑罚叫“吃咂酒”（又叫“猴儿搬桩”），把人的两个大拇指捆在一根木桩上，把木桩破开，中间加一个削子往下敲，这样往往把人的大拇指用麻绳勒断；又如秀山县有一种又硬又尖又长的刺叫“铁棱角”，土改时对地主就大量使用这种刺，叫“滚铁梁角”。

问：2003年，你真正开始调查川东土改。是什么触发你的？

答：那一天，我在川东云阳县彭氏庄园偶然听说，土改时，一个地主老婆被四个民兵用铁条捅下身，导致她子宫破裂而死。当时我一下子情绪极其波动，感到非常痛苦，而以前埋藏心底的念头徒然变作按纳不住的冲动。记得当天晚上，云阳突然倾盆大雨！我曾经在《长寿湖》的后记中写道：“遗忘，让被扼杀的生命又遭受一次不幸——一种比肉体生命消亡更深刻的不幸。”然而，面对地主的苦难，岂只是生命的虐杀和虐杀之后的遗忘？！地富们在付出了财产和生命之后，还要背负着“罪该万死”的骂名，被贴上“遗臭万年”的标记，这才是更深刻的不幸，最大的不幸。人世间的大不公，莫过于此！就是那一刻，我决定不顾一切进行采访。说“不顾一切”是因为当时我还处在“取保候审”的“服刑期”。

问：调查东川土改跟其他敏感历史问题相比，对你来说有什么特殊困难？

答：一是缺乏线索。虽然我知道就在川东地区，仍然有不少土改的受害者和亲历者，但我很难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土改的当事人不像右派有一个相互有联系的群体，他们主要分散在广阔的农村，而我又是在“取保候审”期间，后来又是被监控的对象，根本不敢公开行动和公开寻找，因此，要获得线索很困难。二是调查土改真相是禁区中的禁区，中共的革命合法性几乎都建立在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上，比如“消灭剥削压迫”、“打倒封建势力”、“解放劳苦大众”、“让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等等。人们只能按官方标准说话，如果要让当事人说真话，他们是非常恐惧的。在我所有的采访中，最恐惧的就是土改。所以，土改的采访几乎都是“隐性采访”——即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以聊天的方式获取信息。即便这样，很多人一提到土改，马上就吞吞吐吐甚至闭口不言。（我还经历过被推出门）至于土改中的那些作恶者，更是拒绝采访，比如有一个参与把一个少女轮奸致死的土改民兵，他三次把我们拒之门外。三是还有经济上的困难。我多次下岗，没有收入，土改调查要跑很多地方，费用很大。当然还有信息不准，千辛万苦跑去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几乎无功而返。

问：你采访了多少人？主要是地主阶层吗？

答：有一百多人，最多的是地主后代，老地主们大多已经不在人世，经过土改和随后的大饥荒，已经没多少老地主能活下来。再加上我动手晚了和不敢公开寻找，因此，这一百多人中，只有几个地主。其他的有土改工作队员、土改民兵、农会干部、土改积极分子和当年的贫下中农。他们都是土改的亲历者。

问：能不能说几个他们的故事？

答：当然有大量的故事。比如追逼地主金银，就把很多地主逼上绝路。在川东忠县有一对夫妇叫黎大雪和肖正静，他们是工商业兼地主，在他们所有财产都交完了而土改民兵仍然酷刑追逼时，他们只有自杀。这对夫妇是手牵着手一步步走向长江，走向死亡的。

又如，在原川东奉节县柏杨坝镇的大水井庄园，曾发生过一个烧烤活人的事件。被烧烤的人叫彭吉珍，是地主李亮清的儿媳妇，土改民兵许定胜（音）向她逼要金银，彭吉珍交不出，这位姓许的民兵就把她脱光了用碳火烤她，烤得她乳房和肚子往下滴油。如果不是当时在场的一位农会干事向贤早把区长叫来，彭吉珍会被当场烤死。我在听向贤早讲这个故事时，头皮一阵阵发麻。

罗四鸰，自由撰稿人，现居波士顿。

禁书解读 | 余杰：中共屠杀地主超过了纳粹屠杀犹太人 -- 谭松《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

2021-10-01

有多少归属于集中营世界的现象已经死去，无法复活，如奴隶制度和决斗法典？又有多少现象已经复活，或即将复活？我们每个人能做些什么，从而在这个孕育着种种威胁的世界，至少可以消除其中的一种威胁？——普里莫·莱维

如何记录这一场被遗忘的大屠杀？

第一次读到《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是数年前由一位朋友转来的电子版，读了之后几天几夜不能寐。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相信竟会凶残到这地步。”他没有看到过中共的暴力土改，没有读过这本《血红的土地》，否则这句话必将改写。

那时，我就想为此书写一篇书评。但朋友转告说，作者谭松是体制内的大学副教授，还想继续做右派和地主幸存者的采访工作，不想浮出水面，书稿暂时不出版，所以希望我的书评能缓一缓。我当然尊重他本人的意愿，然而很快我就听到谭松遭到他任教的大学开除、国安恐吓，然后流亡美国的消息——这是坚持说真话的知识分子在极权国家的必然遭遇。

二零一八年，在纽约召开的一次关于土改的学术研讨会上，我凑巧被安排在跟谭松住同一个房间。他是典型的四川人的长相，矮小精悍，双目炯炯有神，谈起给他带来灾祸的关于右派和土改的调查和研究来，滔滔不绝，如数家珍。那一晚，我听他谈了几个小时，看到了他体内蕴含的巨大力量和勇气。正是这股力量和勇气，让记录土改这场被普遍遗忘的大屠杀成为可能——尽管这要付出婚姻破裂、中年后流亡异国的沉重代价。

土改是中共统治史上一次几乎被遗忘的大屠杀，记录和研究土改的人，比记录和研究反右、文革、六四等事件的人还少。反右运动中受到迫害的对象多半是知识分子，幸存者有言说的能力，有大量的文字资料存留下来；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很多是官僚及知识分子，文革后相当一部分人恢复了原有的地位，可以有限度地对文革展开“控诉”；而六四屠杀的场景，不仅西方记者当下即有详细记录，流亡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以及“天安门母亲”群体也都在孜孜不倦地记录和言说。

与之相比，谭松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很多土改的受害者及家人仍深陷于恐惧之中：“恐惧，已经内化为个体内在的自动控制程序，一提到那段历史，无论是在穷乡僻壤，还是在都市密室，程序自动启用防‘泄密’功能，让陌生的访问者无机可乘。”中共漫长的极权统治，成功地将恐惧根植到每个人心中：“地富和其后代们不仅财富被抢夺了，肉体被摧残了，精神也被打垮和征服了。”我母亲的家庭就是此一典型个案：我的外曾祖父是镇上的名医，辛苦创业，勤俭持家，开了药铺、购置了土地，结果成为累及子孙的罪状。我的外公曾被陪绑杀场，被牛皮绳捆绑数日，伤口上生出了蛆虫；我的外婆被强迫背着磨盘在地上爬行，不堪受辱而跳井自杀，又被救起，继续批斗。但他们生前对我守口如瓶、只字不提这些遭遇，直到他们去世后，母亲才告诉我一点点记忆的碎片。作为“黑五类”（地、富、反、坏、右，这五种身份有时会有重合）及其家属，大都竭力摆脱这一耻辱的印记，不会对过去的遭遇念念不忘。

谭松本人出身于中共高级干部家庭，是统治阶级和既得利益群体之一部分。在父母的荫蔽下，根正苗红、聪明能干的他，原本可以在学界出人头地、飞黄腾达。然而，他却选择跟右派和地主等“贱民”站在一起，为受害者、边缘人、无声者发声，乃至让自己也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谭松采访土改幸存者及其后人的工作，是填补历史空白的不朽伟业。

暴力土改是一场规模超过纳粹屠犹的阶级屠杀

谭松因为做土改的口述史而遭到中共秘密警察恐吓和抓捕，表明中共非常害怕其暴行被记载和揭露。中共通过伪造历史、洗脑民众来达到奥威尔所说的“谁控制了历史，谁就控制了未来”。而更可悲的是，在西方的语境中，中共的暴政也被淡化和遗忘——很少西方人认识到，中共政权比纳粹和苏俄更残暴。

在西方的语境中，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被赋予独一无二的特殊性，即便是注意到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古拉格惩戒营的羞耻、柬埔寨人的自相残杀以及阿根廷的“神秘失踪”等恐怖事件的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维莱（他偏偏没有提及中共的暴政），仍坚持认为：“纳粹集中营体系是一个特殊的个案，无论在其规模上还是在性质上，人们从未在其他时间和地点目睹过如此出人意料和复杂的现象——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屠杀如此多的人类，而且将技术智慧、狂热和残忍如此明确地结合起来。”他的这个结论错了，错得离谱——因为他的视野从来没有在中国停留过。如果不是存在某种隐形的种族主义——白人的命比黄人的命贵，犹太人的命比中国人的命贵；如果认同“所有人的命都贵”的普世人权价值，那么，包括土改在内的中共在中国的历次屠杀都应当被记录、被研究、被谴责。

说中共比纳粹更邪恶，似乎是一种“政治不正确”——西方人或犹太人在意的是这种比较似乎弱化了纳粹举世无双的邪恶；然而，这是从无数事实和真相中提炼出来的结论，如果你读了谭松的这本访谈录，如果你足够诚实、正直，你肯定会接受这个结论。

以数量而论，中共仅在建政之初屠杀的地主和反革命的数量，就超过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数量。西方历史学家普遍认定，纳粹屠杀了两百七十万犹太人。而共产党在其建政之初的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屠杀了多少人呢？据中共官方修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记载，仅仅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三年间，中共杀戮和剿灭了所谓的地主、土匪、反革命多达三百一十一万，另外关押和管制了三百六十九万（其中相当部分在劳改营中被折磨至死）。据学者谢幼田在《乡村社会的毁灭》一书中估算，中共在此期间的杀人数目“至少是五百余万人”。

谭松采访的若干幸存者及家属，也本能式地将两者做出对比，如果你尊重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感受，也应当同样尊重暴力土改运动幸存者的感受。地主子女胡永安，当年还是孩童就备受折磨，他的母亲和姐姐都被凌虐至死。他泣不成声地回忆说：“中共的恐怖集中营比希特勒的集中营还厉害，碉楼里共关了我家两个、我大伯母一个、成正安家两个、钟云珍一个、成从仁一个、黄生莲一个，最多不超过十个，竟然被整死了五个，超过希特勒对犹太人屠杀的比例！”

《血红的土地》一书记载的个案，乃是沧海一粟。就时间而言，作者的采访工作只持续了短短四年就被国安强行终止，更多的受访对象随着时光的流逝日渐凋零。就地域而言，受限于种种条件，作者只采访了川东（重庆）地区方圆数百里之内的若干县城和乡村，只能算是小型的区域研究。即便如此，谭松在书中列出一张共计四百四十八人的死难者名单，其中枪杀两百五十四人、自杀七十七人、饿死二十六人、其他八十七人（包括打死、烧死、吊死、强奸致死等）。未来中共的暴政被终结，像台湾民主化之后每个县市都建立自己的二二八纪念碑或纪念馆一样，中国的各个地方都应当建立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而这张收录在书中的死难者名单，必将被镌刻在川东（重庆）的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上。

不研究土改，就无法认清中国之本质

从延安时代开始，西方就对中共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些有着传教士般的理想主义的中国通（其实他们对中国一点也不通）和国务院穿着条纹西装、装腔作势的外交官们，将中共想像成非马列主义的、非苏联式的、带有儒家色彩的、淳朴善良的农民党。他们对《新华日报》上那些声称要效彷西方民主制度的社论信以为真，偏偏对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倡导的“痞子运动”视而不见——毛泽东在这篇早年的文章中，已然暴露出其如猎豹般龇牙咧嘴的嗜血个性，西方人却认为毛泽东比斯大林仁慈得多。这个并不美丽的误会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严重误导了西方的对华政策，这个肥皂泡至今仍未烟消云散。

土改是中共夺权和掌权的秘诀，中共通过土改消灭了中国传统的土地私有制，最大限度地攫取了农村的资源——包括数千万“翻身做主”的农民充作源源不断的兵源。暴力土改消灭了相对而言较为偏向国民党的地主富农阶层，将国民党在农村的影响力彻底根除，这样，龟缩在城市的国民党就不可遏制地走向败亡。

几乎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推行过暴力土改，但就暴力程度而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跟中国相比。中国土改的种种暴力手段，既有从苏俄学来的现代极权主义模式，也有中国自己“古已有之”的酷刑传统——无论是秦始皇还是张献忠，都不乏花样翻新的折磨人的奇思妙想。

在《血红的土地》中，谭松记载了若干当事人令人毛骨悚然的讲述：如今年近九旬的李曼在土改时是一名年仅二十一岁学校老师，十三岁那一年就已离开老家，爷爷被划为破产地主，他本人连巴掌大的土地都不曾拥有，却被划为地主，承受了几十种酷刑。其中，最可怕的一种是名为“秤杆”的酷刑，就是将他全身脱光，手和脚反捆在一根棍子上，脚的那一头还挂上石头，再用一根麻绳将他的生殖器捆起，然后将麻绳悬挂在树上。这样，他全身加上石头的重量都吊在生殖器上，肚脐眼上的血直往上喷。他顽强地活了下来，但从此以后成了太监般的废人，一辈子独身。

另一位老人讲述了亲眼目睹的国民党保长徐国武及七、八名地主遭开膛挖心的场景：民兵将受害者杀害之后，用刀在尸体的胸口割开一个十字口，然后伸手进去将心脏掏出来，还有的人则将死者的脑花掏出来，拿回家作为美食佳肴吃下去，因为中国人有“吃啥补啥”的迷信——刽子手认为这是他们杀人后最佳的酬劳。同样由共产党实行的土改杀戮，这种场景唯有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才会施施然地上演。并非如某些中国文化的热爱者所言——中国是外来的“马列教”的牺牲品；实际上，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暴政传统是接纳现代极权主义的器皿，两者完成了天衣无缝的对接。

胡永安的姐姐胡秀华是四川万县师范学校的高材生，是一名受过现代教育的小学老师，因为是地主家的孩子，且被诬陷是国民党复兴社成员，故而被暴徒们抓走，关押在观音庙。然后，十多名暴徒持续多日对其实施轮奸。其中一名暴徒炫耀说：“地主的嫩女可以随便糟蹋呢，衣服脱光了，把两只手用牛索子捆在四柱床两边，再把大腿分开，用竹签子、铁签子，只要捡得到的东西，都往下身插。”这边在插，那边在哈哈大笑：“深不深，还有好深？这才好耍呢。”胡永安最后见到姐姐，姐姐早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裤子被鲜血染红，几个小时后就悲惨地死去。

这一幕幕惨剧，其恐怖程度超过任何一部以变态杀人魔王为主角的恐怖片。这就是中共的本质，从毛泽东时代到习近平时代，尽管中共努力扮演一种“进化的独裁者”的形象，但其本质始终如一。

谁应该读一读这本书？

《血红的土地》在台湾出版之后，悄无声息，只卖出几百本——在喧嚣的台湾及海外华人世界，每天都有新的议题涌现，这本写半个多世纪之前中共暴力土改的书，很难引起没有承受过中共暴政的苦难的人们的阅读兴趣。然而，我却认为，这本书应当像《古拉格群岛》、《共产主义黑皮书》那样，成为风行全世界的超级畅销书——只有等到《血红的土地》，以及廖亦武的《最后的地主》、杨继绳的《墓碑》、王友琴《文革受难者》等著作都成为人手一册的“必读书”的时候，人们才能认清中共之真面目，并产生同仇敌忾的决心与意志，将这个升级版的“黄纳粹”政权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这本书问世太晚了，但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正在遭遇中共之种族灭绝的西藏人和维吾尔人早该读一读这本书，由此了解中共暴力土改的历史。如此，西藏人和维吾尔人就不至于长期以来对中共怀有单纯热切的幻想。狼的本性就是要吃人，中共从阶级屠杀转向种族屠杀，用的是同一把带血的屠刀。

那些参加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学生和市民，在六四屠杀三十多年之后，也应当读一读这本书。如果他们当年就知道中共有如此残暴，就不会相信“人民子弟兵不会杀人民”的宣传，就不会等到枪声响起之际还认为是橡皮子弹——直到他们看到中弹者倒下，鲜血狂喷，还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一切。

香港的抗争者也应该读一读这本书。香港民主运动的失败，根源在于香港人对中共的本质缺乏基本的了解。泛民领袖华叔（司徒华）生前曾把香港民主寄望于习近平，并预料习近平二零二二年退位时，中共会平反六四。岂不料，习近平既不退位，也不平反六四，却要毁灭香港。幼稚到愚蠢地步的泛民主派，在还有出版自由的时代，很少购买、阅读和研究类似《血红的土地》这样的禁书（如今，类似的书已经从图书馆下架了），轻信“五十年不变”和“民主回归”的迷魂汤，让东方明珠沦为僵尸肆虐的地狱。

那些争先恐后地到中国发大财的拥抱熊猫派和跨国公司老板们也应该读一读这本书。脸书的创办人扎克伯格发过在北京的雾霾中跑步的照片，还在办公桌上摆上一本英文版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推特任命的中国区总经理陈葵此前任职于中国军方和公安部，她上任后发的第一条公开讯息是：“让我们携手向世界诉说伟大中国的故事！”——他们诉说的伟大中国的故事，当然不会包括谭松记录的故事。

中国的那些“先富起来”的资本家们，也应该读一读这本书。昨天，中共可以轻松自如地屠杀数百万地主富农；今天，中共照样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收拾掉大大小小的资本家、企业主和中产阶级。敢于臧否时事的任志强和孙大午双双被判处十八年重刑，比刘晓波判得还重，当局想让他们像刘晓波那样烂死在监狱之中；自以为跟镰刀站在一边、从来都谨言慎行的马云、马化腾等超级富豪，也遭到雷霆之击——共产党不会容忍任何人“富可敌国”。

在抗中第一线的台湾，这本书更应该拥有更多读者。《血红的土地》中记录的受害者，很大一部分与国民党政权有关联，他们早已降服于新政权，并无任何反抗行动，最终仍不免家破人亡乃至被斩草除根。今天那些向共产党卑躬屈膝、甘当共产党之随附组织的国民党人，幻想在台湾被统一之时，共产党会赐予他们一官半职。但从共产党的杀戮史来看，凡是跟国民党有染的人，从来都是共产党消灭的对象。台湾的国民党人对前车之鉴选择性失明，最后只能是羊入虎口。而民进党、公民团体和支持台湾的民众因为缺少与共产党直接对垒的经验，很容易遭到共产党的渗透和欺骗。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如果台湾的政府和民间社会对共产党的本质一无所知，台湾的安全堪忧。“知共”方能反共，阅读《血红的土地》这本书，就是“知共”的第一步。

谭松：挑开土改血腥真相

作者： 蔡詠梅

中国人权双周刊 2016年09月01日

七月三十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会议室，来自重庆师范大学的副教授谭松作《川东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专题演讲。室外是盛夏的艳阳，但室内却弥漫着一股不安的寒意，在谭松冷静讲述和墙上视屏图像中，土改的种种酷刑展现在听者眼前，恐怖得令人脊背发凉。四川川东地区五十年代初共产党土改血腥的真相对于文明世界中成长的香港人实在是太过残酷了。

一位中文大学女教授听不下去，突然插话要求谭松“请不要再讲了！”谭松有点愕然，然后一口回绝道：如果我们不去正视苦难和残酷的真相，这样的历史就会重演。他还以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为例说，这个集中营是很残酷的，但学校老师依然带领学生去参观，因为应该要学生知道真相。

川东土改贯彻刘少奇暴力路线

事后交谈，谭松承认他当初调查川东土改时，那些血腥惨烈的场面他自己也难以承受，但他要抢救历史，拒绝让血腥的历史真实被吞噬和淹没。他在一篇文章中引用流亡瑞典的湖南作家茉莉的一句话说，“为了天空不再黑暗，必须先揭露黑暗。”

谭松演讲的川东土改，是指原四川省所辖的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广安市和黔江地区，即大致今天重庆直辖市区域。谭松是重庆人，他在二○○二年开始调查川东土改历史，走访了十二个县市，访问了四百多个土改亲历者，包括当年的土改工作队队员、民兵、地主子女和知情者、甚至还有受尽酷刑而活下来的地主，所有采访均做了录音录像。最后完成了一部土改专访录，共三十六万字，尚未出版。

川东土改在党占领四川后的一九五一年开始。谭松指出，经过一年半时间土改彻底改变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土地制度，不但摧毁传统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文化传统，消灭了农村精英阶层，还使中国农民沦落为无法自由迁徙的农奴，为中国带来长远的恶劣后果。他在调查中发现，川东是贫穷山区，很少良田千亩的大地主，土改前川东地主平均每人所有土地仅十四点五九亩。许多被打成地主的其实是自耕农，或只是相较富裕的农民，而且党划分地主非常随意，甚至有当教师不需下田劳动也被打成地主。在最穷的巫溪县，一家有两个煮饭的鼎罐就被评为地主。他指出，死于文革的刘少奇领导土改运动，主张暴力土改，双手染血。为了建立新政权的权威，需要杀人立威，所以土改设立人民法庭，下放杀人权，鼓励杀人。一位当年土改工作队员戴廷珍接受他的采访说，“批斗之后就是枪毙，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杀人。党要这样做才吓得住人。”因此对党来说，“土改必须是一场暴风骤雨，也必定是一场腥风血雨。”

利用地痞流氓施残暴酷刑

谭松在演讲中说，土改中最血腥残暴最恐怖下流的行径还不是斗争诉苦会，而是向地主逼浮财这个阶段，索要金银珠宝，逼不出来，贪婪的土改积极分子就使出种种丧尽天良的残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诸如“背火背篼”（在铁皮桶里装满烧红炭火强迫背在背上）、“抱火柱头”（把钢管烧红强迫人手抱）、吊木脑壳（把头部用绳捆起来上吊）、“烧飞机洞”（脱光女子的裤子用火烧下身）、“点天灯”（在头上用粘土围一个圈，注入桐油点灯，或双手手心向上绑起，手窝盛满桐油点灯）等等。一个地主媳妇交不出金银，被脱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

土改积极分子民兵多是地痞流氓，暴力被合法化，使他们得以公开对地主女子施行残忍的性虐待。他们强迫未婚女子脱裤分开两腿被人摸下身，将木块、铁条和脱粒后的玉米棒插进女人下体反复朝里捅。一位叫黎明书的男子回忆说，他的姐姐黎琼瑶当年二十出头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钱，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后被扒光衣服用猪鬃毛扎乳头，无法忍受当天跳堰塘自杀。一位土改民兵连长李朝庚接受谭松采访说，土改时忠县有个未婚女子梁文华还未结婚，本身不是地主，因为是全县著名美女，就被十多个土改民兵抓去轮奸致死。谭松说，利用地痞流氓当革命先锋，是当年被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发动革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发明的。

谭松在演讲结束时，将他调查到的死于土改的受难者名单一一在视屏上打出来。他说，每一位受难者都不应该被人遗忘。

采访艰辛受害者至今心怀恐惧

谭松提到一位台湾学者曾问他：你做这个调查，政府给了你多少资助？（全场大笑）谭松说，他所有调查都是自掏腰包，只要政府不因此迫害他就行了。他冒着风险自费调查是为了抢救历史，也是为受难者讨还公道。他家庭不是土改的受害者，父母都是贫下中农出身，但后来接触到真相，发现自己教育受骗，正义感被激发。

他说，他的调查非常辛苦，一是受访者分散在川东深山老林穷乡僻壤，又没有电话联络，走访非常不易。二是土改时代久远，现仍在世的当事人已寥寥可数。谭松听说一位饱受点天灯酷刑的女子冯光珍仍然在世，立即赶去采访。冯光珍当年十八岁，还是一个学生，因酷刑双手残废。谭松上午采访她，下午这个不幸女子就逝世了。三是恐惧，中国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是毛泽东时代受害最惨因而恐惧感也最深的群体，虽然毛泽东时代早已过去，但恐惧仍深，很多人不敢接受采访。作为采访者的谭松本人也很恐惧，因为他在之前做川东右派调查被重庆当局关押了三十九天，刚获释不久，而且是在保释期间，被勒令不能离开重庆地区，因此他是私下秘密采访。

土改因为涉及中共政权革命合法性问题，是中国现代史中最敏感的禁区，敢于触及的学者少，而且多是以资料做研究，像谭松这样深入一个地区大规模采访做口述历史的可能绝无仅有。现场主持的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琦指出，谭松是首位在他们中心讲土改的大陆学者。

而川东土改调查也只是谭松这十年为抢救历史走上民间调查漫长之路中的一段路程。而他走上这条路，与他的好友重庆文化名士王康有关。

谭松和王康两人最初合作挖掘重庆陪都抗战历史。谭松在重庆外事办的《重庆与世界》杂志任执行主编，在王康的大力支持下，做了一个陪都专辑，全面肯定中国抗战中心是重庆而不是延安，因为触犯党意识形态主旋律，谭松被迫辞职。二○○○年两人又开始调查重庆著名的沙坪坝红卫兵墓园背后的故事，打算制作纪录片，但开张不久即因人告密被公安阻止半途而废。

失业后调查长寿湖右派农场

谭松失业后，生活无着落。这时王康介绍他到重庆社科院三峡组做研究工作，但他上班第一天，一进社科院门，就见到通知说下午开会批判FLG，他非常反感，一时犹豫是否要这份工，向王康咨询，王康一句：“不去也好，保持内心的自由。”使他最后下定决心，从此再未担任过公职，并因此打算用这段不需上班的时间做右派调查。

谭松父亲谭显殷是一九四七年参加党的干部，五七年在重庆团市委宣传部长任上被打成右派，划为反党分子，下放川东长寿县荒凉无人踪的长寿湖劳改。反右后长寿湖作为重庆市的劳改基地，共关押了六百二十七名右派及历史反革命分子，还先后接纳了有各种问题的一千零三十名下放干部及出身不好的一千四百五十五名学生，这片当年交通不便荒无人烟的广阔湖区饱载着右派的苦难和血泪，是川东地区的夹边沟。

二○○一年三月八日谭松拿了下岗证，在父母的鼓励下，他决定调查长寿湖右派劳改历史，但不知如何当面向妻子开口，犹豫半个月后，写了一万字的信，向妻子陈述他决定放弃找工作挣钱一定要去长寿湖的原因，获得了妻子的谅解和支持。这是谭松最困难的时候，家中没有积蓄，他个人整整十个月没有一文收入，旅费困难，阮囊羞涩。他八次租船进湖，遍寻当事者，用了三年时间完成了长寿湖的血泪史，在二○一一年在美国出版了五十万字的《长寿湖 – —一九五七年重庆长寿湖右派采访录》。

就在采访工作半途中，二○○二年七月二日他因调查被党拘押。当局指控他“收集社会黑暗面”，“说要对党的罪行进行清算”，犯了“DFGJZQZ”。当时他刚刚有了一份工作，在《中华杂志》上班，但只拿了两个月工资就失去自由，也失去了工作。虽然只关押了三十九天，但当局警告他出来后不得离开重庆地区和再做调查，否则要关他五年。因此后来的长寿湖右派史调查和川东土改调查，都只能私下悄悄进行。他估计是因为王康建议他流亡美国，当时仍还健在的大右派刘宾雁为他的采访录写序言，王康是重庆受监视的敏感人物，与海外电话来往中惊动了当局。

不后悔选择这条人生之路

在此期间他还与王康合作拍摄制作了一套五集讲述重庆陪都抗战八年的历史纪录片《重庆大轰炸》（在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播出）。因为他是敏感人物，片尾的制作人员名单中，他只能以笔名“木公”出现。

一九五五年出生的谭松，文革后读大学，毕业后在重庆建筑高等专科学校（后合并到重庆大学）教书，一九九一年被评为副教授，是当年该校最年轻的副教授，父亲文革复出后任重庆市宣传部副部长，名正言顺的太子党。如果谭松安分守己，在党建制中一定能够飞黄腾达，但他思想异端，对人生满怀理想和激情，因此与这个体制格格不入。最终脱离党体制，走自己的路，过清贫的生活，做有意义的事。

选择这条路，谭松也曾彷徨过，他七次失业，最长的一年半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社保医保，要靠做医生的妻子养，他内心很苦闷，觉得自己只有激情，不顾头尾，太不务正业。直到二○○○年认识王康，有了同样一个不务正业但却活得很潇洒自在的朋友，他才有了自信。他近年先后在西南师范大学育才学院和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务学院做合同教师，教授西方文化概论、中外文化交流史、英语和新闻采访与写作等课程，向学生传授知识之时，也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将普世价值带上课堂，因而深受学生喜爱，有学生视他为精神上的父亲。他业余时间则全部花在自费的历史调查工作中。

与当年一起出道现已有很高的职称和丰厚的收入的同学相比，在名利上他差了很多，但他没有失落感。他对我说，他不后悔，路是他自己选的，而且他自我感觉活得很精彩很有价值，讲到自己过去落魄时的一些窘态，还哈哈大笑，很以为乐。

川东土改调查完成后，谭松又开始新的民间调查项目，这条路他坚持要走下去。在监狱中，GAJ提审他时指责他思想偏激，专门收集社会阴暗面，看不到“光明”的东西。他在《长寿湖》的后记中如此回应说：

“他们的话让我反省检讨。的确，这些年我怎么像个令人讨厌的苍蝇，专门追逐血腥？可是看到那么多人、那么多作家都在歌唱光明，赞颂伟大，而那么多血泪、那么多真实无人理睬，我只得选择后者。这辈子就破罐破摔吧，我甘愿作一颗老鼠屎，坏那一锅明亮的汤。”

（国内惠寄）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91期. 2016年9月3日 – 9月15日

独立中文笔会：在权力高压下坚持揭露历史真相——独立调查写作的典范谭松

独立中文笔会在此郑重宣布，本会第十六届自由写作奖颁给杰出的独立调查写作者、前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英语副教授谭松先生。

谭松先生一直在权力高压下坚持揭露历史真相的调查写作，克服重重困难，涉足巨大风险，亲到现场田野考察，历时长久，为此付出失去工作、甚至坐牢的沉重代价，但他始终没有后悔和退缩过，显示出一个良心作家的可贵情操，其成果已获得广泛的认可和高度评价。

谭松于1955年在重庆出生，他父亲谭显殷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重庆市委宣传部长。1957年，谭显殷前往北京参加中国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四川省代表会上说：“这次会缺乏民主。”由此被打为“右派分子”，下放到重庆当时在长寿县长寿湖劳改农场。谭显殷在文革后复出，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谭松于文革后上大学，毕业后在重庆建筑高等专科学校（后合并到重庆大学）任教，1991年被评为副教授。谭松作为所谓“红二代”，如果“安分守己”，在中共体制能必能飞黄腾达，但他思想异端，对人生满怀理想和激情，因此最终脱离体制，走自己的路，过清贫的生活，做有意义的事。

1990年代，谭松先后担任《渝州世界》报、《重庆与世界》杂志、《中华手工》杂志主编。2000年，任《重庆与世界》杂志执行主编是做了一个陪都专辑，全面肯定中国抗战中心是重庆而不是延安，触犯中共意识形态主旋律而被迫辞职。此后，他开始调查重庆著名的沙坪坝红卫兵墓园背后的故事，打算制作纪录片，但开张不久即因人告密被公安局阻止半途而废。

2001年3月8日，谭松拿了下岗证，在父母的鼓励下，他决定调查长寿湖右派劳改历史，用了三年时间完成了长寿湖的血泪史。其间遭到当局“收集社会黑暗面”的指控，被加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关押32天，后以“取保候审一年”获释。直到2011年，谭松先生的《长寿湖——一九五七年重庆长寿湖右派采访录》才得以在美国特拉福德出版社（Trafford Publishing）出版。此书首次披露了一个位于重庆地区的毛泽东时代“古拉格”遗址的黑暗真相，揭示了这个中国西南劳改营中数千受难者所经历的血泪苦难，使他们被世人遗忘并被中国历史学界忽略的人道惨案首次进入历史记载，免于被当权者有意湮灭。

在此期间，谭松与好友王康合作，拍摄制作了一套五集讲述重庆陪都抗战八年的历史纪录片《重庆大轰炸》（在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播出）。因为他当时是敏感人物，片尾的制作人员名单中，他只能以笔名“木公”出现。2015年，广东暨南大学出版社才出版了他的《血火与堡垒——重庆大轰炸采访录》。

谭松先生对上世纪50年代初川东土改真相的调查更为意义重大。土改是中共暴政最黑暗的部分，也是中国当代史最大的研究禁区。谭松先生冒着风险闯入这个禁区，是迄今所知第一位调查者。他亲往半世纪前历史现场调查，并采访了许多土改当事人的中国学者，2017年因此被学校开除，被迫流亡美国。2019年初，谭松新书《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由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谭松对川东土改历史真相的调查非常重要，对中共政权建构的革命神话予以了毁灭性的粉碎。

谭松历年来发表专著、译著、辞典、论文、报告文学、评论、杂文、散文四百多万字，曾先后加入重庆市作家协会和独立中文笔会。

独立中文笔会认为，谭松先生在权力高压下坚持揭露历史真相，是长期进行独立调查和写作的典范，是自由写作奖当之无愧的获奖者。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和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张裕执笔）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61期，2019年5月10日—2019年5月23日

《血红的土地》作者：中共土改残暴延续至今

2019-02-08

今年春节前，中国学者谭松的新书《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电子版在海外出版。作者历时14年，采访了上百位川东地区1950年到1952年土改的亲历者，通过他们的口述，还原这段血腥、残暴的历史真相。谭松曾在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任教，因研究、公布土改历史真相，2017年被校方开除，后来到美国，现居洛杉矶。自由亚洲电台驻华盛顿记者林坪日前就这本研究土改的新书专访了谭松。

林坪：谭松先生，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新书《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的大体内容吗？

谭松：主要是对经历过土改的那些人的采访录。采访对象有地主，当然这个比较少了，大多数地主都死了，有土改工作队的当年的成员，还有一些目击者，当时的民兵，一些农会干部。采访的最多的人，就是地主后代。总共这几年采访了100多个人，从他们各自不同的讲述当中，来还原那段历史。我16年前开始采访的，那个时候他们都已经是70多岁、80多岁的人了。我采访的这些人，现在绝大多数都已经不在了。

林坪：1950年-1952年的这段土改历史，国内除了官方之外，很少有人去涉及。当时您为什么对这个题材感兴趣？

谭松：我在前言里面专门讲了这个问题。不是说我有意识的去感兴趣，应当说是一种无意识的感兴趣。因为我不是地主后代，我家里面也不是地主。恰好我家成分是贫下中农。我父母也是1949年之前就投奔共产党的所谓的革命干部。应当说，我不是那种直接同土改发生关系的人。

我13岁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去参加阶级斗争教育，第一次看到把一群地主打得头破血流的场景，我当时心里对他们产生了同情。

后来我到农村去待了3年时间。在那个地方，我接触了地主，同时也接触了大量的贫下中农。当时贫下中农就跟我讲，他们觉得地主当年对他们很好。当时农民跟我讲，我们那个地方接触的地主，他是很冤枉的，他受这种迫害是很无辜的。于是我就埋下了想把这个真相探索出来的念头。

后来在2003年的时候，我偶然在一个地主庄园里面听说，有一个地主的妻子，她被4个民兵晚上凌辱之后，用一个铁条从她下身穿进去，导致她子宫破裂，流血而死。这件事对我刺激非常大，很激动，也很愤怒，我就决定：一定要把这个历史揭露出来，把真相揭露出来。所以我从那天起就开始调查。

林坪：您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找到的这些受访者？

谭松：这就是一个最最艰难的问题：怎么寻找到受害者？就只有走到一些地方去打听。比如我悄悄跑到一个地方去住下来，当然不能说是要采访这个事儿，就要用其他东西来掩盖。我说，听说你们这个地方风景很好啊，或者说这儿有个楼子很漂亮，我想来看看。以这种方式来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就像地下活动一样，这样一点一点的来搜集。不引起人家的警惕。不能拿笔来记，这种情况根本就不能。我做了两年多之后，没有任何人知道我在做这个事儿。

林坪：您在采访过程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谭松：太多了。比如说，当时在土改运动中，对女性的凌辱和残暴，是人类文明难以想象的。举个例子，有个叫梁文华的女性，她因为是当地最美的一个美人而遭殃。她本来也不是地主，她是个老师。她父亲是银行的经理，买了点田地，所以她父亲被拉来斗打。因为她长得漂亮，所以这些民兵们就把梁文华也抓来。抓来之后，一晚上十几个民兵活活把她轮奸致死。

还有一个叫彭吉珍的女的，为了向她逼要金银，居然把她活活的放在炭火上烤，烤得她的乳房和肚皮往下滴油。当然这个人没死，被拉起来了。后来我采访了她的儿子，她儿子跟我讲了亲眼看到妈妈身上的那种伤疤。我书上记录了上百个这种类似的故事。

林坪：您也采访了当时的民兵、土改工作队队员等等，他们有没有感到忏悔呢？

谭松：有。而且有深刻的忏悔。因为这些土改工作队员，有好多人他们后来自己也被整了。了解中共历史的人，就会发现一个现象：你可能是这个运动当中的红人，他利用你；下个运动当中，你就可能成为被整的对象。这就促使他们也反思，导致他们开始觉悟、觉醒。于是在讲的时候，他们好多人还是很忏悔的，觉得不该这样。

林坪：这些受害者的家属、后人，后来他们有没有去追责、上访，要求平反，要求赔偿呢，有做这些事情吗？

谭松：我采访了至少几十个地主后代，没有。他们不仅没有去要求什么索赔，什么平反，而且他们基本上都处于恐惧当中，谈这个事儿他们都害怕。

我采访的一个地主后代，他们的房子非常好，现在还在，别人占用了，后来叫他去拿，他说‘算了，算了，不去拿。待会儿别又来整我。’从这个当中我就感觉到，这个土改运动，还有后来几十年对地主宣传上的丑化和实际上的打压，已经把他们整个的精神和反抗的意志摧毁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地主后代们基本上都没受到什么教育。他们也没有代言人。

林坪：您觉得中共发动土改，主要目的是什么，主要运用了哪些手段，它给今天的中国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谭松：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简单说来，一个目的就是把整个新的他打下来的这片江山，要让这些人臣服于他。恩威并用。恩就是我给你土地。这个土地哪儿来呢？我也没有，我从地主那儿抢过来给你。就让大量的农民对这个政权感恩。同时也让你害怕。土改运动是一个暴力运动，是一个非常血腥的运动。

还有一个目的，他太需要钱了，地主的财产，主要的金银财宝，基本上都是共产党拿走了，解决了他财政上的很大的问题，并没有分给农民。

同时，他通过土改健全了整个他对乡村的统治，把党支部建立到了每一个偏僻山乡中。

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消灭农村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乡绅们，因为他要让马列主义的文化统治农村。

至于土改与现在有什么关系？我认为这是最好的一个问题，也是最值得研究的问题。实际上，土改的手法、方法同现在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东西。土改的时候运用了三种手法：谎言欺骗、暴力镇压、利益收买。这三种手法，他后来几十年的统治，包括现在，仍然在用这种手法。没有变。另外，土改当中这些残暴的手法一直传下来。你看后来的文革运动，包括镇压法轮功，这些残酷、下流的手法一脉相承，没有变。而且他那个打土豪、分田地的本性，现在完全没改。

林坪：谢谢您，谭松先生。

谭松：谢谢。

林坪：谢谢，再见。

谭松：一个被摧折了“阳根”的老地主

讲述人：李曼（幸存地主，1929年生）

编者按：原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谭松，历时14年，访问了100多名亲历土改的地主及其后代，写下50余万字的口述史书稿“血红的土地”。因为曝光了中共的残暴土改历史，2017年遭校方解聘。以下为谭松记录的一位土改幸存者的口述历史。

我是横石村洋沱坝的人，以前我们这儿属于川东奉节县，1952年才划归湖北，四川土改搞得比湖北利害。我的经历丰富呀，我先说我自己，再说我看到和听到的。

我们李氏家族是一个大家族，但我们家已经破产，原因是父亲抽大烟，败了家，搬到高梁村去了，土改时他被评为破产地主。我同爷爷李孟洋住，爷爷也被评为破产地主，我被评成地主。

问：你家没什么田地了怎么要评你地主？

李：满了18岁就要评地主，他们说我解放前在教书，没有劳动，是剥削。我自己耕种那点土地，算不上什么地主，问题出在农会追“浮财”。他们说我家里藏有3000斤黄金，于是我被抓到村上关起来，天天拷打，追逼金银。

我哪儿交得出来，3000斤？3两我都没有看到！他们说：“金子银子！你是个地主，怎么会没得金银？要拿出来！” 交不出来，那就用刑！

一，我本人的遭遇

（一），我土改时所遭受的刑罚

在关押期间，我遭受了几十种不同的刑罚，我讲一些给你听。

1，“飞机下蛋”

“飞机下蛋”就是把人捆在五根板凳中摇晃。手放在下面捆起，脚放在上面捆起，捆好后摇晃板凳，板凳是活动的，把人一摇，扯得人所有骨头要散架。这种刑罚我也受了好多次，它整不死人，只是痛得过火。

2，“背砖”

先把人面朝下睡在板凳上，手扭到背后把一双大拇指捆在一起，再把两个脚的大拇指用麻绳捆得紧紧的，然后把板凳竖立起来，把捆手和脚的绳子从板凳头上挂下来，捆在板凳脚上。这一挂就受不了，人有那么重呀。这还不说，他还在背心上加砖，一块一块的加。我曾经被加过12块砖！我的妈呀，受不了。这种刑受一次后两三天都吃不下饭。

3，“猴儿扳桩”（有的地方叫“吃咂酒”）

猴儿扳桩就是用麻绳把两个大拇指捆在一根木桩上，木桩上破一条缝，加一个木楔子，再用锤子砸木楔，你受得了？当场把指头整断了的都有。

但是，在所有刑罚中，这个刑罚我没有吃大苦，原因就是那个妇联主任同情我，她把一卷陈腐的麻绳交给行刑的民兵，捆上后，捶了几捶，麻绳就断了，再捆，再锤，又断。他们说我会使法，我会使什么法？是那个妇联主任良心。所以这一关我躲过去了。

4，“称秆”

土改时几十种刑罚我都熬过去了，最后有一种差点让我送了命。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我22岁的生日。

他们把我脱光，手和脚反捆在一根棒棒上，再用一根麻绳把我生殖器捆起。棒棒就当作一把秆的秆杆，生殖器就作为秆镐（秆杆上提秆的铁环）。另外，在脚那一头还挂一块石头，作为称砣。捆我生殖器的麻绳上再接上棕绳，然后吊在树上。我全身加石头的重量就吊在我的生殖器上，那个吊上去得了呀！我肚脐眼上的血哟，直往上喷。

问：怎么从肚脐眼上出血？

李：我被吊起后，肚子里面的隔膜全部扯破了，肚子里的血就从肚脐眼上喷出来。

（李曼眼看性命不保）

全靠那个农会主任，他说：“这是个才出林的笋子呀（即：一个年轻人呀），不应该把他搞死了。”

他一手托住我的身子，一刀割断了绳子。把我救下来后，这个主任还把我送到一个80多岁的老医生那儿。老医生说：“嘿，你们注意哟，他肚脐眼上的血不要回进去了，让它尽量流出来。”他说，我肚子里面的隔膜被扯烂了。我不知道流了多少血，我性命保住了，但是，促使生殖器勃起的附睾被扯烂了，从22岁我生日那天起，我就“残废”了，所以现在我是一个“净人”（没有生殖能力的人）。

注：李曼从此独身， 现在，年近九旬的他作为孤寡老人住在利川市社会福利院。

（二），我文革时所遭受的刑罚

抓进村农会的11个人中，只有我一个人活出来，其他人全部整死了。在文革时，又把我抓出来整，他们问我：“你怎么没死呢？” 我说：“我当时想的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这么一句话，差点又让我送了命，他们说：“你留得青山在，你是还想来造反呐？”

一顿暴打！我被打得昏死过去，他们把我丢在地坝，我躺在地上没有知觉了。

这时，他们唆使村里两个傻乎乎的人来整我，他们一个拿一把柏树皮，捆成这么粗的火把，来烧我的眼睛。他们说我土改时没有整死，文革中就要把我打死。我眼睛当时是烧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在地坝上躺了一夜，天要亮时才有两个人把我拖回去。

同院子住的一个姓周的人去请青龙口医院的院长罗远明和大水井的一个眼科医生冉玉清来救我，罗院长看到我眼睛烧到那个程度，肿起多大，就说我的眼睛没有救了。冉玉清说，你先把人救活，我来治眼睛。

结果我人被救活，眼睛也保住了。冉玉清说，那个眼睛有个自动保护，火一烧那个眼珠子就扯到后面去了，外面烧伤，里面还有救。她用了药，把我眼睛包扎起。最后那几天，眼睛痒得很，他们把我手捆起，不准我去抓。对了，他们两个都没收钱，我也没钱。原因是冉玉清曾是我的同班同学，罗院长曾是我的学生。我又一次大难不死。

（李曼眼睛虽然救下了，但从此他只有在一、两尺之内才能辩清人和物。）

二，我的亲眼目睹

土改时我耳闻目睹的刑罚和死亡多得很，死的人中大多数都是我们李氏家族的。

（一），李斗寅之死

李斗寅是我祖父一辈的，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曾经担任龙门中心小学校长。他家多少租嘛？五担租，只有五担租子！他被抓来斗打是为了逼要金银和花纱布匹。

他们给他定一个数字在他头上，要他按那个数字交纳。他哪里有嘛。他交不出来，就把他抓去整。

我们关押在一起，给他用的刑叫“裁肢”，这是我亲眼见到的！

他们用一种叫做“脚拿子”（音）的钢夹子来夹他手指，“脚拿子”用脚踩，钢夹子就是用来扭铁、扭钢的那个夹子。他们把李斗寅的手指夹在钢夹子里，只有几分钟，手指先夹扁，骨头都夹断了，最后只剩一张皮了。人皮不容易夹断。他们把第一节夹了又夹第二节，手指夹了两节才夹完。把这只手整残了后，再整另一只手。不光是手，把两只手裁断了后再裁两只脚。你想，夹那个肉和骨头，慢慢绞，一直把它绞断，要好久的时间，要痛好久。

一节一节地裁，裁断，所以，这种刑罚叫“裁肢”。

李斗寅当时没有死，他的消化器官、呼吸器官还是完好的，不容易一下子死。他们把他丢在一个猪圈里，有些农民看到活活把一个人整死还是不忍心，给他点水喝，有的喂他点稀饭，他又活了几天才死的。他死时68岁，比我爷爷大几个月。

（二），李载承之死

李载承是我堂兄，比我大三岁，同我关在一起。那天，土改民兵把他抓出来，脱光他裤子，把他手扭在后面，往上提起，就像刑罚吊“鸭儿凫水”一样。然后他们抓来地主家的10个女人，哪10个呢？他的亲姐姐、亲妹妹，嫂嫂、族里的婶娘、甚至还有族里的奶奶。民兵们在李载承大腿前放一排板凳，把这10个女人抓来趴在板凳上，把裤子脱了，脱个光屁股，头发绑在板凳上。民兵对李载承说，今天这些都是你的人，全是你家里的人，你喜欢不？你看到这一串白屁股你喜欢哪一个？李载承一声不吭，民兵说：“你不说呀？你不说喜欢哪个呀？那不要紧，我们今天来整。”怎么整呢？他们用竹刷子朝他的生殖器抽打。那生殖器怎么经受得起打哟。

问：这是当众进行的吗？

李：是呀！有些怕来看，有良心的人不愿意来看。但是，强迫动员，强迫他们来看。

一阵抽打后，女人们被民兵拖出去各打50板屁股。李载承被打得撒不出来尿了。他父亲李先昭来帮他，用嘴吸，还吸出来了，吸出来的尿中有一半是鲜血。可是，李载承下身损伤了，一直撒不出来尿，他要断气的时候我去喂他几片洋芋（土豆），我喂他嘴里，他已经不吃了。民兵说：“把他拖出去把脚给他砍了！”他被拖出去就在那个火坑石头上，用砸草那个锤子，榔锤，这么大，砰砰几下就把他脚杆砸断了，两只脚都砸断了。

（李载承遇难时25岁，未婚。）

（三），李先昭之死

李先昭是我叔叔，他是怎么被整死的呢？也用了十几种刑罚，我记不到那么多。印象深的一种叫“卵弹琴”另一种叫“灌水葫芦”。

“卵弹琴”就是用麻绳把睾丸捆起，麻绳接在一根棕绳上面，另一头叫人使劲拉直，绷紧之后就拿锤子，像弹匠弹棉花一样，在绳子上一刮，“嘣”的一声，这边拉得紧紧的，那边一弹，受不了，惨叫。人又是捆起的。

“灌水葫芦”就是把他吊在雪地坝上。怎么吊呢？倒吊，一吊就是一晚上。人倒吊起后，鼻孔是朝天的。土改民兵用壶装了80度的开水，灌他的鼻孔。我叔叔先喷出来的是开水，后来喷出来的就是血了。

天天整，昼夜不停换班整，我叔叔被折磨了一个多月才死。

在采访时李曼激愤地说：这些千奇百怪的刑罚在土改时公开地四下交流，干部、民兵们互相学习，交流经验。发明一种整人的办法就给予奖励。是他（毛泽东）下的这个令，毛泽东硬是要把地主全部要消灭干净！

（四），李怀清之死

我们家族有一个叫李怀清（音）的人，他一只腿有毛病，走路一拐一拐的，外号叫“三瘸子”。土改民兵把他抓来，用铁丝捆扭在他那只病脚上，倒吊起来后，再捆一砣棉花在脚杆上，先用汽油引燃，然后把煤油桐油淋在上面烧。那脚烧得吱吱吱地响。油往下流，火就从脚一直烧到膝盖。李怀清死时57岁。

对了，李怀清的儿子也全部整死完了，其中有一个叫李柏联。他还有个女儿叫李先X——名字记不全了，只知道她在万县省师范读书，才十六七岁，两天就把她整死了。不仅是轮奸，还用了各种下流残酷的刑罚。

李怀清的哥哥叫李伯清，土改时也整死了，但怎么整死的我没有看到，他死时62岁，他就住在我家后面五里路的地方。现在他的房子已经全部毁完了。李伯清的儿子叫李先藩，被枪毙了。

问：你还知道其他被枪毙的吗？

李：还有李汶州、李沛东、李沛承、郑少鼎（音）、李鸿钧。李鸿钧开的染房，又开了药铺。他是我们李家辈数最大的，但他才30多岁，那硬是把他脑壳打得没得了。

（五），李盖五之死

李盖五是我的堂祖父，比我祖父（李孟洋）小九个月。他是我们李氏家族最后一任族长，解放后他还立了功，在奉节县当了统战部长，土改时也把他抓来整，用钳子把铁丝捆在他头上，还捆上一些烂棉花，然后淋上煤油来烧。整了好几天，他最后是饿死的。

（六），李盛槲妻子之死

李盛槲也是横石村我们李氏家族的人，但他“解放前”（1949年前）已经死了。他的老婆姓刘，是嫁到李家屋的媳妇。土改时她50多岁，把她抓来斗打。民兵问她想睡“软铺”还是睡“硬铺”，她想到自己瘦，就回答说睡软铺。

农村有一种植物叫“火马草”，这种草一碰到皮肤就火烧火燎地痛。于是，他们去去割了几背篼“火马草”来，然后把她脱光，几叉叉子把她叉到“火马草”上去，她痛得在上面打滚，那一滚后全身就胖了，肿起来了。接下来他们把她绑起，手脚都绑起，用火钳夹起“火马草”，一束一束地往她阴道里塞。

当时没整死，但是那个鲜血直流。她有一个过继（抱养）的孙孙，有十七、八岁了，是贫农出身。民兵叫他把她背回去。在背回去的路上，她说“我想喝水哟。”她孙孙用角树叶给她捧了一捧水，她喝了就断气了。

（七），王大湜之死

王大湜是我妈妈王明淑娘家那边的人，在土祥镇梅魁乡。那儿有一个王家大庄（园），那是一个文化集中的大家庭。大庄王家有10弟兄，是两个妈生的。大妈是我们李家的子女，是我们的高祖母，嫁过去的。10弟兄中前五弟兄老大，老二、老三都是举人、老四是拔贡（半个举人），老五是秀才。后面五个，老六、老七、老八、老九我记不到名字了，他们都在土改前去世了。土改时只有老幺还活着，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他叫王大湜，又叫湜老爷、么老爷。土改时也把他抓来整，那也是用了各种刑罚，一整几个月呀。他要死之前是这样折磨的。

先把他家里的女人捆好，睡在地上，然后把他捆起，嘴就放在女人的生殖器上。女人撒尿时就要他喝，喝尿。最后把他翻过来，他躺在地上，把他的曾孙媳妇绑起放在他面上。他曾孙媳妇正好来了月经，一股一股的，他们强迫他喝。他喝女人的尿和月经，还多活了几天。

湜老爷的后人，不知道有几个，全部整死完了，只剩下一个，跑到黑龙江去了。

对了，就在那个王家大院里，前后整死了几百人，好像是389人，我写的书上记得有。书记录的是我们李家如何发家，土改如何败下去，有20万字。书被我兄弟拿去了，你现在看不到。

（八），母子俩之死

我们这儿，整死的人多，有的一家一家的整死完。就我们洋沱坝，就有一对母子被整死。

有个小娃娃，把他妈抓来吊起，吊起后，他们把她才满月的小娃娃抱来，用矛杆子从他肛门戳进去，那矛杆子有这么长，戳进肚子里面！这么小的娃儿，他有什么过错？他们把戳在矛杆子上的奶娃举到他妈胸前，说：“你看哟，你儿子来亲热你了，他想喝口奶。”

他妈也死了，两个都死了。

问：妈叫什么名字？

李：妈姓彭，我一下想不起了。

（九），李先昭全家的遭遇

我叔叔李先昭住在离洋沱坝约30里的梅子园，当时与我们洋沱坝同属一个村——横石村（现在不是了）。土改时他家收多少担租？嘿，收8担租！他家还是有好大一坝田，为什么只收8担呢？因为李先昭也是工商业者，他开得有酒厂，收入不靠田地，所以，农民种他的田最划算，农民交一担租，自己要得十担甚至十几担。土改时主要是逼他家的金银。他全家有九口人，除了刚才讲的李先昭和他大儿子李载承，还有6口人死于土改，他的二儿李宗列也是整死的，但我想不起他的死因了。特别是他的三个女儿，被整得最惨。

（当问到那几个女儿，也是李曼的表姐妹是被怎样折磨的，老人不愿意谈。最后，李曼老人终于开口说了一点。）

那些民兵实际上都是些流氓！共产党就用这种人，土改时让他们当了民兵，当了干部。

他们把他女儿面朝下绑在板凳上，说金子就藏在她阴道里，他们用手去挖她阴道里面的金子。干部也去，民兵也去，一个个跑去轮奸。奸了之后，他们说，这一下正好来打她的屁股嘛，就派两个民兵站在两边抡起板子打她两个大腿，把两个大腿打得稀烂鲜血长流。打了后一看，地上有好大一滩从她阴道里流出来的精液。

李先昭的三个女儿中有两个（李载承的妹妹，李曼记不起名字了）在土改中被折磨死了，那些折磨的手法我就没有看到了，是在屋里整的。有一个才16岁，是个中学生。李载承的姐姐整残了，神经失常了，她那年26岁。她也没活多久，一年多后就死了。

他家九口人只剩下一个，就是李先昭最小的儿子，叫李宗沛，当时只有3岁。是同情他的人给他一口饭吃这样他才活下来。李宗沛现在还在，而且还有后代。当年地主子女找不到老婆，后来他找了一个瞎子女人，那个女人给他生了两女一儿，靠他一个远房表姐的帮助，他们都上了大学，有两个还留学国外，有一个还是个博士。

三，我的爷爷李孟洋

爷爷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同秋瑾等人在一起。他毕业以后回来，到成都熊克武手下做事，当时熊克武是四川省的都督。他干了一段时间，觉得不适应官场，就告病还乡回到洋沱坝。

我爷爷酷爱书画，一辈子收藏书画。他回乡后修了一幢房子，农民叫花屋，有三层共九间，其中四大间全部用来藏书。他的藏书有七个方面的来源，我一时讲不了。我们李家祖传的书籍主要也在他这儿。

我曾经给那些书籍编目录，仅目录就编了四大本，每本有两指厚。他的藏书中很有些大部头，记得仅《佩文韵府》就有1800本。

字画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条七、八丈长的白绘绫。白绘绫是日本产的丝织品，完全是真丝。那是我祖父留学日本的一个纪念品，上面有几百人的题字，最前面的一首就是秋瑾写的。她的字比其他人的字大。我很喜欢她那个的字，所以背下来了，现在我还背得到一部分：

地球面积为舞台，五色民族各一派，

太素元素作帷幕，精神脑力为器械，

斗智斗慧斗新奇，刁钻狡狯众称快，

或和或战或悲欢，意态分明演百般，

但知日日登场好，那晓天公冷眼看。

……

问：其他题字的是哪些人你晓得吗？

李：晓得，以前我全部背得，现在一下背不到了。

土改的时候，工作组的人（里面只有一个人识字）说这些书画是封建毒素，要彻底粉碎封建毒素，因此，天天派人来背书去烧。

我很心痛，想阻止，结果被抓去斗打，他们冲我吼：“这些旧意识的东西，这些反动的东西你为什么要珍藏起来？！”

所有的书画都烧干净了，前后烧了五、六个月，光纸灰都挑了几百挑，挑去肥田了。

白绘绫没有烧，农民没见过，以为是布。他们把它撕来分了，拿回去缝成裤子，女的穿起来开会我还看到的。

我爷爷死在烧书之后。土改时我家里已经没有什么财产了，爷爷是个读书人，不善经管，修房子又花了些钱。我爸爸李仲达抽大烟，败了家，分家到另一个村去了。他们把我们抓去整主要是追逼金银。

问：追出些金银了吗？

李：哪里有哟？没得呀，只是从挖坟里挖到一小点。但是玉多，都是从坟里挖出来的。我们家族被挖了几百座坟，全部挖完。他们挖苦说，李家坟埋得好哟，请风水先生看哟，结果挖得一个不剩。

土改那年（1951年）雨多，雪也大。我爷爷被关在一个石房子里，又冻又饿，饿了两三天，最后把他丢在一个石头垒的巷子里，他就死在那儿了。那是1951年的冬天，他68岁。

当时我已经被关押在村上的农会里，爷爷在屋里躺了几天后，他们把我放回来埋他。

你想去看？看不到了。他的坟被人挖了。我们这儿认为，母猪病了，要用人骨头烧成灰来喂，小猪要喂得肥，也要人骨头去喂。于是有一个人（他的后人现在还在）就把我爷爷的骨头挖出来去卖钱，治母猪的病.

采访时间：2016年8月11日、8月13日

地 点： 湖北省利川市柏杨坝镇水井乡水井村

（原奉节县横石村洋沱坝）

记 录：谭 松

采访后记

2006 年8月，我到湖北利川采访当年李氏庄园的土改干事向贤早先生时，就听他说，在李氏八大庄园建筑中，洋沱坝的雕饰最为丰富。他还告诉我，李氏家族有个著名学士叫李孟洋，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医学博士，他有很多书，土改时全部被农民烧了。

十年后，我在制作土改纪录片《血红的土地》时，专程到洋沱坝去拍摄外景。

洋沱坝在著名的大水井李氏宗祠下面10多里的地方，比较偏僻，路也很烂。到达一条小河边时，我向桥边一个小屋里的老人问路。没想到，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就是李孟洋的长孙李曼！

老人一直住在利川社会福利院，当天刚好被家乡的一位朋友接回老家小住。他只比我先到达两个小时。

冥冥中一定有神灵的安排，他仿佛是专程回来等我的到来。他等了65年！

他在他孤寡人生的迟暮之日，用清晰的语言，讲述了六十多年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注:李曼老人在我采访他之后9个月（2017年5月）去世。

谭松：《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运动调查　前言

在“新中国”，有一个被强大国家机器彻底妖魔化了的形象——地主。长期以来，地主已成了贪婪、残暴、奸诈、懒惰、剥削、压迫、甚至“毒蛇”、“豺狼”的同义词。在中共划定的阶级敌人“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中，地主名列榜首，是为“首犯”。

电影《白毛女》中，地主黄世仁是毒辣、凶残的化身；

小说《高玉宝》中，地主周扒皮是贪婪、奸诈的象征；

泥塑《收租院》中，地主刘文彩是暴虐、淫逸的代表；

歌剧《红色娘子军》中，地主南霸天是恶霸、抢劫的标记；

还有那煽起仇恨的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还有那数不清的“忆苦思甜”；

还有那数不清的“阶级教育”；

还有那数不清的“血泪控诉”；

还有……

我，和我们这一代生长在“新中国”的人，大口大口吸着“党妈妈”提供的这种狼奶，终于被培养成亿万嗜血而又疯狂的“毛主席的红卫兵、红小兵”。

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用自己的头脑去想过地主究竟是怎么一个群体，更没有想过去了解一下土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任由历史的真相、殷红的鲜血、民族的不幸掩埋在统治者层层叠叠的谎言、标语、口号和文学家、艺术家们编造的各类作品中。

我是怎么想到去做这部采访录的呢？

我的祖辈是当年川东万县农村的贫苦农民，父母是投奔共产党的革命干部，我本人是饱受“妖魔化”狼奶喂养的“红小兵”，推敲起来，仿佛没有要为地富们“鸣冤叫屈”的“阶级根源”。

我只能说，这是上帝的安排。

是上帝，把一种“不分阶级”的同情心和“路见不平想要吼”的男儿血性安放在我心中。

在“文革”期间，大约是1969年，刚复课不久的我们被组织到附近的一个生产队接受“阶级教育”——参加批斗地主富农大会。

先是唱那煽情的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接着是声情并茂地宣讲地主的罪恶，然后是义愤填膺的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待人们的情绪充分调动起来之后，主持人一声断喝：“把地富分子押上台来！”

六、七个衣着破烂的中老年人被推上台来。他们立足未稳，一群人冲上去就是一阵暴打！歌曲、口号所煽起的仇恨立马找到了一个宣泄口。

几个地富被打得东倒西歪、血流满面。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暴打地主，我并不清楚那几个人是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虽然共产党的宣传也让我心中充满了仇恨。

但是，坐在前排的我却清清楚楚看到了他们脸上和眼眸中的痛苦——一种极其无助和凄凉的痛苦。

他们头破血流但却不敢叫喊，一个个只是低声呻吟。

那种痛苦的神情和目光深深触动了我，我突然产生深深的同情。年仅13岁的我还不能明辨是非，但是，我总觉得我从那痛苦的神情中看到了一种无辜。

几年后，1974年，我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到四川省邻水县。我们刚到，生产队长就给我们介绍队里的阶级成分情况，他重点提到了队里的一个廖姓地主，并要我们提高警惕并同他保持距离。我于是注意观察，发现廖地主真是队里最底层的人：卑微、屈辱、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而且，从不敢高声说话，连他的女儿，都畏畏缩缩，像个小老鼠。

看到他们那个样子，不知为什么，我又产生那种同情。

一天，我路过他住的那个破草棚房，站在门口向里望去。一个女人，一个穿得很破烂的瘦弱女人，正在灶台前烧火。半晌，她才发现有人在看她。她抬起头来，看见是我，眼中露出有些惊慌和羞怯的神色。

我冲着她笑了一下。

我永远记得她的反应——她慌慌张张站起来，既手足无措又仿佛受宠若惊！

她的那种卑微让我心里突然觉得很难受——一个生活在最低层的人——廖地主的老婆。

地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向生产队的老会计问起廖地主的事。老会计说，他完全是冤枉，最初他的成分是贫农，还同大家一块分了“胜利果实”。可是，土改复查时（后来我专门调查过土改的这个阶段），为了分他家的财产，就说他小时曾经抱给一个地主当过干儿子，因此，就把他划成了地主。

廖地主是冤枉的，那么，其他地主呢？

老会计经历了土改的全部过程，在同他建立了良好关系后，他讲给我大量的真实故事和土改血泪，他是第一个给我还原土改历史真相的人，那种血腥、残暴、下流、荒诞……我在农村呆了近三年，在同农民们相处好了之后，他们给我讲了心里话，让我很震惊的是：他们情愿过当年给地主干活的生活而不愿意当人民公社的社员。他们还说，当年地主对他们很不错，吃得也好。这同我受的教育刚好相反，而我感觉到，他们说的是实话。

我觉得，我受骗了，受了中共教育的欺骗。

我由此开始思索，并隐隐产生了要揭示土改和地主真相的念头。

可惜，后来考大学、评职称、谋生计，一直未将此念头付诸实施，错失了调查采访的最佳时机。

第一次产生采写地主的冲动是1997年又一次失业之后。然而，真正付诸实施是2003年3月。

那一天，我在云阳县彭氏庄园偶然听说，土改时，一个地主老婆被四个民兵凌辱后用铁条捅下身，导致她子宫破裂而死。当时我一下子情绪极其波动，感到非常痛苦，而以前埋藏心底的念头徒然变作按纳不住的冲动。

记得当天晚上，云阳突然倾盆大雨！

我曾在《长寿湖》的后记中写道：“遗忘，让被扼杀的生命又遭受一次不幸——一种比肉体生命消亡更深刻的不幸。”然而，面对地主的苦难，岂只是生命的虐杀和虐杀之后的遗忘？！地富们在付出了财产和生命之后，还要背负着“罪该万死”的骂名，被贴上“遗臭万年”的标记，这才是更深刻的不幸，最大的不幸。

人世间的大不公，莫过于此！

于是，我决定不顾一切进行采访。（说“不顾一切”因为当时我还处在“取保候审”的“服刑期”）

然而，一进入，便发现这是比采写长寿湖右派更为艰难的工作。

首先是缺乏线索。

虽然我知道地富们是一个庞大的受难群体，虽然我清楚就在我所在的重庆地区，一定有不少受难者和亲历者。可是，如何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呢？

我不愿此事又被当局扼杀在摇篮中（如两年前调查重庆“红卫兵”墓）。况且，像我这种已有“前科”的人，稍有不慎，便会前功尽弃。这只能是一项偷偷摸摸的地下活动。偷偷摸摸虽然有利于安全，但却不利于寻找线索。因此，采访的进展缓慢而又艰难。

其次是年代久远。

土改是中共当政后的第二年（1950年12月）就开展的运动。几十年后，当年经历最完整、最丰厚、也最悲惨的当事人——老地主们，眼下已寥若晨星。即便费尽心力找到一个，也不是当年（1949年前）真正出租土地的地主。想来，要指望地主们穿过几十年腥风血雨，仍然生龙活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不现实的奢望。这也说明，这项调查采访工作做得太迟了！对此，我既感到遗憾，更感到内疚。

第三是恐惧。

2002年我因采写长寿湖右派，被中共国家安全局抓捕、关押，深深领受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功力。采访地主，这种“领受”有过之而无不及。找到一个线索原本不容易，但当事人的恐惧常常使采访的“含金量”大减，甚至还无功而返。地主如此，地主子女如此，不少参与者也如此。恐惧，已内化为个体内在的自动控制程序，一提到那段历史，无论是在穷乡僻壤，还是在都市密室，程序自动启用防“泄密”功能，让陌生的访问者无机可乘。（地富和其后代们不仅财富被抢夺了，肉体被摧残了，精神也被打垮和征服了。另一方面，也看出中共党国功力的“伟大”——把财产抢了，人杀了之后还要让对方子子孙孙长期生活在恐惧中！正是由于恐惧的原因，使得本书的不少采访，都只能以摆“龙门阵”（闲聊）、拉家常的方式获取信息。

2017年7月，我因为作土改调查，被我所任教的学校开除，在担心又一次被抓捕的恐惧中，我被迫流亡美国，土改调查采访工作中止。

从2003年3月开始调查，到2017年11月6日我采访最后一名地主后代为止，共采访了100多人，勉强记录了那场惊心动魄运动的一些真相。

本书的主要内容，展示了一些现象、一些场景，一些即将被岁月淹没的个体不幸与历史真相。我希望这部采访录，既为人们展示当年那真实的一幕，也为有关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一部血肉文本和相关资料。现在对土改真相的研究还是禁区中的禁区，但一定要有人来做！否则我们既愧对那场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天翻地覆”，更愧对那无数祭献在土改血腥祭坛上的千万冤魂！

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些年的采访中，我设法把绝大部分被采访者录了像，虽然工具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数码相机（带录相功能），效果欠佳，但总能看到听到当事人的鲜活形象和生动讲述。更有幸的是，几年前我遇到了一个很有正义感的学生——懂一些视频制作的丁然同学。在她一年多的艰辛劳作下（甚至冒着被抓捕的风险），九集纪录片《血红的土地》在2017年4月制作完成，从而使人们能感受到比文字更真切、更有冲击力的历史画面。

还要说明的是，此书的序言早在10年前我就写好了，当时是为了以防不测，现在重写，保留了部分当时的文字。

此时，本书中的受访者绝大多数都已经不在人世，他们永远无法看到纪录他们苦难的文字和视频了。而且，即便他们还健在，他们又怎么能看到？十多年过去了，天，不仅依然黑暗，而且更加黑暗。因此，在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上，眼下还没有出版此书和传播视频的可能。

面对那无数消殒在土改血腥祭坛上的冤魂，面对那留下了珍贵讲述但却已然作古的受访者，我目前唯一能做的，是点一排红烛，洒一杯老酒，仰望苍天，祭奠衷肠——

——让那些无声的名字，在民族苦难的记忆里燃烧！

2017年11月18日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