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興傑：為什麼他們如此恨我們？—— 反恐、戰爭與文明衝突

《查理週刊》曾因刊出諷刺「伊斯蘭國」領導人巴格達迪的漫畫而引起極端穆斯林的憤怒，其主編此前就曾收到過死亡威脅消息，但他堅持捍衛言論自由的原則，最終死於這場襲擊。襲擊發生之後，世界各地以「我是查理」悼念死去的媒體人，也抗議恐怖分子的暴力行為。然而，這一事件所折射出來的卻不僅僅是言論自由與暴力之間的關係，而是「聖戰」與反恐之間的對決，現代國家構建與文明衝突之間的角力。

為什麼筆者將反恐與戰爭分開呢？反恐並不意味著以戰爭的形式進行，戰爭只會讓暴力螺旋上升，以牙還牙的血腥報復永遠不會帶來和平。但是反恐卻是必要的，現代恐怖主義自19世紀產生於巴爾乾以來，到2001年達到了歷史高點，世界各國都遭受著不同程度的恐怖主義危害。法國、英國已經將反恐級別提升到了第二高，距離戰爭狀態也只是一步之遙。近年來，法國成為恐怖襲擊的重災區，歐盟境內的恐怖襲擊四成以上發生在法國，法國也是歐洲地區最大的穆斯林移民國家，穆斯林移民達到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但是這些移民只有不到一半擁有法國國籍，穆斯林主要集中於城郊地區，他們佔城市人口的15%，但是犯罪率卻佔七八成，也就是說沒有融入到法國主流社會的穆斯林越來越成為老大難。這次恐怖襲擊的嫌犯就是阿爾及利亞裔的，因法國的特殊性而成為極端主義勢力的主要目標。

《查理週刊》的遇襲事件並非孤例。從2014年5月比利時布魯塞爾的猶太博物館發生槍擊事件，加拿大、澳大利亞先後發生恐怖襲擊。這些恐怖事件與聖戰分子「回爐」有關係，自巴格達迪宣佈建立「伊斯蘭國」，並自封為哈里發之後，伊斯蘭國就成為全球聖戰的中心。從歐洲各國前往伊斯蘭國參加聖戰的志願者就達到3000人，其中不乏年輕女性。這些志願者在敘利亞戰場學會了戰爭技術，響應號召回到自己在法律意義上的祖國，發動恐怖襲擊。中東恐怖主義隨著這些「志願者」回國而蔓延到世界各地。毫不誇張地說，一個恐怖主義帝國形成了，左翼作家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書中認為，帝國是一個全球網絡，是資本對大眾的統治。近期世界各地發生的一系列恐怖襲擊，意味著恐怖主義的全球化已是不爭事實。

《查理週刊》的悲劇透露出一個問題，為什麼穆斯林與這家以政治諷刺為主要內容的雜誌不能相容呢？《查理週刊》諷刺的不僅有先知，也有教皇，但為什麼沒有基督徒去襲擊《查理週刊》呢？可能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查理週刊》諷刺教皇或主教，那叫自嘲，是一種娛樂，而對先知那叫嘲諷，是一種冒犯。對於強者來說，自嘲只是顯示寬容與力量的方式，而對弱者來說，嘲諷是一種足以引起報復的羞辱。法國學者多米尼克·莫伊西認為，「毫無希望的羞辱導致絕望，滋生復仇的慾望，很容易轉向一種毀滅性的衝動。如果你無法達到那些羞辱你的人所達到的高度，至少你可以將他們拉下來，拉到與你一樣低的位置」。以暴力回應自己無法接受的「幽默」，這就是《查理週刊》悲劇的一個根源。

第二，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都是一神教，千百年來一直難以融合，都帶有強烈的「聖戰情結」。

9·11發生之後，美國人問了一個問題，為什麼他們如此恨我們？現在法國同樣面臨著這樣的問題，推而廣之，所有遭受恐怖襲擊的國家都要反思這個最簡單卻沒有答案的問題。

他們？我們？問題本身就包含著答案，如果是兩個國家，我們與他們有清晰的邊界，但是同一個國家中的我們與他們就沒有清晰的界線，至少在法律上是這樣。法國是歐洲最大的移民國家，但是並沒有將佔全國10%的穆斯林群體融入其中。2005年發生的騷亂意味著法國奉行的「共和」原則實效了，世俗國家的原則還是沒有辦法將穆斯林吸納其中。這些穆斯林是在二戰結束之後為補充歐洲短缺的勞動力而來，而阿爾及利亞則比較特殊，理論上還是法國的一部分，但是他們並沒有被完全當成法國人，而是「客籍勞工」。穆斯林社區與白人社區的界線越來越明顯，在一個國家之中出現了文明的斷層線。這種斷層線並非完全由宗教信仰而形成，而是在勞動技能、失業率等社會議題上也出現了斷層。處於城郊的穆斯林能夠感受到城市的繁榮，但是可望不可及。美國前國家安全助理布熱津斯基認為，我們正在經歷一場全球政治覺醒，「歷史上第一次，世界上每一個角落都被激活，這是始於法國大革命，傳播於歐洲，然後在19世紀晚期來到亞洲，在20世紀四處傳播的力量，現在則已經是全球化」。

的確，這是個透明的時代，窮人能夠看到富人的世界，富人喪失了否定的特權，因為窮人有數量優勢。2005年騷亂之後，法國人對移民的負面感受一下子從38%上升到56%，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的主要綱領就是反對移民，在去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這一政黨大獲全勝。該黨領導人勒龐也被認為是站在權力門口的危險女人。而近期也有小說《征服》提出，未來法國可能會成為穆斯林國家。這種擔憂如同亨廷頓在《我們是誰》一書中對美國白人淪為少數族裔的擔憂如出一轍。《查理週刊》的慘劇發生之後，總統奧朗德認為這是一次恐怖襲擊，反恐自是必然，但未必要以暴制暴，以戰爭的形式來回應暴力襲擊。

一旦戰爭啓動，國家的資源和政策都要為戰爭讓步，戰爭的動員必然會導致輿論過激，無辜的人躺著中槍。就像美國前國家安全助理斯考克羅夫特將軍所反思的，「我們在反恐戰爭中形容穆斯林的方式，與我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形容德國人的方式如出一轍。我們把他們非人類化，將他們變成某種仇恨和恐懼的目標，變成敵人」。反對恐怖主義，並不意味著一定要有反恐戰爭。奧巴馬下令空襲「伊斯蘭國」，他說這是反恐，但是沒有說反恐戰爭，是奧巴馬說謊了嗎？未必如此。一是他不想再陷入「戰爭」，二是避免戰爭動員帶來的扭曲，避免暴力的螺旋上升。

反恐不能變成另一種形式的聖戰，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過去一千多年間聖戰不斷，反恐需要避免激活聖戰的因子。在歐洲人的歷史意識中也不乏對伊斯蘭教的恐懼，在歐洲現代文明形成的過程中，伊斯蘭教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比利時歷史學家亨利·皮朗有本書叫作《默罕默德和查理曼》，其中核心觀點在於：倘若沒有穆罕默德，查理曼就根本是無法想象的。導致古典時代傳統發生斷裂的原因是人們所不曾預料的伊斯蘭教迅猛的大擴展。這樣的擴展的後果就是致使東方最終和西方分裂，以及地中海統一性的終結。1453年奧斯曼帝國攻陷君士坦丁堡，伊斯蘭教進入歐洲腹地，教皇曾召集基督教的國王們組成聯軍抗擊異教徒。聖戰的原則就是殺死不改變信仰的異教徒，因此，聖戰帶來的是無時無處不在的戰爭。

在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千年交往史中留下了各種遺產，但是有一點給當代國際政治投下了深深的陰影，那就是移民。當年奧斯曼帝國（又譯鄂圖曼帝國）征服巴爾幹半島留下了穆斯林的居住區，民族主義興起之後，巴爾幹亂成了一鍋粥。二戰結束之後，歐洲成為移民的輸入國，大量的穆斯林湧入，文明的斷層線也隨之延伸到歐洲。歷史的積怨、一神教的不妥協性以及現實經濟社會因素的發酵，讓歐洲成為伊斯蘭國志願者的重要基地，也成為聖戰與恐怖襲擊的重要目標。

《查理週刊》的悲劇，不僅僅是言論自由遭遇暴力，也是世俗國家與宗教信仰、國家整合與多元文化共存之間的困境。歐洲國家在近代打了幾百年，終於放棄了歐洲國家之間的內戰，然而，恐怖襲擊提出了一個尖銳的挑戰，暴力再次成為國內政治面臨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