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伯格和诺贝尔奖之间，隔着一层“去激情化”的政治

作者按：本文首发于“腾讯·大家”专栏，题为《怒视特朗普的气候少女，为什么没拿到诺贝尔和平奖》，发表时有删节。本文为完整版，划线处为被删节部分，下划线处为matters版本增加部分。

2019年度诺贝尔奖曲终人散，最为普通大众所关注、同时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100届和平奖，授予了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阿里（Abiy Ahmed Ali），而非此前呼声甚高的瑞典“环保少女”桑伯格（Greta Thunberg）。

这一结果无疑会让后者的拥趸失望，但在另一重意义上，或许也避免催生了一个早熟的神话。

“作秀”的气候少女？

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桑伯格这个名字进入视野，最密集的信息来自于她在今年9月联大会议上的发言，她“怒目而视特朗普”的画面被媒体津津乐道，而这段发言也被反复引用——“这一切都是错误。我不应该在这里，我本应该在大洋彼岸上学。而你们都来向我寻求希望？你们怎敢！你们用空谈偷走了我的梦想和童年。而我还算幸运的，有人正在受苦、死去，整个生态系统正在崩解！我们正在一场大规模灭绝的开端。你们却只会谈钱，谈论经济永远增长的神话。你们怎敢（How dare you）！”

在中文互联网上，这段发言引发了为数不多的呼应和赞叹，以及铺天盖地的冷嘲热讽。从现场视频来看，桑伯格言辞激烈，表情丰富而夸张，尤其不时低头看稿，几乎看一句念一句的表现，让很多看客质疑是“作秀”，加上此前中国社交媒体上已经颇成气候的言论氛围，桑伯格的出现，似乎再次提供了一个“白左圣母”的例证（尽管她只有16岁），以及此前已有的“父母制造偶像”或“利益集团利用”的说法，甚至有人为她量身打造出“生态主义纳粹”的骂名。

面对这种言论氛围，一些严肃作者也在努力为桑伯格辩诬，将中文互联网上的这种攻击，归结于欧美极右翼网站制造的假新闻和阴谋论被翻译引入中国，并迎合了人们既有的知识盲区、情绪和偏见（《对16岁气候活动家的抹黑与误解》）；或者从瑞典的环境教育角度，努力理解为什么能够在这种氛围中产生桑伯格这样的人物（《什么样的教育，教出来瑞典气候女孩？》）

从某种意义上说，桑伯格的确是一个符号、一个偶像，由此而言她的言行必然有“秀”的成分，这样说并不是出于阴谋论的暗示，毕竟，对偶像的需求植根于人性本身，如果运用得当，它可以焕发出巨大的建设性力量。但一个16岁的女孩子承担起这个角色，既是时势使然，也提醒人们，将巨大的热情寄托在这样一个偶像身上，注定是不牢靠的。

不必嘲笑，也不必讳疾忌医

这位“环保少女”身上一个极为独特的标签，是阿斯伯格综合征（Asperger syndrome），这是她本人所承认的。

阿斯伯格综合征是一种社交与沟通障碍，被认为是广义上自闭症的一种，但症状没有通常的自闭症那样严重，致病机理也不明确，患者并没有智力低下特征，甚至某些情况下智力还显著高于常人（桑伯格在学校的成绩可以称之为优秀），以至于有些医学标准认为其介于“自闭症”和“正常人”之间。

同时据媒体报道，她还有强迫症和选择性缄默症。而选择性缄默症则同样是一种社交焦虑，对中国读者来说，或许最熟悉的例子，就是《生活大爆炸》中那个在不喝醉的情况下无法和亲属之外的女性说话的印度裔怪咖Raj。

桑伯格的这种生理特质，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释她在公共场合发言的表现，同时很容易被他的批评者利用。例如今年联大会议之后，美国FOX电视台的嘉宾Michael Knowles攻击桑伯格是“精神有病（mentally ill）的瑞典小孩”，这种满怀恶意的措辞引发舆论哗然。Knowles本人事后也被迫为此道歉，但他只不过换了一种说法，仍然声称桑伯格有“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er）。

而对于桑伯格的支持者来说，“阿斯伯格综合征”是一个尴尬的存在，因此有些声援文章索性对此持视而不见的态度，或者将此类质疑笼统斥之为人身攻击。

而桑伯格本人，却对这种标签抱一种“大无畏”的立场。精神上的disorder，对她而言成为一种武器。她在社交媒体上声称：“我有阿斯伯格综合征，这意味着我有时不那么循规蹈矩，而且考虑到眼下情况，与众不同是一种超能力。”

而且和一些媒体的说法不同，她并没有明确表示这种症状已经治愈，只是说“我的症状此前限制了我，在我发起罢课之前，我没有活力，没有朋友，也不和任何人说话......而这些现在都不复存在了，因为在这个许多人眼中毫无意义的世界上，我找到了某种意义。”

英国《卫报》文章也提到，“她（桑伯格）的家庭将她的阿斯伯格综合征视为一种祝福，她是那种可以抛弃社交干扰、用一种黑白分明（black-and-white clarity）的方式关注议题的人”。桑伯格本人也承认，“如果我像别人一样、如果我擅长交往，我可能会试着发起一个组织，但是我做不到这个，我不是很擅长和人打交道，所以我自己做事情。”

这种情景，让人想起当年那句红极一时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桑伯格当然不是偏执狂，但相对于芸芸众生，她作为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对于气候危机的关注无疑比常人“偏执”得多。她的精神状态不应该遭到嘲笑，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意识到，这名“气候旗手”的确是被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所驱动，她的愤怒、倔强和黑白分明，都注定不是批评者和赞美者所能轻易理解的。

而对一个批判者的无条件赞美，或许是对他/她的最大嘲讽了。这种讽刺，甚至要超过特朗普推文满怀恶意地“称赞”桑伯格是个“非常快乐的年轻女孩”。

警惕过于澎湃的道德激情

即便和“白左圣母”的污名化划清界限，我们仍然有必要看到，桑伯格是一个“非典型”的行动者，她的诉求中有强烈的、有时过于简化的道德控诉色彩。这种道德控诉或许可以作为运动的助推剂，但恐怕无力支撑起整个运动的逻辑，甚至可能为将来的发展埋藏陷阱。

“整个生态系统正在崩解”、“大规模灭绝的开端”虽然看上去危言耸听，但不妨交给科学家去评判。或许气候危机后果之严重已经超乎多数人想象，甚至“将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已无济于事，亦未可知。

然而真正让人不安的，是在这段标志性的发言中，桑伯格把当下气候危机归结于“你们怎敢”，从而把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增长模式与国际博弈问题，轻易地简化为道德问题，似乎气候危机的根源，是成年人“利欲熏心”“胆大包天”的产物。

事实上，这也不是她在联大一时激情控诉的结论，从以往的街头演讲和媒体采访中，这种思路是一以贯之的。

这种澎湃的道德激情，当然会不乏喝彩之声。但通常而言，社会运动中的诉求越是具体、所针对的对象越是细分，越缺乏戏剧性效果，但问题越容易解决；相反，诉求越是宏观、对象越是宏大，越容易产生轰动效应，但问题反而不容易解决。而在桑伯格的“黑白分明”的思路中，分殊是高度二元化的——“你们这些有罪的成年人”vs“我们这些无辜的青少年”。

这种思路也得到了成年人世界的理解和呼应，例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我们这一代没能恰当地回应气候变化的重大挑战，年轻人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难怪他们会愤怒。”而在各国政要和国际组织领导人中，这种表态不绝于耳，至于说其中有多少是真心诚意，有多少是场面话，恐怕没人能说得清。毕竟，在桑伯格所控诉的这个既成晦暗现实中，这些“忏悔者”也同样曾经为之添砖加瓦。

但除此之外，这种道德化立场会导致潜在的负面后果。

一方面，它可能导致行动者在坚信自己绝对正确的前提下，一味采取激进手段。例如和桑伯格几乎同时声名鹊起的气候抗议运动“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在常规手段之外，也开始采取“冲击”和“占领”方式来声张诉求。另一个间接例子则是，随着全球危机加剧，气候保护和动物保护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找到了契合点，弃绝肉食成为同时能够满足二者诉求的选项（据报道桑伯格的家人在她的劝说下成为素食主义者），而西方近年来声势渐涨的“反物种歧视”（Antispéciste）运动，也因此自我赋予了更多的正当性理据（成为字面意义上不折不扣的“食肉者鄙，未能远谋”），开始频频采取冲击打砸肉铺和屠宰场的方式，来践行自己的理念。

与此相关的另一方面，强烈的道德化立场可能会阻碍最优策略的选择。仍以今年联大为例，在面对特朗普时，桑伯格只能象征性地“怒目相向”（当然她此前也一直激烈批评美国的能源和气候政策），而与此同时，却准备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采取切实法律行动，指控法国、德国、土耳其、巴西和阿根廷五国未能完成巴黎气候协定规定的减排义务。

这让法国总统马克龙非常不满，用外交场合罕见的重话批评桑伯格——“这种极端激进立场本质上会让我们的社会彼此为敌”。

事实上，这位法国总统此前对桑伯格态度相当友好，今年二月还曾经在爱丽舍宫接见后者，但这次看到桑伯格似乎毫无章法的行动，也不得不为本国辩护：“年轻人（以及更年轻的群体）的动员是有用的，但眼下必须集中到那些走得最远的人、那些试图阻碍（拯救气候）进程的人身上，而我不认为法国或者德国政府在阻碍这一进程。”

马克龙的矛头指向谁，显然不言自明。而桑伯格把原本可以引为援手、事实上在气候问题持积极立场的国家，就这样推到了对立面。或许在她的世界观中，41岁的马克龙和73岁的特朗普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成年人”，也都是“偷走梦想和童年”的“你们”。

作为政治宣示，这种划分有简洁明了、直击人心的力量，但很难经得起深入推敲。在一个既定的生产-消费模式中，除了个别孤绝于社会之外的隐士，很难说谁完全是无辜的。成年人固然要为气候危机承担最多责任，但作为群体的年轻人也绝非清白无暇（何况二者界限如何确定，是个无法说清的问题）。

每年全世界天文数字级别的快速消费品，目标主力人群更多指向年轻人：消耗大量资源的电子产品以比摩尔定律更快的速度更新、性能过剩却鼓励升级换代（最典型者如iphone），又如众多“快时尚”服装品牌，不仅目标群体主力就是青少年，季末甚至会将大量滞销衣服销毁来清理库存，虽然决策是成年人做出的，但那个桑伯格眼中清白的“我们”，早就被编制在这张网中。

从桑伯格到阿比·艾哈迈德：去激情化的政治

如果不是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阿比·艾哈迈德的名字可能永远不会被外界大多数人所知道，诺贝尔奖委员会在颁奖声明中称，这位埃塞俄比亚总理之所以获此殊荣，是表彰其在促成“和平与国际合作”方面、尤其是结束旷日持久的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边界冲突所做的贡献。

消弭边境冲突固然是和平奖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成就，而必须放在更加宏观的背景下来看。在致力于结束边境冲突的同时，阿比·艾哈迈德在内政上采取了一系列松绑措施，包括赦免反对派、放松国家对经济的管控、推进经济改革、承认流亡主教地位、缓和教派关系等等。

而在最为外界瞩目的边境争端问题上，解开死局的关键步骤，是阿比·艾哈迈德承认2002年国际常设仲裁法院的裁决，放弃埃塞俄比亚政府此前坚持占有的巴德梅（Badme）地区。换言之，这是一个“予”而非“取”的举动，更不是“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式的“亮剑”行动。

而在一系列决断的背后，是阿比·艾哈迈德的政治履历：他曾在军队服役，参与过联合国维和行动，出任过国会议员和部长，承担过幕僚角色，也领导过党政机器，调解过复杂的族群关系，甚至“干涉别国内政”，斡旋过邻国苏丹的事务，而这一切，都不是通过激情澎湃地质问对方“How dare you”能够做到的。或者，这里正可以提出那个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经典问题：如果你是部长，你会怎么做？桑伯格几乎没有展示出可以鼓舞我们往这个方向联想的任何迹象，而阿比·艾哈迈德的确做到了。

对于“非洲之角”地区来说，这位43岁的年轻总理已经成了近乎救世主式的人物，诺贝尔和平奖又为他锦上添花。但也有观察人士提醒说，非洲大陆并不是第一次出现看上去年轻有为的政治人物，在1980-1990年代，曾经涌现出多位人气高涨的统治者，但最后除了曼德拉，其他人几乎都转向了威权主义。“勇者斗恶龙”最大的悲剧所在，是勇者自己最后长出了鳞片，变成了恶龙。

尽管比桑伯格年长得多，阿比·艾哈迈德的政治经验也足以给她上一课，但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和桑伯格一样，某种意义上说也仍然是一个年轻人，仍然面临着越发艰险的挑战，正如诺奖委员会在颁奖辞中承认的，鉴于埃塞俄比亚族群冲突势头上升，有人认为阿比·艾哈迈德领奖为时尚早，但委员会仍然认为，他的努力应当被承认，并加以鼓励。

“鼓励”从来就隐含着不确定性，近的例子如充满争议的2009年奥巴马获奖，远的例子如缅甸的昂山素季，即便当年毫无争议，近30年后，似乎又走到了初心的反面。而“去激情化”的政治，也还远远没有看到终点。

气候问题在中国，如何知行合一？

近两年来，气候问题明显越来越成为欧洲政治的核心议题之一。无论是法国以“巴黎协定”作为外交主轴之一（并由此凸显出欧美的不同步性），还是欧洲各国绿党近年的触底反弹，都成为这一趋势的组成部分。气候危机不再是小众群体“杞人忧天”的话题，尤其2019年夏天席卷全欧的热浪，导致北欧国家频发森林火灾，这成为促使桑伯格一开始在瑞典议会门前静坐、继而走向国际舞台的重要因素。

然而，对于中国来说，气候/环境问题又是在一个极为不同的语境下展开的，由于地理上的纵深和生态上的多样，气候变化对中国公众舆论的冲击，远不如在欧洲那样深入。

当然，从抽象意义上说，中国人并不排斥气候变化消极后果的命题。许多观察者都援引了2014年的一份调查结果，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中国人对“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这一命题的认同程度最高，不仅远超美国，而且显著超过意、西、法等排名靠前的欧洲国家（甚至超过桑伯格所在的瑞典），这一命题的反对者微乎其微。

即便如此，以切身感受诚实地说，在中国（至少大陆）人的日常生活中，气候变化考量很难说占到任何重要地位。更不必说，席卷多国的“Fridays for Futhur”（星期五为未来）这样的“罢课闹革命”运动，在当下中国还远远无法想象。即便中国人对气候变化命题的认同程度全球最高，但与此同时每年在外卖行业上造成的塑料与纸品包装污染，也堪称独步全球，而我们的日常责任感，都退隐在在两三块人民币的“包装费”之后，心安理得地享受互联网幸福生活。

再举个未必贴切的例子，当桑伯格等人倡导低碳出行、甚至带动起一股以坐飞机为耻的潮流时，中国商业界更感兴趣的，是发现这个国家在经过四十年高速发展后，还有十亿人没坐过飞机，而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商机。

正如同烟花绚烂之后，很少有声音质疑这种庆典的环境成本一样，我们对气候和环境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封冻”状态，很难同其他社会政治议题建立横向或纵向的连接，也还远远没有达到“知行合一”的地步。

托尼·朱特在《沉疴遍地》中提到：“异见与异见活动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的所为......年轻人不会退缩，而且更有可能直视问题，并且要求解决这个问题。”但与此并行不悖的现象是，“他们也比他们的老一辈更容易受到非政治主义的诱惑，亦即政治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么堕落、我们应当放弃它的思想......道德冲动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共和国和民主国家唯有依靠其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才能存在。如果关心公共事务的公民或曰积极公民放弃政治，他们就将他们的社会遗弃给了它最平庸和腐败的公仆们。”

从这个意义上说，桑伯格“黑白分明”的道德激情，对中国人来说其实本质上并不陌生，对其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也早有领略。但在当下，面对“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如何在不同维度上同时保持“去激情化”的警惕、和“再激情化”的赋能，的确是个令人纠结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