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四部第14章第Ⅰ節：三大戰役
第14章 新政權的勝利
Ⅰ 三大戰役
1918年10月12日，李沃夫親王寫信給美國商人查理斯·克萊恩：
布林什維主義在廣大民眾的無政府主義本能中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一種俄羅斯病，只有通過外國干預才能治癒。只有在一支有組織的軍隊的保護下，才能重建俄羅斯的秩序和生機。
長期以來，親王一直把解放俄羅斯的希望寄託在美國身上。與其他反革命分子不同，他對人民起義反抗布爾什維克不抱任何幻想。在臨時政府領導下的四個月，局勢動盪不安，使他對俄羅斯人民作為一支建設性民主力量的潛力產生了懷疑。“格奧爾基情緒低落。”3月13日，李沃夫的姑媽去葉卡捷琳堡的契卡監獄探望他之後，在日記中寫道，“他確信，俄羅斯缺乏有組織的力量去拯救自己，因為它已經被摧毀，拯救只能來自外部。”李沃夫並不相信南方的哥薩克起義。相反，他把目光投向西伯利亞，那裡更有希望在當年春天得到協約國的干預。
李沃夫在監獄裡坐了三個月。他的布爾什維克獄卒，一位來自彼得格勒的前鋼琴製造工人，對親王一見如故，並允許他把自己的農業知識用於幫助其他囚犯，重新整頓監獄農場，讓大家吃上肉和新鮮蔬菜。即使身陷囹圄，李沃夫仍繼續推行他一貫從事的、務實的“建設性改革”。葉卡捷琳堡激進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戈洛謝金希望槍斃李沃夫，因為他涉嫌參與了一起反革命陰謀。但左派社會革命黨在該市的司法委員波梁科夫對案件的真實性表示懷疑，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法官最終被迫釋放了李沃夫。有一個故事——儘管從未被證實——說列寧曾懇求葉卡捷琳堡的領導人釋放這位前總理。獲釋後，李沃夫逃到鄂木斯克，並加入了西伯利亞政府。9月，他代表政府取道符拉迪沃斯托克前往美國，遊說協約國介入白軍反對布爾什維克的運動。
到目前為止，協約國干預的故事一直有點荒謬。沒有一個西方大國知道他們在西伯利亞的目標是什麼；但也沒有一個國家希望被排除在外。以保衛協約國倉庫和保持西伯利亞鐵路暢通為藉口，西方軍隊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陸了。7月初，英國人——由斯托克城工党議員沃德上校率領的米德爾塞克斯營——率先抵達。這是一支真正的老爺軍。它由被宣佈不適合作戰的人組成，被稱為“疝氣營”。他們穿著漂亮的新卡其布制服，顯然不適合西伯利亞的惡劣氣候，很快就成為人們嘲笑的對象。他們不是大炮的炮灰，而是漫畫的炮灰。法國和美國的軍隊陸繼抵達，日本人也接踵而至，但他們的目的仍然不清楚。西方列強希望在西伯利亞建立一個穩定的政府，以重振俄國軍隊，再次組織起對抗同盟國的東方戰線。但是，有吞併俄國遠東野心的日本人，恰恰想要的是不穩定。兩者都試圖通過資助哥薩克軍閥格裡戈裡·謝苗諾夫來達到各自的目的，後者在赤塔的政權聲稱控制著貝加爾湖以東山區。事實上，謝苗諾夫不為任何人服務，只為自己服務。與遠東其他的軍閥卡爾梅科夫和恩琴-施特恩貝格一樣，謝苗諾夫與其說是一位政治家，不如說是一名土匪。他的雇傭軍以難以形容的野蠻行徑搶劫和殺害當地居民。西方民主國家的帑幣從未被如此嚴重地浪費在犯罪上。
隨著高爾察克的出現，協約國終於有了一個俄羅斯民族英雄，他們可以滿懷信心地支援他對抗布爾什維克。得益于英國軍事代表團團長諾克斯將軍的支持，高爾察克從倫敦獲得的援助比其他任何白軍領導人都多。1919年1月，英國向鄂木斯克派出第二個營，同時還派譴一支海軍小分隊在卡馬河上與紅軍作戰，而諾克斯本人則負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接管培訓高爾察克的軍官。但真正重要的是美國的支持，因為其他西方大國無疑會效仿美國。“一切都取決於美國，”李沃夫從東京寫信給克萊恩說。
11月15日，親王終於抵達華盛頓。現在，他對俄羅斯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與總統的會晤上。作為自由世界的領袖，伍德羅·威爾遜肯定會意識到他在道德上有義務促進俄國的自由事業。這當然是一個天真的夢想：隨著世界大戰的結束，美國人無意向西伯利亞派遣更多的軍隊。但是，像許多俄羅斯自由主義者一樣，李沃夫將自由聖地理想化了。“我相信，”他寫信給克萊恩說，“世界大戰正在孕育一個由美國領導的世界新秩序。”李沃夫還確信，威爾遜總統會贊同他的自由主義理想：他們將有一次心靈和思想的碰撞。11月21日，兩個人終於見面了。會議只持續了15分鐘。威爾遜很友好，但不準備討論進一步出兵的承諾。據他的一位助手說，會議結束後，他只說了一句話：“你注意到親王的鬍子有多漂亮嗎？”
經過三個月的環球旅行，他所有的希望都落空了。如果李沃夫是一個普通人，這種失望足以徹底粉碎他的樂觀精神。但親王並不是一個普通人。他就像潘格洛斯（伏爾泰小說《贛第德》中的人物，一名樂觀主義哲學家。——譯注）一樣鍥而不捨，繼續前往巴黎追求他的道德夢。在那裡，高爾察克和鄧尼金讓他擔任他們的代表團團長——由俄羅斯政治會議【1】組成——在1月份的凡爾賽和會上爭取協約國的奧援和外交承認。承認並沒有到來：協約國決心在俄國內戰中保持虛偽的中立。但多虧了親王及其代表團，他們確實向高爾察克提供了大量援助。在1919年上半年，他的白軍從協約國那裡得到了：100萬支步槍；15,000挺機槍；700門野戰炮；8億發子彈；以及50萬人的服裝和軍備。這大致相當於蘇維埃1919年全年的軍火產量，當然足以對紅軍發起一場大規模的戰役。3萬名協約國軍隊（捷克人、美國人、英國人、義大利人和法國人）拱衛著高爾察克的後方，並維護著橫貫符拉迪沃斯托克到鄂木斯克的西伯利亞大鐵路上長達4,000英里的補給線。
在他們的資助下，高爾察克重整旗鼓、積蓄力量，準備在早春對紅軍發起進攻。有些人認為，他出擊得太早了，軍隊還沒有完全準備好，他應該等到夏天，屆時鄧尼金可能會與他一起在伏爾加河上發動聯合攻勢。但在當時，這樣做是有充分理由的。為了確保協約國對高爾察克政權的進一步援助和認可，需要取得一些進展。紅軍似乎處於失敗的邊緣。耶誕節前夕，高爾察克的部隊擊潰了紅三軍，佔領重要的工業城市彼爾姆。從而為進軍阿爾漢格爾斯克打開了大門，協約國已經在那裡建立了一個由俄國將軍米勒領導的白軍政府。“彼爾姆大敗”顯然是紅軍後方長期疲弱的結果。士兵們沒有經過適當的訓練就被匆忙投入戰鬥。由於缺乏足夠的食物和冬裝來抵禦北極嚴寒，他們集體向白軍投降。在那裡，他們向白軍講述了紅軍前線後方的嚴峻形勢。徵兵和徵用引發了農民起義的暴力浪潮。紅色恐怖在烏拉爾地區的城市殺害了數千名無辜百姓，使包括工人在內的幾乎所有民眾都起來反抗布爾什維克。與伏爾加-烏拉爾地區的韃靼人和巴什基爾人的關係尤其緊張。用他們一位政委的話說，紅軍被視為“一支敵對的佔領軍，剝奪了穆斯林的自治權，踐踏了他們的習俗”。
高爾察克兵分三路向西推進。主要進攻力量是汗津將軍率領的西部軍，他們在三月初挺進烏法。這支部隊由科穆奇的人民軍殘部組成，並補充以應徵入伍的農民。此外，還有一萬名來自伊熱夫斯克和沃特金斯克的軍工廠的工人志願者，他們在去年11月反抗布爾什維克的起義被鎮壓後投奔了高爾察克。西部軍的右翼是蓋達的西伯利亞軍，主要由農民應徵兵組成，向維亞特卡進攻；西部軍的左翼是奧倫堡和西伯利亞哥薩克，與杜托夫將軍領導的巴什基爾部隊並肩作戰。他們的目標是佔領奧倫堡，並與東南部草原上的白軍會師。這將切斷紅軍在中亞的聯繫。高爾察克部隊的前線總兵力約為10萬人。
到4月中旬，高爾察克的部隊已經前進了200多英里，佔領了一個比英國還大的地區。離他們的目的地——伏爾加河——只有幾天的行軍路程。與此同時，在他們自己防線的後方，紅軍正在努力應對當時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所謂的“查巴尼戰爭”（以當地農民對長袍的稱呼而命名），在“蘇維埃萬歲！打倒共產黨！”的口號下，戰火燃燒整個辛比爾斯克和薩馬拉地區。白軍自信滿滿地談論著“進軍莫斯科”。在巴黎，李沃夫觀察到高爾察克在協約國中的威望與日俱增。巨額信貸進一步湧向鄂木斯克。西方對白軍的外交承認似乎也指日可待。
但在4月28日，紅軍發起了反攻。由米哈伊爾·伏龍芝指揮，他後來成為蘇聯的英雄，不過當時，他仍然是一個相對默默無名的布爾什維克。作為一名30歲出頭的前工人，伏龍芝唯一真正的戰爭履歷是在莫斯科的權力鬥爭中擔任一個紅色旅的旅長。成千上萬的黨員被動員起來，踏上東方戰線。新成立的共青團，即共產主義青年團，派出了3,000名團員。蘇維埃還命令從每個村莊徵召10至20名新兵。由於農民的抵制，實際只招募了13,000名新兵——略多於每個村兩人——但這仍然有助於打破對白軍的均勢。5月，從高爾察克那邊叛逃的大部分巴什基爾人部隊也加入了紅軍的行列。到6月中旬，伏龍芝的部隊已經把高爾察克的軍隊趕回到烏法以東他們開始的地方。此後，烏拉爾地區的城市如多米諾骨牌一般落入紅軍之手，而白軍則作鳥獸散，倉惶撤退。到8月中旬，奧倫堡、葉卡捷琳堡和重要的鐵路樞紐車裡雅賓斯克全部失守。沒有什麼能阻止紅軍揮戈鄂木斯克。此時，高爾察克在戰場上只剩不到15,000名士兵，勉強是他在進軍高峰期時現役部隊的八分之一。
高爾察克進攻失敗有諸多軍事原因。但所有這些背後都隱藏著政治因素。這是一個軍事過度擴張的案例，後方政權缺乏政治手段來維持前線的軍隊。
以指揮問題為例。在高爾察克的軍隊中，幾乎找不到任何有能力的指揮官。在戰爭爆發前，17,000名軍官中只有5%接受過培訓，其中大多數是年輕的戰時少尉。列別傑夫將軍是軍隊的實際負責人，只有36歲。他曾是沙皇總參謀部的一名上校。像大多數高爾察克的高級指揮官一樣，他更擅長政治權謀而非戰爭科學。用巴德伯格男爵的話說，軍隊領導人“不僅把自己當作一個軍事團體，而且還當作一個政治團體”。畢竟，這是一個軍事獨裁政權。指揮官的支持者中很快形成了政治派系，結果軍隊分裂成了幾個不團結的獨立分支，每個分支都在進行自己的小型戰爭。軍隊越是政治化，其官僚機構就越膨脹，與戰場上的士兵完全不成比例。在進攻最激烈的時候，僅鄂木斯克的參謀部就有2,000名軍官管理10萬名士兵。甚至距離戰鬥地點1,500英里的塞米巴拉金斯克，也有超過1,000名工作人員。太多的指揮官沒有在前線服役，而是圍坐在後方的辦公室和咖啡館裡。
再比如供應問題。高爾察克的軍隊在前線，甚至比列寧的軍隊更受補給短缺的困撓。他們不得不求助於前線附近的村莊，這往往意味著強制徵用，導致本應被解放的人民反而疏遠白軍。問題的部分原因是高爾察克短視的經濟政策。他不願動用沙皇的黃金儲備來抑制失控的通貨膨脹。由於鄂木斯克的紙幣貶值，農民們從市場上撤回了他們的食品。同時，也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振興西伯利亞工業長期的發展狀態：它們被簡單地認為是受布爾什維克影響的堡壘而冷落一旁。消費品和軍用物資不得不通過鐵路從4,000英里外的太平洋地區運來。其中大部分被貝加爾湖以東的土匪或農民遊擊隊劫持。整列火車也被鐵路工人轉移，其中許多人這麼做是出於同情紅軍，而且所有人工資都極低。
在鄂木斯克，寶貴的物資經常被腐敗的官員中飽私囊。高爾察克政權的貪污腐敗可謂臭名遠揚。加伊達軍隊的工作人員為27.5萬人提供口糧，而他的作戰部隊只有3萬人。從英國進口給士兵的香煙被倒賣給鄂木斯克的平民。平民穿著英國軍隊的制服和護士服，而許多士兵卻穿著破衣爛衫。甚至協約國的軍火也在黑市上出售。諾克斯將軍被戲稱為紅軍的軍需局局長。托洛茨基甚至給他寫了一封滑稽信，感謝他幫助裝備紅軍。
鄂木斯克政權充斥著道德淪喪和腐敗墮落的氣氛。可卡因和伏特加酒氾濫成災。咖啡館、賭場和妓院夜以繼日地營業。高爾察克本人以身作則，與他的情婦在鄂木斯克過著奢華的生活，而他貧窮的妻子和兒子則被送往巴黎。這位海軍上將沒有知人善任的天賦，他的部長們都是舊政權的三流附庸。“這個隊伍太糟糕了。”他向妻子抱怨道，“我周圍全是寡廉鮮恥、貪生怕死、背信棄義之輩。”但高爾察克在很大程度上應該責備自己。如果他沒有冷落地方自治會——當地行政人才唯一的來源，事情就不會如此糟糕。布德伯格對自己擔任戰爭部長時發現的情況深感震驚：
軍隊，陳舊腐朽；參謀，無知無能；政府，道德敗壞、各自為政、利慾薰心、勾心鬥角；國家，叛亂頻仍、群龍無首、四分五裂；公共生活，烏合之眾、自私自利、賣官鬻爵、無法無天。
在這樣的環境下，幾乎不可能取得什麼成就。負責供應的辦公室充斥著腐敗和懶惰的官僚，他們花幾個月的時間編制毫無意義的統計資料、立法專案和官方報告，然後將其歸檔和塵封。“整個政權，”布德伯格總結道，”只有形式，沒有內容；各部委可以比作巨大而壯觀的風車，忙碌地轉動它們的風帆，卻沒有磨石，它們大部分的內部零件都已損壞或丟失。
不過，高爾察克軍隊最大的弱點是未能動員當地民眾。由於缺乏足夠的增援部隊，它的攻勢停滯不前，同時有太多應徵入伍的士兵開小差。這主要是農民的問題。誠然，由於巴什基爾人和南翼的哥薩克人叛變，使得伏龍芝的軍隊得以突圍，嚴重削弱了白軍的進攻。但在西西伯利亞和伏爾加河-卡馬地區——即戰鬥的成敗所在——絕大多數人口都是俄羅斯或烏克蘭農民。從表面上看，西伯利亞農民沒有理由敵視白軍。在烏拉爾山脈以東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地主，因此，在俄國中部將農民與革命聯繫在一起的主要因素在這裡沒有發揮作用。大多數年長的定居者都是相對富裕的混合和奶農，人們認為，他們應該對白軍基於私有財產的戰後規劃感興趣。然而，事實證明，烏拉爾山脈以東的農民和西部的農民一樣不願意加入高爾察克的軍隊。
這一定程度上是形象問題。無所謂對與錯，高爾察克的政權都與復辟沙皇政權聯繫在一起。這一點從軍官的肩章，以及他的地方官員採用沙皇和封建的方法中可以看到，當農民違抗命令時，他們經常鞭笞農民。這勢必會使他們與西伯利亞農民產生正面衝突，後者的祖先曾逃離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農奴制，因此他們對自由和獨立的熱愛非常強烈。高爾察克政權的整個風氣與農民格格不入——這種感覺可以通過農民流行的民歌（或韻歌）表現出來：
英國大衣，俄國肩章。
日本煙草，鄂木斯克暴君。
白軍越深入俄羅斯腹地，就越難動員當地農民。在至關重要的伏爾加河地區，也就是高爾察克進攻的最遠點，農民獲得了比俄羅斯其他地方更多的鄉紳的土地，因此最害怕反革命。高爾察克由於未能批准土地上的農民革命，終於自掘墳墓。就像南方的鄧尼金政權一樣，那裡地主同樣占主導地位，高爾察克政府除了對內戰這個重要問題做出謹慎的官僚反應之外，什麼也做不了。這是白軍政策過時的一個典型例子。“任何未來的土地法，”4月8日，高爾察克的土地委員會宣佈，都“必須建立在私有財產的權利之上”。只有“鄉紳的閒置土地”才會“轉讓給辛勤勞動的農民”，在此期間，他們只能從政府那裡租賃土地。正如一位評論家所說，這樣的宣言是“布爾什維克絕妙的宣傳工具。他們只需要將之列印出來，分發給農民。”
為了動員農民，高爾察克的軍隊越來越多地採用恐怖手段。沒有有效的地方行政機構以任何其他方式強制徵兵，而且不管怎樣，白軍的世界觀都排除了說服農民的必要性。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農民應該在白軍中服役，就像他們從前在沙皇的軍隊中服役一樣，如果他們拒絕，軍隊就有權懲罰他們，甚至在必要時處死他們，以儆效尤。農民被鞭打和折磨，人質被劫持和槍殺，整個村莊被燒為平地，以迫使應徵者入伍。高爾察克的騎兵會在集市日騎馬闖入城鎮，用槍指著那些年輕人，把他們趕到前線。為了不影響協約國的援助，這種恐怖行為大部分都被隱瞞起來。但是，美軍指揮官格雷夫斯將軍對此瞭若指掌，並深感震驚。他意識到，對農民的大規模徵兵“是朝著終結高爾察克政權邁出的一大步”。它很快摧毀了軍隊的紀律和鬥志。每五個被強制徵召的農民中，就有四個會逃亡：其中許多人帶著他們的裝備跑到紅軍那裡去了。當諾克斯第一次看到東線的紅軍部隊時，臉色鐵青：他們穿著英軍的制服。
戰役一開始，高爾察克的軍隊就被迫應對後方無數的農民起義，特別是在鄂木斯克東南的斯拉夫哥羅德和葉尼塞河畔的米努辛斯克。主要原因是白軍的徵用和動員。由於在農村地區沒有自己的地方政府機構，高爾察克政權除了派譴哥薩克拿著皮鞭來阻止農民重建蘇維埃以捍衛當地的鄉村革命之外，幾乎無能為力。在高爾察克進攻的高峰期，整個西伯利亞後方的地區都被農民起義所吞噬。這種遊擊隊運動並不能像後來蘇聯歷史學家描述的那樣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儘管布爾什維克活動分子常常與無政府主義者和左派社會革命党人聯合行動，並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這倒是一場反對鄂木斯克政權的大規模農民戰爭。有時候，當地的農民首領們對他們為什麼而戰有些困惑。例如，米努辛斯克的遊擊隊領袖沙丁金就發佈了這樣一則啼笑皆非的公告：
現在是結束俄羅斯的破壞者高爾察克和鄧尼金暴政的時候了，他們正在繼續叛賊克倫斯基的工作……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大公已經抵達符拉迪沃斯托克，並接管了俄羅斯。他命令我發動人民起義反抗高爾察克。在莫斯科的列寧和托洛茨基已經服從於大公，被任命為他的部長。我呼籲東正教信徒拿起武器支持沙皇和蘇維埃政權。
然而，總體來說，遊擊隊運動表達了農民敵視城鎮、翻身鬧革命的思想。1919年4月召開的坎斯克、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和阿欽斯克地區的第一次農民起義者代表大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提出了一個完整的“農民權力憲法”，包括成立“農民政府”，按照大會規定的準則徵收公共稅，以及“在勞苦農民中分配土地和財富”。它甚至通過了一項《農民法典》，規定對那些犯有酗酒鬥毆、賭博、捕撈產卵魚類以及——農民代表顯然認為可與這些行為相提並論的——強姦罪的人判處社區服務。
遊擊隊運動在西伯利亞中部的托木斯克省和葉尼塞省、南部的阿勒泰省和塞米巴拉金斯克省，以及東部的阿莫爾河谷最為激烈，這些都是最靠近俄羅斯移民集中的地區。他們通常是較貧窮的農民，其中許多人不得不通過在鐵路上和礦井下工作來補充收入。而隨著鄂木斯克政權加強鎮壓力度，這一運動也蔓延到較富裕的農業地區。高爾察克軍隊中的農民逃兵在遊擊隊中發揮了領導作用。他們對外面的世界多一分瞭解，這在農民社區中足以把一個年輕人推上帶頭大哥的寶座。農民隊伍以遊擊隊的方式作戰，非常適宜荒涼而偏遠的針葉林地區。有時，他們與紅軍部隊聯合，這些部隊在1918年夏布爾什維克被迫撤離西伯利亞後，一直躲藏在樹林裡。遊擊隊破壞了數英里長的鐵軌，並不斷伏擊火車，在進攻的大部分時間裡，沿西伯利亞大鐵路向高爾察克的軍隊運送重要物資的工作幾乎停止。為了對付遊擊隊，高爾察克不得不從前線撤出數千名士兵。他們發動了一場血腥的恐怖戰爭，槍斃了數百名人質，並放火焚燒了坎斯克和阿欽斯克遊擊隊據點的數十個村莊，那裡樹木繁茂的丘陵地形非常適合攔截火車。這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將叛亂分子逐出鐵路。但由於恐怖行動也殃及與遊擊隊無關的村莊，結果只會煽動更多的農民起來反抗。高爾察克的軍隊越向東撤退，就越發現自己被敵對的農民遊擊隊所包圍。由於白軍四面楚歌，兵變開始蔓延：甚至哥薩克也加入其中。隨著撤退使他們越來越接近自己的家鄉，高爾察克的農民應徵士兵全部逃跑了。到1919年11月，高爾察克的軍隊已經土崩瓦解。白軍又一次被自己和農民之間的鴻溝打敗了。
11月14日，高爾察克的部隊被迫放棄鄂木斯克，紅軍以比他們多一倍的兵力向東橫掃。這是一個典型的白軍無能的案例，主要將領們在保衛城市還是撤離城市的問題上首鼠兩端——最終兩者都沒有做好。紅軍不費吹灰之力就佔領了鄂木斯克，俘獲了大量白軍來不及銷毀的彈藥，以及3萬名士兵。成千上萬的軍官及其家屬、文員與官員、商人、咖啡館老闆、銀行家和妓女逃離白軍首都，向東撤退。幸運的人乘坐火車，不幸的人騎馬或步行。上演了一幕資產階級大逃亡。傷患和病人——他們的人數因斑疹傷寒疫情而激增——不得不遺棄在路上。這不僅僅是一次軍事上的慘敗，也是一次道德上的慘敗。撤退的哥薩克人隨身攜帶大量的伏特加酒，當所有的權威消失後，他們放縱自己，對沿途的村莊進行大肆強姦和掠奪。《日瓦戈醫生》中的一個人物總結了當時的氣氛——該書大部分內容是根據帕斯捷爾納克在西伯利亞的經歷寫成的：“以前有各種各樣的義務——對國家、軍隊和社會的神聖職責。但現在戰爭失敗了，一切似乎都被廢黜了，再沒有什麼是神聖的了。”
高爾察克前往位於鄂木斯克以東1500英里處的准新首都伊爾庫茨克，他的六列火車中，最長的一列有29節車廂，用於運送沙皇的黃金儲備，這些黃金是在喀山從紅軍手中繳獲並移交給高爾察克的。在離目的地300英里處，高爾察克的火車被捷克軍團擋住了，12月大部分的時間裡，這列火車一直滯留在一個荒無人煙的地方。與此同時，在政治中心伊爾庫茨克，一個由工會、地方自治會和左派政黨組成的聯盟接管了該市，並宣佈自己為西伯利亞政府。高爾察克被宣佈為“人民公敵”，受命接受審判。1920年1月4日，高爾察克辭職，將其軍隊的指揮權移交給謝苗諾夫，並與捷克人一起前往伊爾庫茨克，他期望在那裡能移交給協約國的使團。但不知何故，他被出賣了，交給了伊爾庫茨克的布爾什維克。據我們所知，最有可能的是，捷克人將他和他的金庫交給了布爾什維克，以換取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通行權，最終，他們從那裡乘船前往美國，踏上環遊世界回家的旅程。無論是西伯利亞政府還是協約國使團都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拯救海軍上將。1月21日，一個五人委員會（兩名布爾什維克、兩名社會革命黨人和一名孟什維克）審問了他。他們曾計畫將他帶回莫斯科，對他進行公開審判。但是，就像對尼古拉的審判一樣，該計畫流產了，2月6日，他被判處死刑。也許紅軍擔心高爾察克會被他正在城外集結的軍隊殘部救出，或許布爾什維克只是希望他死掉。【2】第二天一大早，高爾察克被槍殺了。他的屍體沉入冰雪覆蓋的烏沙科夫卡河。
如果說高爾察克最後的失敗花了這麼長的時間，那主要是因為紅軍被迫將大部分兵力從西伯利亞轉移到南方戰線，1919年夏，鄧尼金正威脅要在那裡突破。【3】
在3月和4月間，高爾察克進攻最激烈的時候，鄧尼金的部隊從羅斯托夫殺出，佔領了重要的頓巴斯煤礦區和烏克蘭東南部。一些歷史學家認為這是一個重大的戰略錯誤。鄧尼金最初的計畫是進攻察裡津，以便與高爾察克的部隊會師。但這個計畫在3月下旬被放棄了，當時急於得到煤礦的紅軍入侵了頓巴斯和頓河北部。面對拯救頓河或在伏爾加河上與高爾察克會師的決擇，鄧尼金選擇了前者。他一直把保衛哥薩克據點放在首位。這也是他在去年夏天選擇發動第二次庫班戰役而沒有攻打察裡津的原因；而現在同樣的局勢再次擺在眼前。鄧尼金的決定遭到了好幾位高級將領的強烈反對，特別是身高六英尺六英寸的高加索軍隊領袖弗蘭格爾男爵，他不斷地挑釁鄧尼金。弗蘭格爾譴責不向察裡津進軍的決定是“對高爾察克部隊的背叛”，讓紅軍“各個擊破我們”。考慮到3月高爾察克的部隊離察裡津只有200英里，也許鄧尼金不願冒失去頓河的風險去與他們會師是錯誤的。紅軍也承認，如果兩支白軍聯合起來，他們將被打敗。然而，必須為鄧尼金辯解的是，他面對著一場可以被稱為對哥薩克人種族滅絕的戰爭。布爾什維克已經明確表示，他們在頓河北部的目標是“對富有的哥薩克人發動大規模的恐怖行動，把他們消滅到最後一個人”，並把他們的土地轉讓給俄羅斯農民。在這場“去哥薩克化”的行動中，僅1919年的頭幾個月，就有約12,000名哥薩克，其中許多是老人，被入侵的紅軍法庭以“反革命分子”之名處決。
正是哥薩克人揭竿而起、反抗恐怖的起義使鄧尼金得以殺出重圍。春天，成千上萬的哥薩克彙聚他的部隊，揮戈北上。盤據在頓巴斯地區的白軍主力由梅-馬耶夫斯基將軍指揮。他是一個矮小墩胖的男人，長著一雙小豬眼，戴著一副夾鼻眼鏡，是最不可能的軍事英雄。“如果他不穿軍裝，”弗蘭格爾男爵寫道，“你會把他當成一個來自省級小劇院的喜劇演員。”梅-馬耶夫斯基以其沉溺酒色而惡名昭著：到內戰結束時，俄羅斯南部鮮少有妓院不知道他的大名。然而，他也是白軍最能幹的將軍之一——一個出色的戰術家，且勇猛過人，被他麾下12,000名“彩虹部隊”（因為他們戴著五顏六色的帽子而得名）奉為戰神。在他的指揮下，志願軍從頓巴斯地區直取烏克蘭東南部，在途中輕鬆擊潰了馬赫諾的紅色遊擊隊。6月13日，佔領哈爾科夫，22日，攻克葉卡捷琳諾斯拉夫，紅軍的農民兵一看到這支白軍精銳之師無不望風而逃，退避三舍。與此同時，在內戰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戰役中，弗蘭格爾率高加索軍隊在陽光炙烤的東南大草原上行軍40天，最終於6月19日擊敗數倍於已的強敵，奪取察裡津。伏爾加河城市的紅軍守軍一看到弗蘭格爾的英國坦克接近，就驚慌失措地落荒而逃。4萬名紅軍連同大量彈藥被白軍俘虜。
鄧尼金成功突擊得益于一系列有利因素。白軍擁有騎兵和補給方面的優勢，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謝協約國。儘管膀大腰圓的梅-馬耶夫斯基自己行動不便，卻是個運動戰的即興表演大師。他利用英國飛機偵察敵人陣地，並通過鐵路將他的騎兵派往那些他們能夠製造最大殺傷力的地方。一支部隊在一天內可以在三個不同的地方作戰。與此同時，紅軍由於要在兩條主要戰線——南方和東方——上同時面對白軍的猛攻，顯然左支右絀、捉襟見肘。同時，他們還面臨著嚴重的補給危機。據托洛茨基的說動漫，這是南方戰線崩潰的主要原因。“從來沒有士兵像在烏克蘭一樣飽受饑餓之苦。”8月11日，他在中央委員會上說，“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沒有靴子或內衣，穿著破爛的衣服行軍打仗。除了我們的士兵，烏克蘭的每個人都有步槍和彈藥。”補給危機導致紀律渙散和大規模逃兵。從1919年3月到10月，在鄧尼金發動攻勢的七個月裡，紅軍在南方戰線登記的逃兵超過了一百萬。而後方也陷入農民起義的汪洋大海之中，因為紅軍採取暴力徵用馬匹和物資，強行徵募增援部隊，鎮壓涉嫌藏匿逃兵的村莊。
在鄧尼金攻勢的高峰期，馬赫諾遊擊隊控制著烏克蘭東南部，成為了一個重要的農民起義地區。内斯特·馬赫諾是俄國革命中的潘喬·維拉（墨西哥革命中綠林好漢羅賓漢式的英雄人物——譯注）。他1889年出生在農民起義的中心——胡利亞波勒。1905年，他加入了無政府主義組織，在布特爾卡監獄服刑七年後，於1917年回到胡利亞波勒，在那裡他成立了農民聯盟——後來改革為蘇維埃——並組建了一個旅，奪取當地鄉紳的莊園財產。內戰期間，馬赫諾的遊擊隊幾乎與所有人作戰：拉達部隊；卡列金的哥薩克人；德國人和酋長國人；彼得留拉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格裡戈裡耶夫及其他無數軍閥的敵對團夥；白軍與紅軍。他的遊擊隊的力量在於其騎兵的素質和速度，在於它從農民那裡得到支援，在於它對當地地形的深入瞭解，在於它的士兵強烈的忠誠。據稱，馬赫諾的功績，包括豪飲如牛、千杯不倒，使他在當地農民中具有傳奇般的地位（他們稱他為“巴特科”，意思是“老爹”）。這與斯捷潘·拉辛作為真理和正義的農民捍衛者並擁有超自然力量的神話沒有什麼不同。在無政府主義者的黑色旗幟下，馬赫諾主張在1917年農村出現的、獨立自由的蘇維埃地方自治的基礎上，進行無國家的農民革命。當白軍推進到烏克蘭時，馬赫諾將他的15,000人交給紅軍使用。以換取莫斯科的武器，他的部隊成為了迪邊科領導下第三師的一部分，儘管他們保留了自己的內部遊擊隊組織。托洛茨基特意將紅軍的失敗歸咎於他們缺乏紀律。【4】6月，他下令將馬赫諾作為“反革命分子”逮捕——他無政府主義的地方農民革命概念與無產階級專政相抵觸——並槍斃了他的幾名追隨者。馬赫諾的遊擊隊員逃進森林裡，倒轉槍口對準紅軍。烏克蘭東南部的大多數農民都支持他的起義。
7月3日，在察裡津，鄧尼金下達進攻莫斯科的命令。三支白軍主力沿著主要鐵路線以巨大的鉗形運動向首都集結，從而切斷其主要補給線。弗蘭格爾的高加索軍從察裡津沿伏爾加河向薩拉托夫進軍，從那裡攻入奔薩、下諾夫哥羅德，然後再轉向莫斯科；西多林將軍和頓河軍經沃羅涅日向北推進；而梅-馬耶夫斯基的志願軍則從哈爾科夫出發，沿庫爾斯克、奧廖爾和圖拉一線作戰。這是一場孤注一擲的豪賭，指望靠白軍騎兵的速度來抓住紅軍眼見的弱點。弗蘭格爾強烈反對該命令。他稱之為白軍的“死刑判決書”。在他看來，在後方沒有足夠保障——如缺乏訓練有素的後備軍、健全的行政管理和維持攻勢的補給線——的情況下，白軍不可能推進得太遠、太廣。弗蘭格爾傾向于集中兵力，在一個地區——即他自己的伏爾加河上——穩健地推進。但當他向鄧尼金提出這個問題時，後者怒吼道：“我看你是想成為第一個踏入莫斯科的人！”
事後看來，這項命令顯然是一個災難性的錯誤：它使白軍輸掉了內戰。鄧尼金本人後來也承認，前線變得過於寬廣，主要是因為他無法控制騎兵指揮官自作主張地擴大他們佔領的地盤。這是一個將軍太多、權威不足的例子。隨著前線不斷擴張，對新兵和物資的需求也在增加。然而，在這個階段，前線部隊已經距離他們後方的基地幾百英里了。他們對當地居民進行暴力徵用和徵兵，從而疏遠了他們本應解放的人民。鄧尼金總是說，對莫斯科的進攻將取決於“全國人民起義推翻蘇維埃政權”；但他的軍事行動的效果卻是促進他們團結起來保衛蘇維埃政權。
進攻一開始勢如破竹。7月31日，鄧尼金的部隊攻克波爾塔瓦，隨後在8月佔領奧德薩和基輔，烏克蘭蘇維埃政權崩潰了。與此同時，在8月，馬蒙托夫率領的8,000多名哥薩克人深入紅軍後方，向坦波夫進發，炸毀了彈藥庫和鐵路線，驅散了新徵召的紅軍士兵。作為馬蒙托夫擾亂後方計畫的一部分，坦波夫和沃羅涅日都被短暫地佔領和洗劫。9月間，梅-馬耶夫斯基繼續向俄羅斯中部推進。20日，攻佔庫爾斯克；10天后，再次佔領沃羅涅日。10月14日，白軍攻克了奧廖爾。離莫斯科僅250英里，這是他們最接近勝利的時刻。布爾什維克陷入了恐慌當中。恰恰此時，就在鄧尼金威脅要從南方攻入莫斯科的時候，尤登尼奇將軍率領的另一支白軍正在彼得格勒郊外集結。這一次，在10月中旬幾個關鍵的日子裡，白軍成功地協調了他們兩支主要軍隊的進攻，眼看就要一舉擊敗紅軍。
列寧藏身於克里姆林宮，每小時都會收到兩個前線指揮官的電話報告。為了保衛莫斯科，不惜最後一搏：12萬名工人和農民被強征組成勞動隊，在南方戰線上挖掘塹壕。與此同時，布爾什維克做了最壞的打算。他們中的許多人撕毀了自己的黨證，並試圖巴結莫斯科資產階級，希望在白軍到來時能保住自己。其他人則準備轉入地下。他們制定了將政府疏散到烏拉爾山脈的秘密計畫。一些党的高級領導人甚至準備逃往國外。黨委書記葉蓮娜·斯塔索娃奉命為每位中央委員會成員購買一本假護照和一疊沙皇時期的鈔票。
但是，白軍過度擴張的弊端很快就顯現出來了。儘管自春季以來，他們軍隊的規模增加了一倍多，但他們仍然缺乏足夠的部隊來維持莫斯科的攻勢。鄧尼金的15萬大軍非常稀疏地分散在南方戰線一千英里的地區，使他們很容易受到反攻。在後方，白軍沒有足夠的部隊來保衛他們的基地免遭馬赫諾的遊擊隊、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和高加索地區的車臣人的襲擊，在莫斯科攻勢最激烈的時候，他們被迫撤出部分主力來對付他們。由於缺乏增援部隊，他們的行動也受到了一定的阻礙。弗蘭格爾指望庫班哥薩克來增援他對伏爾加河畔薩拉托夫的戰役，但他們拒絕離開自己的家鄉。這是哥薩克地方主義的老問題：如果不保證庫班的自治權——白軍不準備提供——他們就不會參加俄羅斯的戰鬥。但白軍的真正問題——也是他們的進攻失去動力的最大原因——是他們無法在新佔領的烏克蘭和俄羅斯地區募集足夠多的軍隊。在這方面，白軍被他們自己的政治失策打敗了。
在烏克蘭，白軍從一開始服膺於自己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這必然遭致較富裕的農民、大部分農村知識份子和小資產階級的反對，他們都同情烏克蘭民族主義事業。在烏克蘭所有的權力競爭者中——綠軍、黑軍、紅軍和白軍——鄧尼金是唯一一個拒絕向民族主義者低頭的人。這不算一個錯誤的策略：捍衛大俄羅斯帝國的利益是白軍政權的核心價值。就算有人告訴他們，如果沒有一定的妥協，他們絕不可能取得成功，白軍仍然會拒絕做出讓步。德拉戈米羅夫、盧科姆斯基和舒爾金，這三個主導南方白軍運動的基輔俄羅斯人，比俄國的俄羅斯人更像俄羅斯人。鄧尼金滿足了他們的民族主義要求。他任命俄羅斯人擔任所有官方職位；鎮壓民族主義運動的據點——農村合作社；禁止在包括學校在內的所有國家機構使用烏克蘭語。他甚至否認烏克蘭的存在——他在所有聲明中都稱之為“小俄羅斯”。在《致小俄羅斯人民的宣言》中，他笨拙地承諾將俄羅斯與其“小俄羅斯分支”統一起來，這只會幫助把烏克蘭農民驅趕加入彼得留拉的民族主義軍隊，極大地削弱了白軍後方。在秋季的決定性戰役中，白軍被迫從對抗紅軍的前線撤出1萬名士兵，與彼得留拉和其他民族主義隊伍作戰。
一個更為致命的弱點是，白軍未能在新征服的領土上建立起有效的地方行政體系。這意味著他們缺乏在不使用恐怖手段的情況下動員農民及其資源的方法。當他們向蘇維埃俄國推進時，這一點變得至關重要——他們的供應線被切斷了。在激戰正酣之際，給士兵們運送食物和裝備變得異常困難。馬赫諾佔領了後方的重要補給基地——馬里烏波爾、梅利托波爾和別爾迪揚斯克——並與彼得留拉的民族主義者一起，攔截來自南方的軍用列車。另外還有鐵路工人的問題，他們總體上是反對白軍的，往往只能在槍口下被迫為他們工作。在白軍自己的工業基地內，由於鄧尼金剝奪了工會的權利，將工廠歸還給以前的所有者，因此與工人之間也出現了類似的緊張關係。頓巴斯的煤炭產量急劇下滑，令大部分工業和運輸業陷入停頓。白軍以恐怖統治作回應，槍殺工人以報復“布爾什維克”阻礙煤礦生產。在尤佐夫卡，每當礦山和工廠沒有達到煤和鐵的產量目標時，每十名工人就有一個照例被槍斃。一些工人僅僅因為是工人而被槍決，他們打出的口號是“去死吧，滿手老繭的傢伙！”這是對紅色恐怖的一種階級報復，紅色恐怖的口號是“去死吧，布爾喬亞們！”。但即使這樣的鎮壓也無法扭轉產量下降的趨勢。隨著工廠倒閉，通貨膨脹加劇和工人罷工，白軍經濟陷入混亂。軍隊的重要物資要麼沒有生產，要麼不能運抵前線。
與此同時，8月份，由於西方列強被高爾察克的撤退所震懾，對白軍的勝利產生了懷疑，盟軍的援助物資減少了。大量救援物資因腐敗而流失：武器、制服、亞麻布、毯子，甚至醫療設備，都會以某種方式流入黑市。在哈爾科夫的戰鬥中，幾名來自鄧尼金坦克部隊的士兵被抓到在大都會酒店將他們的散熱器防凍劑當作伏特加酒出售。盟軍決定，從今以後，軍事援助應該以“不可銷售”貨物的形式提供（儘管在俄羅斯沒有這種東西），並且應該由鄧尼金以現金或出口貨物的方式支付。這對白軍政府是致命一擊。前線士兵沒有補給，特別是缺乏為即將到來的冬天準備的保暖裝備。由於沒有一個高效的地方行政管理系統來組織這些東西，士兵們很快就陷入了混亂的搶劫行為。正如鄧尼金自己所承認的那樣，這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加疏遠當地居民，直接導致了白軍的失敗。
最嚴重的搶劫來自哥薩克騎兵。他們蔑視俄羅斯農民，把隨意掠奪他們視為自己的權利，就像入侵外國一樣。他們的指揮官就是唯一的法律，總體上允許把搶劫作為贏得哥薩克人忠誠的一種手段。正是這種結合導致了針對猶太人的、可怕的大屠殺。馬蒙托夫和什庫羅只是最臭名昭著的例子，他們許諾燒殺虜掠來激勵手下的士兵。但還有幾十名低級指揮官以這種方式將自己塑造成“哥薩克英雄”：其中一個被稱為“盜賊王子”。鄧尼金不贊成這些冒險家，但他缺乏將他們繩之以法的決心——這個事實讓他後來追悔莫及。一些哥薩克部隊被戰利品壓得喘不過氣來，以至於根本無心戀戰。他們的騎兵後面跟著一長串的馬車——有些馬車隊長達三十英里——滿載著偷來的財物。火車上裝滿了搶來的貨物，轉運至後方，而不是用來向前線輸送補給。馬蒙托夫率領的哥薩克在8月突襲坦波夫後與白軍會師，他們非常急於把戰利品帶回頓河，以至於8,000人中竟有1,500人臨陣脫逃。弗蘭格爾聲稱，到秋天，白軍在前線只剩下3,000-4,000名忠誠的戰士：“其餘的都是一大票掠奪者和投機者……戰爭對他們來說只是發財致富的一種手段。”他總結說，有這樣一支軍隊，就“不可能解放俄羅斯。人民已經開始憎恨我們了”。
鄧尼金攻佔奧廖爾後，立刻直接威脅到100英里外重要的兵工廠基地圖拉。托洛茨基稱，如果失去圖拉，“將比失去莫斯科更危險”。沒有莫斯科，紅軍只會失去一個著名的首都；但沒有圖拉，他們就會失去一支軍隊。整個蘇維埃政權的命運取決於圖拉防禦戰，而防禦的中心是德米特裡·奧斯金。作為圖拉的軍事委員，奧斯金被任命為兩個關鍵機構——軍事委員會和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這兩個機構對所謂的“圖拉防禦區”實施嚴格的戒嚴令。
奧斯金毫不懷疑戒嚴是必須的。他很早就拋棄了左派社會革命黨的自由主義，接受內戰中紀律第一的鐵腕原則。圖拉工人威脅要罷工以抗議糧食短缺，這一事實淋漓盡致地體現了紀律的必要性。春天，圖拉曾發生過一次大罷工。奧斯金和他的同志每次在工廠會議上都遭到饑餓工人的譴責：“打倒政委！”成為罷工的口號。為了鎮壓罷工，布爾什維克對工人發動了內戰。捷爾任斯基本人是列寧4月3日派來的。共產黨特譴隊佔領了工廠，逮捕多達1,000名工人。從那時起，與工人的關係就沒那麼緊張了——奧斯金確保改善食品供應——但隨著食品庫存再次枯竭，這種關係現在受到新一輪罷工的威脅。考慮到維持軍火生產的重要性，在奧斯金看來，除了“工廠軍事化和鎮壓罷工的工人”，別無選擇。沒有一個布爾什維克對與工人談判解決方案的可能性抱有任何幻想：時間緊迫。而且，無論如何，正如列寧在10月15日向政治局承認的那樣，“圖拉的群眾與我們還有很長一段距離”。事實上，如果要說的話，他們和孟什維克走在一起，此前，孟什維克在市蘇維埃中佔據多數席位，並領導了去年春天的總罷工。現在，一些孟什維克選擇在圖拉為紅軍鼓氣，以擊退鄧尼金。布爾什維克不得不依靠他們最致命的對手來幫助他們，這反映了布爾什維克的絕望，以及工人對他們的蔑視。奧斯金和他的同志們不願意這樣做，自總罷工以來，他們對任何其他政黨都感到害怕，但列寧出面干預，向孟什維克打開了工廠的大門。丹告訴圖拉工人，白軍的勝利將意味著革命的失敗；但饑餓的工人們對此似乎只感到厭煩。孟什維克被迫承認：工人們“對共產黨懷有極大的敵意，任何捍衛革命、反對鄧尼金的呼籲都無法平息他們的情緒”。
奧斯金之所以為圖拉軍事防禦採取非常措施，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必須立竿見影。數以千計的農民和“資產階級”公民被強行征入勞動隊。他們日以繼夜地工作，砍伐木材為工廠提供燃料，在城市周圍挖築塹壕。他們的數百名親屬被扣為“人質”——如果工作做得不好就會被槍斃。奧斯金毫不猶豫地採取這些措施：它們是“保衛革命的必要手段”。數千名紅軍增援部隊被派往圖拉，包括著名的拉脫維亞步槍兵，他們是布爾什維克政權最堅定的支持者。除此之外，奧斯金還組織徵召了2萬名當地士兵。“整個圖拉，”用他的話說，“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營房。”士兵們被部署在每一棟空置的建築物裡。鎮上的廣場和公園被坦克和正在進行演習的士兵所佔據。主要道路兩旁最高的建築物上都安裝了機關槍，在城鎮入口處埋設了地雷路障。在該省的整個南部地區遍佈警戒哨所，通過電話與圖拉聯繫，及時報告鄧尼金部隊的動向。貴族們廢棄的莊園被改造成了兵營。其中一個團駐紮在托爾斯泰生前的亞斯納亞·波利亞納莊園；而另一個團則在李沃夫親王的波波夫卡莊園附近紮寨。
值此關鍵時刻，在戰爭結果非常微妙的情況下，數十萬農民逃兵重返紅軍懷抱。這次回歸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使勝負的天平向有利於紅軍的方向傾斜，這在很大程度上也解釋了，布爾什維克為什麼會贏得內戰。右派對內戰的研究往往把紅軍的勝利描述成沒有群眾支持的勝利。這種觀點認為，布爾什維克只是佔有更大的領土面積可資利用。他們比白軍更系統地使用恐怖和脅迫手段，從基本上對雙方都懷恨在心、對戰爭結果漠不關心的平民百姓中榨取必要的軍事資源。這個說法對了三分之二。但是，布爾什維克至少可以聲稱代表“革命”——而且他們抓住了革命最重要的標誌，比如紅旗——這一事實無疑使他們能夠從農民那裡取得一定程度的支持，儘管只是有條件的支持，而且是兩種選擇中不那麼糟糕的一種。事實上，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那樣，布爾什維克也從某些工人那裡獲得支持，因為他們擔心白軍的勝利會葬送他們自己已經取得的革命果實。
農民逃兵回歸紅軍的故事清楚地表明瞭這一點。直到6月，紅軍打擊逃兵一直依賴于對涉嫌窩藏逃兵的村莊採取暴力鎮壓措施。這在很大程度上適得其反，導致了紅軍陣線後面的農民起義浪潮，為白軍進攻提供了便利。但在6月，布爾什維克轉而推行更具親和力的“特赦周”策略。在這些被大力宣傳並經常無限期延長的星期裡，逃兵們獲邀回到部隊而不受懲罰。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屬於布爾什維克一個標誌性的信念，即需要改變農民的本性，讓他們意識到自己的革命責任——因此紅軍懲罰“惡意叛變”的逃兵，但試圖改造“意志薄弱”的逃兵——這與白軍“一刀切”處決所有逃兵形成鮮明對比。7月至9月間，隨著白軍勝利的威脅越來越大，僅奧廖爾和莫斯科兩個戰區就有近25萬名逃兵返回紅軍。他們中的許多人稱自己是“志願者”，並表示他們已經準備好與白軍作戰，他們把白軍與恢復土地上的貴族聯繫起來。這些地區的當地農民在1917年獲得了大量土地。在奧廖爾戰區，農民自有土地的數量增加了28%；而在莫斯科戰區，增幅高達35%。白軍勝利的可能性使農民擔心失去他們的新土地——紅軍通過宣傳助長了這種恐懼——他們準備把自己的兒子送回軍隊來保衛這片土地。無論農民多麼不喜歡布爾什維克政權，不喜歡它的暴力徵用和專橫的政委，只要它擋在白軍和自己的土地革命之間，他們就會繼續保衛它——而且只保衛它。
到10月，紅軍已經集結近20萬大軍準備在南線作戰。這使他們的兵力達到白軍的兩倍。為準備反攻白軍，10月11日，亞歷山大·葉戈羅夫被任命為南線指揮官。他的職業生涯與奧斯金的非常相似，可以說代表著新紅色軍事精英的典型。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晉升為上校，1917年加入左派社會革命黨，並在1918年夏天投奔布爾什維克。葉戈羅夫是紅軍在南方戰線取得勝利的主要設計師——儘管事實上幾乎沒有什麼計畫，因為戰略到最後一刻常常改變，而且很大程度上是臨時決定的。【5】奧斯金發現，在南方戰線總司令部，除了恐慌和混亂外什麼都沒有。甚至沒有人確切地知道“我們的部隊在哪裡”。
儘管這種混亂在整個內戰中屢見不鮮，但10月份大兵團作戰與內戰早期階段那種典型的戰鬥迥然不同。1918年的戰爭實際上不過是小規模的短兵相接和炮火對射。小小的雜牌軍主要關心自身安全，沒有固定的陣地或戰線，城鎮和領土反復易手。這就像一場19世紀的小型戰爭。但是，10月的戰鬥要激烈得多，更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鬥。數十萬士兵搏命廝殺，每天發射數百萬發子彈，出動坦克、飛機和裝甲車，戰鬥一直持續到夜晚。由於兩支軍隊指揮結構得以改善，以及他們的軍官受到更嚴格的命令不准撤退，成千上萬的士兵為了一小塊無足輕重的土地而犧牲生命。雙方都沒有俘虜。
紅軍在南線的反攻有兩個關鍵的戰略行動。第一個是志願軍向北朝圖拉推進時，左翼遭到拉脫維亞步槍突擊隊的伏擊，後者約有12,000名精銳戰士，駐紮在奧廖爾以西。經過一場激烈而血腥的戰鬥，近一半拉脫維亞人陣亡，白軍被打退到奧廖爾以外。此時，反攻的第二個關鍵行動已經部署完畢。10月19日，紅軍騎兵突然襲擊了白軍左翼的哥薩克部隊，最終將他們趕回沃羅涅日。哥薩克人肯定感到無比驚訝，因為紅軍以前幾乎從未使用過騎兵。托洛茨基一直低估騎兵在像內戰這樣的運動戰中的戰略優勢。馬蒙托夫突擊戰終於讓他學會了“無產者上馬”的口號。
為了建立自己的騎兵部隊，紅軍在1918年求助於謝苗·布瓊尼。這位身材高大、威風凜凜的騎兵軍官，留著八字鬍，是頓河地區一個非哥薩克農民的兒子。1903年，他應徵加入沙皇軍隊，俄日戰爭結束後，他的騎術首次被發現，從而進入聖彼德堡的帝國騎兵學校學習。到1914年，布瓊尼已經晉升為精銳帝國龍騎兵的中士。他是1917年加入布爾什維克的眾多士官之一；和他們中的許多人一樣，他很快就與史達林和軍事反對派打成一片。1918年，伏羅希洛夫任命他率領一支小型騎兵部隊，在察裡津附近與克拉斯諾夫的哥薩克作戰。這支紅軍第一騎兵團主要由來自頓河北部的貧窮哥薩克和非哥薩克農民組成。在籌備對鄧尼金的反攻中，它的隊伍也不斷發展壯大。這成為布瓊尼麾下著名的騎兵軍的核心，也就是通過巴別爾的小說集而永載史冊的騎兵軍，該書講述了它在1920年對波蘭戰爭中怎樣出生入死。許多史達林最尊敬的指揮官，即使不是最有才華的，也憑藉《紅色騎兵軍》贏得了他們的聲望。除了1970年埋葬在紅場的布瓊尼元帥外，還有鐵木辛哥元帥（率領紅軍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朱可夫元帥（1945年指揮紅軍取得二戰勝利）。
在紅色騎兵軍的追擊下，白色哥薩克向南逃往頓河，10月24日，布爾什維克收復沃羅涅日。從這個戰略城市出發，布瓊尼的騎兵殺向卡斯托爾諾伊，這是連接莫斯科和頓河的一個重要鐵路樞紐。在與什庫羅的哥薩克血戰數天后，他們終於在11月15日佔領了它。這實際上決定了鄧尼金進攻的命運。白軍現在面臨著被紅軍完全包圍之勢，他們被迫倉促向南撤退。從此以後，他們再也沒能躍馬頓河，逐鹿中原。
10月份，白軍錯過了雙重機會。在奧廖爾戰役最激烈的時候，第二支白軍主力——西北軍——已經逼近彼得格勒郊區。
考慮到西北軍的弱點，它能走到這麼遠的地方真是令人驚歎。西北軍是1918年在德國軍隊的幫助下於普斯科夫建立的。德國戰敗後，隨著紅軍向西推進，它撤退入愛沙尼亞——當時一個新興的獨立國家，正陷於自己的內戰中。在那裡，西北軍得以憑藉佩普斯湖天塹厲兵秣馬、養精蓄銳。到1919年5月，當它重新進入俄羅斯並對彼得格勒發起攻擊時，軍隊有大約16,000人，其中大部分是德國移交的俄國戰俘和紅軍的逃兵。
這支軍隊由尤登尼奇將軍領導，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崛起的英雄，高爾察克承認他是波羅的海地區的指揮官。尼古拉·尤登尼奇時年57歲，體重約115公斤，又老又胖，作為一名領導人，他無法激勵任何人。他那鬆弛下垂的臉頰、光滑鋥亮的禿頭和虯蟠捲曲的鬍子，使他看起來更像一個食古不化的俄國貴族。尤登尼奇從未真正接受過沙皇帝國的垮臺——而這正是他自己垮臺的原因。
像所有白軍將領一樣，尤登尼奇本能的會為了軍事行動的利益而犧牲政治。“反對布爾什維克與政治無關”是他的座右銘。西北政府是為了討好協約國而裝飾的民主門面。它並沒有真正統治俄羅斯的意圖。尤登尼奇否定了改革計畫的必要性，也不指望人民起義為他的軍隊進入彼得格勒鋪平道路：因為這將是一次軍事征服，而不是贏得民心。事實恰恰相反。他的軍隊一踏上蘇聯領土，就遭到了民眾的反對，主要是俄羅斯士兵開始開小差。缺乏俄羅斯國內支持意味著尤登尼奇不得不向外國軍隊求助。協約國對他的冒進態度冷淡——他們希望從內戰中撤軍——只給他提供最低限度的補給。誠然，英國軍艦封鎖了彼得格勒，甚至襲擊了喀琅施塔得；但協約國沒有派遣地面部隊支援尤登尼奇。就算他們願意協助白軍進攻彼得格勒，尤登尼奇與德國人的關係也足以嚇退協約國。
沒有了協約國作後盾，尤登尼奇進攻彼得格勒能否成功，將取決於芬蘭是否願意充當其軍隊的跳板和補給基地。芬蘭邊境距離彼得格勒只有20英里——比經由普斯科夫穿越俄國境內的行軍路線要縮短近10倍。然而，即使如此——彼得格勒近在咫尺，唾手可得——白軍將領們也讓他們對俄羅斯帝國的頑固信念妨礙與芬蘭人達成協議。
自從1918年春天在赫爾辛福斯擊敗紅軍後，曼納海姆將軍領導的芬蘭國防軍逐漸發展成為一支重要的國家軍隊。布爾什維克在彼得格勒最害怕的不是白軍，而是芬蘭人。據估計，到1919年6月，在拉戈達湖周圍有多達10萬名芬蘭軍隊。其中四分之一的人槍口對準彼得格勒。芬蘭支持尤登尼奇的條件很簡單：保證其獨立。這本來應該是一種形式。芬蘭實際上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了，並得到大多數西方大國的承認。然而，白軍認為，即使是這麼小的代價也不值得付出。他們對俄羅斯帝國的簡單執念使他們無法與民族主義者達成妥協。“如果我交出彼得大帝贏得的東西，歷史將永遠不會原諒我，”當作為白軍最高領導人的高爾察克被敦促向芬蘭人的要求屈服時，他以其獨特的誇張口吻這樣宣佈。李沃夫親王和在巴黎的政治會議堅決反對承認芬蘭，直到俄羅斯立憲會議最終解決其地位問題。這也是白軍固守過去法律框架的典型表現——這種固守使他們無法適應當前的政治現實。曼納海姆對反布爾什維克的事業很感興趣。但即使是他也無法說服厭戰的芬蘭人在沒有得到口頭保證的情況下支援白軍。另一方面，紅軍在18個月前就承認了芬蘭。他們現在提出，如果芬蘭人在內戰中保持中立，就與他們簽訂和平協議，同時威脅芬蘭人，假如他們加入白軍，他們將遭到“無情的消滅”。協約國敦促尤登尼奇承認芬蘭，因為他們意識到，沒有芬蘭的支持，他的進攻註定要失敗。但這位白軍將軍拒絕讓步。這讓面臨7月大選的曼納海姆別無選擇，只能對白軍將領態度強硬。他拒絕向尤登尼奇提供部隊，也不允許其軍隊在芬蘭本土行動。這對白軍來說是一個重大挫折，迫使他們穿過揚堡和加特契納，從更長、更危險的路線進軍彼得格勒。
尤登尼奇做了最後一次絕望的努力，爭取愛沙尼亞人的支持。但他們是一個小國家，而且是一個年輕而脆弱的國家，他們不願意給白軍提供更多部隊，特別是在白軍甚至不願承認愛沙尼亞的獨立作為回報的情況下。紅軍當機立斷，巧施反間計——就像他們在芬蘭的情況一樣——如果愛沙尼亞在內戰中保持中立，就向它提供和平協議。果然，天性不願捲入內戰的愛沙尼亞人，自然尋求他們作為一個被迫與蘇俄為鄰的獨立國家的最佳利益。
10月10日，尤登尼奇自作主張，下令進攻彼得格勒。他寄希望于紅軍在南線的戰鬥中應接不暇，顧此失彼。一開始，這場賭博財運亨通。布爾什維克確實把部隊調到了南方。留守彼得格勒的紅七軍25,000名士兵士氣低落，開始逃跑。在投奔白軍並向他們提供紅軍陣地細節的第七軍參謀長柳德奎斯特上校的幫助下，尤登尼奇18,000人的部隊勢如破竹。到20日，他們已經抵達普爾科沃高地，可以俯瞰彼得格勒郊區。“遠處有聖伊薩克教堂的圓頂和海軍部的金色尖頂，”他的一名軍官回憶道，“人們甚至可以看到火車駛出尼古拉車站。”他們對那一天的勝利充滿信心，以至於其中一位將軍甚至拒絕了用野戰望遠鏡勘察城市的提議，因為正如他所說的，無論如何，他們第二天都會在涅瓦大街上散步。
白軍進攻的消息在紅軍中引起了恐慌。列寧想放棄彼得格勒，專注於南方戰線。但托洛茨基堅決認為，應該不惜一切代價保衛革命的發源地，即使這意味著要進行巷戰，他說服列寧改變了主意。10月16日，托洛茨基被派往舊首都，負責防禦工作。彼得格勒黨魁季諾維也夫已經完全喪失了勇氣，只能平躺在斯莫爾尼的沙發上。這是內戰中少數幾次托洛茨基出現在前線説明決定戰爭結果的情況之一——比他的崇拜者聲稱的要少得多。有一次，他甚至騎上戰馬，把撤退的部隊召集起來，帶領他們重新投入戰鬥。
托洛茨基的首要任務是鼓舞士氣——他以其出色的公眾演說才能做到了這一點。他敦促士兵們不要放棄，並嘲笑敵人的英國坦克，說它們不過是“用油漆木頭做的盒子”。他甚至命令普梯洛夫工廠製造了幾輛類似坦克的車輛，以便讓軍隊放心，他們自己身邊也有這些機器。托洛茨基接下來的任務是把彼得格勒改造成一座大堡壘，讓人民為巷戰做好準備。彼得格勒宣佈戒嚴，實行夜間宵禁。數千名工人和資產階級市民被動員起來，在街道和廣場上設置路障。列寧敦促托洛茨基募集3萬人，“在他們身後架起機關槍，射殺其中的幾百人，以確保對尤登尼奇發動真正大規模的攻擊”。城市的下水道系統被拆除，用來建造街壘。在南部郊區挖掘塹壕，在通往市中心的主要道路上的所有建築物頂部都部署了機槍。軍用卡車和摩托車晝夜不停地在彼得格勒周圍疾馳；穿著皮夾克的布爾什維克肩扛槍支，看守路障；所有主要的建築物都由工人志願者組成的隊伍守衛。
儘管彼得格勒和其他城市一樣，頻頻飽受罷工的困擾，但白軍突破的威脅似乎激發了許多工人捍衛蘇維埃政權的熱情。正如彼得格勒的一名白軍間諜所言：
工人階級，至少是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仍然傾向於布爾什維克。像其他一些民主人士一樣，他們把這個政權——儘管是邪惡的——也看作是他們自己的。關於白軍殘暴行徑的宣傳對他們產生了強烈的影響……在心理上，他們把現在與平等和蘇維埃政權聯繫起來，而把白軍與舊政權及其對群眾的蔑視聯繫起來。
數百名工人攜帶步槍前來保衛斯莫爾尼宮。與此同時，在蘇維埃總部的院子裡，十幾輛汽車伺機待命，一旦彼得格勒陷落，就會把党的領導人接走。維克多·謝爾蓋和他懷孕的妻子離開了阿斯托利亞酒店的房間，在郊區的一輛救護車上過了一夜。他們帶著一個小箱子和兩本假護照，隨時準備逃跑。
在揮師直取彼得格勒的同時，白軍沒有切斷通往莫斯科的鐵路。這一重大失誤使紅軍得以及時調來增援部隊，以準備10月21日的反攻。即使在與鄧尼金的戰鬥打到最激烈的時候，紅軍也準備把重要的預備隊從圖拉轉移到彼得格勒，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他們當時有多麼絕望。列寧做出了關鍵性決定，直接給奧斯金本人打電話。奧斯金後來寫道：“當電話裡有一個聲音說‘我是列寧’時，我簡直喘不過氣來。”他向列寧保證，將組建一支既紀律嚴明又高度忠誠的共產主義後備軍，他們將在反攻中發揮重要作用。紅軍總司令加米涅夫稱他們為“我們的黑桃皇后”——贏得遊戲所需的最後一張王牌。相對于尤登尼奇一萬五千人的部隊，紅軍現在擁有將近十萬人——即使按照他們自己最誇張的損失比，也足以扭轉對白軍的局勢。在普爾科沃高地浴血奮戰三天后——紅軍勇敢地用他們的步槍抵擋住了尤登尼奇的坦克，白軍被逼退回愛沙尼亞。由於沒有預備隊，他們撤退的速度就像他們前進一樣快。11月中旬，愛沙尼亞人允許尤登尼奇的部隊進入他們的國家，條件是必須解除武裝。托洛茨基想乘勝深入愛沙尼亞（“反革命看門犬的狗窩”）追擊白軍。但事實證明沒有必要。尤登尼奇引咎辭職，他的軍隊隨之解散。新年前夕，愛沙尼亞與蘇維埃俄國簽署了停戰協定，又於1920年2月2日簽訂和平條約——這是莫斯科與其邊境國家的第一份條約。
為了表彰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保衛戰中的傑出貢獻，他被授予紅旗勳章，這是第一個功勳獎章。托洛茨基獲得了英雄般的地位。【6】大部分戰鬥發生的地方——加特契納，被重新命名為托洛茨克。這是蘇聯第一個以在世共產黨員命名的城鎮。
隨著鄧尼金的部隊向南逃竄，一時間紀律崩亂，潰不成軍。拿破崙曾經評論自己如何撤離莫斯科：“從崇高到荒謬，只一步之遙”。同樣的話可以用來形容鄧尼金的情況。
引起白軍恐慌的不僅僅有紅軍。馬赫諾的遊擊隊、彼得留拉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和其他各種遊擊隊，從四面八方伏擊向黑海撤退的白軍官兵。用弗蘭格爾的話說，鄧尼金的部隊正在穿越“已經學會了憎恨我們”的當地居民的地盤。接著，11月下旬，傳來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英國人將終止對白軍的支持。再加上高爾察克戰敗的消息，這對士氣產生了毀滅性的打擊。“短短幾天，南俄的整個氣氛都變了。”一位元目擊者評論，“最壞的情況變成了可能，無論以前的目標是多麼堅定，現在都被徹底摧毀了。”勞埃德·喬治關於志願軍事業註定要失敗的觀點，竟然一語成讖。到目前為止，維持白軍運動的樂觀情緒——索科洛夫將之比作賭徒絕望的信念，認為自己的贏牌會在最意想不到的時候不期而至——現在完全崩塌了。士兵和軍官集體開小差。哥薩克人對白軍不再抱有幻想。許多庫班哥薩克人拒絕繼續戰鬥，除非鄧尼金滿足他們建立獨立國家的要求。
在龐大的白軍平民陣營中也出現了類似的失望情緒。人們不再相信勝利，一門心思想著如何逃往國外。商店和咖啡館紛紛關閉。人們瘋狂地把鄧尼金發行的頓河盧布兌換成外國硬通貨。鄂木斯克的恐慌情景再次上演，成千上萬的軍官和平民掙扎著登上開往黑海港口的火車。由於嚴重的斑疹傷寒流行，傷患和病人的數量急劇增加，他們只能被遺棄。這次不能再稱為“資產階級大逃亡”了。大多數難民現在一貧如洗，無論以前他們有多麼榮華富貴。這是一群可憐的、赤裸裸的人類在逃命。一位目擊者在逃離哈爾科夫的過程中見證了這一幕：
一天晚上，當最後一列俄羅斯醫院列車準備離開時，在車站昏暗的燈光下，可以看到一些奇怪的身影沿著月臺爬行。他們陰沉黯淡，形狀模糊，像頭惡狼一樣。他們漸漸近了，人們驚恐地發現，這是八名患有斑疹傷寒的俄國軍官，穿著醫院灰色的病號服，他們不願象其他病人一樣留下來被布爾什維克折磨和殺死，而是四肢著地從醫院爬到車站，希望被火車帶走。
在這種道德崩潰的背景下，白色恐怖達到了頂峰，對猶太人進行了最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這是對一個被許多白人指責為革命罪魁禍首的種族的最後一次野蠻報復。
反猶太主義是整個革命時期俄羅斯生活中的一個事實。對猶太人的攻擊往往成為群眾暴力的一部分。“大屠殺”這個詞既可以指對猶太人的攻擊，也可以表示對一般財產的掠奪。沙皇政權在煽動其中一個方面時，總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讓它蔓延到另一個方面。1914年後，將猶太人作為國家災難的替罪羊變得越來越普遍。猶太人聚居地被戰爭摧毀，猶太人散佈在俄羅斯各地。他們第一次大量出現在北方的主要城市中。革命期間，猶太人也首次進入政府和官方職位。不是很多猶太人是布爾什維克，但是很多主要的布爾什維克都是猶太人。對廣大普通的俄羅斯人來說，他們的世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此，他們國家的毀滅似乎與猶太人突然出現在以前為非猶太人保留的權力地位和職位上有某種聯繫。因而很容易得出結論——猶太人正在密謀毀滅俄羅斯。結果就是大規模的猶太恐懼症。“對猶太人的仇恨，”一位著名的社會學家在1921年寫道，“是當今俄羅斯生活中最顯著的特徵之一；甚至可能是最突出的。猶太人在任何地方——北方，南方，東方，西方——都受到憎恨。他們不分階級、教育程度、政治信仰、種族或年齡，都被人們所厭惡。”
在南方白軍運動的早期階段，反猶太主義發揮的作用相對較小。志願軍中甚至還有猶太人，其中一些是冰雪長征的英雄。鄧尼金的宣傳機構資訊部（OSVAG）雇用了許多猶太人。但隨著白軍深入烏克蘭，那裡的猶太人比頓河地區更為集中，他們的隊伍被對猶太人的報復性仇恨所淹沒。這項倡議來自哥薩克人和他們的團級軍官，儘管鄧尼金是一個消極的反猶太主義者，但他沒有做任何抵抗，他的幾位將軍也鼓勵這項倡議。猶太人被趕出了鄧尼金的軍隊和政府部門。白軍的宣傳把布爾什維克政權描繪成一個猶太人的陰謀，並散佈這樣的神話：除了列寧以外，布爾什維克政權所有主要的領導人都是猶太人。【7】作為紅軍的領袖，托洛茨基（或者說布朗斯坦，這是他在白軍媒體中被冠以的名字）被單獨挑出來作為俄國人民一個可怕的“猶太大屠殺兇手”。猶太人被指責謀殺沙皇、迫害東正教會和製造紅色恐怖。當前，猶太人確實在基輔和其他城市的契卡中很搶眼。但是，這被用作對整個猶太居民實施血腥報復的藉口。正如莫斯科首席拉比曾經說過的那樣，革命是由托洛茨基發動的，但是付出代價的卻是布朗斯坦。包括鄧尼金在內的大多數白軍領導人都認為，猶太人之所以被“大屠殺”，是因為他們“支持”布爾什維克政權。整個白軍運動都被這樣一種觀念所控制，即迫害猶太人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當的，是一種反革命的大眾手段。俄羅斯右派人士舒爾金是猶太人集體罪行的主要發言人，他後來承認，大屠殺是白軍對紅色恐怖的報復。“我們對‘猶太佬’的反應就像布爾什維克對布爾喬亞人的反應一樣。他們喊道：‘布爾喬亞人去死！’而我們回答：‘猶太人去死！’”
1918-1819年冬季，彼得留拉的烏克蘭民族主義團夥製造了第一起大屠殺慘案。馬赫諾和格裡戈裡耶夫的遊擊隊立刻積極回應，1920年的波蘭人和紅軍的一些部隊也緊隨其後。在所有這些大屠殺中，除了波蘭人（出於種族動機）的之外，其他所有的暴力與掠奪都和破壞猶太人的財產息息相關。烏克蘭農民士兵憎恨猶太人，主要因為他們是商人、旅館老闆和放債人，總之是“外國”城鎮的“資產階級”，他們一直在剝削“純樸的農民”，令他們生活在貧困之中。大屠殺的領導人通常會向猶太人徵收巨額革命稅——因為他們相信猶太人非常富有——稍有不從就殺死從後者那裡劫持的人質。布爾什維克在紅色恐怖時期也亦步亦趨，有樣學樣。大屠殺領導人還經常允許他們的士兵洗劫猶太人的商店和房屋，在此過程中殺害和強姦猶太人，並允許當地的俄羅斯民眾自發哄搶戰利品，藉口是猶太人通過投機經濟危機而致富，他們的財富應該歸還給人民。布爾什維克稱之為“掠奪掠奪者”。
鄧尼金的軍隊進行大屠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同樣簡單的本能，即搶劫、強姦和殺害被視為富有、外來和懦弱的猶太居民。但是，與早期的大屠殺相比，他們的動機更增添了一份對猶太人的憎惡，用一位白軍軍官的話說，對他們是“布爾什維克選民”的種族仇恨。整個猶太城鎮被焚燒和摧毀，理由是他們支持紅軍（難怪他們會這樣做？）猶太教堂被塗上紅星。猶太人被抓為人質並槍殺，以報復紅色恐怖。猶太人的屍體被掛在街上，上面寫著“叛徒”的字樣，或者在他們的肉身上刻紅星。
每當從紅軍手中奪取一個城鎮，白軍軍官通常會允許手下的士兵有兩三天的自由，肆意搶劫和殺害猶太人。這被視為對部隊的獎賞，也是對猶太人支持紅軍公正的報復。沒有關於白軍軍官制止大屠殺的記錄，倒有幾起案件甚至是馬蒙托夫和梅-馬耶夫斯基這樣的高級將領下令實施的。最嚴重的一次大屠殺發生在基輔，就在白軍當局的眼皮底下。從10月1日至5日，哥薩克士兵在城市各處闖入猶太人家中，索要錢財，強姦和殺戮。官員和當地神甫發表演說，激勵他們，聲稱“猶太人殺死了我們所有的人並支持布爾什維克”。即使是舒爾金，一個狂熱的反猶太主義者，也對街道上“中世紀的恐怖”氣氛和夜晚猶太教徒“可怕的哀嚎”感到不安，“心驚肉跳”。然而，統治該市的德拉戈米羅夫將軍直到6日才下令停止大屠殺，也就是殺戮狂歡最終精疲力竭的第二天。
許多大屠殺都伴隨著與紅色恐怖同樣可怕的殘忍酷刑。在法斯托夫鎮，哥薩克人把受害者吊在天花板上，在他們即將窒息而死之前將其解下：如果他們的親屬在恐懼中看著這一切，卻付不起他們所要求的錢，哥薩克人就會重複這一過程。哥薩克人用馬刀砍下四肢和鼻子，把嬰兒從母親的肚子裡扯出來。他們點燃猶太人的房屋，強迫那些試圖逃跑的人返回大火中。在一些地方，比如切爾諾貝利，猶太人被趕進猶太教堂，然後把他們連教堂統統付之一炬。在切爾卡斯等其他地方，他們輪奸了數百名未成年女孩。許多受害者後來被發現小陰道上有刀劍的刺傷。最可怕的一次大屠殺發生在12月下旬白軍撤退的最後階段，地點是波多裡亞小鎮克裡韋·奧澤羅。到了這個階段，白軍已經不再在乎世界輿論，當失敗即將降臨時，他們把所有的警告都拋到了九霄雲外。特裡克哥薩克人折磨和戕害了數百名猶太人，其中許多是婦女和兒童。數百具屍體被丟棄在雪地上供狗和豬齧食。在這個可怕的場景中，哥薩克軍官們在鎮上的郵局舉行了一場超現實的舞會，配有晚禮服和管弦樂隊，他們還邀請當地行政官員和一群他們從赫爾松帶來的妓女參加。當他們的士兵為了消遣屠殺猶太人時，一群衣香鬢影的嘉賓們正啜飲香檳，徹夜狂舞。
多虧了新開放的檔案，我們現在對內戰中被大屠殺殺害的猶太人有了更全面的瞭解。準確的數字永遠不得而知。即使是最著名的白軍大屠殺也會引起各種統計問題；還有許多其他針對猶太人的暴動（烏克蘭民族主義者、馬赫諾的遊擊隊、入侵的波蘭軍隊和紅軍），其受害者從未被統計在內。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猶太人被殺的總人數肯定比官方記錄的31,071的埋葬人數，或過去學者們估計的50,000-60,000的死亡人數要高得多。近年來，從俄羅斯檔案中出現的最重要的文件，即一份1920年蘇維埃俄國猶太人組織的調查報告，其中談到“超過十五萬人死亡”，多達三十萬人受害，包括傷患和死者。
數千名鄧尼金政權的逃亡者湧入協約國在黑海上重要的港口——新羅西斯克，希望能乘坐協約國的輪船離開。到1920年3月，鎮上已經擠滿了絕望的難民。舊政權的要員們擠在每間房裡睡十幾個人。斑疹傷寒在擁擠不堪、蓬頭垢面的人群中肆虐。特魯別茨柯伊親王和普利希克維奇死在新羅西斯克惡劣的環境中。沒有人還有心思與紅軍作戰，紅軍的騎兵包圍了這座城市。七年的戰爭和革命使這些人心中滋生了一種失敗心理——他們現在只想逃亡。英國人的大炮被扔進海裡。哥薩克人射殺了他們的馬匹。每個人都渴望離開俄羅斯，但並非所有人都能搭上協約國的船隻。優先考慮的是部隊，其中五萬人於3月27日被運往克裡米亞。留下6萬名白軍任由紅軍宰割。在登船最後的恐慌中，出現了醜陋的一幕：公主們像漁民妻子一樣撒潑；男男女女跪在碼頭上，乞求協約國軍官救他們一命；有些人跳入大海。
對於鄧尼金的批評者來說，這次拙劣的撤離是最後一根稻草。自從秋季首次戰敗以來，將軍們的抗議一直有增無減，因為人人都看得出，進攻莫斯科是一個戰略性錯誤。抵達克裡米亞後，他們紛紛要求鄧尼金辭職。憑藉眾多高級軍官的支持，弗蘭格爾將軍成為了無可爭議的繼任者。由於對“選舉”新領導人的想法感到反感——那會讓人聯想到1917年摧毀軍隊的民主——他們說服鄧尼金辭職並“任命”弗蘭格爾為他的接班人。這是對鄧尼金最後的侮辱，他剛剛才解除對手的職務。現在他不得不把流放君士坦丁堡的弗蘭格爾召回。將弗蘭格爾帶回俄國的同一艘英國船又把鄧尼金帶到了土耳其首都。從此他再也沒有踏上祖國一步。
在弗蘭格爾將軍的領導下，白軍對布爾什維克進行了最後的抵抗。但從一開始就顯而易見，他們的任務註定要失敗。蘇聯對波蘭的戰爭轉移了紅軍在南線的兵力，使白軍得以在克裡米亞暫時獲得喘息之機。但是，紅軍再次把注意力轉向他們只是時間問題：而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結果毋庸置疑。無論就意圖還是目的而言，白軍在1920年4月被打敗了。
他們失敗的根本原因是什麼？白俄移民社區為這個問題苦惱了很多年。那些大體上同情白軍事業的歷史學家經常強調據說對他們不利的“客觀因素”。紅軍擁有壓倒性的人數優勢，他們控制著俄羅斯中部廣袤的地區及其著名的首都、全國大部分的工業和核心鐵路網，這使他們能夠將其部隊從一個前線轉移到另一個前線。相比之下，白軍被分割在幾條不同的戰線上，這使得他們難以協調行動；而且他們大部分補給都依賴于不值得信任的協約國。其他歷史學家則強調白軍的戰略錯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進攻莫斯科，以及紅軍卓越的領導力、執行力和紀律性。
所有這些因素無疑都是相關的——在常規戰爭中，它們很可能足以解釋其結果。但俄國內戰是一場非常不同的戰爭。這場戰爭是在兩支軍隊之間進行的，這些軍隊既不能指望他們大部分應徵士兵的忠誠，也不能指望他們聲稱控制的領土上的老百姓的支持。廣大人民都不想與內戰扯上關係：他們低著頭，試圖保持中立。正如一位猶太人告訴巴別爾的那樣，所有的軍隊都聲稱是在為正義而戰，但他們都在進行同樣的掠奪。到1920年，當俄羅斯瀕臨饑荒時，許多人無疑會歡迎任何“沙皇”，只要誰能為他們提供麵包。由於大規模逃兵、補給中斷、後方罷工和農民起義，紅軍和白軍都不斷遭受沉重打擊。但是，儘管存在所有這些問題，他們仍有能力堅持作戰，這與其說取決於軍事因素，不如說取決於政治因素。這本質上是一個政治組織和群眾動員的問題。當然，恐怖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僅僅靠恐怖是不夠的——人民太多，政權太弱，無法在所有地方實施恐怖——而且無論如何，恐怖往往被證明適得其反。
在這裡，紅軍擁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優勢，使他們能夠在生死存亡關頭讓更多的士兵走上戰場：那就是他們可以聲稱是在捍衛“革命”——一個方便的多元符號，人民可以在上面投射自己的理想。能夠在紅旗下戰鬥，給了布爾什維克決定性的優勢。它的象徵性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這樣一個事實，即1919年秋，白軍進攻莫斯科時，包括數十萬逃兵在內的農民都團結起來支持紅軍。農民們相信，白軍的勝利會顛覆他們自己在土地上的革命。只有在白軍徹底失敗後，農民對布爾什維克的反抗才達到了大規模的程度。同樣的，“捍衛革命”理論也有助於解釋這樣一個事實，即許多工人儘管抱怨布爾什維克，但在尤登尼奇向彼得格勒進軍時，仍然支持蘇維埃政權。
白軍失敗的根源在於政治上的失敗。事實證明，他們不能也不願意制定能夠讓廣大民眾站在他們一邊的政策。用弗蘭格爾的話說，他們的運動建立在“殘酷的復仇之劍”上；他們唯一的想法是把時鐘撥回到1917年之前的“幸福時光”；他們沒有意識到適應革命現實的必要性。白軍不承認領土上的農民革命和民族獨立運動，註定了他們的失敗。正如鄧尼金第一個承認的那樣，勝利取決於俄國中部地區民眾對紅軍的反抗。然而，這種反抗從未發生。用弗蘭格爾的話說，白軍非但沒有把人民團結在自己身邊，反而像弗蘭格爾所說的那樣，“把他們變成了敵人”。
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形象問題。雖然高爾察克和鄧尼金都否認自己是君主主義者，但在他們的隊伍當中，有太多人支持沙皇復辟，這就給大眾造成印象——也給敵人的宣傳提供了彈藥——他們與舊政權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白軍並沒有做出真正的努力來解決他們的形象問題。他們的宣傳極其原始，而且無論如何，任何宣傳都不可能克服這種不信任感。因此，白軍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最後可歸結為他們自身的慘敗，他們未能與過去決裂，未能在1917年的進程中重新掌握主動權。俄國反革命的問題恰恰就在於：它太反革命了。
隨著白軍的失敗，李沃夫親王的舊俄羅斯終於被埋葬了。“我的心在滴血，”1920年11月，他在寫給羅迪切夫的信中說，“為我遙遠而不幸的祖國。一想到我的朋友和親戚——實際上是所有人——在那裡遭受的苦難，我就心如刀割。”1918年，李沃夫堅持要用軍事手段打擊紅軍。他不相信俄羅斯內部有出現民主運動的可能。然而，到了1920年，連他自己也意識到這是錯誤的。“我們認為布爾什維克可以用武力打敗，這是錯誤的。”他在11月寫給巴赫梅特夫的信中道，“他們只能被俄羅斯人民打敗。為此，白軍需要一個民主綱領。”
【1】其他代表包括馬克拉科夫（克倫斯基的駐巴黎大使）、薩佐諾夫（高爾察克的——也是尼古拉二世的——外交部長）以及資深民粹主義者柴科夫斯基（駐阿爾漢格爾斯克的北方地區政府首腦）。俄羅斯政治會議是一個由在巴黎的前外交官和其他公眾人物組成的流亡政府。薩文科夫、納博科夫、斯特魯夫和科諾瓦洛夫都是其成員。
【2】有一份列寧給西伯利亞政府主席斯米爾諾夫的命令，指示他解釋處決高爾察克是為了應對白軍的威脅。但這個命令的日期並不清楚。理查·派普斯認為它是在2月7日之前寫的，由此暗示了列寧企圖掩蓋處決理由的陰謀（《布爾什維克政權下的俄羅斯》，117-18）。但這一點並沒有得到證實。
【3】這是布爾什維克領導層內第一次出現重大的戰略分歧。托洛茨基和他的總司令瓦采季斯反對越過烏拉爾山脈追擊高爾察克，以便把部隊轉移到南線。但東線司令卡梅涅夫在列寧和史達林的支持下，堅持要把高爾察克追擊到底。衝突持續了整個夏天，在內戰的這個關鍵時刻削弱了紅軍的領導力。最重要的是，它表明托洛茨基的權威正在下降。他在東線和南線的戰略遭到否決，而卡梅涅夫的戰略得到支持，後者在7月3日取代了瓦采季斯。托洛茨基非常震怒，懷疑史達林和軍事反對派想把他排擠出領導層。他寫了一封辭職信，但於7月5日被中央委員會駁回。托洛茨基的權威因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重組而進一步削弱，引入的四名新成員（卡梅涅夫、古塞夫、斯米爾加和雷科夫）都與委員會主席存在分歧。
【4】確實，馬赫諾的遊擊隊經常在白軍的攻擊下潰逃。但考慮到紅軍對他們的供給如此之差，這並不奇怪。他們當然不應該受到托洛茨基的詆毀。事實上，這與馬赫諾的關係比與史達林的關係還小。托洛茨基把紅軍的失利歸咎於馬赫諾遊擊隊的遊擊戰法，這樣他就可以攻擊軍事反對派的“遊擊主義”，從而強化他基於軍事紀律和集中化的主張。
【5】紅軍7月制定的原戰略是由伏爾加河向頓河進攻；但在10月15日，即奧廖爾淪陷後的第二天，政治局決定將所有紅軍集中在圖拉周圍，從而悄悄改變了戰略。這一改變甚至沒有徵求總司令卡梅涅夫的意見。
【6】而他的反對者，特別是史達林，第一次警告說波拿巴主義的危險性。
【7】這個神話在西方世界流傳甚廣。例如，英國駐鄧尼金軍事使團團長霍爾曼將軍告訴一個猶太代表團，在莫斯科36名政治委員當中，只有列寧不是猶太人。（謝赫特曼，《暴亂》，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