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记录片《南边会更好》| 探访泰国云南回族移民与国民党孤军后裔
对于我个人来说，“南方”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从长江中游往南一直到马来群岛，在我眼里全都是“遥远而陌生的南方”。如果说“北方的苦难”是人被当成牲畜，那么“南方的苦难”就是人被当成老鼠，牲畜是被争夺瓜分的资源，北方在反复残酷的拉锯中形成了清晰的边界，而老鼠则是被不断驱逐，从平原到山区，从山脚到山上，在中央政权控制的城市和农田之外，是山丘丛林连绵地理界限模糊的无政府自由空间，然而到了现代，这种自生自灭的自由也不存在了。
我的朋友刘宇一直在做回族姓氏和族源方面的研究，他几乎走遍了国内各地的回族墓地，为了调查整理不同地区回族的籍贯来源，他之前在泰国旅行的时候发现了当地的云南回族群体，他对这个群体的来源非常感兴趣。
在云南曾经有回族马帮，经营着从中国西南地区到东南亚和印度的贸易路线，在上世纪中期中国内战之后，他们当中很多人逃离中国到了缅甸和泰国，也是在同一时期，一部分国民党军队从云南撤退到缅甸境内，他们在缅甸建立根据地，后来一部分人去了台湾，一部分人到了泰国北部，马帮和军队就是泰国北部云南回族的两个主要来源。
我们这次旅行就是去探访他们的遗迹和故事，我们从北京到清迈，然后沿着泰国缅甸边境的山区，经过马康山、万养、贺肥、芳县、达端、茶坊、美斯乐、满星叠、满堂，到最北面的美塞，然后往东到金三角，再往南返回清莱和清迈。
作为一个东北人，我无论去哪里总会把当地和我的故乡相比较，如果发现联系就会令我很兴奋，反之过于陌生则会产生心理距离。有趣的是，“云南”与“东北”在这个国家两个对应的方向，这种称呼都是以中央政权为中心的表述，而这两个地区在历史中又有着强烈的独立性。
在中原的唐宋政权时期，东北是立国700年的高句丽，之后是渤海国、辽国和金国，云南则是南诏国与大理国的600多年，与中原政权进行着微妙的结盟与对峙，直到蒙古人占领大理国，云南并入北方政权的统治，蒙古人带来了穆斯林移民，我们要探访的云南回族的历史开始了。
在云南第一任行政长官，中亚人赛典赤·赡思丁治理时期，云南逐渐成为中国地方政权的一部分，大量穆斯林来到云南，赛典赤与他的儿子纳苏拉丁的名字也成为云南回族的姓氏来源，这些善于经商的新移民充分利用云南原有的“西南丝绸之路”做贸易。到了朱元璋建立新政权之后，云南的蒙古人和土司们拒绝投降，而原有的大理国段氏贵族希望接管云南，朱元璋对云南进行了严厉的军事管制，他的养子沐英的家族军管云南直到明朝灭亡，最后护送永历皇帝流亡缅甸。
虽然沐英本人是否为回族尚有争议，但“沐”姓的确为云南回族重要姓氏，而军户与商旅也是云南回族的传统行当，这两者逐渐融为一体，成为以族缘和宗教为纽带的武装商团——也就是回族马帮。
在泰国北部的探访让我们发现这里的云南回族群体来源是多样的，其中早期马帮商人群体大多居住在清迈和清莱等大城市，他们很早就建立了贸易据点和清真寺，形成自己的社区。而上世纪中期撤离中国的国民党军队和难民则居住在泰缅边境的山区乡村，他们的成分非常复杂，有中央国军，有地方民团部队，有军属家眷，有商人地主，有顺势逃难的边民，还融合了缅甸境内的华侨和原住民族武装。
这些人在缅甸境内割据作战期间形成了群体意识，为了生存不同身份的成员统一军队化管理，之后国际局势发生变化，他们不得不离开缅甸，一部分人撤到台湾，而以云南籍为主的剩下的人或许是心存回到故乡的念头，进入泰国北部被安置下来。
泰国政府对待他们的态度也很复杂，这些华人显然与泰国中南部那些祖籍广东福建的华裔居民不太一样，他们受过军事训练，战斗经验丰富，没有本地根基，政治意识形态强烈，并且是国共两党政权斗争的焦点，泰国政府小心翼翼地庇护且控制着他们。直到泰国东北部苗共叛乱，双方找到了合作的契机，这些泰北孤军被派遣剿灭反政府武装，回报就是泰国国籍和合法居留权，这次他们是真的为自己而战斗。
再之后他们的生活逐渐正常，泰国皇室给他们居住的村子建设了很多基础设施，年轻人开始去外面工作和读书，原有的武装解散，鸦片贸易也被合法农作物贸易取代，日子渐渐好了起来。
泰国皇帝拉玛九世在位期间非常关注北部地区的民众，缓和与缅甸的边境关系，大力治理金三角，以及为山地民族提供医疗、教育与经济救助，其中包括改善本地华人孤军村落的生活条件，这期间云南回族老兵发挥了自己的经商传统，与清迈、清莱等地的同族建立联系互相帮扶。在我们的探访中，观察他们的生活状况是不错的，有充分的宗教自由，年轻人也有相对平等的受教育权和工作机会，整体物质水平在当地是不低的。
作为“孤军”，这些人面临着国共政权双方的抛弃。在台湾，关于泰缅孤军后代的身份问题一度引发社会热议，很多人逃离中国时根本没有护照，后代也无法证明父母的中华民国公民身份，很多人持假护照前往台湾读书，面临非法居留和无国籍困境，民进党上台后的去中国化政策也影响到对孤军后代的态度。至于大陆政府根本不和孤军后代来往，不把他们视为可统战的海外华人群体。对于孤军中更加少数的回族，恐怕只有大陆和台湾的本族同胞才会关心他们了。
关心与同情还是不太一样的情感，我想他们也不需要我的同情，而我所来自地区本身的处境也让我没有资格去同情他们，相反我很羡慕他们，虽然这种羡慕在他们眼里是经过一段苦难岁月得来的，可同一时期我们的岁月更加苦难。
我们在这一路探访泰北云南回族的故事，他们的历史不可避免被多多少少赋予了政治色彩，但我更关心个人的感受、选择与命运，我设想一下如果他们当年没有逃离中国，那么国民党官兵、穆斯林、地主商人的多重身份意味着什么，他们又会面临怎样的遭遇，只能说福祸相依，我们东亚就是苦难的，你只能选择苦难的不同形式，却无法彻底摆脱苦难。
我们这些天里走访的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我一直希望向导能帮我们引荐一些年轻人采访，但很难，除了极少数学者但也不在本地之外，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太会说汉语了，而且他们对父辈祖辈们的历史不太了解也不感兴趣。
这也是本地朋友和我们说的，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思维而要用当地人的思维。中国人对历史有一种特殊的崇拜，我们的文化里非常在意一个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向往有一种被推崇的精神力量可以超越时间，因为现世过于苦难，历史存在感对于中国人就像是美好的彼岸世界一样，是一种精神寄托。但并不是所有地方的人都需要这种历史的寄托，对于宗教信仰浓郁的地区来说，人如何面对现世，如何面对苦难，彼岸在哪里，这些问题都有非常确切的答案，不需要在历史中获得。
我其实很抗拒关于苦难的表达，我们日常生活中本来就没有多少快乐，却还要沉浸在过往的痛苦中，太自虐了，有时候我会有些偏执地排斥负面情绪，只要很直接的快乐。
在走这条路线之前，我做了一些心理建设，很担心一提起这些话题，宏大叙事历史包袱家国情怀哭哭啼啼，我想象过遇到一个老兵，八九十岁谈到往事思念故乡老泪纵横，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场景，我很能共情但我并不愿意这样。结果整个旅途走下来，给我的感觉是他们完全没有那种心理包袱，是我有点自作多情了，他们是真的轻松和自然。
难道他们就真的没有担忧烦恼吗？以我做媒体还算敏感的观察，他们肯定有，而且还不小。泰国并非传统移民国家，政策和文化上的“泰化”是很强硬的，这些泰缅孤军能够获得合法身份和居留权，并不全来自泰国政府的包容，更多的大概是皇室的恩赐，和他们为泰国作战流血牺牲的回报，这还不要说整个东南亚华人群体的命运都会受到中国政治倾向以及大陆与台湾关系的牵连。
而穆斯林作为泰国这个佛教为主的国家中的少数群体，无论是新闻信息还是种种现实迹象都告诉我，和平安宁并不是天然的，也没有很长久，他们在一些细节上依然需要保持谨慎。
在探访中令我愉悦的另一点在于，我们谈论历史、宗教、生活，唯独不会讨论政治，对他们而言或许是曾经的政治夹缝身份令他们对此类话题敏感，或许因为我们来自曾经势不两立的另一边，他们并不了解我们个人的政治立场，担心我们受当局影响太多，所以小心回避。对我自己来说，纯粹是对政治话题感到厌烦，这种厌烦来自生活在一个高度政治化区域的抵触本能，政治剥夺了人们很多乐趣，在这种前提下再谈论政治就是自我剥夺。
泰国最让我着迷的是这里繁荣的街头生活，那些沉重而深刻的历史过往，咬咬牙也就忘却了，毕竟人的一生是多么短暂，人的意识又是多么脆弱，等到年老思维模糊，一切都变得混乱而困惑，哪有那么多需要记住的事情，可是世俗的喧闹愉悦，那些烹饪食物和往来叫卖的声音是多么动听。
在我们即将离开清迈时，北京突然降温进入寒冬，一片苍茫，对于我这个北方人来说，南方的苦难是难以想象的，像老鼠一样被赶进山里，住在森林中吃虫子，但南方的欢乐也是难以想象的。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北逃》，主人公是一个朝鲜人，他逃到韩国之后遇到一位牧师，牧师劝他皈依基督教，他问道“如果有上帝，为什么上帝只在南朝鲜”，这也是我这部影片英文名字的来源。
还是应该往南走，南边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