悸动多彩的一九八零年代（2）电影

2. 电影

老教皇毛泽东驾鹤西去之后，继任的教皇是邓小平。他对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有新的主张。1978年访问日本时，在新干线高速列车上，邓小平感慨道，“像风一样快！我们现在很需要跑。”羡慕之情溢于言表。

在新的政治气氛中，电影的风格开始改变。到了1980年前后，喜剧成为国产故事片的重要题材，当时的社会空气由此也可见一斑。我印象较深的是《甜蜜的事业》。那时“教廷”决定控制人口的高速增长，电影也成了他们的计划生育宣传战役的一部分。在《甜蜜的事业》中，“反面角色” 是那位已经有五个女儿，还拼命想要生个儿子的唐二婶。

虽然喜剧片担负了“教廷”的一些宣传任务，里面的“反面角色”都呈可爱萌态，顶多是思想有点顽固守旧。情节中没有了阴险恐怖的阶级敌人让我如释重负。直到现在我看电影时还是偏爱喜剧。

1980年代的前半期也是中日之间的蜜月期，那时我在母亲单位订阅的《人民画报》上学到了两句话：“一衣带水的邻邦”和“化干戈为玉帛”。

随着“化干戈为玉帛”而来的是日本电影在中国的轰动。《追捕》放映时，电影院前人潮如涌。虽然其故事情节完全超出了我那时的理解力，那些画面如此伸展了我对生活的想象：诗意的北海道乡村生活、私人飞机腾空而起、一群狂奔的骏马冲过闹市。我对乡村生活本来并不陌生 – “社会主义大院”的墙外就是庄稼地 – 但我平日所见的乡村生活只有一些欺软怕硬的孩子和谈吐无聊的成年人。电影中的青山绿水和野兽出没才是我向往的乡村生活。

更令我神往的是东京的摩天大楼。我们那里最高的建筑是县委办公楼，只有四层。我想我那时对生活的理解就是：生活的美好程度与楼的层数成正比。

《追捕》是远来的大乌龟给井底的小青蛙讲的故事。

《追捕》不仅打开了我这样的小孩子的想象力，成年人也为之着迷。那时好像从街上到收音机里的每个人都学会了里面的几句台词，如“我杜丘冬人犯下如此罪行，真是追悔莫及”；“多么蓝的天！走过去，你可以融化在那蓝天里”；“我是正当防卫。” 那首印着高仓健的坚忍棱角的主题曲“啦呀啦” 也风靡大江南北。

同时期的美国科幻片《未来世界》同样引起了巨大轰动。冷冰冰的机器人要取代真人的计划让我害怕，而那盘每个棋子都是个小机器人的国际象棋把我看呆了。

影像的魔力在于它把远隔万里的世界在一瞬间拉到观者的眼前，也在于它让观者最真切地感到自己与影像中那个世界远隔万里的距离。这距离不只是物质生活的富足程度的距离，更是枯燥无味与多姿多彩、诚惶诚恐与活力四射之间的距离。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意象关联(association of ideas)，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在沙发商的广告中，一家四口坐在沙发上聊天，显得幸福美满，于是每天看这个广告的观众就会在下意识里认为坐这个牌子的沙发就是幸福美满的生活。在美日大片中，物质的富足总是与多姿多彩和活力四射的人物同时出现，于是观众们就会想象富足的物质生活就等于多姿多彩和活力四射的精神生活。这正是“教廷”天天挂在嘴边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情景。我想或许就是那个年代的美日大片种下了中国举国上下的GDP崇拜情结。

《追捕》等电影引起轰动的原因还不只是高楼大厦和灯红酒绿。四十年之后，把《追捕》和《甜蜜的事业》重新翻出来看时，我发现前者仍然是个与成年人智商相当的故事，后者则是没看几分钟就有不真实的感觉扑面而来，它不像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其中的演员像是背后被线牵着的木偶。《甜蜜的事业》这样的电影之所以在当时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欢迎，可能是因为在那个时代，现实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做戏，大家对做戏都毫不陌生。《追捕》的轰动则说明观众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电影里的做戏。他们分辨真假的能力并没有完全丧失。

那个时候的国产电影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印象，除了《城南旧事》等少数几部。这不是因为我有分辨真假的能力 - 我那时还没有能力理解多数电影的剧情，不管是国产的还是外国大片 - 而可能是因为国产电影的画面制作较为简陋，不能给我留下很深的视觉印象。那时适合于孩子的消化能力的电影极少，我们只能囫囵吞枣地看那些成年人题材的电影，这是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孩子的一个不幸。

国产电影的突破发生在1980年代末，一些电影里的人物开始说普通人会在正常生活中说的话、表达普通人会在正常生活中表达的情感。《老井》和《红高粱》是其中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