悸动多彩的一九八零年代（5）音乐
5. 音乐
歌曲是“教廷”极为重要的驾驭大众思想的工具。从1949年“教廷”成立开始，神州上下就到处飘荡着歌颂“教廷”和“教皇”的歌曲。1980年代仍然是歌曲飘满大街小巷，但歌曲的内容与前代比有了变化：不仅颂圣的正统歌曲有了更宽的视角，不涉政治甚至不满政治的流行歌曲也开始通过市场途径流传于民间。
正统歌曲的主要传播媒介是收音机和电视文艺晚会。比如那时广播电台中有个“每周一歌”节目介绍的就是这样的正统歌曲，如《我爱你，塞北的雪》等。如果我的记忆准确的话，节目的长度大约是十五分钟，每天首先完整播放这首歌曲，然后介绍其歌词、背景等，最后再完整播放一遍。整个节目每周七天重播，下周再换一首新歌。一首歌这样在一个星期里反复给听众播放、介绍，可以说做到“入脑、入心、入魂”了。虽然这样的格式听起来有高高在上强迫灌输的意味，“每周一歌”在当时是相当受欢迎的节目。这一方面是因为节目中介绍的歌都有一定的艺术水平，一方面也说明那时大众愿意接受这种灌输型的艺术欣赏模式。
《每周一歌》有时也会介绍风格较为正襟危坐的流行歌曲，如曾在1960-1970年代风行港台地区的《南屏晚钟》。当时节目中播出的版本的歌词与多年后我听到的版本的歌词有一点出入：在前者中是“它好像是吹呀吹醒我思乡梦”，在后者中是“它好像是吹呀吹醒我相思梦”。如果当时《每周一歌》的编者手边同时有这两个版本，他只能有一个选择，因为“相思”这个词是上不得当时教廷的广播和电视节目的。在教廷的旨意中，爱的对象只能是教皇、教廷、教廷的江山社稷 – 如“塞北的雪”，不包括普通人。
如果要为中国1980年代的社会主流情绪评选一首主题歌，这首天真烂漫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或可拔得头筹：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
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
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
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
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在1980年代初，这首歌在各种广播节目中、在我老家的大街小巷的喇叭中都能听到。音乐老师也在课堂上教我们这首歌。老师当时已经接近退休年龄，口音跟两道眉毛一样浓重 – 现在我知道那是江南口音。跟母亲提起这位老师，才知道他也是母亲在1950年代末上中学时的音乐老师。母亲说，那时江南一带许多文化程度很高的人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我们这穷乡僻壤教书，她才得以在初中和师范受到相当高质量的教育。
另一首昂扬欢快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或可荣获1980年代主题歌评选活动的并列冠军：
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
人们在明媚的阳光下生活
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变样
老人们举杯，（那个）孩子们欢笑
小伙儿哟弹琴，姑娘歌唱
哎咳哟嗬呀儿咿儿哟
咳！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奋斗
为她幸福，为她增光！
为她幸福，为她增光！
“希望”是那个年代的关键词。 “那时的中国人真是充满信心，每个人都相信，通过自己的勤劳奋斗，美好幸福的生活一定会到来。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民意基础，奔小康，实现四个现代化，人民生活美满，国家富强，这是中国人的普通信念。”【5】
与正统歌曲的传播渠道不同，流行歌曲的主要传播渠道是除电视外对1980年代的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另一项现代科技：磁带录音机。磁带很容易大批量复制，一首歌曲不需要官方的广播和电视的背书也很快就能在全国流行。那时的人们也没有太多隐私的概念，总是把音量放得老大，录音机一开，周围一大片地方都可以听到，不管大家愿不愿意听。在我老家，每家在给孩子操办婚礼时，院子里都要搭起帐篷，支起直径一米多的巨大的炒菜和煮饭的灶台，摆出许多张十人一桌的大圆饭桌，宴请数以百计的亲友，再架起高音喇叭，一整天以最高的音量一遍又一遍播放各种流行歌曲，方圆几里之内的人家都跟着一起沉浸在喜庆气氛里了。我不用自己购买或翻录磁带，坐在家中，歌曲就远远地随风飘来。
如果说1980年代初在银幕和荧屏上领风骚的是美国和日本的电影电视剧，那时在流行歌曲的世界里是港台歌曲的一统天下。
大约是1984年夏天的一个清晨，我坐在一辆长途旅游大巴的最后排，前面的司机放出了这首歌：
池塘边的榕树上
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
操场边的秋千上
只有蝴蝶儿停在上面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唧唧喳喳写个不停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
等待游戏的童年
我以前听过的所有儿童歌曲都是听话好孩子式的，都是大人在替孩子说话：我应该这样、应该那样 – 我应该“做雷锋式的好少年”、应该“为着理想勇敢前进”，就如那首“藤上的瓜”是公社在替社员说话：我这个瓜要抓住公社的藤、要“心里乐开花”。这首《童年》则是孩子在没有大人在旁虎视眈眈时讲着自己的真实感受。
还有些现在看起来品味不敢恭维的港台歌曲也达到了一定的流行程度，如：
成、成、成吉思汗
有文明有魄力有智慧异常英勇
成、成、成吉思汗
不知道有多少美丽的少女们
都想嫁给他啊 都想做他新娘
他是人们心中的偶像
这首歌其实是中国从古到今社会现实的一个准确写照，只要把歌词中的“成、成、成吉思汗”换成“毛、毛、毛大救星”、某个名人、某个公安局长、某个黑社会老大，即可适用于社会的几乎每个角落。在这首歌里，人与人之间不是平等的关系。有权者不必有对无权者人格的尊重，无权者乐颠颠地在有权者的羽翼下找到了安全感。这首歌是陈胜吴广的皇帝梦，也是中国的普通人在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如饱蘸爱国情怀的《霍元甲》在众多港台电视剧中受到大陆观众的格外垂青，一些饱蘸爱国情怀的港台歌曲也受到大陆听众的格外垂青。其代表是《我的中国心》：
河山只在我梦萦
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洋装虽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烙上中国印
据百度词条，“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张明敏为几亿中国电视观众演唱了《我的中国心》，歌声一下子打动了无数炎黄子孙的心，引起了中华同胞的强烈共鸣。”
张明敏在演唱时神情庄重，身穿中山装，在衣着争奇斗艳、劲歌热舞的一众港台歌星中独树一帜。我母亲很欣赏这样的风格。
在港台歌曲的汹涌大潮之下，大陆本土流行歌曲从零开始，起步艰难，只有一个人异军突起：崔健。
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
有的说，没的做，怎知不容易。
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
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
“两万五千里”和“根据地”都是“教廷”神坛上不可亵渎的话语，在其中只有革命的螺丝钉，没有“我自己”。崔健这首《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提出两个问题：人是该相信神坛上的那个神明，还是该相信自己？如果该相信自己，自己的那块“根据地”又在哪里？
他的歌在当时的年轻人中间激起了强烈反应，这或许可以说明许多人寻找自己的需求在觉醒，而找不到自己的焦灼也是普遍的情绪。
实际上，在《我的中国心》的豪气冲天的歌词和旋律之下隐藏的也是一种找不到自己的焦灼。焦灼，但不愿意承认、也不知道如何表达，于是要靠抱团、靠抓住一个群体的身份、靠显得强大来舒缓。
器乐的消费群体比歌曲小得多，但钢琴王子克莱德曼的音乐还是在静悄悄之中被许多人喜欢。“上世纪80年代中期，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专辑风靡大江南北。在那个文化產品相对匮乏的年代，人们突然发现，除了严肃的革命歌曲和交响乐，还有这样一种轻柔、易於理解的抒情音乐存在。随著一张张录音卡带手手相传，克莱德曼的钢琴曲就在人们的翻录中传播得越来越远。”【6】其粉丝中也包括我。我喜欢他的清新如水的《秋日的私语》和他本人的温文尔雅。
现在想起来，这种气质之所以吸引我，可能是因为它向我展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在我那时的认知中，人的社会行为只有两种可能的方式：温文尔雅或咄咄逼人；温文尔雅的是受气包，咄咄逼人的顺风顺水心想事成。克莱德曼和他的钢琴曲的温文尔雅却透出一种不可侵犯的高贵。可惜我那时虽然被别人身上的这种风格吸引，但想不到我自己也可以这样。
克莱德曼本人后来在1992年来华演出。此后，“美妙的音乐创造出了持续20年之久的克莱德曼式奇跡：70多个城市、200余场音乐会、直接观眾超过百万﹔改编创作数十首中国音乐作品；在中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学习钢琴、购买钢琴的热潮，带动了国產钢琴业的迅猛发展。”【6】
有的人喜欢克莱德曼的清新如水的《致爱丽丝》和《秋日的私语》，有的人喜欢原始欲望的《成吉思汗》，有的人与焦灼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共鸣，这都是中国从“教廷”一统天下的一元社会走向多元化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