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胡适之”的变与不变
“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由来已久，凡是听过胡适其人的，几乎没有不知道这个标签的。这句话把胡适的热情、大度、善于交际，展现得淋漓尽致。他温和开朗，天性乐观，自带一种魅力，和三教九流、政客学者都有广泛的交往。
但胡适待人，也并不总是一团和气。他一生最为春风得意的时候，大概是1917年，刚从美国回来时，年纪轻轻，就暴得大名，任教于中国最高学府，跻身于多少耄耋耆宿都难至的学术界顶端。这时的胡适，估计走路时都自带一股风。有一次讲完课后，台下有人提问，胡适看他衣着神情，不像学生，便问了一句，这人果然是来旁听的。当着所有人的面，胡适直接说道，旁听的人没有资格提问。这个旁听的青年便是毛泽东，他当时在学校做图书馆管理员，为了听胡适的课，特意弄了一张听课证，结果当堂碰了个大钉子。
书生意气，几乎贯穿胡适的一生。1958年，68岁的胡适从纽约回到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蒋介石等军政大员前来祝贺，蒋介石在讲话中说道：“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标，为早日完成‘反共反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则吾人一切努力均将落空，因此希望今后学术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来求其发展”。胡适素来反对将学术与政治联系起来，如果这只是蒋喊喊口号，尚可理解，后来蒋又说到共产党破坏传统文化，“五四”时“打倒孔家店”等也有对传统的过分破坏，于是将“五四”和共产党的兴起联系起来。作为“五四运动”的主将之一，轮到胡适上台发言时，他第一句话就把蒋介石顶了回去，他直接说道“总统你错了”。下面人都大吃一惊。接着，胡适解释了学术和政治不能绑在一起，洋洋洒洒，讲了一番话。蒋介石虽然当时没说什么，然而，终胡适任内，未曾再履足中研院。
胡适的傲气，大多是为了他关心的学术自由。对于有才华的后辈，他都尽力提携，吴晗、罗尔纲便深受其惠，甚至同辈的钱穆，他也尽力帮扶。他更多的一面，还是平易近人，宽和容忍。可能是毛在十多年后，成了影响中国局势的人物之一，让胡对中下层青年，有了更多的关注。也可能是历事愈多，人变得愈平和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在繁忙的办报、授课、教务工作之余，他每周还要抽出几个小时来会见各行各业的人。对他来说，社交活动毕竟是一件舒适和愉快的事情。
五十年代，他在纽约时，和街头巷尾的车船店脚，都能聊到一起，而且不亦乐乎。据唐德刚记载，一次他和胡适下馆子，他因事出去一趟，回来找了半天，才见到胡适，原来胡适跑到后厨和那些双手油乎乎的大厨在叙旧呢。“大使先生”在各地都能碰到熟人。因为他待人厚道，不摆架子，老来还是一副安徽“乡下人”的样子。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政治都有极大的兴趣。有人是坐守林泉，有人则下海捉鳖。抗战爆发后，因为在国外的巨大影响，胡适临危受命，远赴大洋彼岸，任中国驻美大使，在美国各地奔走不息，结交政要巨贾，宣传、演讲，为中国争得支持。美国最终站在同盟国一方，也有胡适的功一份功劳。虽然胡适自谦为“过河卒子”，这四年确实为他的学术生涯抹上了一道异样的光辉，使他不同于近代的任何学者；甚至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也是重要的一笔。
胡适从青年时开始写日记，不厌其烦地记下当时的政治事件，有时甚至把报纸的整篇报道都减下来，贴在日记上。他年轻时在美国，除学业之外，也广泛地参加各地的演讲、宣传等竞选活动，对政治的热情，可见一斑。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以实际行动，救国家于危难。
在政治中，胡适并不在意站队。他有实际政治行动的驻美大使生涯（1938年-1942年），只是爱国心切，为了抗战胜利；三十年代中前期发表不主张抗战的政治观点，也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为了让积贫积弱的中国多几年发展的时间；1949年离开大陆，是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
胡适最根本的身份，还是学者。虽然是一个喜欢谈论政治的学者。他最大的兴趣，还是在于学术。他最广为人知的身份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在1917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中曾倡导，写文章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可见这时他对中国古典文化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并非全盘接收。他在中年时提倡“整理国故”运动，研究《红楼梦》、《水浒传》、《水经注》、禅宗，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也是以古典文化依托。
只是他主张以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不能一味地宣扬或排斥。如果钱穆对待传统的态度是“温情与敬意”，那么胡适就是“冷静与理智”。直到胡适晚年，他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1961年）中依然说：
“····…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姓制度’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又有什么精神价值可说？···……我相信，为了科学的发展铺路，为了准备接受欢迎近代的科学和技术的文明，我们东方人也许必须经过某种知识上的变化或革命……”。
他真的如此愤恨古典文化吗？其实未必，早在1910年，胡适赴美留学时，就自带着一部《十三经注疏》，以“为他日国人导师之预备”，他从西方带来了武器，以“科学方法”、“实证主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来重新审视这些古典文化。新文化运动中的那批人都对中国传统有深刻的了解，从鲁迅、陈独秀到胡适、蔡元培、钱玄同，他们都是读中国古书长大的。只有热爱传统、深悉传统的人，调转矛头时，才能排闼入户，直指弱点。
一百多年前，西风东渐，中西文化碰撞交流，各种政党斗争此起彼伏，人们的思想观念、待人处世的方式都在不断地变化，不同性格、出身的人，“变”与“不变”的范围都不尽相同，梁任公便曾明确说出“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
胡适还喜欢在中国古籍中作考证，他的《红楼梦》、《水经注》考证都做的是这种功夫。有种在茫茫历史烟海中寻得线索，打破旧有成说，重新破案的感觉。这可能是中国学问里最接近“科学”的方法了。有一件事，他却始终考证不出来，就是“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的由来。他徒弟的徒弟唐德刚亲口问过他，并记下了这有趣的一幕。
一次我问胡先生“我的朋友胡适之”是谁首先提出来的呢？
“实在不知道！实在不知道！”胡适笑嘻嘻地回答我。
“有人说是傅斯年，”我说，“但是又有人说，另有其人……究竟是谁呢？”
“考据不出来！考据不出来！”胡先生笑得非常得意，笑得有点像上海人所说的“贼忒嘻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