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蕭功秦：天堂裡的高華
你知道，真理絕不會頭戴皇冠地來到這個世界上，它絕不會在敲鑼打鼓聲中、在鮮花與掌聲中到來，它總是在偏僻的角落里，在哭聲與嘆息聲中誕生，你知道，經常受世界歷史浪潮沖擊的，總是一些普通人，而絕不是那些高官顯爵，因為他們高高在上，太顯赫了。
——費爾巴赫
高華走了，我得知消息的第二天早上醒來時，想象著他在天堂里的情景，我想象著那是天堂里一個濕冷的、霧蒙蒙的早晨，他正坐在一條長椅的一頭，穿著一件很厚的大衣，另一頭空著無人。他有點寂寞，一定會有很多話想說。
高華是我最好的朋友，1978年我在南京大學讀歷史系研究生的時候，他是歷史系的本科生。三十多年來我們一直保持密切的聯系。只要有機會，我們一定見面，而且無話不談。我每次與他見面的第一句話，總是故意帶著沈穩的官腔：“老高啊，過得怎麽樣啊，不錯吧？”他總是故意壓低了聲音，同樣用一種誇張的慢條斯理回答說：“很好啊，老蕭啊，你也不錯吧？”然後我們開始海闊天空談起來。他睿智、理性、幽默，有極高的悟性，有超人的記憶力與廣泛的知識面。他常常會发明一些自造的絕妙新名詞，例如，他把四人幫時期的“老幹部”稱之為“老一無”，即“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簡稱。每次他到上海，我會騎著那部破摩托車，去華東師大二村他暫住的老屋去看他，暢談幾小時後，再沿著那黑洞洞的舊式水泥扶梯下來，他會目送我開著摩托車消失在弄堂的黑暗中。除了在香港中文大學見面外，2004年我在台灣一個月訪問期間，那時他正在政大任教一年，我們天天有機會在一起談天說地，一起去重慶南路逛書店，在小館子里吃餛飩，欣賞品評一家家小店招牌名稱的文化內涵。只要我們中誰有參加某次會議的機會，我們都會爭取讓對方也參加這個會議，這樣我們總能住在一個房間里，繼續海闊天空。
如果有人問我印象中高華是一個什麽樣的人，我可以說，他是把中國儒家士大夫的傳統人情味和自由主義的人生價值追求結合得最好的一個人。他的安身立命、待人接物、為人處事，充滿著儒家的那種溫良謙讓風範，而在價值取向上則是一個地道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
假如有誰要我用簡單的一句話來概括高華那本關於延安整風的史著的價值，我會說：“你如果要知道什麽是二十世紀中國浪漫革命中的殘酷與美麗，那你只要讀一下高華這本書就可以了。”我多次在上課時告訴學生，高華這本書應該可以作為我們這一代歷史學者獻給未來一百年子孫們的一個禮物。它反映了我們這整整一代知識分子對歷史的真實的、真誠的思考。我們的後代可以通過這本書知道，我們從極左災難中感悟到了什麽，发現了什麽，我們希望什麽。在經歷過文革那種文化專制主義以後，我們是怎麽通過批判過去，而面向未來的，未來的人們很可能把他放到史學大師級里面來。我覺得隨著時間流逝，他的地位會逐漸地呈現出來。
一個人，一本書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高華這本史學專著是一部凝聚著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對自己生活於其中的時代進行理性反思與心靈體驗的傳世之作。它深刻地揭示了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並通過這一揭示回答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問題。
正如我在這本書的書評中所寫到的，本世紀二十年代進入中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一開始具有蘇俄式的羅曼蒂克政治色彩。在經歷一場延安整風洗禮之後，中國革命從一個羅曼蒂克的翩翩少年變成嚴酷、冷峻的成年人，他既浪漫又務實，既具有詩人的抒情性格，又具有斯巴達式的堅韌，既充滿中國式的大同理想，同時又略帶傳統農民的偏執氣質。從此以後，中國文化发生了一次劃時代的轉變。在爭取新世界的過程中，中國人的政治價值、中國人的思想、生存態度、情感表達方式、思維方式乃至審美情趣，凡此種種可以統稱為文化或民性的東西，均逐漸地，然而卻是決定性地发生巨變，如同九曲黃河大轉彎一樣，這個拐角處，這個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風陵渡”，就是延安整風運動。
延安整風是中共发展史上的一個關鍵性的事件，用高華書中的話來說，這一政治運動“奠定了中共的全盤毛澤東化的基礎”，經由這一整風運動而形成的中共的基本理念，政治和思想鬥爭的基本範式，對中共革命勝利起了重大作用。一九四九年後，中共又把這套模式施之於全國，深刻地改變了國人的命運。然而，這樣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政治運動，國內外的研究卻相當薄弱。官方幾十年來，構築了對延安整風意識形態的解釋話語。對歷史真貌大大簡化並予以重構從而與史實有了相當距離。完全可以說，高著是迄今為止，在這一研究領域最全面系統並獨具匠心的大作。
高華的這一部史詩之作，它述說的正是這樣一個從西方工業社會中孕育出來的，作為西方文化異端的左翼革命，是如何在中國本土化的，這種左翼革命是如何擺脫了蘇俄布爾什維克文化模式的影響，從而具有了中國堅實而粗獷的農民革命的特色的。革命中異化出來的極左主義，如何滲入到我們的政治文化與思維中，並在後來发酵、膨脹並給我們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高華如同一個飽經風霜的說故事的人，以沈穩而克制的語調向我們述說著宏大的歷史故事，他以歷史事實的自然的邏輯來征服讀者，那是一種常識理性的力量。高華善於捕捉歷史進程中的關鍵性細節，字里行間都能反映出當年氛圍，使人們閱讀此書時似乎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例如那位當年在延安街頭身穿皮夾克遛狗的康生形象，我至今還揮之不去。
研究這一重大歷史課題，最困難的方面之一是史料問題。眾所周知，延安整風涉及許多可以理解的禁忌，有關檔案開放極其有限，整風領導機構中央社會部、中央組織部的檔案基本未開放。當年政治局和書記處會議記錄更無從查閱。所幸的是，近二十年，官方也少量披露了一些檔案資料。高華則以其特有的敏銳，充分利用這些資料，甚至可以說，他幾乎窮盡了一切可以查找到的資料。此書所附的三十多頁的參考文獻就可看出他在史料收集方面的努力。據我所知，為了對極為分散的史料進行收集，高華花了整整十年的工夫。
最為難得的是，高著所用資料幾乎都是公開出版，作者能夠從大量的不被注意的資料中爬梳鑒別，點滴歸攏，並发掘其新意。書中的解釋都是建立在嚴實的資料的基礎上。高對史料的真偽也做了大量的考辨工作。高著據事言理，而非憑空想象，對自己所作的論斷，他還采用不同的資料加以佐證。他整整十年的如此洗磨，我常常在想，未來公布的檔案資料，可能只會進一步證實或補充該書的論斷，而難以推翻其整體觀點。
一部深刻的歷史著作，必然是具有多義性的，並為不同的讀者從不同角度解讀提供了充分空間。這是歷史本身的具體性與豐富性相結合而形成的。可以預料，讀完本書以後，可能會有一些讀者以為，這本書在對延安整風客觀地考察過程中，有意無意中发現了中國革命中的極左思潮的根源。事實上，讀者可以驚異地发現，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鬥爭方式、思想風格與人們的行為態度，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早已經被康生等人駕輕就熟地運用了。這一发現對於我們總結革命的歷史經驗，警惕我們政治文化中的不良遺傳基因，是大有益處的。一個不會反思，不善於從挫折與苦難中獲得經驗的民族，一個把傷疤當作浪漫的藝術來美化的民族注定是不成熟的。
從高華在這本書的後記中可以看出，他擁護中國共產黨在這痛定思痛之後進行的二十年的改革開放路線，他肯定了中國共產革命運動的重大的正面價值。在他看來，基於反抗社會壓迫的一切革命都有其歷史合理性，然而，另一方面，他似乎又對革命的悲劇性格一面持有強烈的人道主義情懷與警惕。也許正因為如此，本書隱隱透露出他的某種思想矛盾。正如人類歷史上一切覆雜而深刻的事件一樣，延安整風運動也充滿了矛盾的一面，毋寧說，作者的思想矛盾正是歷史事件本身的內在矛盾的一種映射。
通過高華的這部著作，我們可以感受到，二十世紀就是理想主義的世紀，是烏托邦主義煥发出無窮魅力與光環的世紀，也是革命以其自身的邏輯來試圖改造人性的世紀，是“建構理性主義”給予人們以新生活的意義，同時又摧毀著人們的詩情夢幻與追求的世紀。而高華這部著作可以說是對那場逝去了的偉大革命的沈痛的反思，是對未來人們內心湧動的革命沖動的一種預先的警示，也是新一代的人們，面對這個美麗的反覆無常的革命女神的無言的審視。
中國新實證主義史學奠基者之一
我曾在南京召開他的追思會上說，他是中國新實證主義史學學派的奠基者之一。二十多年來，高華與許多與他經歷相仿的學者，在經歷過七十年代的插隊與八十年代大學啟蒙洗禮，九十年代的改革大潮的沖擊之後，他們是在二十多年的治史過程中，逐漸地、不約而同地、不自覺地形成的相同的研究風格。我把這種風格稱之為“新實證主義”學派。其中的代表人物還有楊奎松、沈志華、韓鋼等人。
為什麽叫“新實證主義”呢？根據我個人的理解，它與一般意義上的實證主義一樣，通過對史實的发掘，將真實的歷史客觀地原原本本地呈現出來，用常識理性去感動人、去說服人。高華特別強調要“反對過度解釋”，拒絕用意識形態的先入之見，對自己发現的東西予以人為的美化與醜化。它一定要從材料當中、從史料當中還原歷史的真實面目，另一方面，新實證主義研究和一般意義的以考證為基礎的古典的實證主義又有區別，新實證主義有一種當代人的價值關懷、問題意識與當代人的理念貫穿在其中，它關注的是中國命運的重大歷史事實，而這種歷史真實正是我們民族反思與理性培養的基礎。沒有歷史真實，何來歷史反思？高華的延安整風研究可以說就是新實證主義史學的奠基之作。
悟性、邊緣狀態與精神自由
我認為，高華身上有兩個十分突出的特點，這兩個特點相結合，是高華在事業上成功的關鍵。我把這兩點提出來，希望對青年一代的學者能有點啟示，第一個特點是，高華具有史家中極為罕見的、可遇不可求的直覺、悟性或洞察力。第二個特點是他在自甘邊緣狀態而獲得的學術自由境界。
要說明高華的悟性如何了得，我先舉一個例子，有一次，楊尚昆的兒子，讀了高華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初讀楊尚昆日記》》一文以後，就專程到南京來找他。楊公子對他說我到南京來，就是因為對你发生好奇心，我完全不知道你是什麽人，你怎麽對我父親是如此地了解？我曾經問過我們家族所有的人，他們沒有一個認識你，但是你寫我的父親確實非常真實，你把我父親的內心寫活了。你到底是認識我們家什麽人？高華說，你們家的人我一個都不認識，我就是看你父親的日記。
通過閱讀日記，把一個人的內心世界點活，這就是“悟性”在起作用，史家的悟性是從有限的信息中，還原事物整體的那種能力。悟性是一種直覺，是一種理性以外的認識能力，用我的話來說，那是一種通過非歸納的方式，從瞬間感覺到、領悟到、“跳躍”到事物的未知部分的那種能力。一個悟性高的研究者，可以通過相對有限的史料信息，在對生活經驗的把握的基礎上，通過一種類似於“想象力”的合理的推導能力，大體上還原歷史客觀事實，他能從大量信息的蛛絲馬足跡中，能從被淘洗的史料的“垃圾堆”里化腐朽為神奇。一個由平庸的學者讀一百本書後得出的結論，一個有悟性的史家讀十本書就同樣得出了。高華身上的這種悟性、洞察力、直覺，在我們學術界是非常罕見的。我相信，每個人身上都有這種悟性的種子，只是我們長年累月的科班教育中把它給扼殺了。
高華的第二個特點，就是他雖然在體制內，但始終甘於自我邊緣狀態化的狀態。二十多年來，他從不申報官方的課題。雖然體制掌握著非常豐富的稀缺資源，然而，由於體制有它的實際功利考慮，如果完全按照它的規則與要求去搞研究的話，可能會喪失對於學者來說最寶貴的精神自由。而保持一種自我邊緣化的冷靜，不在體制內追逐中心地位，無疑將無法獲得體制內的許多好處，（包括豐厚的科研經費，发表提升職稱所需要的核心刊物文章的數量等等。）你就不得不去過一種清貧的、曹雪芹式的孤獨生活。然而，正是這種邊緣狀態，卻使你獲得更多思考的自由，真實地達到了儒家所說的“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精神境界。
事實上，處於自我邊緣化狀態的學者，只要他有足夠的毅力與勇氣，他就可以過上一種充實的精神生活，如果他能克服一個一個的難關，他的成果無疑遠遠大於處於體制中心地位的、不斷在制造成堆學術垃圾中消磨歲月的學者。此類官僚化學者，退休下來後，將會发現，原來的榮耀場面突然一變而為門前冷落車馬稀，其實這時他們就會发現，他們才是真正的一無所有。
而那些自甘邊緣狀態的追求真理的知識分子，由於沒有官方資源對他的吸引，由於他沒有按官方規定的角色去立事行事，故保留著更多的自由发展的空間與學術研究的多向性，因此能自由地发展出多種才識，這種自我邊緣化，也有助於一個民族文化具有更多元性格，我希望高華在邊緣狀態中追求真知的社會責任感與人格力量，會影響我們更年輕一代的學者的自主選擇。他們在高華身上看到，選擇一種獨立的思想者的生活方式，是值得的，有意義的。我們這個時代需要更多的高華。
高華並不是一個普羅米修斯式的英雄。對於凡人的物質生活，他也會有羨慕之情。他和我們普通人一樣，熱愛生活，也會欣賞、喜歡生活中的愉悅與享受，熱愛那些美好的東西，記得有一次我們一起去澳大利亞參加學術會議，他由衷地羨慕那些在悉尼海灘陽光下自由跳蹦極的人們，他感嘆說，我真想永遠住在這里，一個人能始終這樣無憂無慮該多子。他身上表現的責任感與他作為一個世俗生活中的普通人的性情，總會有一種糾結，一方面，他有一種自我認定的史家的責任感，這種責任感不是口號，而是通過他的不得不處於清貧狀態的自由治學來體現，另一方面，這種自由的獲得，又不得不失去許多東西，這也許是他人生中最深刻的矛盾之一。
病中的高華
高華在四年前得病後，我曾到上海中山醫院三號樓探視高華。那時他剛動了手術。他早在1992年患過幾個月的乙型肝炎。這可能是致癌的誘因之一，此外，這與他嗜煙可能也有一定關系。他病床上說，雖然晚了一點，但從此要把煙真正戒了。他告訴我，他得病的原因，很可能與他最近寫作文革政治史中的七十年代初那一部分有關，他說他好幾個月里天天搞到晚上一二點，煙一根一根不間斷，好不容易才寫了十萬字。沒有想到把自己的肝給嚴重得罪了。
後來我特地從書店里給他選購了一本有關肝癌知識的書，不過我永遠沒有把這本書送給他。因為拿回家一翻，那本書講得太可怕，說肝癌被稱為癌王，一旦進入臨床期，那就只有兩個月了（孫中山就是如此）。這樣的書是決不能給病人看的。不幸中的小幸是，他的肝癌很可能是屬於相對而言活躍程度較低的那種，所以他能在後來堅持四五年之久。
在他患病後，我在電話里對他說：“你得好好保重，中國不能沒有你，我是從民族利益來跟你談這個問題。”他笑了，笑得與過去我們聽到的一樣的爽朗，也許是他得知患病噩耗這些天以來他的第一次笑。後來，小劉（高華的夫人劉韶洪）告訴我說，他為了我的這句話很感謝我。我對小劉說，高華有一種特殊的第三感覺，他能從歷史中剝離出埋於歷史深處的真實來。我說，這方面他絕對是天才，小劉說我過獎了，我說我三十年來見到過多少國內外教授，但我從來沒有稱別人是天才過。
其實，他有時與我談的看法中，有許多比“紅太陽”里寫得更精彩，我總是提醒他讓學生把他的話錄下來，他都沒有足夠重視，真擔心這些精彩的東西很可能有許多不再能變成鉛字了，一想這些，心里就很難過，不過我不會在他面前談這些。
在那次病床前的談話過程中，他起身要去方便，手里提著瓶子，樣子很精神，一副大義凜然的樣子，他這個姿態語言也許無意中透露出他進入人生最後戰鬥的決心。談了四十分鐘左右，我发現他想睡了，就起身告辭。
這四年多以來，他在電話里總是說，生上了這個病，這有什麽辦法呢，只有去應對就是了，但他又表現得絕對不悲觀。我經常用這樣的話來鼓勵他：我們的理性、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以現在的理性判斷你生的是癌癥，但很可能並不是癌，或者只是所有的腫瘤中惡性程度最低的一種，甚至是介乎良性與惡性腫瘤中的一種，否則肝上生的腫瘤怎麽會有四年之久呢？這話他也願意聽，希望保持樂觀的判斷去努力，說不定能夠发生奇跡。他最欣賞的一句話是秦暉到他家來看望他時說的，他後來一直給我引述。秦暉說：“當沒病活，當有病治。”在他看來，有時候對疾病要有一種漠視，這樣就更能用樂觀的精神去做一些積極的努力，而這種努力又可能會幫助我們度過一些難關和困境。
網上流傳說，高華是在貧病交加中過世。這一點也可以順便澄清一下。事實上，他以自己的作品感動了很多人，四年來，有很多他並不熟悉的朋友與崇拜者，都願意在經濟上支持他幫助他。當然，話說回來，四年可不是很短的時間，醫療費用非常高，而且即使別人願意幫助他，他也從不會主動開口，具體有什麽需要，別人也不一定知道，這種情況造成一些經濟上的窘迫，我想還是可能的。
我對他說，二十年只是一秒鐘
後來，在回南京靜養一段時期以後，他的病情又有所惡化，他到上海住進了長海醫院，在開刀的前一天晚上，我與他在醫院里散步，因為是無話不談的好朋友，所以我就幹脆把一層紙捅破了。我對他說，你可能有兩種前景，也許生命中的奇跡會在你身上发生，我們所說的不治之癥，很可能並不发生在你身上，另一種可能是，奇跡並沒有发生，你可能比我們這些朋友先走一步，早走十年二十年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從生命的歷史長河來說，按照地球十億年這個生命歷程來說，按比例，人生中的十年不過就是一秒鐘。我們只是比你晚走一秒鐘而已。但是你的這本書，卻是有超越一個人的生命時間長度的價值，它會被後人記住，並獲得啟迪。你留下的著作一定會超越你的個體生命。
其實他對自己的生命前景早已經看得非常清楚，他聽了我的這番話以後，一點也沒有覺得突兀。他說他謝謝我。後來小劉不止一次告訴我，他很感謝我說過的這句話。
高華的思想與學問已經進入人生最成熟的階段，他計劃中的延安整風一書的修訂版至少要增加十五萬字。然而，令人痛惜的是，連修改這本書的時間他都沒有從上天那里爭取到。高華經常會脫口而出一些精彩的觀點，有時一句話就比一些著作等身的某些學者寫的一輩子厚書還要有價值。
前不久在南京的追思會上，最觸動我的，是老友嚴博非在追思會上說的那段樸素的話。他說：“其實，我們都老了，離死也不算遠了，該寫的快點寫，該說的快點說。”他說的是大實話，雖然我們在精神上可以鼓勵自己說，我們永遠年輕，但造物主給予每一個生命的時間就是那麽多，我們每個人當然希望自己活到一百歲，但誰也不知道自己的命運，能做的事先做起來，不要留下高華那樣的遺憾。
我想象著，高華就坐在天堂里的那個長椅上，天堂的清晨一定和我們這兒一樣，也有點清冷，剛下過雨，還有點濕，他剛去不習慣，還有點寂寞，我們總有一天也會到那里去，還會在那長椅上繼續與高華長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