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生儿”的自述
看到新闻报道广西全州县超生儿被“社会调剂”的荒唐事，内心无比愤怒，又心有戚戚焉。因为，我也属超生儿，要是当年贵州黔东南山区小镇的政府领导再激进点执行国策，我这辈子的命运又该不知道是如何。
计划生育政策确实改变了我的家庭，我无法直接证明其直接因果关系，但我确信与这“恶法”逃不了干系。
我出生于92年，是家中第3个小孩，属于超生的那一个。
承蒙皇恩，对贵州山区少数民族地区有计划生育政策优惠，超生从第3个小孩起算。
在我来到世间之前，已有2个姐姐出生，老家那边看重生男丁担家业、传香火，自然就有了我的出生。可以说，我的出生是家庭的“命定”。
父母早已预料到挑战基本国策的后果，他们选择了接受风险。我出生带来的后果是，令他们缴纳一大笔罚款，双双丢掉工作。
我和基督教信徒一样，能体会到什么叫做——“人的出生是带有原罪”。
在我整个成长过程中，当我的父母要对我面命耳提时，多以“当年要不是生了你，我们也不会……”，作为开头。
我未敢忘记“戴罪之身”，儿时发奋学习，时常在放学后，趴伏在乡间小道旁立着的功德碑上就完成了家庭作业，父母为曾为其功课而忧虑。印象中，父亲也只是在期末考试“放榜”后询问我班级第几、年级第几之时，得到满意答复后，便不再多问。
父亲因超生丢掉了“铁饭碗”。在我出生之前，他那时在镇政府给领导开车，我的印象中是辆白色的北京吉普，车顶扣着军绿色帆布。这份差事每月有大约150元左右的收入，我的出生让他被处以两千多元的罚款，约是他一年多的收入。
当我与父亲重提此事时，他以一种“往事不要再提”的态度回应我，“伙计，这是当年的国家政策，你没得法呀！”
我从未问过父亲是如何度过失去工作的空档期。有天，我看了个老电影，片名叫《偷自行车的人》，影片中那位生活在大萧条时期的父亲向儿子畅想着，如果他能有一辆自行车，他们窘迫的生活就能靠自己双手劳作一天天好转起来。“我的父亲那时是如何度过窘境的呢？”我想。
自打记事起，我与父亲就是聚少离多。在我出生后，他仍旧依靠开车的技艺过活，先与我叔去了广西北海跑出租，后又回老家拉矿拉货，再后来又买了卧铺车跑客运，线路是“老家县城 ⇄广东东莞”。
我的父亲为珠三角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十余年间，源源不断地将贵州山区的青壮年男女输送至粤港澳大湾区，他的工作客观带来的效果是：加速了贵州山区的脱贫事业，加速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父亲从未如此彪炳自己的成就，他常在酒后遗憾地向我说道，当初要不是因为超生，或许能有机会在政府谋个一官半职，不比那些在县里当上局长的同学混得差。
我的爷爷是山东人，国共内战时期流亡至贵州山区，父亲的观念中自然还留存着山东人“在朝做官”的偏好。我的出生让父亲的事业规划给落空了，父亲此生抱有缺憾，必然寄希望于我，又加之我忤逆不听劝告，更让他郁结其中。
每当镇上人问起他那个在北京读研究生毕业的儿子如今混得怎样时，他只能以“在深圳打工”以应付。我常告诉父亲，“不靠吃皇粮”的营生是种真正的进步，这又加速了他的忧愁。
说了父亲的事，也该说说母亲的事了。我的母亲也因超生丢掉了在国营酒厂的工作，被计生办强行拉去结扎，之后便成了家庭主妇。我常常在想：她要没有生我又该过怎样的一番人生？
家公（外公）是税务所的税务员，母亲自小家境还算好，受过中专教育，我从她拍的照片中发现，比起小镇的农村妇女，她早是见过世面的人。她在年轻时就跟随单位组织的学习活动，出省游历名山大川，拍下很多风光肖像照片，全是青春洋溢的神色。
母亲偶有向我感叹道，“如果没有超生，我现在一个月该有多少多少工资，不至于完全依靠父亲过活。”
父亲常年在外跑车以维持家庭生计。在我印象中，他在家停留最长的时间有两个月左右，回想起那段时间，家里的铁锅里经常是煮着青菜。我还记得，有年开学，父亲拿不出我们姐弟三人的学费钱，最后还靠马路对门经营矿场的邻居纾困。
多年后，我知道什么叫做“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父亲有次喝醉回忆起此事时说道，在马路对门邻居向他慷慨解囊之前，他已向隔壁邻居借了一道，但遭人婉拒。他说，那是他人生中最为窘迫的日子。
自那以后，父亲又开始在外跑车不常在家，他像个陀螺一样不停转着，直至年过四十后，在老家县城承包了个车站经营了几年，才算是稍停片刻。
不幸的是，在我14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我小时候不懂他们为什么总是在吵架，但我现在统统都能体谅了。夫妻二人，一人常年在外奔波，一人在家操持家务，要吵的事情可多得去了，即有钱的事，也有人的事。
与处理婚姻家事的律师朋友聊起离婚话题时，他总结道，“夫妻双方常年不一同生活”是占比夫妻离异的最高诱因。
我未曾责怪于父母二人，我常常在想，我的出生是不是好比那“蝴蝶扇动翅膀般”卷起他们各自命运的涟漪，导致他们的婚姻生活遗憾收场。要不然，可能俩人可能是“政府职员+事业单位员工”的家庭组合，在当地过着令人艳羡的生活。
他们又何曾想到，两人当年不惜“挑战国法”，甘愿丢掉工作，让人生自此脱轨而生下的儿子，在年至三十也未有婚育意愿。为此，他们俩人也曾自省过，宽慰我莫要因二人婚姻破裂而对婚姻失望。当然，我也向他们解释，并非拒绝婚育，而是觉得时候未到。
近几回，我在酒后与父亲通话时，会叮嘱他不要有乡土社会的同侪压力，别看他人儿孙绕膝就觉得人生缺憾。我反以一种混不吝的口吻诡辩道，“你要想想，你当年把这么多年轻人从山里运到东莞，我没准搞好了把小孩子生在深圳，这就是真正的进步！”
但我没法说服自己，时常会想：下一代出生在贵州山里和深圳又有什么区别？放诸更大的范畴进行讨论，没有多少优越性可言。
有一位不选择婚恋的朋友聊起这个话题时，她悲愤地咒骂道：“我不会让我的小孩出生在这片土地”，大有“Last Generation”的悲凉意味。没想到，“传宗接代”这个统摄数千年中国人的坚固观念，在今朝开始逐渐扩大裂痕。
自我成长遭遇令我倾向于相信“原罪”的观念，“每个来到世间的生命都是需要被救赎的”。对我父母而言，他们因生我的“违法行为”而脱离人生预设，他们已遭受惩罚。对我而言，将家庭不幸归结于自我诞生，同样承担了情感痛楚。
虽然，现已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进步。往大了的说，倘若纵容一个国家立法者能够轻易将权力之手“探向子宫”，那么这个国家的子民们就永远不配得到良法之治。
在昨天，它可以规定生育数量，在明天，它就有可能要求强制交配。
我虽与我的父辈不一样，已不屑于将“吃皇粮”视为最佳营生手段。但我与我的父辈仍旧一样，在基因里刻着数千年以来对于皇权的忍耐，让我们父子二人没能对“高悬之手”作出任何的实质性反抗。
事实上，我欺骗了父亲，压根就没有所谓的“真正的进步”，下一个世代同样得承受无差别的罪与罚，如同他们出生就带着的诅咒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