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救援报道”掠夺，一名女权者要发声

作者：宋可

时间：2024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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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共5000字，阅读需要8分钟

我是宋可（化名），一名中国女权主义者，因倡导和组织工作而被政府长期关注、骚扰。在“四通桥事件”和“白纸运动”后，我深度参与被捕者的救援。出于安全考虑，我从未公开讲述，但现在我不得不冒着风险，打破沉默，为了让我的声音不被掠夺。

我的自述将非常沉重。你可以不读，也可以保持沉默，但是请记住，这不是一场互撕，不是丑闻八卦。全文总结和我的诉求在文末。

本文所涉争议相关角色：

小组：我在北京参与组织的某女权志愿社群。基于安全考量，我对该社群的真实名称及活动保密。

郭艺（英文名Edith）：女权者，2021年开始成为小组组织者之一。2022年10月19日因声援“四通桥事件”被抓捕，2023年2月获释，2024年2月解除取保候审。关于她被捕前后的经历，请参阅：《从争取自由到身陷囹圄：一个女性行动者的看守所记录》

“WOMEN我们”：一个以“书写当代史初稿”为使命，报道中国社会运动和抗争者的原创媒体，在多个墙外平台上设有账号，约在2021年底开始运营，其他信息不详。

闻欣（笔名）：小组成员，记者，“WOMEN我们”撰稿人。

雪山（笔名）：“WOMEN我们”编辑。

本文所涉两篇争议文章：

1、“WOMEN我们”的报道《北京被捕者郭艺：红在革命蔓延前》（简称《红》），作者是闻欣，2023年1月31日发布。

《红》的报道对象为郭艺及我们的小组。文中涉及的大量细节，来源于闻欣参与的小组内部活动和私下谈话，并未经过正式采访，也未征求小组成员同意。

2、“WOMEN我们”对郭艺的访谈《声援“四通桥”抗议者郭艺：“实名让我感觉更有力量”》（简称《实名》），2024年7月25日发布。

该文为《红》间接澄清，企图否认《红》的撰写过程中违背伦理的问题，却模糊了关键争议，将焦点误导为“郭艺个人是否同意实名”。

这两篇文章扭曲了实际的救援行动，无视其发布对我、小组和救援团队造成的风险，也屏蔽了我的经历和感受。我必须为自己发声。

我的讨论不限于个人行为，重点是想阐释：

1、国内女权行动者的实际处境；

2、当遭遇国家暴力，女权行动者如何搭建支持性的社群；

3、社群如何被暴露和破坏，又如何重建；

4、社会运动报道中的知情同意。

我将以最大的诚意陈述。但我、救援团队、小组成员住在国内，有些信息无法公开。考虑到安全，我不同意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进一步披露小组和救援团队的信息。

1、地下女权社群给我能量

自2015年起，我在中国从事倡导和组织工作，因此被政府持续打压。多年间我所遭遇的，包括被警方带走问话、做笔录、写保证书，租房被逼迁，家人被骚扰，机构关闭和失去工作，等等。

后来，我不得不离开原来的城市，来到北京。我喜欢做手工，收集各种稀奇古怪的小物件，曾经拥有一整个屋子的零零碎碎。被迫搬家时，我只剩下了一个行李箱、一个背包，这是我当时仅有的生活。

在北京，我在地下继续社群工作。2021年，我举办了一场女权活动，郭艺是志愿者，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2022年夏天，我和郭艺一起组织小组活动，招募新成员。几个月间，我们和小组成员经常见面，讨论社会议题，也建立了友谊。曾有小组成员说：“为自己能参与其中感到幸福，希望之后我能将更多的生命力倾注到这样的事中。”

我们所组织的活动上，有参与者给我们写明信片：“非常非常感谢勇敢的大家又一次在这里创造奇迹。深知还有无法被404的力量，为那些被沉默、被忽视、被杀死的薪火相传：无法闭嘴、绝不消失、偏要坚持。”

疫情几年里，政治管控不断升级，大环境中每一天都有令人难过的事情在发生。我的恐惧从未消失。但有志同道合的女权伙伴，我从共同探索中获得能量。

2、郭艺被捕后组建救援团队

2022年10月19日，为声援“四通桥事件”、反对疫情封控，郭艺在北京某地铁站公厕内张贴海报，书写抗议标语。第二天深夜，她被警察上门带走，随后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捕。

隔天，当我知道郭艺被捕，不由地生出强烈的愤恨——为什么我的朋友要被这样对待？我有一种晕眩感，想逃离这一切。但我在心中不断默念：你得撑住，还有同伴需要你的支持。

郭艺是突然被带走的，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有工作要马上去做，联系父母、找律师、处理她的敏感物品……逐渐地，我和一些伙伴结成了郭艺的地下救援团队，有人为她的父母提供情感支持，有人和她的工作单位、朋友沟通。我们分享信息，商量应对方案。

当意外来临，你会发现你必须得承受。当伙伴身陷囹圄，我们更要互相支撑。

2022年11月初，在小组内部聚会中，我将郭艺被捕的已知细节告诉小组成员。亲密的同伴突然失联，应该让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忍不住哭泣。暴力机器难以撼动，未知的信息太多，我们对她的境况有许多担忧。她会被打吗？能吃饱吗？生病了怎么办？我们彼此安慰，希望存蓄能量，更多地支持郭艺。

2022年11月27日，北京爆发“白纸运动”，救援团队的伙伴前往抗议现场，喊出了释放郭艺的口号。

2022年12月中旬至2023年1月，政府持续拘捕“白纸”参与者，其他许多行动者遭到警察骚扰讯问。我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那是一段最艰难的时期。即使同为国家暴力的受害者，人们也在审查和监控下互相警惕。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参与“白纸”的救援工作，希望打破信息壁垒，尽力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支持。支持主要面对两类人群，一类是小组成员，另一类是此前不认识的行动者及被捕者亲友。我经常组织小组聚会，也会经常去各种青年空间，向熟悉的人询问在场是否有行动者、被捕者的亲友，向他们了解需要哪些支持。我逐渐和更多伙伴建立信任，分享救援经验、应对警察的方法、信息安全知识等等。

3、揭秘报道突然发布，作者承认未获知情同意

郭艺救援团队一直在评估是否公开声援，标准是是否有利于促进郭艺获释。2023年1月中旬，在不断跟进下，律师得知取保候审程序可以推进。同时律师和家属担心公开会造成反作用。考虑到郭艺可能获释，我和救援团队的伙伴决定先观望案件进展，暂缓公开声援。

在这一时期，闻欣以社群伙伴的身份参与小组活动、出入我的家中，通过私下谈话获取信息。她曾反复询问郭艺案件的细节，没有告诉过我、小组和救援团队成员会公布。她为另一篇报道采访了小组成员，但从未告知收集到的内容会被用于撰写关于郭艺的文章。

也是在这一时期，“WOMEN我们”的编辑雪山致电代理郭艺案件的律所，询问案件信息。律所明确回复：不接受采访、不提供信息、不建议公开。

2023年1月30日晚，雪山向郭艺的室友询问案件细节，以“出于关心”的理由。没有人知道，此时《红》文发布已经倒计时，雪山是在做最后的信息确认。

2023年1月31，“WOMEN我们”平台发布《北京被捕者郭艺：红在革命蔓延前》一文，作者、编辑都是匿名。文中公开了郭艺的真实姓名、照片、工作单位、户籍、个人健康状况等信息，描述了小组成员的外貌特征、生活细节，小组的活动信息和内部邮件被直接公开。文章中大部分内容的信息源明显是我、小组和救援团队，但我们从未接受过采访，在发布前，也并未被任何人询问、告知。

在被律师拒绝的情况下，《红》中仍然公布了私下获取的案件信息，同时抹杀律师和救援小组一直都在郭艺和社群间努力沟通的事实，误导性地声称“家属和律师守口如瓶”，（导致）朋友们“事实上无从知道Edith（郭艺）的近况”。

因为未经正式采访和核实，在《红》一文中，许多在内部活动、私下谈话里的内容以不准确的形式出现。有大量信息被文章以“据说”、“朋友们的印象”和“朋友们想象”的方式引用。

部分引用内容如下：

“朋友们想象那一刻是怎么发生的：当警察去她的公寓搜查她打印的四通桥招贴时，一定也会看到房间里的彩虹旗。这一定让警察更确定她是‘反动分子’”；

“据说因为申请取保候审失败，她母亲的状况已经很不好了。”

《红》的冒然揭露对社群安全感造成严重破坏。发布后，郭艺的父母忧虑她会被判刑，律师被警方讯问、骚扰。律师和父母不再像以往那样信任我们。救援团队、小组成员之间出现猜疑。

《红》发布时，小组和救援团队正因政府高压而处于极度紧张之中，它的披露可能导致对我们的连带调查，增加了所有人的风险。

我感到恐惧，不知道我们的信息会不会被进一步泄露。我担心没有为郭艺做到最好。我对自己感到失望，我没有做好安全措施，让小组成员和救援团队置于风险之中。

《红》的作者闻欣曾有过许多机会当面跟我们沟通，但不论是文章发布前、发布后，她都没有这样做。

《红》的发布是既成事实，我想真诚沟通、减少争议，更重要的是控制风险。2023年2月4日，包括我在内的三位小组成员主动与文章作者闻欣联系，提出当面沟通。

我们三人一起和她面谈，提出如下质疑：

为什么没有获得小组成员的知情同意却发布关于我们的报道？

是否评估过违背保密原则，揭露小组信息，将我们置于风险中？

她不是救援团队成员，她不清楚案件的具体进展，她不了解律师、家属和救援团队的种种评估，如何确认信息准确性和对案件的影响？

闻欣没有直接回应这些质疑，但面对我们三人，她承认自己是作者，且承认未获得知情同意。

我一直保留闻欣的联系方式，她也仍然留在小组群内。我想，如果她还要继续沟通，或者面临紧急情况，随时可以再联系我。后来，她删掉我、退出群组。唯一一次沟通，由我提出，她没有直接回应，直到现在都没有再有过对话。

4、“WOMEN我们”持续扭曲事实

除了向闻欣提出质疑，也有朋友向平台“WOMEN我们”公开传达我和小组的的诉求。但是，“WOMEN我们”从未直接回应，更没有做出任何纠正。甚至在我们提出意见之后，“WOMEN我们”将该文译成英语，进一步扩散。

当时“WOMEN我们”还发布推特称：“律师和家属缄口不言，我们理解她们是为了照顾受难者。但有必要让其他的知情者说出她们的故事。”

2023年7月，在对我们的抗议不予回应数月之后，平台“WOMEN我们”的工作人员向一些人私发消息，将郭艺案件的推进归功于《红》，将我们对其不当操作的抗议贬为“无聊而无用的争议”。“WOMEN我们”写道：“救援是有用的，不仅是现实中的‘有效’，更重要的是捍卫行动者的尊严。”

2024年7月25日，“WOMEN我们”发布关于郭艺的第二篇文章《声援“四通桥”抗议者郭艺：“实名让我感觉更有力量”》。

《实名》将我和伙伴对《红》一文的抗议简化为“曾经的报道争议”，将《红》的关键问题——作者和编辑通过欺骗方式获取信息、置社群保密原则和行动者安危于不顾的职业操守问题——转移为所谓救援策略的分歧，如“救援报道是否应优先考虑家属和亲近社群意愿”。《实名》通过对郭艺事后表达的实名意愿的追问和确认，让郭艺为《红》当初的操作背书。

文中通过郭艺的第一人称写道：

“当然也很遗憾，这个稿子发表前后，身边有很亲密的伙伴觉得被欺骗和操控了。因为这件事，社群里产生了一些撕裂和纷争，大家受到的伤害都是真实的，但我很难去把错误归结在谁身上，因为当时的处境就是很难……我没有想过在具体的声援方面、信息的处理方面到底要怎么做，以及它对我的影响是什么。但我要确认的是，我是不拒绝公开这个事情的。”

看到这第二篇文章《实名》，震惊和失望之余，我想指出：“WOMEN我们”不能借助郭艺的事后背书为曾经的侵权行为开脱；《红》《实名》以及“WOMEN我们”一年多来的种种操作是对我、小组成员、救援伙伴的持续掠夺。

营救过程中是否公开被捕者的实名，本身没有一定之规，甚至和“勇敢”“赋权”未必有关系，而是营救策略综合和动态考量的一部分。当被捕者身在看守所内，家属、律师、核心救援团队对是否实名公开都有参与讨论和决定权，而且这些人也有权将他们自身的安全纳入考量之中。但没有权力强行单方面决定的，就是“WOMEN我们”这样不参与直接救援，不了解具体案件进展，也不承担风险的远程围观者。

而且，争议的更核心关键并不在是否使用实名，而在获取和公布信息的方式。争议当事人不只是郭艺，还有在不知情下被获取信息的我和同伴，以及身处案件中心的援助律师，我们的权利都受到了侵害。

我的故事就在《红》中，从来没有人征求我的同意。我从未允许自己的经历和见证被“说出”，不是以我自己的声音，而是被一个我从未接触过的媒体冒领。

郭艺她一人的事后追认，不能用来合理化平台“WOMEN我们”不负责任的行为，也不能抵消我、律师和救援团队所承受的。

“WOMEN我们”所标榜的公众知情权也不应被当作借口。“公众”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并不是一个可以对任何事负责的确定主体，媒体平台不可以躲在这样的模糊概念之后逃避问责。公众并不能为我们所面对的风险负责，这些风险最终是落在个人的身上。我甚至想说，以公众知情权为名强行让我承担被强行曝光的代价，不关心具体的人的境况，这是残忍的。我可以为运动付出，但我拒绝被绑架消费。

在“WOMEN我们”平台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公告：“为报道提供线索或加入我们，成为撰稿人。我们会努力保证您的信息安全。”疑问：你们自己作为编辑和撰稿人保持安全，为何却将在地的直接行动者置于风险之中？

“WOMEN我们”声称《红》的发布是“有效救援”，暗示是此文促进了郭艺的获释，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上在行动者群体中众所周知的是，和多年前不同，当今中国的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对被捕者的声援和报道，或许能让她们的事迹被更多人知道，但不能改变她们的命运。对此有许多其他案例可以印证。

就郭艺本身，她的律师说：“关于促进郭艺被释放的因素，其中包括一些偶然和不可控因素，有郭艺本人的智慧，有另一位律师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也有律所的沟通。在这起案件中，我最自豪的是，我在当时能够站出来的勇气。”

《红》的发布对郭艺的获释没有帮助，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有帮助。在《红》发布时，郭艺的获释已经在推进之中。《红》发布后仅一周郭艺就获释的事实，恰恰证明该文没有帮助，所有的被捕者，家属，律师……都会告诉你，当今政治犯取保需要漫长周旋。

救援不等于声援，而且远远大于声援，其中许多艰辛，可能永远无法为人所知，救援者不能标榜自己，也无法获得光环。然而，“WOMEN我们”却自居有功，收割了真正参与救援者的努力。因为文章更可见，律师、救援团队、社群成员那些不可见的救援工作就如此轻易地被抹去，他们所有的承担和主张也被否定。

5、我选择公开的原因

2023年2月8日，郭艺获释。我想去迎接她，但警察似乎不想见到太多人在场，于是我托律师转交了准备的东西：那时天气很冷，她需要保暖衣物、暖宝宝；电子设备被警察拿走，她需要手机和充电宝；现金肯定会有用，也带上了一些……

时隔三个多月，我和郭艺终于再次见面，相互拥抱。从那时直到现在，我和她相互陪伴，一起在国家暴力下重建生活。取保候审期间，警察每月一次的询问让人烦躁，我们商量怎样应付过去。我们一起过春节，做饭、唱歌、出游。我们一起继续践行女权主义，和更多伙伴建立友谊。

《红》发布之后，在相当长时间内，即使“WOMEN我们”不回应我们，将我们的策略曲解为不愿为郭艺发声，我也没有选择与其对峙，因为这样耗费的成本和潜在的风险都太大。而且郭艺已经回来了，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可以一起做。

但事实证明，不为自己发声是可悲的。我和小组、救援成员受到的伤害无人负责，甚至现在连过往的行动价值都被全盘夺走。

《红》发布时，郭艺还在看守所内，但事后却有许多人向她确认她的意愿和想法，以此事后合理化。这种行为抹杀我们，也在破坏我们和郭艺之间的友谊。每当争议出现，我、郭艺、救援团队、社群伙伴之间总要一再地向彼此澄清，其中有太多的内部消耗。我不愿再这样。

作为社群组织者，我总是把社群伙伴的感受放在我自己的感受之上。我也一直担心我的发声会加剧社群的分裂。我更担心，争论引起警察的注意，给我和其他在国内的伙伴带来不可控的后果。然而，“WOMEN我们”利用我和伙伴的沉默，我们的困境，没有停下对我们的伤害。

通过强行曝光，“WOMEN我们”获得了什么？除了流量，我看不出其他。这种流量是危险的，其代价是将在地行动者置于许多惊惧挣扎之中。

我现在相信，讨论是必要的。我公开我的经历，将其视为对自己、也是对运动的追问，希望讲述的意义不只在于为我自己和同伴发声，也能促成对社会运动行动者具体处境的关注。我想讨论的不仅是个人行为，而是我们如何正视社会运动中的种种问题，并往前走。

6、我的诉求

在此重申，“WOMEN我们”以及《红》的作者闻欣对我、小组和救援成员造成了如下伤害：

1、没有取得我、小组和救援成员的知情同意，私自使用内部活动、私下谈话中获取的信息。

2、在政府紧密调查“白纸”参与者的时期，将我和小组成员、救援团队的信息暴露，加大了我们的政治风险。

3、破坏小组的信任和安全感，使行动者之间更难相互支持。

我向平台“WOMEN我们”提出要求如下：

1、删除侵权文章《北京被捕者郭艺：红在革命蔓延前》，并停止传播关于小组的任何信息。

2、停止扭曲事实，检讨文章发布过程，向社群交代。

2、就采用隐瞒、操控、欺骗的方式获取信息一事，向我、小组和救援团队道歉。

对于读到这里的朋友，如果你关心运动伦理和行动者安全，期待你可以：

1、帮助我转发这篇文章，向平台“WOMEN我们”传达我的诉求。

2、谨慎核实平台“WOMEN我们”的其他文章。

3、不分享、不引用违背伦理的报道。

附：郭艺案律师就此事的声明《看不见的救援：抗议案件律师讲述隐形压力与真实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