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

“首先是身体与行动的自由，其次是言论与表达的自由，最后才是思想与认知的自由。“

韩乾在最近的一篇关于政治信念的文章中如此写到。此处不讨论他的整篇文章，而着重于他文中一段对于认知自由的批判。韩认为公知的失败在于，他们认为人们倾向于把一个空间当成自由的言论平台，这个地方就真的能变成一个言论平台。这种做法任谁都知道，肯定是会失败的。

于认知中获得的解放不是真正的解放，行于行动之前，行于表达之前的认知自由，其实是类似于阿Q精神的自我解脱。

鲁迅所讨论的中国人之麻木是什么呢？这是一种行动无能、同时却在认知上充盈的状态。阿Q的每一次精神胜利都在讽刺其行动的无能，其自身所处的束缚。认知的解脱无处不在与压迫的现实相对照，正是这样的精神状态让其无法反抗。因为在认知中他是自由的，从这里他获得了继续生活的价值，也失去了行动的理由。

最近我在重读汪曾祺的一些文章，尤其是《受戒》。这是一种对现实的讽刺吗？是假意描写“轻”与“美”，实则揭露现实的“重”与“丑”吗？并不是吧，无论是文章内容还是后续他自己的解释，都在提示我们，作者真心诚意地在现实的束缚中挖掘出自由来，在清规戒律中扯出人性来。他并非如卡夫卡那样于在写作中强烈地曝露着现实，反而是积极地遮掩、清扫、扭转这些现实的束缚，然后转而在认知中颠覆它们。这恐怕也是认知上的胜利吧。

《受戒》当然不是一部歌诵现实的作品，但它反抗现实的方式，却只是在认知上的反抗。这是美的，却也是可惜的。

如果推到当下的现实，则令人焦虑的事情是，一些尚属进步的社会组织或机构也是以类似的方式在维持其进步性。具体来说，是理念论述支撑着其行动的意义，而不是因为行动本身能实际影响此社会结构，这些组织才以此方式来行动。也就是说，我们（对，我在说我们，包括我自己）在用反抗的认知来取代实际的反抗。用更学术的语言来讲则是，我们只看重符号意义。

还记得《中国女工》里面的论述，这里的工厂没有阶级斗争，没有阶级意识，但是在作者的写作中却发掘了其有阶级意识的萌芽，有反抗的实作。这种解放的认知无法取代认知的解放，实际上可能还是危险的。工人们下班后用消费武装自己到底是在反抗什么？女工们半夜的尖叫是集体苏醒的前兆？这种判断不也是在削弱一种政治介入的理由吗？似乎我们就此觉得，中国的工人已经同过去一样，具备了阶级斗争的能力。然而，看看现实，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啊。

革命也需要打广告吗？如果打广告是为了争取更多支持，或是创造某种氛围争取政治立场不同者的默许，以达成政治目的。那或许还可以接受。但问题在于，当事人不能真心相信这些广告，不能相信我们做得很棒，我们正在解放，我们正走向光明。

解放的认知，终究无法取代认知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