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远方来到脚下：重新思考自己的家乡

我幼年生长在满洲典型的苏联式工厂家属区中，虽然已是z世代生人，但这样的苏联式工厂却并没有受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席卷的下岗潮影响，工厂巨大的体量和部分为军事工业服务的性质令其免于市场化的影响。距离哈尔滨市区三十公里外的平房区中，一南一北，一座铝加工厂、一座飞机制造厂仍主宰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较2021年于中国上映的电影《你好，李焕英》更甚，从我出生的医院、全家居住的家属楼、幼儿园、公共浴池、公共礼堂、乃至“副食品商店”都由工厂运营。直到十多年后，才缓慢的倒闭、拆分与私有化。但这一切在当时的自己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直到如今回看才能意识到其中的地域与时代特殊性。

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如同龄人一样，接受着来自学校的官方教育体系，其中的语文历史地理教育，无需赘言即以“中国中心”的史观，而非满洲一地的历史，当然同样更没有其他地方的具体历史。只会在中国近代史间的一隅，提起东北，会讲到向沙俄割让了众多的土地、日本在期间的种种侵略暴行；在地理课堂上提起东北的山川河流物产丰沛，众多的粮食、煤炭、石油和木材。

如此教育十余年后，叠加应试教育的激烈竞争，自早至晚日复一日的学业压力下，没有人对身处的城市或地域有任何课本外的了解，没有人在乎身边的历史、身边的环境、所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或这座城市的市长市委书记是谁？因为这一切都不重要，你无法如民主国家般通过关心它们而产生任何的影响，无法就拥有实际经验的生活进行更多的讨论，于是这样的注意力空白顺理成章被转移到国际大事、王朝历史、军事经济等虚无缥缈的理论中，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中国网络上众多小粉红、大棋党的出现。

直到在进入大学后宽裕时间里一次次旅行中，才重新想到自己无比熟悉又极度陌生的家乡。大学的前两年还未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乘坐铁公鸡游走在中国的各地。一年级的寒假，我和家在成都的室友一同搭上哈尔滨开往成都的火车，从白雪皑皑的松嫩平原出发穿过山海关、华北平原和太行山。清晨，列车在宝鸡跨过渭河进入秦岭，生长在东北平原的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密集高耸的山脉，列车沿着展线跨越高耸的秦岭，某一个隧道后，窗外的景色转眼间由北方的白雪覆盖变成雾霭缭绕的绿色。五十个小时，跨越中国的铁路旅行打开了我的新世界大门，使我沉迷起铁路旅行。

之后的几年中，虽然不时有着疫情的影响，仍去了中国的更多地方，西北的新疆、青海、甘肃；西南的云南、广西、贵州；华南的福建、广东与海南。在享受远方的美食与风景外，更多的是文化上的冲突：走几步就是一座庙宇的闽南对于宗教炽热的追求和同样热忱于佛教的藏区又截然不同；云贵川的西南大致通行西南方言、福建操闽南话、而维吾尔人们更是使用着另一种语系的语言，我使用的东北官话之于普通话几乎毫无区别，令我不禁对我讲着粤语和贵州话的室友感叹，为什么我没有自己的方言。

夹杂在长线旅行间的短线令我将目光投向身边，疫情更令跨省的旅行一度难以施行。满洲的旅行无法离开铁路，于其说重要的城市都在铁路上不如说是铁路造出了城市们。从满洲里到绥芬河、黑河到大连，一次次昔日中东铁路与南满洲铁路线上的旅行，令我意识到身边的土地里也同样蕴藏着巨大而未知的历史掩藏在了官方的史观下。

因而开始尝试从铁路与旅行作为切入做些简单的记录，一开始写的东西现在看来已经不忍卒读，被前女友讲“没有人味”，慢慢从模仿马特老师的文章，到渐渐知晓到底自己要表达什么、又能在普通的流水账游记外为读者提供哪些新的东西，或许已经在许多次的尝试中形成了自己写作的风格，在为文章寻找背景文献资料时候亦使自己对于身边世界也有了更多更全面的理解，更透过文章认识了许多珍贵的同温层。

面对两年前写下的《也许每个人都需要自我身份认同，我何以成为今天的我》这篇文章，为自己提出的身份认同的问题，我想我亦已在不断的写作与思考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是的，我不是东北人，我是满洲人。东北是哪里的东北？是以中国为中心视角下的东北，“东北”这样一个描述地域的名词在其被创造的时候就带着极大的中国中心视角，二战后不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都因满洲国的傀儡历史而视“满洲”一词为忌讳而不再使用。因而关心身边的世界，关心其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这般的历史，重新使用“满洲”而不去使用“东北”，就像维吾尔人想要使用“突厥”而不是新边疆的“新疆”、藏人想要使用“Tibet”“图博”而不是西方宝藏的“西藏”一样，是对漠视个体权利的巨大集权的一种微小反抗。

面对依旧庞大的国家机器，或许对于每个个体而言能够立刻开始着手的便是“做事”，写一篇文章、拍摄一段记录短片、画一幅画、或是在同温层中做一个读书会，是对抗庞大的集权亦对抗消费主义的开始。如翻转电台主理人李厚辰常讲的一句话：“要记得敢于去相信”，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我所做的选集是當遠方來到腳下：「从满洲出发，到更远的世界」，里面包含了两篇各四千字的文章，一篇是关于满洲的边城丹东，重走昔日溥仪”巡幸“的道路；而另一篇则是满洲之外的重庆长江沿岸，借由百年前的《铁道唱歌》与中国化《扬子江》，以更在地化的交通工具去感受长江畔人们的生活。

感谢Matters的活动让我在两年后有机会重新思考曾经的自己提出来的问题，我是谁？我为什么写作？如今坐在距离满洲万里外的南半球澳洲写下这篇文章，更远的世界就在眼前，跳出所习惯的舒适区，答案也愈发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