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6 權力漩渦中，小粉紅的過火與荒誕
野獸按：記得端傳媒在2016年就開始做“小粉紅”系列報道，這是非常有預見性的。這兩年最愛聽的播客是袁莉主理的“不明白播客”
陳純：舉報、粉紅狂潮，與體制外的極權主義
極端政治何以在當下產生，又會在哪裏發力？
刊登於 2019-08-29
【編按】：內地學者陳純7月中來香港觀察反修例遊行，回去後，於8月初在微博上被大V舉報和起底，並被迅速頂上微博熱搜，舉報理由是「支持港獨」，「證據」是他的微信朋友圈截圖。他當晚被請進派出所審問，在派出所過了一晚，隔天早上才被釋放，出來後又兩度因大V追擊和朋友聲援而再上熱搜。本文為陳純對當日經歷的自述，及對中國大陸目前的粉紅狂潮之機理的分析。他認為，對這股粉紅狂潮，「洗腦說」已經欠缺解釋力，更深層的問題是，極端政治何以在當下產生，又會在哪裏發力。
8月5日從派出所出來，我感覺自己已經跟不上世界的變化。
我在7月14日去香港觀摩傳媒遊行，其實就很簡單，一些當地的媒體工作者沉默黑衣遊行，合法活動，除了走路什麼都沒發生。參加完後我在朋友圈發了兩張與此相關的照片，不過過了幾個小時後我就鎖掉了（設為自己可見，我一直有這個習慣）。然而，就在這幾個小時內，有人將這兩張照片保存了起來，並對我的朋友圈進行截圖。
8月4日中午12點左右，一個叫「孤煙暮蟬」的微博大V將我這兩張照片和朋友圈的截圖發了出來，並貼上「港獨博士」的標籤，呼籲人迅速轉發。很快，一個小時內，我的微博大小號、我以前刪掉的言論、我出版的書，都被人肉出來。眾多別的大V號也跟風轉發了這些照片和信息，無一例外都打着「港獨」的噓頭，其中一個大V還加了一句：「治不了洋人，還治不了你一個土博士？」
一開始我並沒有把這種抹黑放在心上，依舊出門會友。但傍晚的時候我上自己的小號看（我的大號已經被禁言），才發現各條微博下面已經彙集了幾千條惡毒的評論，我一個師長關注了事件發酵的整個過程，私下叫我不要打開微博看，否則將「極度不適」。與此同時，有數十個未曾打過交道的人發微博私信給我，其中除了辱罵，最頻繁出現的就是人身威脅，甚至威脅要禍及我的家人。
這些人見罵我沒有效果（我沒有理會），開始在微博上@深廣兩地的執法部門，包括@深圳公安、@深圳網警 和@廣州公安，我後來還看到有人自己留言說，還專門打了電話去報警。一些朋友勸我趕緊出國避避風頭。我自問不曾發表過支持港獨的言論（在「港獨」這種主張剛出現的時候，我還對其進行過批判，認為其無助解決香港的任何問題，只會引發進一步的陸港對立），也不相信公權力會把這種舉報當回事，於是既沒有回家拿護照，也沒有聯繫任何律師。下午5點左右有公安去我家找我，但我不在。晚上8點多的時候，一位市局的警官打了我的電話，我們說好9點在我家附近的派出所見面。
當時我並不是那麼擔心，因為我並不支持港獨，並不覺得會被故意冤枉。
結果後來證明這個事情比我想的要嚴重，即便其實也並沒有到我朋友擔心的「直接拘留」。我提前了10分鐘左右到了派出所，在等那位市局的警官時，我和派出所接待我的警員聊了幾句，大概講述了我的情況。聊天過程中，這位警員還感慨了一句說，現在有的人閒得沒事幹，就在網上到處揪人的小辮子。我正要接話，他繼續說，就算你是港獨又怎麼樣呢？你是港獨，你的合法權利一樣要得到保護。如果裏面有人泄漏了你的個人隱私，你有權利依法追究他們的法律責任。
當然，這位接待我的警員先生並不知道這件事具體的性質，所以只是就案情本身來談。只是我自己知道，事情涉及兩岸政治，我又是個曾經被有司找過的人，也是他們認為的「有一定影響力的人物」，所以這件事不會那麼簡單。但我當時還不覺得會像之後那麼複雜。
不過公平地說，在派出所的十幾個小時裏，我並沒有遭受什麼虐待，審問的時間總共不超過三個小時，審問的問題包括：大概是什麼時候去香港，什麼時候回來，中間做了什麼，有沒有去遊行（其實我也參加了沙田遊行），為什麼戴口罩穿黑色衣服，為什麼喝寶礦力，為什麼拍照上傳朋友圈，跟誰一起去，中間有沒有暴力行為等。其他時間都是在等我的手機裏面的信息拷貝完成。微信之類的社交媒體上的所有聊天記錄都被拷貝，但是裏面有七百萬條，技術人員和我說不會每一條都看，都是搜索關鍵詞。對於我個人的情況，我則幾乎沒有任何隱瞞，因為我相信他們就算不問我，那些事也一樣可以知道。
最後他們綜合了各種考慮，決定不對我進行處理，只是對我進行了警告，但對我進行警告的事項跟港獨和遊行沒有任何關係，只是警告我諸如不要在朋友圈發布港大學生罵校長的照片之類。
在手機拷貝過程中不能使用手機，不然會影響拷貝速度，而審問也在這期間斷斷續續地進行。這數個小時的漫長等待中，他們對我的行動基本不做任何限制，我在幾個辦公室進進出出，飲用水和盒飯隨便拿，還在其中一個沙發上睡了兩個小時。我跟派出所裏的領導、審問我的其中一個中年警官和負責技術的工作人員聊了不少家常，目睹了其他警員合情合理地辦理完兩個案子，還旁聽了幾位年輕文職人員相互打趣的玩笑。走前，一個長得有點像光頭強的警官，用粵語對我說，好好賺錢吧，政治這種事最好不要碰。
和網上那些舉報我的人相比，這些活生生的體制內暴力機器的組成部分，在我面前一點也不「暴戾」，儘管我一直懷疑一黨專政下的「法治」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但從我多次與這些執法人員的接觸來看，他們是真心相信體制在往「法治」的方向前進，所以他們喜歡強調自己執法的法律依據，對自己辦事符合法律程序的那一面感到特別自豪。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非常符合韋伯對「合理化」的「科層制」的描述。
這並不意味着這些公務員是「政治中立」的。從派出所出來以後，我又被送上了兩次微博熱搜，第一次是因為孤煙暮蟬和其他大V繼續追擊我，第二次是因為我出來以後很多朋友出來聲援我，又激怒了那些不爽我的人，如此又引來了兩個部門的問詢；我的一些朋友、讀者和學生，因為幫我說話，自己的微博被攻陷，有的被人肉出相當詳細的個人信息，受到各種各樣的威脅。可是之前在派出所裏，我在交待完我的情況後，要求對那些網暴我的營銷號（其中「孤煙暮蟬」或許有體制內的背景）進行處理，市局警官的態度是這樣的：這是網友們自發的愛國熱情，你要理解一下，誰叫你撞槍口上了呢？而由於這些帳號沒有被取消，謾罵我的微博還在，攻擊我的人一直到今天都有。
在這半個多月來，我看到牆內外出現了越來越多被舉報的人：有一個人在跟他的同事爭論的過程中，對香港的年輕人表示了同情，同事馬上就報了警：有一位應該還在讀書的學生，在朋友圈轉發了關於香港警察濫用武力的文章，有學弟直接對她私下說，我和另外的同學一起舉報你了，我們不配有你這樣的朋友；還有一些倒黴的人，自己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相關內容上，有一個轉發，或一個點讚，就被別有用心的「熟人」收集了起來，被當作「支持港獨」的證據曝光在牆內。這些因為被舉報，而被人肉和被網暴的人，不僅無法進行任何維權，還遭到公權機關的主動騷擾和懲罰，他們很多人受到的騷擾比我嚴重。如果家裏是體制內的或在開企業，那整個家庭都將面臨巨大的災難。
粉紅狂潮
有的人認為這說明經大陸年輕人被洗腦洗得太徹底。這當然也是一種解釋路徑，但在我看來，事情遠遠比這個要複雜。
在這一片「舉報狂潮」中，「飯圈女孩」的表現也頗為引人矚目。8月14日被稱為「814飯圈大團結」，因為在這一天，飯圈女孩拋開了自己愛豆之間的恩怨，翻牆出去在 Instagram 和 Facebook 為「阿中哥哥」（中國）作戰。
這次的「出征」得到了老牌遠征軍「帝吧」的支持，但飯圈女孩在歷次「護駕」過程中訓練出來的組織性發揮了極大的優勢：屠版、控評、反黑的手法，駕輕就熟；除此之外，還有專門為了翻牆和海外宣傳的技術指導和美術組、文案組、翻譯組。要知道，這是在歷次飯圈戰鬥中培養出來的素質。
其實，飯圈女孩在近年來的政治緊縮中，早就逐漸學會了對政治進行「借力」。比如因為「愛國」是底線，如果一個愛豆發表過「不夠政治正確」的言論，或在「國慶」、「建黨節」、「建軍節」的表現得不夠積極，那就有可能被對家的粉絲舉報。一個常見的操作是截圖大範圍傳播，大量@微博上的「共青團中央」、「紫光閣」和「人民日報」，或者弄成 hashtag，將那個藝人送上熱搜（很榮幸，我也享受了一回這樣的操作）。港台明星還不熟悉大陸的這一套「規矩」，偶爾會成為犧牲品，佘詩曼、楊千嬅和王祖藍都因為微小的「失誤」被頂上風口浪尖。其中佘詩曼迅速地發表道歉聲明得到諒解，而王祖藍沒有在微博上轉發「我是護旗手」，成為大陸網友認定他「不愛國」的重要證據。
「共青團中央」等官微和這些飯圈女孩處於一種非常奇妙的關係。一方面，打理這些官微的小編對飯圈生態和飯圈話語的熟悉程度遠超一般的官媒，使得這些微博發出來的一些內容，對飯圈女孩乃至於95後00後的年輕人來說顯得特別親切，因而也就更具動員力。另一方面，飯圈女孩對於這些官微也是又敬又怕，她們害怕自己愛豆的一些小小的失誤被「共青團中央」等盯上，也怕後者偶爾流露出的對「流量IP」的鄙夷。但更多時候，她們將這些官微視為可以信賴、倚靠、利用的對象。在「814飯圈大團結」以後，「共青團中央」在微博大張旗鼓地對飯圈女孩進行表揚，「人民日報」也在自己的微信公眾號圖文並茂地介紹了「814出征」的全過程。「飯圈女孩」迎來自己的高光時刻。
沒過兩天，澳洲和加拿大的中國留學生就搶了飯圈女孩的風頭。在澳洲的香港年輕人發起了聲援香港反送中的集會，有女生喊「Hong Kong Stay Strong！」另一邊人多勢眾的中國留學生則針鋒相對地喊出「CNMB」和「叫爸爸」。在加拿大，中國留學生在法拉利上插着中國國旗，對香港年輕人喊出了一聲聲的「窮逼」，盡顯暴發戶本色。
這兩件留學生風波雖然看起來無組織無紀律，丟人丟到家，但它們有可能並非完全自發。各國的中國大使館跟當地中國留學生有着密切的聯繫，這是國際上一個公開的秘密。這些大使館在給海外中國留學生提供生活和學習上的幫助之餘，也對其中一些留學生給予特殊關照。作為回報，這些留學生幫它們留意其他中國留學生的「思想動向」，記錄並定時彙報，一些大使館不方便出面的活動，也可能由這些留學生代為組織。
這兩個多月以來，體制內各種機器對大陸輿論的引導是相當明顯的：那些非建制派的香港人（所謂「黃絲」），被牆內（自）媒體描繪成得寸進尺、忘恩負義、好吃懶做、數典忘祖、勾結外敵、分裂國家的敗類，統統被叫做「廢青」和「暴徒」。舉報、人肉和網暴，這些在一般道德上都認定為卑劣的行徑，也得到體制的某種偏袒和維護。
然而光是體制的操縱和拉偏架，難以完全解釋這種「粉紅恐怖」：許多大陸人可以隨時翻牆出來，但他們依然不願意相信，來自香港和西方的媒體比內地媒體更真實地傳達了事情的原貌。當然了，外媒也確實存在一些對中國的刻板印象，或者有自己的議程設置，過往在一些有關中國的問題上有一些離地或偏離的表述，可能長期積累下來了一種不信任。但總的來說，在言論自由社會，這些問題既是可以被糾偏的，也不影響媒體傳達事實時的專業性。但現在更特別的現象是，許多人不看這些事實則以，在官微釋放緩和信號的時候，卻還會反過來質疑官微是否被策反。
有的人認為這說明經過多年「愛國教育」和國家主義薰陶，大陸年輕人被洗腦洗得太徹底。這當然也是一種解釋路徑，但在我看來，事情遠遠比這個要複雜——這一波「粉紅狂潮」，既有來自香港的原因（比如不少大陸人有在香港被歧視的經歷），也有愛國教育和體制操縱的原因，但究其根源，問題還是埋在大陸深層的政治文化結構和社會組織結構之中。
空心化，令極端政治化再有可能
穩定的「強制的虛無主義」不是一種可以長久維持的狀態，它要麼走向一種健康的「合理多元主義」，要麼走向一種「虛無主義狂熱」。很顯然，前者現在是根本不可能的。
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被，是被一些新左派稱為「去政治化」的時期。從如下方面來看，這種定義並非沒有道理：在這一時期，中國的政治運動急劇減少，領導人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領，代之以「經濟發展」、「四個現代化」、「國家富強」和「民族復興」；中國體制的各種部門越來越「行政化」，對「績效」的推崇凌駕了對絕對「政治正確」的要求；共產主義信仰在中國迅速失落，大部分人以「過上好日子」作為自己的人生追求；隨着經濟制度的改革，中國人逐漸脱離了「單位」和其他基層組織對自己嚴密管控。
在這一趨勢下，「政治」在一般人的理解中開始喪失意識形態色彩，變成和「權力鬥爭」相近的意思。儘管近年來愛國主義教育在中小學有加強的傾向，社會管控因為政治風向和技術進步變得更加嚴格，體制內部越來越「講政治」，對民營企業的政策也如過山車一般，但整體來說，中國倒退回「共產主義」時期是不可能的。如果將「共產主義」這樣同時涵括政治制度安排和個人人生安排的觀念稱為「強意識形態」，中國目前不存在任何「強意識形態」，所以這一波「粉紅狂潮」，嚴格來說也不是「意識形態狂潮」。
然而，這並不意味着中國沒有任何機會回到「極權主義」。這種「去政治化」後留下的政治文化結構和社會組織結構的「空心化」，恰恰是「再政治化」、甚至是「極端政治化」的有利條件。
從這個政權建立的時候，它對除自身以外的組織就抱有強烈的不信任。從土改到文革，中國的傳統社會組織被盡數破壞，而1978年以後，中國零星地出現一些自發結社，但一直受到中國共產黨的監控，2015年「公民社會運動」劃上句號，社會組織也迅速萎縮。中國社會分化成兩部分人，有組織的人（體制內成員）和沒組織的人。以往中國的自由派與體制內的人發生較多的摩擦，但長遠來看，最危險的一批人不一定是從「有組織的人」中產生。
我們這個社會正在大量生產「原子化」的個人和沉浸在私人領域中的利己主義者。一些庸俗的自由派因此感到欣喜，似乎這使得集體主義的運動變得不再可能。然而他們忘記了，人是政治的動物，天生嚮往着在行動中與其他人建立聯結，尤其當原子化和私人領域中的生活不再能給他們提供意義來源的時候。這些人躲在自己的一方天地刷着綜藝節目、韓劇和追星的某個時刻，心中會突然升起一種對「崇高感」的追求。真正的崇高是一種自我選擇的「非如此不可」，它是基於自身認定的超越性信念，投身某種內在價值之中，並甘願為此付出代價。然而，對於一個沒有任何條件去追求真正的崇高的民族，唯一的崇高就是「愛國」。
在後天安門時代，國家對於日益增長的超越性精神需求有一個妥協，它默許各種「整全性學說」在不危害主流價值（「愛國」、「發展」和「穩定」）的前提下默默存在——自由主義、基督教、儒家、女權主義……但2012年以後，這種默契就被打破了。當局懼怕這個國家的人民通過一種和它的組織和宣傳無關的方式聯結起來，所以對於一切整全性學說一概打壓，包括原初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也就是說，當局不讓任何一種整全性學說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傳播，而它自己也不能提供一套有吸引力的整全性學說（如古代的儒家和毛時代的共產主義），這相當於將所有國民硬生生拋入一種「強制性的虛無主義」之中。而穩定的「強制的虛無主義」不是一種可以長久維持的狀態，它要麼走向一種健康的「合理多元主義」，要麼走向一種「虛無主義狂熱」。走向前者就要允許各種整全性學說和各種組織自由發展，很顯然，這條路現在是根本不可能的。
「虛無主義狂熱」不需要對內在價值有所認知，只需要「忠誠」。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寫到：「這類忠誠只能產生自完全孤立的人，他們沒有其他的社會聯繫，例如家庭、朋友、同志，或者只是熟人。忠誠使他們感覺到，只有當他屬於一個運動，他在政黨中是一個成員，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個位置。」（p421）當飯圈女孩說「阿中哥哥只有我們了」，其意思正好是相反的，阿中哥哥不只有她們，但她們只有「阿中哥哥」了。
這種「虛無主義狂熱」還需要一個敵人，或者一個仇恨的對象，這個仇恨的對象以前是模糊的，現在有了一個很具體的指向，那就是「廢青」。「廢青」和「猶太人」一樣，被認定為破壞經濟生產、出賣國家利益、吸本國民眾的血（香港獲得中央那麼多的優惠政策）。光是呼喚「愛國」，沒辦法召集那麼大的能量，只有當「愛國」有了具體的敵人，能量才能彙集起來。而樹立這樣一個敵人，並不需要體制費多大的功夫，這個敵人甚至不一定是體制選定的。7月14日過後，我們看到牆內一些自媒體在傳播「廢青鉗斷警察手指」的「新聞」，它不用體制自己編造，國人有源源不絕的怒意在支撐着這樣的「新聞」的製造和傳播。
讓人感到恐懼的是，就我和朋友最近的遭遇來看，「廢青」的外延已經在擴大，包括了所有同情香港示威者的大陸人，進一步地，所有曾經對中國共產黨提出過批評的大陸公民，也要成為打擊對象。考慮到「廢青」北上的可能性很小，政府也不鼓勵大陸民眾赴港與「廢青」開片，如果這場「粉紅運動」擴大化，不僅「大陸廢青」會全面淪為「政治賤民」，而且普通大陸民眾的生活也將受到重大影響——所有人都將被迫證明自己在香港問題上的立場，還要證明自己不曾對執政黨有過微詞，他們的社交賬號和即時通訊工具的聊天記錄會被嚴格審查，他們時刻懷疑身邊的人是否會去告發和舉報他們。那些不幸發表過「錯誤言論」的，生活會被輕而易舉地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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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外的極權主義
我們如何正視越來越多年輕人比體制自身還要反動的現實？
體制和這股潮流的關係是複雜的：一方面，從許多種意義上來說，這股潮流都是這個體制催生出來的，儘管它未必有這個意圖。體制摧毀了任何社會組織的可能性，不允許任何整全性學說得到傳播，拒絕建立任何良性的公共文化，為這股潮流準備了必要的社會條件；體制建立了信息的防火牆，並且不遺餘力將在牆內傳播的真實信息全部刪除，對傳播這些信息的人進行懲罰；體制一直塑造着飯圈女孩的政治性，並在關鍵時刻對她們進行動員，對勇於出征的飯圈女孩不吝一切讚美之詞；體制賄賂、監視、要挾和操縱着留學海外的青年精英，使他們時刻保持着自己的忠誠，避免「被西方思想洗腦」；最後，體制還偏袒着那些舉報、人肉和網暴他人的小粉紅，為他們的狂熱活動保駕護航，免於遭到受害者的反制。
另一方面，體制對這場運動有許多不切實際的幻想，比如希望參與其中的小粉紅聽指揮，不要影響到社會穩定，也不要反過來將矛頭對着自己。
廣州有一位大學老師，因為發表「挺港「言論被自己的學生舉報，學校不予處理，學生感到憤憤不平，親自寫信給這個老師說：「我搞不倒你，我甚至沒有辦法讓你丟大學老師的工作，你不覺得真的很諷刺嗎？最後你卻是被這個你鄙夷的體制保護了。」這位學生，並非寫信給老師上一課：你看，這個體制還是有言論自由的吧？不要老說它壞話。從這個例子可見，這名學生認為「體制」（至少是這個學校）在庇護港獨分子，他認為「體制」已經不能代表愛國群眾的利益了。
這就是我們必須面臨的處境：我們如何正視越來越多年輕人比體制自身還要反動的現實？
一些研究者認為，只有當出現一種具有侵略性的意識形態、一個卡里斯瑪領導人（Karisma）和一個具備高度紀律性和動員能力的組織相結合的時候，極權主義才有可能。因為執政黨本身在改開前三十年的「去政治化」，許多自由派認為極權主義不再可能在中國出現。
然而，一種他們沒有想到的可能性是：極權主義運動也有可能在體制外出現。它可能是由體制孕育而成，最後卻反過來吞噬體制，同化這個體制，變成一部更加喪心病狂的機器。
我們不要以為這種可能性是天方夜譚。幾天前，「人民日報」的官微想要緩和矛盾，發了一個「你好我的香港朋友」，留言中的小粉紅並不買賬，質疑「人民日報」立場不夠堅定，最後官微只能拉來水軍變成滿屏的「張國榮」。這說明這種「粉紅運動」開始擁有了自己「生命」，在不遠的將來有可能不受控制。在體制之外，小粉紅已經有了自己的組織模式，他們在飯圈和「出征」所習得的那一套極度講究等級、紀律、分工和動員效率的機制，可以輕易地運用在下一次大規模的「獵巫」行動中。通過這次的「粉紅恐怖」，他們的意識形態和敵人已經逐漸被他們建構出來：「國族主義」、「反西方民主」和「反香港模式」的合流，離一種強意識形態只有一步之遙，而「廢青」和「西方民主的擁護者」，是他們永遠的敵人，是破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千古罪人，雖遠必誅。
至於這一場運動的領導人，他的出現並不是運動的先決條件，正如阿倫特所說：「極權主義領袖實質上不折不扣地體現受他領導的群眾的功能；他不是一個渴望權力的個人，對他的臣民不施加暴政和獨斷意志。他只是一個執行者，隨時可以被取代，他倚靠的正是他所體現出來的群眾『意志』，群眾也倚靠他。若沒有他，他們就缺少外在的代表，始終是烏合之眾；若無群眾，領袖就成為無足輕重的人。」如果這場運動持續下去，未來一定會有比小粉紅更具有「自覺性」的野心家，他們可能有一套自己信奉的整全性學說，從體制內或體制外冒出來，從小粉紅手中接過運動的指揮棒。
有的人會覺得我杞人憂天，認為這些小粉紅可能只是年輕人中的極少數，或者這個狂潮很快救會過去。老實說，對於一個能在幾天之內將我這種無名小卒兩度送上熱搜的群體，我不相信它的數量會小到不值一提，更不用說，這種狂潮在年輕人中是會互相感染的，在極端的環境中將會如燎原之火般蔓延。至於它是否很快會過去，這取決於香港這件事是否會很快結束，這不得不說是歷史的弔詭：一個地區爭取民主的抗爭，有可能引發另一邊極權主義運動的開始。
對於這樣災難性的運動，最有責任最有能力將其撲滅的是體制本身，只是處於經濟下行和貿易戰的外部環境下，體制的領導人不一定抵制得了飲鴆止渴的誘惑，也不一定敢去違逆這個比自己還政治正確的潮流。他們最有可能做的，倒是將禍水引向自由派和其他的進步派。在這樣的關頭，知識分子站出來抵制這個狂潮，既是自救，也是救這個國家。如果礙於身家性命，只求自保，那粉紅的潮水終將把這片土地全部淹沒。
這樣的「破局」，大概是我們能想像到的最糟糕的一種結果。
我翻牆，因為我愛國──「小粉紅」自述「遠征」Facebook行動
2016年1月，數千內地網友翻牆到蔡英文Facebook主頁洗版。端傳媒採訪其中三位，試圖通過其自述勾勒「小粉紅」群像。
端傳媒記者 吳婧 發自香港
刊登於 2016-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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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20日晚，數千名內地網友集體突破防火牆的封鎖，到三立新聞、《蘋果日報》和蔡英文的Facebook主頁上瘋狂洗版（指短時間內在論壇或社交平台大量重複發布同類信息，導致原有信息難以閲讀）。當這場聲勢浩大的「遠征」結束時，參與行動的女性被貼上了一個標籤──「小粉紅」，批判「小粉紅」的聲浪在各大社交平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據內地問答網站「知乎」用戶丸丸解釋，「小粉紅」指微博上一些常識比較欠缺、行為又非常暴戾的愛國兼追星ACG（即Animation動畫、Comic漫畫、Game電子遊戲）少女。她們的典型表現包括：像追星般地欣賞中國及其領導人；見到任何人說中國的壞話，必群起而攻之；為當局設置防火牆、限制言論自由等行為辯護，認為當下擁有的是最好的，西方的民主不適合中國。
而「洗版」這一具有中國互聯網運動特色的網民集體行為，正是由深諳此道的「帝吧」發起。創建於2004年的帝吧原名「李毅吧」，是球迷調侃中國足球運動員李毅的一個社區，後來演變成一個集合娛樂、惡搞、嘲諷和網友原創的亞文化社區。因李毅被嘲諷為「李毅大帝」，故又名「帝吧」。
帝吧曾聚集大量高學歷、具有原創精神的網友，他們生產出一批諷刺社會現象、制度，又極具娛樂精神的內容，被帝吧用戶稱為「內涵帖」。發展十餘年，帝吧會員人數達到兩千多萬，吧主幾經更換，帖子質量直線下降。不少網友認為，帝吧已變成大批水軍的根據地。如今，曾以「內涵帖」聞名的帝吧舉起愛國主義大旗、號召網友到對岸去洗版，亦令不少曾經的帝吧網友感到難過。
「小粉紅」集結在「帝吧」的大旗下，釋放出怎樣的信號？有聲音認為，這是一整代年輕人以「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再次完成了共識，進行了世代宣言，實現了「認同」。
端傳媒採訪了三位參與這次洗版的「小粉紅」，她們擁有不同的成長背景和價值體系，甚至對牆、政府和兩岸問題有着完全對立的看法。她們樂於用微信溝通而不是面對面交流，其中兩位拒絕了記者的見面請求和通話請求；她們樂於談論觀點和線上活動，對線下的生活卻不願多談；儘管初衷不一，她們一致認同這次「遠征」，但對網上的爭議抱持較為開放的態度。
端傳媒希望通過她們三個的自述，展示「小粉紅」群體的一個切片。她們為何會參與「遠征」，又如何看待自己的「愛國情懷」？藉此試圖回答一個問題：小粉紅是如何成為小粉紅的？
郝敏：台灣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記者手記：郝敏，32歲，軟件設計師，湖北武漢人，現居北京。她對記者提出的每一個問題，都會認真地用很長很長的語音訊息做出回覆。她有不少台灣朋友，非常喜歡描述自己觀察到的台灣人，但言談間仍流露出對台灣的不理解。
媒體人宋志標說，這種成見的來源是一種行辟而堅的歷史觀，並且在數十年如一日的現實中滲透特定的觀念，像用水泥抹牆。大陸人受之愈深，愈加熟練地排除台灣所具備的的、迥異於大陸的成分。在郝敏身上，這種歷史觀尤為明顯。
我覺得洗版本身的作用有限，我在三立新聞的Facebook主頁下寫過：我們應該抵制三立公司在大陸出售的偶像劇，影響三立在大陸的收入。我也複製了八榮八恥，但並不是跟風，是我真希望有的台灣人想想台灣自身社會價值觀的話題。
我會參與這活動是因為我全程關注了周子瑜事件，當我看到台灣媒體集體造謠，沒有一個媒體在第一時間告訴台灣人真相時，當不少台灣朋友都誤解大陸人時，我覺得很難過。我們大陸人沒有欺負一個16歲的小女孩。
我很難說認不認同帝吧洗版的方式，只能說認同一半吧，這是年輕人表達的方式。我們小老百姓很無奈的，每一條都原創不可能一下子造成那麼大的影響，沒有那種刷版震撼的效果。這個只是大陸人告訴台灣媒體我們是有意見的，不想一天到晚被抹黑，也是表達我們反對台獨的態度。
關於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思想，小時候看中國地圖裏就有台灣島，沒有多想。後來學歷史，了解到清朝明朝有很多人移居到台灣；台灣被荷蘭人攻佔，後來鄭成功驅逐荷蘭人；甲午海戰，割讓台灣給日本……高中歷史課本學到的，有個積累。
高中時我開始真正關注台灣，那時集中講台灣問題的是《環球時報》，說的多半是政治人物，我當時覺得他們（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人物）是分裂國家的搗亂者。同時很想知道台灣普通老百姓是什麼想法。
我高三時才買了第一台電腦，當時純粹出於好奇想要認識台灣人，就在QQ上搜索，通過地區篩選，竟有不少台灣人在用。大一時我認識了一個成功大學的學生，他非常關注大陸，我們在長達三、四年的時間都在聊台灣問題、兩岸問題。
我不認為台灣現在的民主是一種真正的民主，而大陸的民主是需要探索、逐漸改進的。我覺得西方倡導的民主實際上是非常理想化的，在地球上還沒有真正實現。
近100年，台灣和大陸連在一起的時間非常短，我可以理解台灣人對大陸誤解、不信任，我抱着寬容的態度去看，我們可以慢慢來，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向着統一的方向努力，我是個不太着急的統派。
我也說不清為什麼愛國。中國在古代曾經是世界第一大國，是世界上最富裕、科技文化最發達的國家，作為中國人非常自豪。也有民族融合、民族統一的情結，我們古代分分合合的，現在好不容易大家安定了，過上平穩的日子，不會再輕易發生戰爭，我就希望我們有一個完整的國家。
學習歷史時也了解到，如果我們國家沒有實力，外國不會給你講道理，這個世界不存在絕對的公平道義，誰有實力，誰就有話語權。當你落後弱小時，你就沒有發言權，就很容易捱打。
在此之前，蔡英文的Facebook也被洗版過一次（指2015年11月10日深夜，大批內地網友湧入蔡英文Facebook主頁留言，彼時蔡英文還是民進黨總統參選人），我在她的主頁下問：「請問綠營的朋友們，你們是不是都支持台獨呢？希望得到理性的回覆。」只有一個人回答我了，說如果大陸改成一人一票那種投票選舉的民主制度，他就願意統一。
我不認為台灣現在的民主是一種真正的民主，而大陸的民主是需要探索、逐漸改進的。我覺得西方倡導的民主實際上是非常理想化的，在地球上還沒有真正實現。
台灣人特別關心自己有沒有選舉權、能不能罵總統、遊行是不是可以隨便遊啊，他們很在乎這些權益；但今年GDP有沒有增長、領導人到底帶來什麼貨真價實的收益、某些產業有沒有得到升級或轉型，相比之下就沒有很多人在意。
對這次洗版，新浪微博上很多批評的聲音，我選擇忽略，很多人往往是看到一個人、一件事、一句話就發表意見，了解的東西太少。
當然，我們這些參與活動的人確實也有一部分素質不佳，非常堅決地說要島不要人這些很硬的話，不去傾聽別人，也不了解人家的情況，這樣很容易被人家討厭。
我比較反感小粉紅這類標籤，我覺得一個人是在不斷成長的，我不喜歡給人貼標籤。
我是最近這兩三年才開始翻牆的，主要是為了聯絡之前在新西蘭當交換生時認識的朋友。我以前不了解國家為什麼要封閉網絡，但也不反感，因為我沒有翻牆需求，國內的網站豐富性足夠了。後來翻牆多了，反而更理解國家為什麼設置牆。國外媒體太過於自由了，中國人講無規矩不成方圓，有的境外媒體胡說八道，媒體不能像小孩子似的撒潑打滾，更不該隨便造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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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在這個國家不愛國會很累吧
記者手記：丁丁，22歲，在校大學生，現居廣東。她聲音輕柔，面對記者的每一個問題，都要想一想才回答。但她的所有回答，都表現出超脫年齡的成熟和理性。
丁丁喜歡在網上寫言情小說，有次採訪中斷，就是因為讀者催促她更新小說。她的朋友圈裏有惡搞金正恩的圖片、泰國雷劇的表情包，還有一張圖標註出被中國封鎖的全部外文網站。
採訪中，她只說了一次題外話：「我其實幾乎沒有跟別人討論過這些政治話題，有人肯聽真的很爽。」
我1月19日在微博上看到一個帖，說帝吧要出征了，招募志願者。把QQ群號寫了出來，我就加了進去。
我參加的原因是大家都聽說過關於帝吧的傳說（指帝吧此前在國內就對其他貼吧進行過類似的洗版），但是能親身參加進去是比較難的，所以想體驗一下；還有就是Facebook、翻牆我應該還是可以幫上忙的。
群裏大概有四五千人。我們想的還是交流，讓牆外的人看到我們並沒有你們想象得那麼愚昧，那麼被洗腦。我自己的一個想法，這四千多人裏可能有一半是第一次翻牆，他們會看到牆外面有一些他們並不知道的事情，能思考一下，大家有更多翻到牆外的願望，希望防火牆能夠慢慢地形同虛設。
我從高中時就開始翻牆，那時我會覺得牆外才是真實的世界，後來覺得也不是完全的真實，兩邊觀念完全相反，你反而會自己思考，而不是完全接受其中一方。
即使沒有牆，很多人的看法都不會變的。每個人吸收信息時會去看自己樂意看到的，就好像台灣沒有牆，他們也不願意去了解大陸真正的生活。
我們這代人覺得自己能做出和別人不一樣的、有效果的、能夠讓自己覺得有意思的東西出來。我們應該屬於情緒容易被感染的一群人，我自己的話，願意做點有意思沒有意義的東西。
我不覺得我們這次活動會對兩岸關係有什麼推動作用，我們兩邊的網民都有一個說法，叫不醒裝睡的人，大家都覺得對方是裝睡的人。
上百度搜PTT大陸或PTT中國，就會看到他們對中國的看法是怎麼樣的。台灣人背地裏是怎麼看大陸都好，如果和你不熟，他不會特別表現出來。但我有時候去香港，就會看到他們對大陸人的態度不像有些不了解的人想得那麼友善。
我並不認為台灣統一是理所當然，我是站在支持統一的立場而已。
不愛國的話活在這個國家應該會很累吧，我選擇輕鬆一點咯。這個國家到處都是愛國愛黨的宣傳，你不認同的話心裏肯定不舒服；另外，在中國討論政治話題首先基礎就是愛國，如果你不愛國，就被直接推到對立面去了，沒有討論的基礎。
年輕人沒有不關心政治的，只不過沒有渠道去了解關於佔中、太陽花的真相。國內的年輕人沒有能力去關心國內政治，反而會關注國外的。在國內就知道沒有作用或說了也沒有意義。
我很久以前就看過天安門紀錄片，對我很大觸動，我的態度當然是希望有一天政府會為他們做過的事情出來道歉，為那些出來抗爭的人正名。
前幾年《南方週末》的事情（指2013年《南方週末》新年獻詞在出刊前遭強行修改，將原本呼籲憲政的內容漂染成對執政者的歌頌），我當時在廣州，去了報社聲援，發現有很多年輕人聲援、支持《南方週末》。因為它當時代表一個被上層欺壓、言論自由被壓制的群體，我支持言論自由。
佔中和太陽花運動是有效的吧，影響了當地的政治生態。我當時發了一個微博，說佔中起碼是爭取真普選，但我們大陸卻對這些權利毫不在意。朋友圈裏也有同學支持。
民主要爭取，起碼得試一下才知道好不好嘛。看到群裏有人說，中國不需要民主，我們愛習大大的時候，我也挺不好意思的。很多人在自欺欺人，如果給我選票，我是肯定要的。就是因為現在沒有，他們才說我們不需要民主、普選。
不過我不覺得中國的民主問題是台灣不回歸的原因，等我們有民主了，他們就會說等你們人均GDP超過台灣再說。對改變現狀的抗拒，對統一以後文化融合的憂慮，他們會感覺台灣的地位降了一等。統一的話好像命運掌握在別人手上。
愛國應該算是一種選擇吧。除了愛國，另外一個選擇就是不愛國。僅僅因為這個國家不夠好所以就不愛國有點幼稚，我對這個國家的文化、很多觀念是認同的，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既然我對這個國家有歸屬感、有認同感，那我自然就是愛國的呀。
不愛國的話活在這個國家應該會很累吧，我選擇輕鬆一點咯。這個國家到處都是愛國愛黨的宣傳，你不認同的話心裏肯定不舒服；另外，在中國討論政治話題首先基礎就是愛國，如果你不愛國，就被直接推到對立面去了，沒有討論的基礎。
（是否對網絡上的負面評價感到生氣？）沒有，反而覺得正面評價太多，有點驚訝。唯一不高興，就是有人說我們翻牆咬人，把狗鏈露了出來，這個有點過分。他們覺得牆是狗鏈，我們就是亂咬人的狗。我不太喜歡有什麼事情先講陰謀論的人，然後一副「愚蠢的眾生」的鄙視臉，躲在牆內罵翻牆的人。
參加的人本身就有不同觀念取向，無論什麼標籤都不準確。不會因為被稱作「小粉紅」生氣，愛怎麼貼怎麼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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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呦呦：資本主義給的自由不是我想要的
記者手記：張呦呦，25歲，大學讀新聞系，來香港轉攻社會學，畢業後做過一段時間兩岸新聞，現在在出版社做圖書編輯。她曾用「心灰意冷」來形容之前做兩岸新聞的感受，卻不願多談那段經歷。張呦呦是三個採訪對象中唯一一個生活在大陸之外的人，但她的社交賬號卻表現出和內地共振的頻率，從《環球時報》的報導到內地的熱點事件，她都十分關注。
張呦呦身上還有很多有趣的結合，她最喜歡對岸的布袋戲，卻對布袋戲之外的社會不太感興趣；她曾是一名記者，卻十分抗拒同記者見面，說自己只喜歡二次元世界。在解釋自己的行為時，她常常用到「好玩兒」這個字眼。
我是守在Facebook 上直接行動的。帝吧自己就有直播，滾屏的咧。我這種大概知道了方向和規則，就能心領神會地去做啊。我看到好玩的回覆就複製粘貼形成洗版，看到明顯挑釁或者侮辱華人的，就反駁，回覆累了，就開始點讚。
參與洗版的原因是看見帝吧了，想找找當年的感覺，也想看看現在帝吧的水準。我09年加入帝吧，當時看了一個帖子，講官場文化，以一個搬磚工的角度闡述。
Facebook上又沒朋友，上來幹嘛？社交平台難道不是拿來社交的嗎？重要的是朋友啊不是平台，何況FB用戶體驗爛透了。資本主義社會給妳自由使用的東西並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又給不了我。
以前帝吧玩內涵，諷刺時政手段一流。還會卧底腦殘粉傳銷之類的貼吧，把話題往溝裏帶，逐步揭露騙子真面目。（帝吧）以前就喜歡調戲自己心目中的腦殘，所以調戲台獨不算甚麼。
對於台灣其實早就看慣了。只是只准他們亂罵不准我們反駁，那種感覺很不好。台灣那邊從媒體到愛發言的人，對大陸都是各種罵啊。我算是陸獨份子吧，並不在乎台灣回歸與否，只希望大陸能越來越好。
我以前也參加過其他爆吧（類似「洗版」），最喜歡就是插兩腳，等爆吧完畢之後留帖嘲笑一下，來兩句就跑，自己不是大神（指深諳諷刺、能製造很多流行語的網友），會被罵得無還手之力。
我很少有三次元（即現實世界）的社交噠，來來去去就那幾個朋友，習慣了活在二次元（即二維的平面空間，泛指漫畫、動畫、遊戲等）裏。
小學五年級有同學給了我盜版光碟，是布袋戲的電影版，《聖石傳說》（出自台灣霹靂國際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從1980年代起推出一系列電視布袋戲，被稱為「霹靂布袋戲」。《聖石傳說》耗資三億台幣、歷時三年拍攝完成，2001年上映首週票房力壓同期熱門動畫《玩具總動員》），然後就迷上啦。所有的娛樂時間都在看布袋戲。我並不會因此對台灣有好感或興趣，只對台灣道友有好感，平時很少聊兩岸政治。台灣看布袋戲要錢買DVD，大陸都是上優酷愛奇藝看，因為他倆幫我們買了。
香港生活不自由，平等，但不自由。看優酷還要翻牆咧、聽歌還要翻牆咧、上學還要交保證金咧、做扶手梯站左邊了忘了動，如果後面的人知道你是大陸人的話會惡意翻白眼咧，過年回家拖個大箱子會被屌咧。
Facebook上又沒朋友，上來幹嘛？社交平台難道不是拿來社交的嗎？重要的是朋友啊不是平台，何況FB用戶體驗爛透了。資本主義社會給妳自由使用的東西並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又給不了我。
（應採訪者要求，郝敏、張呦呦和丁丁為化名）
（實習生李丹婧、雷菲菲對本文亦有貢獻。）
他們翻牆因為愛國，我翻牆後卻發現不再愛國......
沒想到「牆外」所見種種，將我過去對這個國家的印象、認知、國族想象一一打翻再重構。
段度哲
刊登於 2016-02-25
【編者按】《我翻牆，因為我愛國──「小粉紅」自述「遠征」Facebook行動》一文發布後，引發激烈討論。有人說，這篇文章沒有解釋清「小粉紅」的源流，造成誤解；有人說，網路時代的標籤意涵流轉，原本就難以追溯；有人說，「小粉紅」根本無關政治，「遠征」Facebook只是好玩；有人說，就算她們背後沒有人指使，也是腦殘......關心這篇報道的人，真正有興趣的也許是，這一代中國年輕人怎麼看待中國與世界？他們生長在有「牆」的互聯網，這對他們的成長有影響嗎？來信讀者是一位大陸的「95後」，看到「小粉紅」翻牆，讓他想起了自己翻牆之後，愛國夢醒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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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中國一整代年輕人，真的每個人都認同「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願意以在Facebook中瘋狂洗版作為自己的世代宣言嗎？
至少，我不認同。或許是因為我是一個不願「被世代」的個體，而這篇回信意味著罅隙裏的另一種聲音。
生活平靜如昔，但有哪裏開始不太對勁
在中國這樣的環境下，即便生活一直平靜如昔，有幸不做社會事件中的大小角色，可能也會迎來意識到有哪裡不太對勁的一天。
而我第一次意識到這種不對勁，是在一位我很喜愛的詞作人的微博下，發現很多評論在指責他是支持佔中的港獨分子，同時伴隨而來的是大量的侮辱罵街字眼。
這位在中國大陸的網絡輿論中因香港佔中而不斷被抹黑的詞作人，就是林夕。三十年來他寫下三千多首享譽兩岸三地的詞作，而2014年他為香港雨傘運動寫下《撐起雨傘》，並親自前往香港金鐘為佔領人士講話。
那時因香港佔中和爭取真普選的事情，新浪微博已經註銷了三個為此事表過態的香港公眾人士的賬號，黃耀明、何韻詩、黃偉文。而關於前兩位，更是從政治立場到個人性取向，都在中國大陸的網絡輿論中被攻擊了個遍。
同時《人民日報》頭版三天連續提出三個「堅決」，痛批香港「佔中」。在這樣強有力的國家宣傳和一面倒的民間輿論面前，一切似乎都已經在大眾腦中定性，那就是「佔中」是擾亂香港法制與秩序的暴民政治，是非法活動，同時也在暗示大家要和一切跟佔中有關的人和事劃清界線。
於是林夕的微博下出現了不少「國家面前無偶像」，「沒想到林夕你不愛國還是這樣的人」，「你竟然是支持佔中的港獨分子，瞎了眼才喜歡你」之類的評論。
但我卻處在一種哪裏不太對勁的狀態中，原因在於我微博上很信賴的某位博友，在微博上以一種悄悄的方式為「佔中」的香港表示痛心，並暗示他們未必是錯；另一個原因是，我怎麼都沒辦法相信林夕是輿論裏指責的那種人，一種發自內心的不能相信。
但官方已經為香港「佔中」定性為非法暴行，負面輿論鋪天蓋地而來，那時對我而言，要麼選擇相信國家宣傳和主流輿論，要麼選擇尋找另一種能解釋我心中質疑的不同真相。
我選擇了後者，並且覺得這件事是不能在國內的網絡上搜索的。
那怎麼辦？翻牆。
這不是我第一次翻牆，但這是我第一次帶著疑問出去翻牆。我沒有想到的是，之後在牆外看到的各種人和事，和翻回牆內再目睹的，日後會將我過去多少年內關於這個國家的印象，認知，看待社會的角度，國族想象……一一打翻再重構。
那時帶著對佔中的疑問，翻牆之後我看到的，是一個風雨中抱緊自由，不屈不撓的抗爭香港。
從維基百科到境外的新聞報道，從時評文章到視頻現場，帶著在牆內產生的無數疑問，牆外那些平時搜索不到的網頁做出了另一番回答。即便沒有身在香港，我卻仍然通過牆外的網絡看到了相當詳盡的資料。而這一切，足以顛覆一個生活在牆內的大陸人對雨傘運動的認知。
那晚在電腦前，一個人無聲地看連儂牆上萬人寄語心聲、煙霧彈中「雨傘人」不棄不退、警察面前佔領人士高舉雙手說明自己是和平抗議；雨天中為維持秩序的警員打傘的學生；
馬路的標語牌上「對不起，馬路今天的癱瘓是為了未來民主的暢通」，「路有很多條，但家只有一個」、香港金鐘上橫幅飄搖，「風雨中抱緊自由，我要真普選」……直到熱淚盈眶，淚水不止，而林夕在金鐘的講話回蕩耳畔——
「如果在這個關頭我會恐懼的話，將來我們可能要面對更大的恐懼。爲了以免我們將來活於惶恐之中，這個關頭，我們沒有人有害怕的條件……」
養成了翻牆的習慣，為看到阻隔之外的世界
迷霧吹破，在那之後的一段時間裏，我幾乎每晚都會抽出時間翻牆，繼續閱讀和雨傘以及香港真普選有關的各種信息，甚至是重新認識香港。
也從這時起，一個想法在腦中誕生，那就是，既然雨傘運動和香港是能夠由頭來過，重新認識，那麼其他的人和事也應該存在著重新認識的可能。
我有一個信奉的原則，那就是：人不應該懼怕推翻自己的想法。人的想法可以不斷推翻再重構，人可以不斷深化自己對事物的認知。
我開始在互聯網上往返於牆內牆外，關注那些被掩埋的過去，被消失的聲音，被犧牲的弱勢群體，被打壓的維權人士，被敏感的社會事件……
我變得比過去更加關注社會和時事，不僅會看中國大陸的新聞時事，也會關注中國大陸之外的媒體所報道的各種新聞，關注著境外的FB上到底表達著什麼樣的聲音。
通過在臉書和微博上關注一些香港人和港媒，我逐漸能夠從香港人的角度上理解他們究竟在擔憂什麼，開始意識到抗爭的勇敢，自由的可貴，以及自己究竟失去了什麼，被不知道了什麼。
對香港的好奇
某種程度上，香港對於我而言是個奇特的地方，這個「奇特」是好的意思。我發現這是一個和大陸完全不一樣，非常獨特的地方。香港在我眼中展示了，這個世界上，有些人，還可以有另一種活法，另一種態度，另一種堅守，小眉小目，小得也很精彩，小得有情懷。
而且從香港人做事講話，又或者香港的詞作人寫歌詞，香港的文人們寫文章，從中表露出的態度令我欣賞。可以說我之所以想法會發生轉變，是被香港的人和事，深深震撼、影響的。
我翻牆看雨傘運動，一個人在房間裏無聲痛哭不止。長這麼大從來沒見過這些，頭一次見到，非常震驚。那個時候我是非常傷心也非常恨的，點解沒人告訴我香港是這樣的香港，不是「佔中」的暴民？！
等我自己去發現那一切的時候，我就非常傷心也非常憤怒了。那種巨大的欺騙感籠罩身心，之前在大陸的輿論中有多誤會，之後就有多恨。
以至於有段時間覺得自己活在國家的欺騙之下，連吃飯睡覺都感覺好像失去了什麼，有點渾渾噩噩的，別人欺騙你也算了，祖國母親欺騙你啊。
但好像又不能跟人家滿世界去說，我覺得國家欺騙我，所以只好自己擔著。現在想想那段時間也有點好笑了。
不過那時候想的最多是，這個國家怎麼可以這樣對待香港？問過無數個為什麼，不過只有自己聽到。
我沒有所謂中國夢
既然雨傘都能在大陸被汙名化，那麼其他人和事呢。毫無疑問，這肯定是冰山一角，而我拉開那個掩蓋許久的黑色幕布了。而之後看到的各種事情，各種人……在此不多贅述，都是令人心碎心寒的事。
過去多少年，我是那樣確信接受到的教育，是那樣相信著所謂的兩岸三地一家親，香港、台灣是熱切盼望回歸祖國的同胞。
直到某一天之後，一個裂縫的開始，變成了之後將無數方面的觀念認知打碎再重構，直到現在，重構仍然在繼續。
我沒有所謂中國夢，大國夢，強國夢，半點都沒。
也不喜歡所謂的愛國主義，民族情緒，集體主義。不論怎樣，天佑香港，如果上天不佑，那麼留在香港的人，也希望能保住香港吧。
其實說一些毫不政治正確的話，如果看到這裏的人不喜歡我政治立場，請別介意。其實我根本不介意台灣是不是中國的台灣，也不介意香港是不是中國的香港。
只要當地的百姓能夠在這片土地上安心生活，安居樂業，它是中國的台灣還是台灣的台灣，是中國的香港還是香港的香港，我真的不介意。
只要那種自由能繼續存在於這裡，每個人都守護好自己的一方天地，無畏無懼的好好活著，是中國的，又或者不是中國的，有那麼重要嗎？
寫在最後的話
我終於把它寫完了，寫了六天。其實當時端端在臉書上說願不願意寫讀者回信的時候，我還是挺意外的。我本來發了信息沒指望端傳媒會回復我的，說不定有人還在想，這人哪裏來的，搞什麼啊說了這一堆，你想幹嘛？
結果居然得到了回復，還是肯定的回復，而且表示願意讓我寫一些東西出來表達自己的看法，我是很意外的，很榮幸。不過沒有很狂喜，嗯。 那晚答應之後，我原本打算寫個三千五左右就可以了，結果我打開word之後，腦子一直一片空白，因為我不知道該寫點什麼好。
就好像有人一直以來在你耳邊若有似無的吹噓，噓，莫談國事哦，別說話，再說話送你快遞請你喝茶。這時候突然有人肯定了你的態度，跟你講可以說話了來說點什麼吧。然後呢？該說點什麼好？
反而在可以說話的時候一開始不知道要說什麼。所以說禁錮和枷鎖是很糟糕的玩意，應該被砸爛一百遍。
到第三天的時候我終於差不多把腦子裏那些意識流和碎片整理了一下，然後決定好要在文裏說什麼了，於是我寫了個大綱，把要寫的列一下點，然後這個大綱寫了五千字……
寫著寫著就難免有情緒了。我沒有介紹自己，其實是有點擔心的，會不會寫了之後，萬一要是發了，有人找上門來：「嘿嘿，你就是那個在端傳媒發文的小反動分子吧。」
直到現在，我自認仍未完全看懂過這世界，也許我有些想法，仍然幼稚可笑，帶有自己的一廂情願，也許此刻我已經抓住了某些重要的信念，也不一定。我今天懷著如此的想法，將來也許會改變我的看法。
人還是在不斷見識更多中才能成長起來。而我非常明白一件事就是，我看見瞭解的東西，依然很少，還是應該繼續去踏實的增長自己見聞，通過各種方式。
這篇是我第一次寫這樣的文字出來，如果有哪裏不好，請諸多包涵，個人所限，水平所限。
寫到這裏，應該結尾了，感謝看到我文字的人，也感謝端家願意傾聽，上線以來為大家帶來那麼多的好文章。
2016.2.11
（應作者要求，以筆名刊出）
從Nashi到小粉紅：中國青年運動的俄羅斯化
我們不必對「小粉紅」大驚小怪，能做的也許只是，期待下一波更為兇猛的變種。
白信
刊登於 2016-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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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帝吧出征、寸草不留」的口號終於沉寂下來，圍繞這一波「小粉紅」運動的爭論也漸漸平息。只是，檢視其中，絕大多數的評論和分析仍然停留在網絡文化的層次，很多翻牆派甚至對小粉紅們「翻牆去戰鬥」的精神還抱有好感，頗為鄉愿地以為他們或她們只是一群烏合之眾、只要翻牆就終究會因為接觸開放訊息而改變。
如果人們對上一波小粉紅——文革時代的紅衞兵也抱此想，那麼他們在面對今日政權的紅衞兵領導集體時，大概會羞愧而死。上一代的紅衞兵們，雖然大多淪為被人遺忘的一代，可是其中的精英今日重登最高權力。他們也好國際交遊，好讀世界名著，但是今天仍重提「共產主義信仰」、重新毛化個人權威；這不能不讓人警醒，探究這個曾經風靡20世紀的青年運動，是如何在今天死灰復燃。
習近平全面以俄為師
如果回顧習近平政權三年來的各項動作，今天，大概很少再有人懷疑筆者早於2012年就已經提出的觀察和預言：習近平在效法普京（台灣稱：普丁）模式，建立一個超級的個人強權。過去三年，一方面，他已發動針對官僚集團的空前規模的反腐運動、建立國安委統一情報和安全力量、啟動軍改樹立對軍隊的絕對控制、開展互聯網清網行動和文化復古運動、在社會治理創新名義下打擊獨立NGO，並通過強調政治規矩、進行集體學習、鼓勵地方官員個人效忠、確立新核心的方式發動了一場顛覆政治局集體領導的柔性政變。
這七大內部的戰略性動作，分別涉及黨、政、軍、情、社、網、文七大領域，力度空前，已經令海內外為之瞠目，新近許多個案無論是香港書商李波被綁架、還是股市被粗暴干預、地方官員意外身亡頻發等，不過是其副產品而已。
值得注意的，其中至少有五項戰略，都可從俄羅斯普京的執政模式中發現相似之處。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以俄為師，向俄羅斯學習普京模式的個人專斷，和「國家－資本」的寡頭控制模式，是中國高層的一個新共識。這也是習近平上台前，就以蘇聯崩潰模式為反面教材、以蘇共倒台為其樹立危機執政合法性的自然結果。
事實上，另一方面，過去三年，習近平與普京的個人接觸和交流，創下了中國領導人與外國領導人碰面的記錄。儘管這種頻密的私人化交往，在此前的任何中國領導人當中都幾乎不可想像（除了毛），但習在未取得最高權力之前的2012年，即已以輕鬆方式與拜登進行了私人會面，打破了中共政治高層一貫的「政治規矩」。而當普京與習並肩出現在「9.3」閲兵的天安門城樓上、接受中國軍隊的效忠聲浪，或者與俄羅斯在烏克蘭危機、敘利亞問題、互聯網主權等等國際議題採取密切合作的時候，大概更少人懷疑中俄同盟的大躍進，已經相當程度上超越了江澤民時代向俄羅斯軍工業輸血的合作模式，愈趨新冷戰的戰略結盟關係。
而其中，習正在向普京學習如何佔領，作為新冷戰核心陣地的互聯網－意識形態。不僅包括他如何開展清網行動，打擊互聯網輿論領袖，更從他上任伊始有意繞開陳腐的宣傳機構、以高度私人化的新媒體形式發布慶豐包子鋪、乘坐出租車等事微服私訪，可看出幾乎與普京早前利用新媒體進行個人形象宣傳如出一轍。
「小粉紅軍團」的培養和利用，也可從普京模式中尋得先例。
官方支持的青年運動也在學習利用新媒體、尤其是新媒體社會運動的方式重新動員和集結。這需要追溯到普京任內如何利用和煽動青年運動，創建納什運動，更可因此追溯整個20世紀的青少年運動史，而這些似乎已經從中國公眾和知識分子的記憶中淡出許久了，連紅衞兵一代的歷史都變得諱莫如深。
俄羅斯的Nashi運動：小粉紅的前世
在19世紀蓬勃上升的工業革命時代，洋溢着濃濃的浪漫主義，如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彼得.潘》。斯坦利.霍爾在19世紀最後二十年的研究，則第一次給出了社會學意義上青春期的概念。
此後，青少年的反叛、越軌開始被認識，並隨青少年運動的興起、隨現代政治運動的興起而逐漸走上自發與被動員並存的發展，如起源於英國的童子軍運動，青少年開始被納入軍國主義的框架。
在共產主義和極權主義的興起過程中，青少年運動和組織尤其是其重點，如建立於1920-30年代的納粹少年團、蘇聯的列寧主義共青團全盟，又稱科索莫(Komsomol)。它們被定義為「黨機器的傳送帶」，最大限度地動員了青少年志願參與者，在維護極權主義統治和為戰爭輸送後背軍方面做出了令人深刻的印象，也是中國今天共青團組織的原型。
而當這些官方青年組織和運動在戰後的和平時代陷入官僚化，卻可能因為害怕政權的顛覆而重新以運動的方式動員起來，蘇聯共青團就曾經經歷過一次類似的轉型，甚至可視作中國文革時期「紅衞兵」運動的先驅。
那是蘇共二十大報告之後，幾乎與當時西歐開始出現的第一波反對父輩納粹主義的學生運動同步，蘇聯出現了一股自發的青年反叛運動Stiliagi。他們多是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大城市中的蘇共幹部精英子女，即所謂「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穿着駐歐蘇軍帶回來的西歐時髦服裝，傳唱歐美戰後開始流行的搖滾歌曲以及各種自由主義地下書籍，被1958年已有近2000萬成員的共青團視作可能顛覆蘇聯政權的內部挑戰。
當時的共青團書記謝爾平將他們描繪成「髮型像泰山，穿着像鸚鵡」，以一種「非蘇聯」的生活方式挑戰當時宣傳，定調的以前線英雄為模範的所謂男性主義氣質，為當時的蘇聯青年提供了一種共青團之外的「另類先鋒」，而這些少數叛逆「紅二代」的挑戰性不在於他們人數眾多，而在於當時的「意識形態不知如何應對」，而可能成為「潛在的抵抗源頭」。隨即，共青團被動員起來，組成行動「旅」，派上街鎮壓Stiliagi，如伊朗後來的青年民兵Basij或風化警察一般，攔住可疑分子剪褲子、衣服、剃頭、訓誡。不過，僅在1955-66年間，共青團就有約50萬人被送往遠東的「處女地」、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無形中繼續助長了Stiliagi的自由文化，直到1970年代。
Nashi運動的形成也與之類似。蘇共和共青團解散後，俄羅斯的青年組織主要是各政黨組建的外圍組織，如Yabloko，一開始主要服務於為競選拉票、造勢。普京1999年上台後，2000年也組建了一支青年組織，為保住普京的支持率服務，由普京身邊的年輕助手瓦西里.雅各門科(Yakemenko)創立，名為「一起走」(Idushchie Vmeste)。
這支組織建立之處，就帶有強烈的道德化色彩，旨在填補所謂「共青團之後的文化和道德真空」，幾乎就是蘇聯時期共青團的翻版，如它的「道德法典」，就幾乎原封不動搬用了蘇共1961年頒布的「建設共產主義道德法典」。它的倡導核心是所謂愛國主義、高尚道德、政治成熟和高水平的文化意識等，以及反毒品、反酒精和反 髒話，簡直就是一場由青年運動發起的新道德運動。
而這場新道德運動的指向，在各種表面的價值觀倡導背後，卻是為了樹立普京個人的卡里斯瑪，特別是對普京的男性氣質和國父形象的塑造，如穿戴印有普京頭像的T恤、卡通化傳播普京頭像等。「一起走」的女青年姐妹組織「一起唱」在2002年拋出了一首「嫁人就嫁普京」的流行歌曲，此歌連同「普大大」的稱呼成功地風靡一時，連清華大學人文社科學院幾年前的新年聯歡上都有人大唱其歌。
「一起走」還發起了多次全國性行動，如清掃城市行動、書籍交換行動，也有公開焚書，燒燬那些「不夠愛國」的書籍，以社會運動的手法塑造着「普京青年」的集體擁戴氣氛，每個成員在加入時都必須書寫「總統－俄羅斯的希望」或者「總統的青年」之類誓詞，儘管普京個人仍然小心地避免與「希特勒青年」或者個人崇拜掛鈎，卻絕不吝惜對昔日共青團的頌詞。除了共產主義或愛國主義，他還給這個新的青年組織加上了「愛情和友誼」的追求。畢竟，這已經是一個完全向他個人效忠的青年團體，人稱「普京青年團」，需要更多生活化的、浪漫主義的凝聚紐帶。
只是，當2004年烏克蘭「顏色革命」爆發，小清新風格的「一起走」似乎變得不合時宜了。對普京個人崇拜的反感以及對普京處理別斯蘭事件的不滿也催生了一些前「一起走」成員走上了反對道路，他們完全依賴互聯網建立起了一個「沒有普京的俄羅斯」運動，從2004年初開始各種要求普京「回家去」的街頭行為藝術，並在2005年底舉行了一場普京執政以來規模最大的反普京示威。顏色革命的威脅讓克里姆林宮迅速做出了一個戰略性調整，普京的長期智囊、意識形態總管、總統辦公廳副主任、有「灰色沙皇」之稱的蘇爾科夫(Vladislav Surkov)親自出馬，解散了「一起走」，在2005年初創建了一個更為政治化、也更富有攻擊性和意識形態色彩的Nashi運動。
Nashi，即英文Ours，全稱是「我們的反法西斯民主青年運動」，也同時是一家俄羅斯聯邦政府批准成立的機構，「一起走」書記雅各門科仍然擔任其領導職務。
之後，還相繼成立了作為普京的俄羅斯統一黨的青年組織「青年近衞軍」、反對移民的「地方」(Mestnye)、和東正教的一家青年組織格里高列(Grigorevtsy)等，Nashi是其中規模最大的，也最強調行動。
一開始，它的主要任務是幫助2008年選舉，通過動員年輕人，扭轉俄的威權民主體制下的政治冷漠，牽制反對黨和獨立NGO，防止烏克蘭橘色革命蔓延到俄羅斯。尤其當2012年普京簽署法令禁止那些「政治性NGO」、宣布所有接受海外資金的NGO都必須登記為外國代理人之後，Nashi和類似組織便成為擁塞NGO領域的主體。這種主動出擊式的擁塞行動，顯示普京的威權政權在以社運化的方式轉型，佔領社會空間，利用社會運動樣式的動員對社會運動進行反制。
有別於「一起走」更偏重意識形態，普京的這支新生力量強調「行動的政治過程」，也是以多次社運般的街頭行動和新媒體行動引起外界關注。他們通常會針對反對黨政客的公開活動搞擁塞式破壞，或者對反普京的遊行集會搞「反運動」遊行，由此保證普京在議會的絕對支持。俄羅斯杜馬曾經唯一的獨立議員萊茲科夫(Ryzhkov)，在2007年間便深受其擾，被Nashi指責為CIA在俄發動橘色革命的代理人，經常被成群的Nashich成員舉着美國旗幟抗議，私人住所也被干擾。只是，這些俄內部的活動並不常被注意，Nashi得到國際社會注意還因為它的極端民族主義行動。
例如，2007年4、5月間，他們在愛沙尼亞駐莫斯科大使館外舉行示威，抗議愛沙尼亞政府遷走塔林的蘇軍戰士銅像，指責愛沙尼亞在培養法西斯主義。斯大林戰後在幾乎每個佔領國家都建立過這些銅像或紀念碑，從柏林到瀋陽。類似針對外國駐俄大使館的抗議，還包括2006年針對英國駐俄大使、2010年針對烏克蘭使館，算是Nashi的一個必備劇目，常被用來向這些國家施加間接的外交壓力。且不僅於此，2009年3月29日Nashi在芬蘭的成員甚至在赫爾辛基舉行了示威，抗議當地出版的一本有關蘇聯佔領愛沙尼亞的新書。
互聯網也是Nashi以海量行動擁塞反對聲音的一個重要陣地。2007年俄羅斯針對愛沙尼亞的DDoS攻擊，一般認為是賽博戰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據信就是Nashi組織的一次黑客行動。2011年10月7日，Nashi慶祝普京生日的消息佔領了推特，擁塞了俄語的推特消息。而這些拼人頭搞擁塞的手法，與Nashi的日常組織能力有關。
Nashi是一個高度層級的組織，在俄各中型城市都有至少100人左右的成員，除了普京以資助本土NGO的名義直接給予的資金，地方分支主要從地方寡頭那裏獲得。這些成員被稱作納什主義者，即「我們」，年齡多在18到27歲之間，經常舉行集體婚禮，以懷孕生育為榮，也是攻擊俄境內同性戀團體的主力；每年夏天都會組織規模在一萬人左右的大型夏令營，並受到普京的接見。
他們努力避免讓人聯想到希特勒青年，然而，一個山寨版的Nashi組織和運動已經在中國誕生，他們的名字叫「小粉紅」。
共青團的社運化？小粉紅的誕生
2016年初台灣選舉日前後，雖然大陸媒體一片冷淡，誕生中國「小粉紅」在臉書和推特上發起的攻勢，卻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他們的形成，同樣來自習近平上任後與普京相似的權力趣味、以及共青團的改造。中國大陸有關俄羅斯、東歐研究和青少年研究的學術期刊，近年來充斥着俄羅斯模式的論文，以俄為師蔚然風潮。
理解這一點，同樣需要從普京模式出發，觀察習近平為實現近中期政治目標需要從新路徑塑造其個人魅力和效忠、以及共青團本身的社運化改造兩方面入手。前者如上所述，基於確立超級總統制的個人集權而進行靜悄悄的柔性政變，需藉助互聯網和官僚外的力量，為其體制內削弱官僚集團權力而打造外部民粹主義支持。習不得不上任伊始只能從身邊入手，從掌握互聯網的親信、從建立「學習小組」開始打造個人崇拜氣氛，然後才是千金買周小平和花千芳，逐漸展開「清網行動」。
後者，從時間線來考察，共青團的轉型，應可追溯自胡温政府的最後幾年。即，在2008年這一標誌胡温任內「維穩」政策正式全面鋪開的轉折時刻，共青團也因為動員年輕學生參加北京奧運會的志願工作，而開始轉型。在奧運會結束之後，奧運志願模式在全國範圍推行，作為團與地方工作的一個重要紐帶，也是團的工作重新迴歸青年運動的一個契機。
而共青團或者中共青年工作轉型的加速，也來自顏色革命的壓力——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的威脅。胡錦濤在2011年2月19日中央黨校發表了基調性演講，提出社會管理創新，團的工作和創新被納入其中。不過，胡錦濤雖然長期以來被視作團派的精神領袖，但除了任內最後幾年大量空降團幹到地方，並不便於親自提出加強團的工作地位。
反倒是2013年習上台之後，李源潮作為團派的繼任最高庇護人，迫於形勢不得不向習近平輸誠，通過共青團的社運化改造服務於習近平的集權化過程，建立一種新的策略聯盟，以最大限度地在內部清洗中保存派系力量，包括維持曾為團派最高領導人胡錦濤的歷史地位。
而此前，2014年1月，團中央已經以十七屆二中全會決議的方式，通過《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共青團工作五年發展綱要》，積極響應2013年習近平主持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深化改革的決議。共青團也是在這段時期，強調對新媒體「陣地」的全面佔領，發微博數量和參與人數統計動輒百萬、上億，以此作為團的新工作重點和衡量依據。
現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秦宜智在大會上聲稱，已經「建設團屬網站近4000家，其中，中國青年網已成為中央重點新聞網站和國內最大的青年主流網站，未來網已成為全國最大的未成年人專屬網站；開通共青團中央微博，共青團系統微博認證總數超過12.8萬個，數量居全國政務系統微博第一…….積極建設針對新媒體從業青年的工作機構。團中央紮實推進中國青少年新媒體協會籌建工作，部分省份團組織成立了新媒體工作中心，加強對新媒體引導青年工作的研究指導，加強對新媒體從業青年的聯繫和服務。」
隨後2015年中的「群團工作會議」，規格之高、力度之大也是近十幾年來罕見的，足見習政權對青年和共青團工作的重視，將其提升到應對顏色革命、黨國存亡、和樹立領袖核心的戰略高度，並通過所謂《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黨的群團工作的意見》作為共青團轉型指針。以培養新青年、佔領新媒體陣地為主旨的「小粉紅」運動至此可謂儼然成型。
幾乎同時，與普京 Nashi運動驚人的相似，2015年7月中國以相同的DDoS手法 擁塞式攻擊了Telegram服務器，作為抓捕「709」人權律師群體的策應行動。這個背景下，那些由各級團委動員、佔領百度貼吧和微博的「小粉紅」群體，也是在這一背景下被微博網友識別並命名。
雖然共青團擁有四千萬成員，但是能夠召集、並且具有行動能力的只有大學校園青年，他們是「小粉紅」的主體，也是最體制化、最容易被學生運動樣式所動員的，如1998-2001年間被組織參與反美示威所證明的。這次小粉紅的臉書攻勢，也具有鮮明的校園色彩，攻勢只維持了約一週即告結束，因為各高校的寒假正式開始，小粉紅們也無心戀戰。
只是，處在新媒體攻勢和反腐壓力下的團派，同樣面臨相當大的邊緣化壓力，共青團組織內部從上到下危機感嚴重，習－李（源潮）之間策略盟友的關係並不穩固，小粉紅臉書攻勢的前後即受到王岐山主導紀律部門「貴族化、娛樂化」的批評便是證明，亟需以激進手段表示效忠。
2016年1月15至16日，李源潮再次主持召開了團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拋出了一份《共青團網絡新媒體工作三年發展規劃》，吹響了小粉紅的集結號。16日這一天，也是台灣選舉的投票日。中國版的Nashi運動終於在國家副主席的親自指揮下，一場給國內最高領袖做政治效忠表演、檢閲既有新媒體建設和團工作轉型的大規模擁塞行動，便正式啟動。
雖然理論上，筆者在數年前率先提出了新媒體時代政黨政治轉向社運化的假說，無論奧巴馬還是普京，都善於利用新媒體和社會運動樣式進行動員，但是，當中國的威權主義政黨亦步亦趨也開始這一轉型時，其現實的迷惑性和複雜性很大程度上會遮蔽新的理論，忘記了獨裁者善於學習的教條。
以至於，面對「小粉紅」現象，驚慌失措高呼狼來了有，盲目樂觀靜待其轉變者有，更多的是嘲諷和失語。須知，嘲諷和謾罵絕不是戰鬥！右傾失敗主義和盲目樂觀主義也不足取。重要的，是從獨裁者的經驗路徑中尋找答案和應對。
習近平政權正以俄為師建立一個新的超級威權，俄羅斯的經驗、模式和困境也正是我們今天可能從容了解、學習的。
從Nashi到小粉紅，從最近幾年俄羅斯Nashi運動的分裂、退縮，到更為保守的東正教青年團體、全俄父母大會、甚至「哥薩克」等都已衝上前台，他們更好鬥、更富意識形態侵略性，我們不必對「小粉紅」大驚小怪，能做的也許只是，期待下一波更為兇猛的變種。
（白信，政治學博士，社會運動研究者）
嚴薔：愛國小粉紅、粉絲戰爭，與天朝主義賽伯格
「小粉紅」身份，到底由誰，如何來表述？
刊登於 2016-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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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抵制肯德基」逐漸變為一場鬧劇，由南海仲裁，和「抵制台獨藝人戴立忍」所引發的連串網絡民族主義熱潮，似乎終於要慢慢冷卻。
風暴起源於 4月25日，趙薇公布電影新作《沒有別的愛》的主演名單。隨即有網友指出，其中的戴立忍為「台獨分子」。不過，輿論升温緩慢。直到 6月27日，這一指控才因為趙薇貼出與戴立忍的合照，在新浪微博上引發戰火。有人以戴立忍支持太陽花、反課綱運動，而認定其為台獨。戴則在 6月30日貼出聲明為自己辯護。與此同時，趙薇和《沒有別的愛》的團隊，也嘗試為他澄清。
罵戰持續數日，並在7月6日隨着共青團中央的微博介入而升級。當天，共青團中央發表微博文章，支持抵制戴立忍。文章隨即被新浪微博刪除，之後又得到恢復。新浪後來解釋：刪帖是因為文章內容包含「多個涉及法輪功的敏感詞彙」，所以被系統自動抓取刪貼。
共青團中央的文章被刪，儘管是審查機制的烏龍，卻仍引起網民大譁。他們以為，是趙薇團隊的公關買通了新浪刪帖。輿論矛頭很快從戴立忍指向了「趙薇背後的」公關運作和資本。
「警惕資本控制輿論」很快成為微博熱門詞。在微博、微信等平台上，聲討趙薇、戴立忍和資本控制的聲音，與批判「腦殘民族主義」和小粉紅（指新一代網絡愛國者）的文章交火不斷。而到了7月19日，《人民日報》旗下的微博「俠客島」，借抨擊「不吃肯德基就是愛國」，炮轟共青團中央和其他看似「官方」的民族主義賬號，整個事件顯得更加撲朔迷離。
到 7月20日為止，新浪微博仍然瀰漫着火藥餘味。而其中最紅火的概念，莫過於借戴立忍事件重新登場的「民族主義小粉紅」。在自由派知識分子乃至一些官方媒體眼中，這些被稱為「小粉紅」的年輕人幼稚而無知、盲目偏信，可謂是被民族主義洗腦的新一代暴民。
然而這種扁平化批評，一方面遮蔽了網絡民族主義的複雜世界，另一方面無視小粉紅們生根的社會土壤，無視了她（他）們的慾望、血氣與行動背後，也有並非不可理喻的現實根基。更重要的是，她（他）們的「小粉紅」身份，到底由誰，如何來表述？
晉江小粉紅與微博小粉紅
今年一月翻牆而出臉書洗版蔡英文的大陸網民，讓「小粉紅」變得街知巷聞。小粉紅一詞，起源於「晉江文學城論壇」的「網友留言區」（也被稱為「兔區」）。晉江論壇本身沒有政治立場，是連載網絡小說的「晉江文學城」的附屬平台。其成員，幾乎九成都是35歲以下年輕女性，且按照數據，多是生活條件較為優越的一線城市居民。如果翻閲晉江「兔區」的討論版，會發現這裏的網民，不但不會像你想象中那麼「愚昧無知」，反而常常有犀利論述，和微博上席捲而來的「愛國小粉紅」完全不同。
比如，在一篇討論改革開放的帖子中，晉江網民們激烈辯論鄧小平對80年代政治經濟的影響。儘管身為「小粉紅」，她們都覺得改革開放帶來了今天的「美好生活」，認同當今來之不易的「經濟繁榮」。然而對照搬政府宣傳，頌揚鄧開啟改革開放英明領導的言論，卻有不少人質疑。有人說，把改革開放的成果歸於鄧的領導，忽略了陳雲、李先念等人在團隊中的作用；也有人說，鄧的改革開放，根本就沒有「總設計師」這一頭銜所說的那麼明智，反而是誤打誤撞，多次險入歧途；還有人說，80年代社會根本不像今天看來那麼美好，社會治安糟糕帶來了「嚴打」，而領導人子弟官商勾結的「官倒」，引發了八九六四的抗議學潮。
晉江小粉紅們清楚六四，毫不避諱；這也許令自由派人士驚訝。她們在討論鄧小平時貶多於褒。其中最不屑的一點，便是鄧對學生的開槍鎮壓。討論中，當有人主張六四是外國煽動，便有很多人都跳出來，指責這種說法缺少依據，也忽略了貪污腐敗等現實問題。
厭惡鄧的風格卻又擁抱當今體制，讓我們很難歸納晉江網民們的政見。
而針對戴立忍所引發的一系列話題，「晉江小粉紅」和「微博小粉紅」的態度，就更顯不同身份背景帶來的差距。在前者看來，鄙視「台獨藝人」，聲討並抵制他們固然重要，但「資本控制輿論」的說法相當無釐頭；而共青團中央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仍然令她們滿腹狐疑。
晉江小粉紅中不乏「克里姆林宮學」的深度愛好者，她們對「半羽」（晉江專用的習近平綽號，簡體「习」字為半個「羽」）和其他中共領導內鬥的猜測，不遜於資深的銅鑼灣書店會員。而「團派和習派大戰」之類的風傳，也足以讓她們看不起共青團中央在微博上不斷攪動的風浪。
今年一月份的臉書大戰之後，共青團中央刊出一篇題為《小粉紅是誰》的文章，以極其「直男癌」（男沙豬）的口吻，把小粉紅們描述為柔弱無知，一心愛國的「萌萌噠」少女形象，其中寫到：「小粉紅是我們的女兒，我們的妹妹，我們暗戀的隔壁班女孩。」此文一出，晉江論壇上一片聲討。「直男癌」的罵聲也不絕於耳，甚至不少人嘲諷說，此文應該發去《環球時報》。可見，傳統「洗腦」文宣，乃至共青團微博的新媒體戰略，都沒有打動她們的理由。
與之相比，微博小粉紅們則是另一番模樣。
熟習網絡生態的人，不可能不知道新浪的自動篩查，也不會不了解，「愛國言論」被刪除只是網絡控制機制的副產品。然而在趙薇vs共青團的混戰中，恰恰是共青團微博遭遇刪帖，真正升級了戰火。帖文被刪，很多人都開始驚呼「資本控制輿論」。可以想見：這些「小粉紅」中，平時混跡於微博，熟悉網絡空間的資深網民，恐怕不多。
而微博上的新小粉紅們，又操持着各自迥異的政治態度。粗略分來，也許可以算作兩類：一是中國語境下的「左派」（如觀察者網）信徒，她（他）們循着中國傳統左派「反資本反帝國主義」的話語，把新浪刪帖視為資本-媒體對黨-國家宣傳的強烈壓制，或者把戴立忍事件看作提出「反資」口號的絕佳機會。
另一些，則是「不問政治」的年輕人，按照我的觀察，她（他）們中的很多人，可能都來自二三線院校，和晉江小粉紅們的社會地位頗有差距，出生時間也多半是90年代後期。這些人也許剛剛開始享受學期結束後的暑假生活。在她（他）們的微博上，一邊是吃喝玩樂和追星追劇的分享，另一邊則是轉發共青團和其他高舉民族大義的文章。
把「晉江小粉紅」和「微博小粉紅」對比起來，其實還只是粗糙分類，就足以凸顯「小粉紅」這標籤底下的異質。我們若是仔細深究，一定又能分出更多類別。當小粉紅們呈現出不同面孔，當她（他）們來自於中國的不同階級、年齡段、性別和社會地位時，將其視為一整群狂熱的民眾並加以批評，恐怕是過於簡化。而如果細究小粉紅的動員模式，我們更是很難得出「政府洗腦」和「沒有思想」這樣的簡單定論。
粉絲戰爭與政治：祖國作為偶像
在晉江「兔區」裏，網民們關注當紅藝人的顏值，討論男男相戀的「耽美」小說，深究某人是否是「名媛」、「渣男」或「綠茶婊」；在微博上，新加入戰團的小粉紅痴迷韓國明星、帥氣「歐巴」的貼文。兩邊的人又都同時表現出熱愛祖國、聲討趙薇。這些娛樂生活，看似和她（他）們凌厲的政治罵戰衝動相距甚遠，卻並行不悖。但也許，小粉紅們在網絡上爆發出的威力，正是源於「娛樂」和「政治」這兩個看似不相干的領域的結合。
在我的朋友中，不少人把臉書洗版和圍攻趙薇，當成是一場「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在這場戰爭裏，人們互相攻擊、揭發，尋找敵人，成為一個相對於正常社會的「例外」，其中人人自危。正是這樣，才會有人把小粉紅（無論哪種）說成是「文革再臨」，亦或是「互聯網時代的叫魂」。共青團的說詞也一再出現「戰爭」的比喻，不過此時小粉紅們則是「離開自己的小生活，投入民族大義」的青年表率。
其實無論是「文革再臨」還是「挺身衛國」，都無視了這樣一個事實：晉江論壇或微博上的小粉紅們，其日常生活就算沒有政治風波，也早已內設某種「戰爭」了。
這些女性為主的年輕人，在網絡空間中閱讀小說，追逐明星，混雜地展示自己的慾望與想象。按照 Cornel Sandvoss 在 Fan: The Mirror of Consumption 中的說法，現代人必須證明自我的能力，而現代社會又無法給予每個人證明的機會，於是我們內化了名人與明星的特質，讓他們成為我們自己在想象中的一部分。通過追捧和抬高他們，得到自我的確證。
在這種自我確證需求之下，年輕人們按照各自追捧的明星組成「粉絲（fans）團」。勢均力敵的明星的粉絲們，往往互相攻擊、挑戰，在網絡投票，人氣炒作中相互競爭，攀比。她們的組織極富軍事隱喻——要成為粉絲團成員，需要經過「鑑粉」的程序——看看你是否為敵對的明星點過讚，是否讚夠了我方的「愛豆」（idol），加入粉絲團之後，又要頻繁參與「作戰」。而這些粉絲團，又常常因為對「愛豆」的不同理解，而分成多個立場與派系互相攻訐。晉江「兔區」的討論版上最多見的，並不是討論我們慣常理解的「政治」，而是這類主題。
有人曾經貼圖，指出小粉紅中，有人因為過去曾點讚趙薇而被開除資格。這其實同粉絲團的「鑑粉」過程別無二致。更有小粉紅在討論時說：共青團在微博上的宣傳策略——如發布表情包、賣萌等等，和粉絲團戰鬥中的動員模式如出一轍。聯想到前幾年火及一時的「小學生粉絲世紀罵戰」。
也許我們可以說，在「民族主義小粉紅」眼裏，國家只不過是另一個偶像——「祖國才是大本命」。愛國，也許就是愛諸多愛豆偶像之中，更為大義凜然的那一個。而國家，則必須像一個偉大的偶像一樣，和同樣強大的對方偶像對壘，敵人越強，對壘越激烈，越證明自己選擇偶像的正確。
這也是為什麼中菲南海仲裁必須解釋為中美對戰，也是為什麼小粉紅們要新選擇外交部長王毅，作為新一輪追捧的偶像──畢竟國家無法真正成為具體人格化的愛豆偶像，無法擁有長相、語言、神態等等隨時可以想象把玩的特質。
當我們指責小粉紅們把網絡生態變成了「法西斯」的時候，是看到了粉紅浪潮撲向我們自以為平靜祥和的生活，帶來了緊急而例外的戰爭狀態。可是對小粉紅們，這只不過是日常生活的延續——她（他）們的日常網絡生活，就是一場又一場的，無休止的偶像戰爭。而參與政治，只不過是她（他）們衝出平日的粉絲「部落」，把日常生活的戰爭組織，延伸到了我們更為可見的層面。又或者，把我們的生活世界，也變成了偶像戰爭的新戰場。
於是我們發現，在小粉紅身上，娛樂和政治，日常生活和戰爭間的界線，隨著網絡空間和政治輿論的界線，一起取消了。她（他）們以自己的方式，闡釋了傅柯在《必須保衞社會》（The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中對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的顛倒：不是戰爭是政治的延續，而是政治是戰爭的延伸——只不過，這裏的戰爭，首先發生在 TFboys 和 EXO 的粉絲之間，發生在胡歌和王凱的粉絲之間。之後它才越過邊界，滲入我們理所當然的「政治生活」。
也許，無論是哪種小粉紅，都似乎隱隱地趨向于人類學家筆下大眾媒體時代的賽伯格（Cyborg）定義。在這個時代，媒介賦予了個人無窮的想象力，物的世界併入人體，手機與電子產品成為器官，人成為了和符號網絡、機器、電路無限連接，合而為一的新造物──賽伯格。賽伯格們沒有固定的身份，不服從與宏大的敘事結構，可以在不斷鏈接、斷裂、流變的當代世界中，切換各種各樣的想象身份。
小粉紅，也許正是這個時代裏的某種賽伯格幻覺，她（他）們的生活圍繞着偶像戰爭展開，充滿了豐富的，甚至在傳統看來「逾矩」的（物慾以及性慾的）想象。她們不斷切換慾望對象，切換展示空間，也不斷在網絡空間，通過數位的連接，在資本的不同節點、不同邊界和不同人爆發戰爭。而當她（他）們把戰爭的注意力，轉移到我們傳統認定的民族主義戰場時，我們就看到了小粉紅——但這些我們眼裡的「小粉紅」，其實不如說是「天朝主義粉紅賽伯格」──某種似乎接近賽伯格理想，卻又與之不同的東西。
從文化革命，到天朝主義粉紅賽伯格
90年代的中國，曾上映一部成為一整代兒童夢魘的電影──《瘋狂的兔子》。影片中，外星人用光盤發布一款遊戲，玩過的人都着了魔，喊着「瘋狂的兔子」到處破壞，整個社會陷入徹底的混亂之中。有人解釋：這部電影反映了那時人們對文革仍然存有的恐懼——擔心秩序的崩潰，擔心人性的瘋狂。
而今天，隨着國族主義動漫《那年那兔那些事》的走紅，兔子帶上了天朝主義的新面具，這隻「瘋狂的兔子」，帶來形形色色的小粉紅，再一次讓中國知識分子感受到了這種「文革臨場」的焦慮。這也是為什麼戴立忍事件之後，許多知識人都站出來，抨擊他們眼中的小粉紅與瘋狂的「民族主義」，恨不能除之而後快。以至於看到黨報批評小粉紅的跡象，也有人破天荒為之叫好。這些對小粉紅批判，和常見的文革批判同出一枝：瘋狂的政府煽動了無知的民眾，瘋狂的民眾摧毀了賴以為生的秩序。
可這種批判，是否真能反映小粉紅的問題所在？
在今年一月「臉書洗版」發生之後，我曾經寫過一篇評論文章，把小粉紅的誕生歸因於中國社會的父權家庭秩序。之後有晉江網民批評說：「我們管自己叫爸爸，不是屈服於父權，而是自我的 empowerment，通過調侃來瓦解父權，給自己賦權。」
我承認這一批評恰恰到位。在粉紅賽伯格看來，知識分子的批判，預設了她（他）們是被洗腦，被玩弄，被操縱的對象。可無論如何，在這個張揚個性的年代，沒有人會覺得自己被人操控，被人擺弄，每個人都一定，也必須認為自己是命運的主宰。知識分子如此，粉紅賽伯格也更不會例外。
研究文革的學者吳一慶曾經在著作中提到，1976年之後，被文革鎖定為打擊對象的知識分子，和同被打擊的黨國官僚，結成了政治同盟。他們通過清算內戰狀態，恢復穩定和發展的秩序。而晉江小粉紅和微博小粉紅們，恰恰從兩個端點上，對這一後毛澤東時代的基本秩序嗤之以鼻：她（他）們鄙視知識分子的說教，也鄙視知識分子對她們世界的無知；同時，她們的日常生活實踐，已經在秩序井然的世界現實外，在賽博空間中，維持了無休無止的粉絲戰爭。從這點看來，粉紅賽伯格以弔詭的姿態，虛擬地站在了後毛時代中國權威與秩序的對立面上。
知識分子們也許會不無恐懼地看到：左翼最想要的顛覆力量，與自由派最想要的「人格獨立」，其實都在粉紅賽伯格身上「實現」了。但隨之也實現了他們各自最害怕的東西：粉紅賽伯格們的戰爭，是娛樂產業一輪輪挑起的永恆循環──賽伯格的幻覺在資本世界中才得以延續；而她（他）們挑戰權威、反知識分子的態度，恰恰讓她（他）們對打擊知識分子的威權政體抱有曖昧。
粉紅賽伯格們甚至可以是現實秩序的最佳維護者。因為賽伯格身份自由，可以在現實和虛擬之間轉換，不斷把國家從現實實體轉換為虛擬偶像。而這個過程中，黨國的暴力機構和一切現實結構，幾乎毫髮無損。左翼知識分子筆下，流動身份帶來解放力量的後現代想象，似乎在這裏遭遇了最大的嘲諷：中國最接近（解放意義上）賽伯格能動性的人，卻也同時恰恰是最具保守維穩力量的，複製著資本-國家結構的「粉紅賽伯格」。
今天的情境也許已足夠顛倒馬克思的名言：粉紅賽伯格不需要別人來表述，她（他）們只能自己表述自己。當我們套用文革批判，用無腦和「洗腦」來譏諷她（他）們的時候，也許並不會意識到：我們自己也是粉紅賽伯格社會機器的一員，而這台機器不僅僅發動在現實中，也發動在網絡空間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也必須藉助現有的一切結構——性別、階級、族群、政治權力和資本，以產生最大化的效力。
而假如我們繼續把粉紅賽伯格們視為另一個星球的人，到頭來，那將是我們用自己的手，把自己提到空中的一場自我安慰。
（嚴薔，人類學學徒，暫居香港。「粉字的研究」小組對本文亦有貢獻。）
權力漩渦中，小粉紅的過火與荒誕
「小粉紅」的集體行動，極有可能導致輿論剎車失靈，衝擊整個社會的共識與底線，即使對官方來說，這也無異於火中取栗，飲鴆止渴。
三三
刊登於 2016-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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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陸網絡上以兩岸政治議題圍剿藝人趙薇、戴立忍、水原希子的事件持續發酵。伴隨着「南海仲裁案」引發的連鎖反應，批評「民族主義」浪潮的聲音也不絕於耳。
然而，「小粉紅」帶來的社會現象，絕非「反日遊行」、「抵制洋貨」般簡單的民族主義，而是在複雜合力下，對社會共識的根本挑戰。
「小粉紅」的話語模式和行動原則，從一開始就不是單純的政治論戰，而是教養不足導致的對現代社會規則的冒犯，更深層的背後，是知識分子話語權威的喪失，以及暗流湧動的權力之争。
小粉紅拉低網絡社交底線
中國互聯網中的政治論戰，自互聯網誕生以來就從未平息。多年前，人們就將其概況為「新左派」與「自由派」之爭，一方主張國家至上，以及平等的社會主義；另一方則強調自由民主與市場化。然而，這些群體基本上都以中年人為主，不僅有着成套、閉環的政治觀點，在多數問題上也有着清晰的界別。更重要的是，早期的互聯網政治論戰，不僅規模有限，而且只在知識界與特定網站（如烏有之鄉、共識網、四月青年、中國選舉與治理網）內部爆發，話題也極少觸及日常生活。
本來，不管是職業、收入，還是婚姻、性取向和政治立場，都是極私密的話題，這是現代社會共同認可的社交規則。上述網站，雖屢遭官方壓制，但基本上和其他有話題偏好類的網站一樣，只是人們自願表達和言說的特定場所。換句話說，早年的政治類網站，和情感論壇、遊戲社區一樣，多麼嚴重的辯論與攻訐，都是建立在雙方有意參與的基礎上。
然而，「小粉紅」在微博上的群體行動，大大拉低了互聯網社交的底線。在微博這樣原本無所不包的紛繁世界，政治話題的觸角不斷延伸。而今日，幾乎每個微博用戶都被捲入了這場政治圍剿，留給他們的選擇非黑即白，並且只有一個正確答案。
而年初帝吧用戶集體翻牆攻佔臉書的事件，網友狂丟風景、美食圖片，乃至表情包和「八榮八恥」等政治標語，同樣適用此道理。共青團曾專門發文，自稱絕非「網絡暴力」，只是「在玩表情包」。這似乎也是「小粉紅」最引以為傲的「理性」行動準則。事實上，這無非就是底層熟人社會村夫市儈的社交信條：天然的集體歸屬感對個人有着強大約束力和號召力——「我們認同的就是全世界都要認同的」。於是，一副好為人師的姿態油然而生，強行越過社交界限，無禮冒犯私人空間，篤信「為你好」即正義。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幾十年之後，今日的「小粉紅」就是明日家裏逼婚問嫁的七大姑八大姨，無論何種心態，都難以抵消其無端騷擾與逼人表態的事實。因為，「表情包」虛假理性背後，是無知帶來的高度自信，他們對主權的認知和國家歷史的理解，就好像長輩認為年輕人25歲不結婚就是耍流氓一樣。而當這種缺乏教養的行為成為集體行動時，恪守社交規則的人也變得無處可逃。
與這種冒犯相對的，還有受害者的驚人沉默。即使網絡上有不少同情藝人的聲音，但當事人從未有一人敢站出來，用現代社會的常理，公開反駁小粉紅的圍剿。電視媒體與節目製作方，更是搶先下架、換角、毀約，逐漸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應對機制，與問題藝人及時切割。在不諳政治的娛樂界，媒體與藝人兼具受害者與共謀者的角色，這對於社會規則的破壞，幾乎是不可逆的。
知識分子何以權威掃地？
「小粉紅」面對大量指責，展現了極強的回擊能力。互聯網上知識分子的「常識」說教，幾乎無效。
「狹隘民族主義」、「文革重現」、「愛國賊」……趙薇事件一出，便有一大批學者媒體人強烈反彈，他們對此種未曾經歷又似曾相識的輿論浪潮極度蔑視，無不以最強硬語氣嚴厲批判。海外各媒體針對此事的評論文章中，上述標籤也是最常見的回應。
出乎意料的是，「小粉紅」不僅迅速自我洗白，還對知識分子的「常識」說教予以反擊。早在年初的周子瑜事件中，共青團中央就曾發布博文《讓理直氣壯地說愛國成為一種習慣》，嘗試卸掉「愛國賊」的帽子，明確表達「愛國不該被污名化」，並從正面闡明應當如何警惕西方，使愛國「如吃飯喝水般自然」。
此次，共青團中央也有所行動，將互聯網上批判狹隘民族主義、反體制的人稱為「怪蜀黍」，精準回擊學者對「小粉紅」群體低齡化、幼稚的傲慢指責。在「小粉紅」的言論中，熟練用「公知」一詞攻擊學者，也早已成為普遍現象。
混跡輿論場多年的公共知識分子，何以在今日如此權威掃地？
中國互聯網上的公共知識分子群體，崛起於2009年到2012年微博興盛、用戶流量迅速集中的時期。他們不僅在多個公共事件中扮演話筒角色，也在日常生活中利用其高校學者、媒體人的身份，影響了一大批彼時熱衷網絡的高校學生和職場年輕人。
然而，2012年，官方開始管控互聯網輿論之後，由「造謠」引發的公共知識分子名譽危機，伴隨着網絡大V薛蠻子等人的入獄。官方也從保守的刪帖、封號，逐步走向「正面戰場」，將公知所一貫堅持的自由主義立場，與境外機構支持、經濟犯罪等捆綁，迅速導致公共知識分子被有意污名化。
另一方面，小粉紅的主力群體普遍低齡，亦是事實。當他們從遍地「反日」謠言的QQ空間開始轉戰更加開放的微博時，「公知」、「網絡大V」、「意見領袖」、「普世價值」等早已淪為髒話，黨媒逐漸拓展新媒體業務，深入到微博一線，成為輿論主力。
同時，微博上的共青團中央與諸黨媒，常發布大量有關就業、人生哲理、成功學或心靈雞湯的內容，並藉着「中國崛起的自信」，全方位消解西方政治思想的合理性。而各高校共青團對學生工作又有着絕對控制權，官方搶佔新媒體高地後，成為高校的學生會、社團唯一的思想資源，進而影響着多數大學生。
更重要的是，公共知識分子被邊緣化之後，依舊自視甚高，且慣於說教，仍遵循「常識」與「啟蒙」的話語框架，自然成為「小粉紅」鄙夷的對象。事實是，在國家機器整體布局、精心經營網絡輿論的背景下，利用互聯網管控的縫隙所崛起的網絡異見群體，從來都沒有還手之力。
下挾民意，上迎聖心的共青團
以共青團為中心的群眾運動和權力鬥爭，夾雜在民族主義巨浪之間，逐漸有了飲鴆止渴的趨勢。
在兩場針對「台獨」的輿論戰中，共青團中央的角色十分重要。在周子瑜事件中力挺黃安，乃至成為趙薇事件的直接策劃者。雖然曝光趙薇，發端於天涯論壇，然而，若無共青團中央微博精心整理的長篇材料，趙薇也不可能在微博上成為全民關注的焦點。而共青團的策劃過程，在新鮮的新媒體陣地中，卻遵循着中共群眾運動的傳統邏輯。
「製造敵人-尋找積極分子-集中批判-過火-控制」，同時「寧左勿右」，是中共群眾運動的常見模式，無論是在土改當中鬥地主，還是四清運動中的批幹部，莫不遵循這一過程。
早在北京奧運會前夕，有關「台獨藝人」的標籤便甚囂塵上。真真假假的消息中，人們對「台獨藝人」的標準評判不一，堅挺的粉絲群體也會自發捍衞藝人形象。而如今，在共青團中央先行樹立目標後，熱衷蒐集藝人資料的論壇網友，自然成為「積極分子」，在微博上轉化為民意象徵。
共青團所做的，是將這種局限在特定論壇上的爭議，擴大到整個互聯網輿論場，對藝人展開一邊倒的集中批判，並通過激烈的方式，展現本系統迎合官方民族主義立場的姿態。而新媒體上的群眾運動模式，傳播極廣，易節外生枝，更具破壞力和自主性。趙薇事件與南海仲裁案連環反應，使得始作俑者共青團也不得不呼籲「理性愛國」。但這並不能阻擋共青團在這方面繼續激進下去，畢竟，成為全國青年的超級意見領袖，下挾民意，上迎聖心，成功製造多個「政治正確」的話題，已是不可抹殺的政績。
然而，在7月6日共青團中央製造趙薇事件並掀起輿論風暴後的數天裏，《人民日報》、「央視新聞」兩大一級官媒對此幾乎無反應，也從不轉發共青團中央有關此事的任何微博。甚至一貫支持民族主義的《環球時報》也表現冷淡，只有《人民日報》曾不加任何附帶評論地，轉發了一條軍隊媒體的文章。更詭異的是，7月17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官方微信「俠客島」發文，不點名批判圍攻趙薇的「陰謀論」言行與狹隘民族主義情緒。
小粉紅無法成為紅衛兵
「小粉紅」當然不是紅衞兵，因為領導「小粉紅」的共青團中央，絕無毛澤東般的權威。在如今中共政治的權力網中，共青團幾乎什麼都不是。早在周子瑜事件時，《人民日報》就發文稱周子瑜只是無辜女孩，《人民日報海外版》更是痛批「網民討伐周子瑜是民粹的狂歡」，直指黃安與推波助瀾的共青團中央。
當共青團中央試圖為「小粉紅」正名，稱其「呆萌如初」、「堅韌自信」時，《環球時報》則批評使用該詞是「小寫的腦殘，大寫的尷尬」。隨後的2月，中紀委巡視組更是高調通報批評共青團中央「機關化、行政化、娛樂化、貴族化」。 顯然，中共高層尤其是中央宣傳系統，對共青團中央的做法並不認可。
與之相反，力挺共青團的黨刊「紫光閣」和微博賬號「思想火炬」格外突出。「紫光閣」這份國務院辦公廳下屬的「中央國家機關工作委員會」官方刊物，受國務院秘書長楊晶的直接領導。值得注意的是，楊晶作為總理李克強國務院系統的「大管家」，亦是共青團系統中，在1990年代初受到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李克強的提拔。
「思想火炬」則更加耐人尋味，這個簡介為「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現已遭微博管理員更名，冠上「中國社科院」字頭）的賬號，看似十分唬人，實際只是「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下自發成立的一個研究機構，牽頭者朱繼東也只是一名記者出身、掛靠在社科院名下的行政人員。朱繼東和「思想火炬」高頻度發表極左言論，並四處開辦講座，參與公共話題，也恰恰是在提倡「階級鬥爭」的王偉光新任社科院院長之後，投機姿態十分明顯。在帶頭呼籲「抵制肯德基」被人民日報痛批後，「思想火炬」的真實身份也被網友曝光，成為整個事件中的一個荒誕插曲。
在民族主義的巨浪下，過火的群眾運動，若隱若現的權力鬥爭，連同趁勢投機的利益小團體，不約而同地推波助瀾，在新威權體制下環環相扣，彼此交織，難捨難分，讓「趙薇事件」成為不斷擴展的戲中戲。在此合力下，「小粉紅」的集體行動，極有可能導致輿論剎車失靈，衝擊整個社會的共識與底線，即使對官方來說，這也無異於火中取栗，飲鴆止渴。
（三三，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