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領土、主權和第二國的罪行 ——華雷斯市（Ciudad Juárez）謀殺遇害婦女身體上的文字
作者：Rita Laura Segato
翻譯：Yimo Chong
華雷斯市的女性謀殺案：犯罪學建議
我在這裡列出了一些想法，這些想法共同描繪了一幅可能的圖景，即殺害婦女的背景、動機、目的、意義、場合以及使其成為可能的條件。我的問題是，這種分析只能以清單的形式呈現。然而，所概述的問題共同描繪了一幅有意義的畫面。它不是一個連續項目的線性清單，而是一個有意義的整體：華雷斯城的世界。這就是為什麼導致犯罪的每一個具體因素都不需要成為犯罪者話語意識的一部分。它們構成了侵略者所屬的世界，並構成了他們的主體性。在我看來，談論原因和結果是不夠的；談論一個由相互交織的意義和可理解的動機組成的宇宙才是足夠的。
地方：宏大的邊界
作為過剩和匱乏、北方和南方、火星和地球之間的邊界，華雷斯城不是一個快樂的地方。它包含了許多眼淚，許多恐懼。
它是金錢應當跨越的虛擬和物質意義上的邊界，以達到堅定的土地，在那裡資本發現自己最終是安全的，並在聲望、保險、舒適和健康方面給予其回報。這是個邊界，資本越過這個邊界就會被道德化，到達值得的銀行。
它是通往世界上巡邏最多的國家的邊界，具有幾乎無懈可擊的跟踪和近距離監視。在這裡，圍繞著沙漠中的這條線，非法行動必須由最有凝聚力的秘密組織以最隱蔽和保密的方式實施——比世界其他地方都更是如此。
嚴格的沉默協議是其必要條件。
這是大企業家們在一邊「工作」、在另一邊生活的邊境地區。這是大擴張和快速價值化的邊疆，這裡的地形每天都在從沙漠中偷走，每次都接近布拉沃河。
它是世界上最有利可圖的販運毒品和身體的邊界。
它是將最昂貴的勞動力與最廉價的勞動力分開的邊界。
這條邊境線是所謂和平時期已知對婦女身體持續時間最長、作案手法最相似的一系列攻擊的背景。
目的
司法系統對這些罪行有如此極長時期的惰性使我們立即註意到其持續潛台詞：這些罪行說明了有恃無恐的問題。有恃無恐是它們的主要問題，因此，有恃無恐是解讀它們的途徑。儘管我剛才描述的環境，其特點是經濟和政治權力的集中，因此，某些群體享有高度的特權和保護，是醞釀謀殺的理想熔爐；但我想到，當我們把有恃無恐完全視為一個因果因素時，我們就錯了。
我提議，如果我們不再把華雷斯市的女屍看作是有恃無恐的結果，而是把它們想像成有恃無恐的生產者和再生產者，就可以更好理解華雷斯市的女屍。這是我的第一個假設，也有可能是肇事者的第一個目的：通過共同參與折磨和殺害俘獲的、無助的婦女的可怕行為，發誓沉默以保證對跨越世界上巡邏次數最多邊境的黑手黨兄弟會的忠誠不可動搖。殺害婦女也證明了從事極其危險交易所需的殘酷和死亡力量。祭祀儀式，暴力和恐怖，將黑手黨成員團結起來，使他們的關係牢不可破。犧牲的受害者，作為被支配領土的一部分，被迫交出她身體的貢品，轉換成團體的凝聚力和活力。她的血跡定義了罪犯們對團體深深的渴望。換句話說，與其說是原因，不如說有恃無恐可以理解為這些罪行的產物，是這些罪行的結果，而這些罪行可以看作是產生和復制有恃無恐的手段——一個用受害者的血封住的血盟。還有另一個層面：證明高度危險的非法生意所需要的極端殘酷和堅定不移的死亡力量。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指出這種犯罪與家庭空間親密關係中對女兒、繼女、侄女、妻子和其他屬於施暴者圈子的受害者犯下性別犯罪之間的根本區別。在家庭空間的庇護下，男人虐待依賴他的婦女，是因為他可以；也就是說，因為她們是他控制的領土的一部分。那麼，在公開的公共空間佔有女性身體的侵犯者這樣做是因為他必須證明他可以。前者是對現有統治的肯定；後者是對統治能力的展示，這種能力必須以一定的規律重新上演，並且可以與重申雄性誓言的儀式性姿態聯繫起來。這裡的權力是以定期公開展示對婦女身體的掠奪性行為為條件的。但是，通過在現實中立下沉默的契約來製造和維持有恃無恐的現象，與可以描述為對有恃無恐的展示是無法區分的。主權力量用來複製自己的經典策略是廣而告之，甚至是將它高於法律、可以立法的事實變為一場宏大的表演。我們也可以用這種方式來理解華雷斯城的犯罪，並認為它們也實現了示範性功能。通過這種方式，主權力量將它在日常生活中的殘酷存在和它的地下活力整合成一個第二統治國，用來在法律之外變和塑造社會。
這是因為，在反复綁架、酷刑和殺人而不受懲罰的能力中，這些罪行的主體/作者毫無疑問地展示了他所指揮的公司主義網絡的凝聚力、活力和領土控制，以及在其中起作用的規範準則。顯然，這種犯罪行為在十一年間的持續進行需要大量人力和物力資源，包括指揮一個廣泛、忠誠的同夥網絡，拘留和酷刑場所，運送受害者的車輛，接觸、影響、勒索或恐嚇各級公共秩序的代表（包括聯邦一級）。值得注意的是，當這個強大盟友網絡受那些指揮華雷斯市公司主義罪行的人包庇時，這個網絡的存在是一種對該地區極權主義統治的炫耀性展示。
意義
正是當這最後一個功能完成後，這些罪行開始成為一個通信系統。如果我們仔細聆聽在那裡流傳的信息，我們可以看到主體通過它們說話的臉。只有當我們明白他說了什麼，對誰說了什麼，目的是什麼，我們才能找到他說話的位置。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堅持認為，每當輕率地做出重複性動機的解釋——在細細分析這些對話行為中「說」了什麼之前——我們就失去了一個機會來追踪隱藏在血腥文本背後的那個人。
換句話說，女性謀殺案是由一個主體/作者發出的信息，只有通過嚴格地「傾聽」這些作為交流行為的犯罪，才能識別、定位和剖析他。正是在他的話語中，我們找到了說話的主體；正是在話語中，這個主體的實際被銘刻為身份和主體性，因此變得可追踪和可識別。同樣，在它的闡述中，我們可以找到對話者的踪跡，他的印記就像一張攝影底片。這不僅適用於警察調查暴力的「演戲」行為，對任何主體的話語也是如此，正如各種當代哲學家和文學理論家所表明的那樣。
如果暴力行為被理解為一種信息，而犯罪被看作是以明確呼喚和回應的方式策劃的，我們就會發現自己處在這樣一個場景中：暴力行為與那些「知道」代碼的人，那些消息靈通的人，那些講這種語言的人有效溝通，即使他們沒有直接參與講話。這就是為什麼一旦安裝了帶有暴力字母的交流系統，就很難重新安裝和消除它了。在一個交流系統中構成和結晶的暴力，被轉化為一種穩定的語言，並以任何語言幾乎自動的方式表現出來。
在這些情況下，問為什麼在某個地方有殺戮，類似於問為什麼在那裡說某種語言——意大利的意大利語，巴西的葡萄牙語。這些語言中的每一種都是通過歷史進程建立起來的，無論是征服、殖民化、移民，還是在一個民族國家下的領土統一。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某種語言的原因是任意的，不能用邏輯來解釋。消滅一種語言的過程，從一個領土上根除的過程，也是歷史的。如果我們考慮到有些語言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往往會成為通用語言，並跨越民族或國家邊界界定的原始邊界，那麼作為一種語言的暴力問題就更加嚴重。
所以我們問：誰在這裡說話？對誰說？說的是什麼？什麼時候？殺害女性的語言是什麼？我敢打賭，這些罪行的肇事者是一個把對利益和對領土的控制看得高於一切的主體，甚至高於他個人的幸福；這個主體有一群隨從，他以這種方式絕對清楚地表明華雷斯市有地主，而這些地主殺害婦女正是為了顯示他們的地位。除非能夠以一種沒有人安全的方式散佈恐怖，否則主權權力就不能肯定自己。所有人對主權者來說都是潛在的「hominis sacri」——「裸體」的男人——可以殺死他們而沒有後果，因為這是一種羅馬司法上死刑的變種。他們被判刑，成為沒有公民地位的人（Agamben 1998），所有男人都可以對他們作為主權者行事（Agamben 2005, 110）。作者在這裡是否意識到他可能是指婦女？作者是否可以接受，所有的婦女都習慣性地屬於這一類人，她們代表著赤裸裸的生命，可以抹去而不會對公共法律和社會產生影響？
主權權力除非能夠散佈恐怖，否則就不會堅持自己的立場。它向該地區的其他男人說話，向監護人或在家庭圈子裡對受害者負責的人說話，向那些作為國家代表負責保護她的人說話；它向其他兄弟會的人說話，無論是朋友還是敵人，以顯示其可支配的各種資源及其支持網絡的活力；它向其盟友和商業夥伴確認，該團體的共融和忠誠仍然沒有中斷。它告訴他們，它對領土的控制是完全的，它的聯盟網絡是有凝聚力和可靠的，它的資源和聯繫是無限的。
在鞏固兄弟關係時，在計劃邊界上危險的、非法的商業交易時，在向新成員敞開大門時，在另一個黑手黨組織挑戰他對該地區的控制時，或者有外部檢查侵入他對該地區的完全控制時，他都會以這種方式宣告自己。
殺害女性的語言使用女性身體這個符號來表示可以為了更大的利益、集體利益而犧牲的東西的位置，例如黑手黨兄弟會的構成。女性身體是她獻出貢品的位置的最高指標，代表著受害者的犧牲和消費可以更容易被社會吸收和歸化。
這個消化過程的一部分是將本已是受害者的她再次侵害，以及對她家庭的雙重和三重侵害——通常由一個哀悼的母親代表。為了減少我們期望的生活與它的實際行為之間的不協調，一種幾乎無法控制的認知防禦機制使我們憎恨那些雖然不情願但卻在這種無法忍受的殘酷行為中扮演角色的人。鑑於侵略者的明確缺席，必須有人對以這種方式造成的集體痛苦負責。
正如罪犯通常將自己的命運和失去的自由歸咎於受害者一樣，同樣地，社會也越來越多地被吞噬在厭惡女人的循環中。由於缺乏處理不適的適當支持，導致社會將她所面臨的殘酷行為歸咎於受害者本人。在面對無法容忍的不公正證詞時，我們很容易選擇減少自己的痛苦，指稱「一定有原因」。這樣，在華雷斯市被謀殺的婦女很快就轉化為妓女、騙子、去聚會的人、吸毒者，以及所有能使我們免於面對她們命運的不公正的責任和痛苦的東西。
在殺戮女性的語言中，女性身體也意味著領土，它的詞源和它最近的轉變一樣古老。無論是部落還是現代戰爭的語言，女性的身體被吞併為被征服國家的一部分，這一直是戰爭的一部分。當它射入女性的領土身體時，澆灌在它身上的性愛表達了馴化、佔有的行為。由於這個原因，華雷斯城主的領土控制標誌可以刻在他們婦女的身體上，作為他們所宣稱的統治權的一部分或延伸。狂暴的強姦就像血盟一樣，是所有參與其中的人身體物質的混合，是在最激烈方面分享親密關係的行為，是暴露出最熱心保護的東西。就像血流成河的自願切割一樣，強姦是一種幻想的發表，是對一種極限的超越，是一種根本性的妥協姿態。
作為性統治的強姦，不僅意味著對受害者的身體控制，還意味著對受害者及其同伴的道德削減。道德淪喪是統治得以完成的必要條件，而在我們所知的世界中，性在道德圖譜中起著基本的作用。
那麼，在華雷斯市賦予這個詞的意義上，殺戮女性意味著什麼？它是對一個普通婦女的謀殺，是對一種類型的婦女的謀殺，僅僅因為她是一個女人，是這種類型的女人，就像種族滅絕是對屬於同一民族、種族、語言、宗教或意識形態群體的所有人的普遍和致命的攻擊一樣。這兩種罪行都是針對一個類別，而不是一個具體的主體。事實上，這個主體是非人格化的主體，因為它所屬的類別比它的個人傳記或人格特徵更有意義。
但在我看來，這兩類犯罪之間存在著差異，應該進一步研究和討論。如果說在種族滅絕中，對他人仇恨的修辭結構導致了消滅他或她的行為，那麼在殺戮女性的行為背後的厭女症是一種更像獵人對戰利品的感覺：對該生命的蔑視或確信該生命的唯一價值在於它可以被佔有。
因此，這些罪行似乎是一個封建和後現代男爵和他的一群從屬的、獸性的primae noctis（地主有權在領地內女人的新婚之夜強姦她們）；作為他對一個領土的絕對統治的最高表示，對女人身體的權利是領主對其領地權利的延伸。然而，在更可怕的當代後現代、新自由主義、後國家、後民主秩序中，男爵已經能夠以幾乎無限制的方式征服他的領土，這是邊境擴張地區無序積累的結果，經濟全球化和寬鬆的新自由主義市場規則加劇了這一點。其唯一的調節力量是他的競爭對手——其他男爵的貪婪和掠奪性力量。
區域性的微型法西斯主義及其對省內的極權主義控制伴隨著宏大邊界這邊國家秩序的墮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緊急應用國際主義形式的合法性和控制。華雷斯市婦女被神秘折磨和謀殺表明，在去國家化和新自由主義的背景下，權力下放不可能不導致一個省級極權主義，在後現代性和封建主義的倒退結合中，女性身體再次成為領土的標誌和附件。
可能性的條件：不對稱性和圍困
地方精英無節制地攫取財富所造成的極端不對稱性，對於建立一個有恃無恐的環境至關重要。當不平等現象像無限制的新自由主義制度那樣極端時，就沒有真正的機會來區分合法和非法的商業。不平等變得如此極端，以至於它允許某些團體及其聯盟網絡在亞國家層面上絕對控制領土。這些網絡建立了一個真正的省級極權主義，並毫無疑問地標誌和表達了在該地區生效的控制制度。在我看來，華雷斯市對婦女的折磨和謀殺似乎是標誌著這種領土控制的一種方式。
極權主義政權的一個強烈特徵是封閉性——也就是說，極權主義空間被表述為一個沒有外部的宇宙，被包裹起來，自給自足。精英們的圍困策略阻礙了居民接觸不同的、外部的、對現實的另一種看法。一種民族主義的修辭在民族團結的原始建構中維護自己的權威（如墨西哥的「墨西哥性」、巴西的「熱帶文明」或阿根廷的所謂民族自我的民族本體論），使那些掌握領土控制權和壟斷集體聲音的人受益。
這些民族形而上學是建立在反歷史的本質主義基礎上的，無論它們看起來多麼流行和復興，都與庇護納粹主義的邏輯相同。這種同樣的國家主義意識形態也可以令一些地區精英鞏固其對他們空間的統治，並在原始的地區主義言論中合法化他們的特權——也就是說，利用其對某個民族群體或所謂的堅如磐石的文化遺產的認同。
強大的本土主義訴求帶來了壓力，使人們對領土統一的象徵產生了忠誠感，精英階層也用這些象徵來設計自己的紋章。大眾文化，在極權主義背景下，是一種被沒收的文化。人民是莊園的財產，而當局是話語、傳統文化、人民生產的財富和總體領土的所有者。
和國家極權主義一樣，地區極權主義的主要策略之一是讓集體遠離任何可能稱為非本土的、沒有經過對內部忠誠的承諾而發布和批准的話語。「外國人」和「城裡的外人」轉化為指責，而「從外面」說話的可能性則被禁止了。因此，這種說法是一種必須首先捍衛的文化遺產，以及對領土的忠誠，這種忠誠主導並排除了其他的忠誠——例如，那些遵守法律的忠誠，為擴大權利而鬥爭的忠誠，以及為保護人權而採取的行動和國際調解的忠誠。這就是為什麼，如果說重視內向性和使用精心掩飾的媒體圍攻技術是極權主義領導人的可靠策略，那麼外向性始終是人權領域的行動基礎。在極權主義環境中，最被錘煉的價值是「我們」。「我們」的概念成為防禦性的、根深蒂固的、愛國的，任何侵犯它的人都被指控為叛國。在這種愛國主義中，第一個受害者是國家、地區和地方的其他人——總是婦女、黑人、原住民以及持不同政見者。這些內部的其他人被脅迫犧牲，以集體的神聖化和本質化的統一為名，推遲他們的需求和對他們的不同的探討。
華雷斯市的媒體正是通過在公共話語中闡述這些「愛國」價值觀（一個省的極權主義），一個接一個取消了外國對當地婦女的殘酷遭遇發表看法的資格。當我們「聆聽」新聞媒體話語的潛台詞時，當我們閱讀字裡行間時，我們會聽到：「當地的殺人犯，無論多麼殘忍，都比外國的複仇者要好，即使後者是正確的。」這種眾所周知的基本宣傳策略每天都在華雷斯城周圍建立起極權主義的圍牆，並在這些年裡向人民隱瞞了真相，中立化了抵制與當地權力機構形成假象銜接的聯邦和州立執法機關。
在閱讀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時，不可能不想到華雷斯城：
「極權主義運動被稱為『在光天化日之下建立的秘密社會』（Koyré 1945）。事實上……這些運動的結構……讓人不由得想起秘密社會的某些突出特徵。秘密組織根據『深入』程度形成等級制度，根據一種秘密和虛構的假設來規範其成員的生活，使一切看起來好像是另一回事；採取一貫的謊言策略來欺騙未入會的外部群眾，要求其成員毫不懷疑地服從；他們通過效忠於一個經常不為人知且總是神秘的領袖而團結在一起，他本人被一小群入會者所包圍，而這些人又被半入會者包圍，形成一個對抗世俗世界的『緩衝區』。極權主義運動和秘密社團還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將世界分為『血肉相連的兄弟』和不確定的、不明確的大批死敵……區別的基礎是對周圍世界的絕對敵視……也許秘密社團和極權主義運動之間最明顯的相似之處在於儀式的重要性……[然而]，這種偶像崇拜並不證明存在偽宗教或異端傾向……[而是]簡單的組織伎倆，在秘密社團中非常多，他們也迫使其成員因為害怕和尊重可怕的符號而緘口不言。人們通過對秘密儀式的共同體驗，比簡單地了解一個秘密的知識，更能堅定地團結起來 。」 (Arendt 1998 [1949], 425-27)
但是，這到底是什麼國家？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領導層，能產生區域極權主義的效果？這是第二個國家，它迫切需要在法典中擁有一個名字，一個可以作為司法類別的基礎名字，能夠通過法律規定其所有者和他們控制的支持網絡。
華雷斯市的女性謀殺案不是普通的性別犯罪。它們是公司犯罪，更具體地說，是第二國家、平行國家的犯罪。作為一種現象，它們更像是鞏固秘密社會和極權主義政權的團結儀式。它們與政治權力的濫用有一個共同特點：它們似乎是針對同樣沒有個性的受害者實施的沒有個性主體的犯罪。一支秘密部隊綁架了某種類型的婦女，使她成為受害者，以重申和鞏固其控制能力。因此，它們更像是國家犯罪、反人類罪，產生這些犯罪的平行國家由於缺乏有效的法律類別和程序而無法分類。
這就是為什麼需要創建新的司法類別來使這些罪行在法律上可理解、可分類。它們不是普通的犯罪——即具有性動機的性別犯罪或由家庭領域的權力關係導致的犯罪——正如執法部門、當局和許多社會活動家輕率地爭論的那樣。它們可以說是第二種狀態的犯罪，或者說是公司犯罪，在那裡暴力的表現層面占主導地位。在這裡，我把「公司」理解為管理資源、權利和義務的平行於國家的團體或網絡，在該地區牢固建立，其觸角延伸到國家的最高行政部門。
讓我們暫時顛倒一下術語，說資本的最終目的和「資本化的戒律」不是積累的過程，因為這將意味著陷入同義反复（積累的最終目標是積累；集中的最終目標是集中）。我們將陷入一個循環論證中。相反，如果我們說資本的目的是通過逐步擴大等級距離來生產和再生產差異，以至於把消滅一些人作為成功的無可爭議的表現，那麼我們將得出結論，只有一些人的死亡才能恰當地、不言而喻地作為所有被支配者、被支配的人民、被支配的階級的地位和位置的寓言。
正是在排斥和其成功的標誌物——壓制他人的能力——中，資本作為一種最當代的權力形式的表達，被神聖化了。還有什麼能比混血婦女、貧窮婦女、貧窮和混血的其他人的女兒和姐妹的身體更能體現服從的作用？還有什麼地方可以更好地體現出正是為了被打敗而產生的另類呢？什麼獎杯能更好地體現最佳商業回報，超越任何規則或限制的範圍？因此，這個雙重另類的女人出現在現場，作為生產的場所，通過對她的羞辱和壓制行為，成為極權主義領土控制（身體和財產，身體作為財產的一部分）最後形式的標誌。
因此，我們發現自己面臨著象徵性和物質性兩種經濟的無限制性。對環境和勞動力的掠奪和搶劫與系統性和企業性的強姦攜手並進。讓我們不要忘記，西班牙文中表示掠奪的rapiña和葡萄牙文中表示貪婪掠奪的rapinagem，與英文的強姦（譯者註：rape）一詞有共同的根源。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不僅可以斷言，對經濟大背景的理解有助於我們揭示華雷斯市的事件；而且華雷斯市的卑微的死者，從她們的小範圍的處境和定位中喚醒我們，引導我們更清晰地重讀當今世界所經歷的轉變，而它每時每刻都變得更加荒涼和可怕。
第二部分完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