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1999：大使馆的血、北京的游行，与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感想

端传媒新发一篇深度文章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625-international-yugoslavia/，探讨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后对于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知识分子的分化。文章涉及到很多方面，很有启发性，尤其是在民族主义在西方和中国回潮的情况下。

最近几年，大使馆事件在《那兔》等新的宣传手段之下，成为了与“银河号”和“撞机事件”并列的“共和国三大耻”。有意思的是，这种对比往往突出当时国力无法与美国抗衡情况下中国官方的无奈，和当今“伟大复兴”中国的底气。

对官方而言，民族主义是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随着国际局势和自身发展的不同需要而不断改变其叙事话语，但又要时刻提防被民族主义所反噬；对民间而言，大使馆事件激发的民族主义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官方的控制，为民间的毛主义扩大了影响力，其中既有国家主义叙事的一群，最近也有活跃过的反国家主义叙事的一群；对于知识分子，大使馆事件使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加现实的而非理想主义的想象中的美国，新左派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分化并壮大，但其中很多人采取的国家主义叙事使得这些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与左翼国际主义传统的矛盾，这也时不时体现在汪晖在国际和国内的不同形象和对像例如驱赶低端人口和深圳佳士事件时的尴尬沉默。

对于作者最后提出的问题：“外部世界秩序与内部社会结构的交相呼应下，知识分子——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如何重审自身的“位置”？”，作为一个自认为自由左翼的学生，我认为反对极权主义，争取民主自由与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殖民主义并不矛盾，更是左翼的应有之意。还应该看到的是中国新威权主义之下的民族主义叙事和西方保守主义下的西方中心叙事逻辑的一致性和新自由主义下全球资本主义系统对于前者的支持。总而言之，“人”是核心，不能因为反对某一权威二倒向另一个值得批判的权威之中，否则必然会面对逻辑的无法自洽，对于理想化西方的保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此，对于面对国内议题缺乏批判性的新左派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