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第一部第5章：苦守寒窯五十載
就在戈巴契夫發表歷史演講的2個月後，我和妻子埃絲特從華盛頓搬到了莫斯科市中心十月廣場的一套兩居室公寓。多布裡寧斯卡婭街7號是一座巨大的L型建築，具有布朗克斯區合作公寓城那種巍峨感，但稍遜風騷。除了停車場裡的外國汽車和保護這些汽車的武裝警衛外，這橦建築看起來與市內其他大多數建築沒什麼兩樣。從建成那天起，它就形同廢墟，隨時都有倒塌的危險。牆上的混凝土剝落下來，露出一塊塊斑駁的白堊。電梯像牛車門一樣咣當關上。為了這間公寓，我在《華盛頓郵報》的主管們每月要支付1,200美元的房租，比普通莫斯科人住類似房子的租金高出幾百倍。姑且把這算作國家社會主義最後的遺址吧。管理這棟大樓的共產黨官僚機構——一個名為“外國人事管理部門”的間諜組織——一有機會就向外國人勒索硬通貨。有一次，我問可否給我安裝一條能打到國外的電話線，本應15美元左右。外國人事管理部門回答說，這需要2萬美元。就這樣你還不得不慣著他們。
我們對面的街道上，矗立著首都最大的列寧雕像，這座青銅巨無霸花費了工人國家600多萬美元。端的是堂哉皇哉。當列寧手指“光明的未來”時，一股神話般的風吹動他的青銅燕尾服，掀起了他的褲角。
這座城市到處都是氣勢磅礴的紀念碑，每座紀念碑都有自己的綽號和當地的擁躉。詩人馬雅可夫斯基遒勁有力的雕像被稱為“大褲衩先生”，致敬蘇聯太空計畫的高聳的銀色生殖器被稱為“陽痿男人的夢想”。但列寧是我們的，我們的集結點，常被戲稱“讓我們在列寧的左腳鞋子附近見面”。他的魅力難以抵擋。遊客們潮水般湧來，拜倒在偉人的膝下，不停地拍照留念。在我們抵達近4年後，當地工程師們正在絞盡腦汁如何拆除它。他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鋸斷他的腳踝，然後用起重機把他吊下來。但這已經超出我們故事的範圍了。
我們剛搬到莫斯科時，天氣非常惡劣：灰色的天空下著毛毛細雨，路邊堆滿了泥濘的積雪。破舊的汽車像河馬一樣在沼澤般的街道上艱難行駛，霧氣中幾乎察覺不到它們的移動。俄羅斯的世界仿佛體育比賽直播中的慢鏡頭。下一場小雪或小雨，人行道就會結冰好幾天。為了保持站立，你不得不素履蹣跚、步步蹀躞，雙腳永遠不能離開地面。時不時地，你會看到有人——總是大塊頭的俄羅斯老奶奶，膝蓋由於長時間排隊而酸痛麻木，神經也因為在空無一物的商店裡搶購時的摩擦和衝撞而變得脆弱不堪——突然猛地滑倒，高高地騰空躍起，來個四仰八叉。這樣的摔跤可是會要人命的。通常它會留下甜點盤子大小的黑綠色瘀傷。很快，我自己也有了兩塊，左右屁股各一塊——莫斯科歡迎你。
我曾想像過大衛·裡恩（而不是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中的冬天，那是一個白雪皚皚、寒風呼嘯的寬銀幕遠景。但真實的冬天是漫長而骯髒的，從9月下旬開始，天都是灰濛濛的，到四月下旬以更醜陋的景象（好聽一點叫春天）結束。融化的積雪、陰沉的大地、被泥漿裹得看不清窗外的公共汽車、迎風吹起的枯草，這一切都讓一位俄羅斯朋友想起一句話——“天氣冷得像巫婆的乳頭”。從9月到5月，如果莫斯科的天空有10到15天是蔚藍的，那就阿彌陀佛了。沒有陽光的日子就像生活在另一個星球、另一個世界，當我們在那裡待了一年後，我們都覺得自己變得像蘑菇一樣，又黏又黃。有一次，我問一位畫家朋友，當他的作品在歐美開始以數千美元的價格出售時，為什麼不移民。“為了光線，”他說。
當然，房間裡裝有竊聽器。儘管我們從沒見過麥克風。但懷疑它們的存在既愚蠢又失禮。愚蠢，是因為我不想說任何會給蘇聯朋友帶來麻煩的話；失禮，是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們的辦公室不認為我們處於“心理壓力”之下，我們可能會失去生活費津貼。這樣任何繼任者都不會原諒我的。在過去糟糕的歲月裡，外國人的公寓對普通蘇聯人來說簡直是禁區。在“戈巴契夫之前”，我們的前輩做夢也想不到請蘇聯朋友來家裡吃飯。你唯一的客人是那些你無法忍受的蘇聯人：低級官員、可疑機構和冒牌記者，他們都是間諜，或者至少與“機關”合作無間。他們暢通無阻。但是，讓一個真正的朋友向駐紮在大院門口的民兵出示證件的前景實在太磣人了。現在，在戈巴契夫的領導下，這種情況正在逐漸改變。朋友們如今指著吊燈說：“我希望麥克風是開著的，因為我有非常重要的話要說。戈巴契夫爛透了。”或者不爛。隨你怎麼說。恐懼正在慢慢消失。
作為十月區——沿著列寧大道向南延伸的雪茄形——的居民，我認為去拜訪這個地方的管理人是明智之舉。這在以前是任何記者做夢都想不到的。但是“公開化”，這一意識形態和語言的放縱狂歡，現正處於舞臺中心。每週都有新的禁忌被打破。戈巴契夫在委員會上發表的關於歷史的演講，與其說是在揭露歷史，不如說是在逃避歷史，這一點並不重要。有一天，我們會知道史達林是“粗暴”的，正如列寧在最後的遺囑中所說的那樣；然後，我們會知道他在烏克蘭集體化期間屠殺了數百萬人也全是真的。戈巴契夫將政治做秀也作為“公開化”的一種形式。在外國首都和蘇聯城市，他命令自己的豪華轎車停下，走到街上，與群眾打成一片。人們從未見過這樣的場面：一位現代的蘇聯領導人在行走時，身邊沒有貼身助手攙扶。
“誰是戈巴契夫的支持者？”有人開玩笑說。
“沒有人。他能自己站起來。”
共產黨那些大腹便便、頭髮花白的基層幹部，那些像封建王公一樣管理城市和鄉鎮的人，開始意識到：與他們所轄的農奴接觸一下，也許能延長他們的統治。就這樣，我受到了十月區黨委的熱烈歡迎。
“請來一趟，”黨委書記米哈伊爾·庫布林在電話裡用1988年流行的那種漫不經心的語氣說道。這是一種既緊張又飄忽的語氣，它想讓你明白，自從列寧時代以來，這些人除了與選民攀談外，什麼也沒做。然後，庫布林自信滿滿地說：“帶上你的筆記本。”
我來到十月區黨委，這是一座灰色的混凝土建築。在大廳裡，一位元雙腿纏著彈性繃帶的老婦人用髒水拖地板。她一遍又一遍地重複同一個地方。消毒水、劣質煙草和濕羊毛的味道撲鼻而來。這就是冬天俄羅斯室內的味道，是你前面排隊的女人的味道，是每部電梯裡的味道。在一個廢棄的書報架旁，幾十件大衣掛在長長的鉤子上，黑黝黝的，微微冒著熱氣，好像馬廄裡的馬。
突然，庫布林出現了，面帶微笑，握手致意，一個真正的“公開人”。
“歡迎，居民同志！”他說。
庫布林領我走上樓梯，來到他的辦公室。他是一位新時代的蘇聯領導人，打著歐式領帶，髮型不錯。他是莫斯科的中層幹部，對國家死心踏地，因此夏天可能得以去保加利亞海岸旅遊。市政府機構的負責人尤裡·拉廖諾夫也在那裡，他是一個有著戈巴契夫式的辭令和勃列日涅夫式的眉毛的大胖子。拉廖諾夫說起話來柔聲細語，但他握手的樣子卻讓人明白，一旦需要，他有能力碾碎一輛伏爾加轎車，至少也能擰斷一個小官吏的脖子。他的臉像鋼絲球一樣又灰又舊。
我們在一張碩大的金色拋光木桌旁坐下。一位略顯緊張的秘書麻利地為我們端上茶水和餅乾。她放下一個帶缺口的琥珀碗，裡面盛滿“紅十月”巧克力廠生產的包裝糖果。
“說吧，您想知道什麼？”拉廖諾夫說，微笑著把糖果包裝紙擰成一根緊緊的小矛。
“說實話，”我說，“我既是居民，也是記者。我很想知道，為什麼你們每年都要把區裡的熱水關一個月。至少整整一個月。暖氣也不怎麼樣。”
在當時，這種策略被稱為“探索公開化的極限”。
拉廖諾夫靠在椅子上，露出了饑餓的獵豹發現腳踝扭傷的羚羊時的微笑。“我很高興我們的一些外國朋友住在我們區，”他開始說道，“但是，先生，如果你寫了一篇糟糕的文章，我們不僅會停掉你的熱水，還會關掉你的電燈，堵塞你的下水管。”
我們都笑了，但顯然該換個話題。會談轉向如何管理一個擁有23萬人口的城區，包括44所學校、11所技術學院、科學院、古布金石油天然氣研究所和紅色無產階級機床廠。更不消說巧克力工廠了。就像我所認識的每一位元政治家一樣，十月區的幹部希望你能為他們表示難過，能在一瞬間感受到他們可怕的負擔。在接下來的一個多小時裡，兩個人，拉廖諾夫和庫布林，一直在抱怨他們共同的困境。有史以來第一次，人們給他們打電話，抱怨垃圾收運不及時、安部電話要等10年、住進公寓要等上15年。有一對離婚5年多的夫婦打電話來說，他們被迫一起住在一間只有一個房間的公寓裡，如果黨不能給他們另找一個住所，黨就會“雙手沾滿鮮血，洗也洗不清。你們這些豬囉。再見。”
兩個人，拉廖諾夫和庫布林，長籲短歎。我提到，報刊上有很多關於黨的機構的特權——汽車、公寓、度假別墅——的文章。
這顯然是犯了禁忌。
“我們唯一的特權，”拉廖諾夫咬牙切齒地說，“就是週末工作。以及有人給我們打電話，說我們是小官吏。這還不是他們說的最難聽的話！”
“不是最難聽的，”庫布林雙手抱頭，說。“根本不是最難聽的。”
在我們抵達的那個冬天，要熟悉莫斯科並不容易。一個寒冷的早晨，埃絲特和我決定去參觀克里姆林宮的教堂。我們乘地鐵前往列寧圖書館。當我們走出車站時，我看到一個沒有雙腿的人推著一輛手推車向前走。在莫斯科，殘疾人的生活真是太糟糕了：沒有殘疾人坡道，電梯隔三差五就發生故障。不過，你幾乎看不到任何拄著拐杖或坐輪椅的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從小就被國家整車拉走，安置在城外淒涼的“寄宿學校”裡。而現在，這個男人手腕深陷在泥漿中，來往的行人匆匆繞過他，或用膝蓋和塞滿土豆和甜菜的購物網袋碰撞他。他的臉棱角分明，留著淡淡的灰鬍鬚，看起來有點眼熟。我好像在一本關於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舊書裡見到過他的照片。
我非常想寫一些關於殘疾人的文章，於是上前自我介紹。但他打斷我，說：“幫我上階梯好嗎？15分鐘後有一場示威。”在埃絲特和我幫助他時，他說他就是書中的那個人：尤裡·基謝廖夫，“保護殘疾人權利倡議組織”的創始人。
當我們到達階梯頂端時，基謝廖夫指了指圖書館前方和一小群在周圍閒逛的人。“看，他們就在那裡。”他說。“示威者。還有其他人。你就瞧好吧。”
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我只看到一些學生和路人，還有幾輛公共汽車停在街上。
“什麼示威？”我問。
尤裡推到一個身材瘦小、留著黑鬍子的年輕人身邊，他正在分發一份油印報紙。
“這是薩沙·波德拉賓克。”尤裡說。波德拉賓克曾因抗議政府將精神病院用作監獄而兩度入獄。現在，他正在編輯一份名為《快報》的獨特報紙，這是一份油印的週報，上面登滿了短小精湛的快訊：契訶夫的計程車司機罷工、哈爾科夫的移民案件、葉里溫的群眾集會。在這個從未有過新聞自由的國家裡，波德拉賓克就像是創辦了一家地下美聯社。整整一個星期，他和他的工作人員都在聽取遠方記者的口述。週六上午，當員警還不是很猖獗的時候，波德拉賓克就在阿爾巴特大街和普希金廣場散發他的報紙。
“你看到臺階上的那些人了嗎？”波德拉賓克開口道。“他們是克裡米亞韃靼人。中午他們要展開一面橫幅。”這種感覺很奇怪，就好像我們闖進了環球電影公司或莫斯科電影製片廠的外景地，在等待拍攝大場面之前，工作人員正調試燈光。
波德拉賓克轉向街道。
“現在，看到那些黃色公共汽車了嗎？”他說。“裡面坐著壯漢的？他們都是克格勃和雇來的打手。中午前他們就會出來，試圖阻止整件事。”
我們都站在圖書館廣場上，東張西望。我看了看表。時針指向11點58分。
克格勃率先採取行動。一名身穿藍色大氅、腳蹬黑色氈靴的軍官從第一輛公共汽車上爬下來，另外三個人緊隨其後。
波德拉賓克此時被克格勃的人團團圍住，他壓低嗓音，繼續向我講述這場人行道上的遊擊戰：“看他們是如何繞到韃靼人後面的……注意攝影機……”
領頭的軍官試圖把頭湊近一些聽。另一名特工把衣領舉到嘴邊，開始嘀咕。
“你想讓我對著你的麥克風大點聲說話嗎？”波德拉賓克問。
這名特工沒有笑。他低頭一看，發現了推車上的基謝廖夫。
“你是反蘇的，是不是？”他說。我們都在等待尤裡的回答。
“反蘇的是你們，”他說。
然後，軍官指著在圖書館臺階上等待正午鐘聲的韃靼人。他們只是在史達林時代被污蔑在戰爭期間支持過希特勒而被強制流放的成千上萬人的一小部分。史達林想摧毀蘇聯任何形式的民族運動或民族情緒，以尋求創造一個“蘇聯人”。為了做到這一點，他不惜殺死他。戈巴契夫則在革命日告訴他的同志們，這一切都高奏凱歌。實現了多民族和諧。
“你為什麼要管他們？”軍官問我，這次他換了一幅推心置腹的語氣。“這是他們的問題，不是你的。”
中午時分，克格勃的便衣員警從公共汽車裡蜂湧而出，他們是一群戇頭戇腦的年輕人，袖子上系著橙色布條。一些人開始用傻瓜相機拍照，還有一個人用索尼攝像機拍攝整個過程。
現在，抗議者們也開始了他們的行動，展開一條橫幅，上面寫著：“讓我們重返家園”。警官告訴他們，他們違反了莫斯科共產黨最近頒佈的一項法令，禁止未經許可的示威遊行。
“他們拒絕給予我們許可。”一名韃靼人說道。
“那就別怪我們，”軍官說著，舉起雙手，向他的手下示意。克格勃的人把橫幅撕得粉碎。韃靼人沒有做太多反抗就被押上公共汽車。
與此同時，另一名軍官要求我們出示護照和證件，並將其全部記錄了下來。然後，拿著相機的員警給我們拍照。
整個示威活動持續了不到3分鐘。埃絲特和我試圖與波德拉比內克和基謝廖夫一起攔一輛計程車。我們等了很久也沒有車來。過了一會兒，一名克格勃軍官走到我們身後，親切地說：“你們最好去街的另一邊叫車。”然後他就走開了。
基謝廖夫笑著說：“克格勃想讓我們認為，他們只是在打好這份工。”
抗議者被逐出莫斯科。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回到了烏茲別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1944年，他們的家人被裝上火車車廂運到那裡。他們計畫在春天再舉行一系列示威活動。
在“公開化”初期，儘管示威遊行和地方政治風起雲湧，但迄今為止最大的變化並非發生在街頭，而是出現在《莫斯科新聞》和《星火》週刊、厚厚的《新世界》和《紅旗》雜誌的版面上，以及米哈伊爾·戈巴契夫那些試探性但令人震驚的講話中。閱讀是最重要的事。每天，報紙上都充斥著令人毛骨悚然和痛心疾首的內容；小說在等待了幾十年後，終於在月刊上連載；歷史和文學現在成了爆炸性新聞。如果認為文章的大量湧現、長期被禁的書籍和詩歌的出版只是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知識份子的一種現象，那就大錯特錯了。“事實上，當《日瓦戈醫生》和布羅茨基及其他作品問世時，知識份子已經通過地下出版物讀過這些書了。”小說家塔季揚娜·托爾斯泰婭告訴我。對托爾斯塔婭來說，公開化意味著她不必再把外國書籍藏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底層公寓裡。“公開化，”她說：“對知識份子來說是件美妙的事，但它首先是普羅大眾的一場革命。”1988年和1989年，真正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乘坐地鐵時看到普通人捧著天藍色的《新世界》閱讀帕斯捷爾納克的小說，或者拿著紅白相間的《紅旗》閱讀最新的歷史文章。有幾年時間，司爐工、司機、學生，每個人都如饑似渴地“鯨食”這些精神食糧。不管是乘坐自動扶梯，還是沿著街道散步，他們無時無刻不在閱讀，仿佛害怕這一切會再次消失在審查員的黑匣子裡。一個長期被剝奪了自己語言中最美好的東西的人們，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消費經典作品：上一周剛讀安娜·阿赫瑪托娃的《安魂曲》，下一周就讀安德列·普拉東諾夫的《切文古爾鎮》。很多人會讀同一期的《新世界》雜誌，以至於他們不得不製作一個臨時書皮把它包起來，以防磨損。他們還經常使用《真理報》作包裝紙，這讓它終於有了用武之地。一些外國人也在早期的萬神殿中佔有一席之地，尤其是英國歷史學家羅伯特·康奎斯特，因為他對大清洗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喬治·奧威爾，因為他對極權國家令人難以置信的描述。“人們第一次讀到《一九八四》，他們發現，在伊頓公學和緬甸殖民地街頭接受教育的奧威爾，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瞭解我們社會的靈魂，或者說沒有靈魂。”哲學家格裡戈裡·波莫蘭茨告訴我。
在日報上，充斥著關於妓女、吸毒者、克格勃線人、嬉皮士、摩托車幫、裸體主義者、大屠殺兇手、搖滾明星、信仰治療師和選美皇后的文章，所有這些都是全新的。沒有人讀過類似的文章。《星火》週刊發表了阿爾喬姆·博羅維克關於阿富汗戰爭的令人震驚的報導，他是一名20多歲的記者，利用自己的關係進入前線。他的父親根裡克與克格勃和戈巴契夫本人的關係都非同一般。當他的父親在紐約當“記者”時，阿爾喬姆正在道爾頓學校深造。阿爾喬姆的英語好得呱呱叫。他說，他對駐阿富汗部隊的報導是以邁克爾·赫爾關於越南的書《出兵》和海明威的前線新聞報導為藍本的。最終，他獲得了《生活》雜誌的自由撰稿人和《60分鐘》的播音員工作。
對讀者來說，最難啃的是政治文章。直到最後，共產黨及其新聞機構的文章都被“新語”——歷經數十載形成的，大量除了欲蓋彌彰、掩人耳目、文過飾非之外別無用處的語言——所壟斷。戈巴契夫在關於歷史的重要講話中展現出一種不可思議的能力，他可以用冠冕堂皇的套話滔滔不絕地講上幾小時：“……令人難忘的十月……人類進步的新紀元和人類歷史真正起點……人類群星閃耀的時刻和黎明……十月作出了社會主義的正確選擇性……更高級的社會組織形式……”這是奧威爾小說的新話附錄中的語言，一大堆假大空的陳詞濫調幾乎沒有表達任何人類情感。戈巴契夫仍然活在共產黨封印的文化中，在這個世界裡，領袖只需與黨員，尤其是黨員代表溝通。直接、坦誠地向人民講述蘇聯惡化的真實狀況，將冒著被權貴階層仇恨和報復的風險。人民幾乎不再聽信那些陳詞濫調了。畢竟，誰還會相信一個嶄新的“人類進步的新紀元”始於1917年10月？當然不是俄羅斯南部的農民，他們面朝黃土背朝天地鋤草，拖拉機卻在泥地裡生銹。誰會相信這是一種“更高級的社會組織形式”？當然不是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醫院的工作人員和病人，那裡的主治醫師說，要想得到針頭，唯一的辦法是“刮掉舊針頭上的鐵銹”，然後重新利用。不，這是一種古老的儀式，領導層說的是僵化腐朽的語言——一種空洞無物、謊話連篇的拉丁語，而人民說的是粗俗的語言。黨的語言對俄語產生了災難性影響，以至於當人們聽到薩哈羅夫的演講時，他們首先會評論一件事——甚至排在無可辯駁的才華之前——就是他純正的俄語。奧威爾一定會喜歡這一點。
在歷史演說中，戈巴契夫也會自欺欺人。“同志們，”他說，“我們可以公正地說，我國的民族問題已經解決了。”僅這一句話就反映了該黨最自我欺騙的幻想，即它真的創造出一個蘇聯人，一個幾十種民族主義大融和的多民族國家。一年之內，葉里溫、維爾紐斯、塔林等地發生的事件將證明事實並非如此。至少在公開場合，戈巴契夫好象並不知道事件將走向何方，甚至不知道歷史的總趨勢是什麼。“1917年1月，我們告別了舊世界，頭也不回地拋棄它。我們正在走向一個新世界，共產主義的世界。我們永遠不會偏離這條道路。[長時間暴風驟雨般的掌聲]”
現在回想起來，這次演講似乎是帝國衰落和滅亡在思想史和政治史上一個轉折性時刻。但當時，戈巴契夫仿佛有意用一部更自由的官方歷史來取代已千瘡百孔、站不住腳的官方歷史，這種歷史將為他所宣揚的目標——改良社會主義——提供重新修訂後的口號和圖騰。回顧列寧逝世後的這段時期，戈巴契夫看到了機會的喪失和夢想的背叛。他反對史達林主義，擁護社會主義“替代方案”，這是他最初願景的基礎，也是在赫魯雪夫解凍時期成為理想主義者的整整一代党的官員和知識份子長久以來的夢想。
這些“六十年代的人”是半勇敢無畏、半玩世不恭的野心家，他們的生活就是等待偉大的改革者出現，將“布拉格之春”帶到莫斯科。雖然他們很少像持不同政見者那樣冒險犯難，但他們中的佼佼者拒絕生活在謊言之中，並找到了一些微妙的方式來宣佈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獨立於政權。有些人因拒絕入黨而自毀前程。其他人則加入了外省或東歐的研究機構或出版物，在那裡他們可以更自由地表達思想。他們在自己的內心深處保留了某種生命力。戈巴契夫掌權後，他把解凍的這一代人推上了權力的寶座。他們編輯重要的報紙和雜誌，領導有影響力的學術機構，甚至向領導層提出政策建議。
在演講結束後大約一年的時間裡，戈巴契夫是國家的首席歷史學家，他希望管控思想潮流的動向，將其限制在特定範圍之內。歷史檔案研究所所長尤裡·阿法納西耶夫很快就發現，雖然有關史達林時代的檔案即將公開，但批評列寧和其他第一代領導人的檔卻沒有。1988年初上映的一部廣受歡迎的紀錄片《更多光明》將史達林塑造成一個惡魔，但對列寧和紅色恐怖卻輕描淡寫。後來，戈巴契夫的黨內意識形態專家、一個名叫瓦季姆·梅德韋傑夫的人物告訴記者，政治局不可能允許出版索爾仁尼琴的作品，尤其是考慮到《古拉格群島》和《列寧在蘇黎世》那種反列寧主義的異端邪說。
就其方式而言，戈巴契夫對蘇聯歷史的圖解與舊的蘇共版本一樣，都是受意識形態所驅使，儘管沒有那麼惡毒。為了使自己的自由化社會主義計畫合法化，戈巴契夫和他那一代黨內知識份子甚至創造了一系列新的偶像。他們推崇20世紀20年代初不那麼嚴厲的新經濟政策的“晚年列寧”、反史達林主義的解凍發起人赫魯雪夫、“死得太早”的党總書記和技術官僚改革家尤裡·安德羅波夫，以及也許是最重要的尼古拉·布哈林，這位相對靈活的布爾什維克思想家，在大清洗中被史達林處決。
作為黨的總書記，戈巴契夫別無選擇，只能尋找自己的列寧。但是，如果戈巴契夫想成為一個人道主義的共產黨員，一個蘇聯的杜布切克，他就不能指望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或他在布爾什維克政變後那些血腥的信件和電報（“我們必須殺死更多的教授！”）中的憤怒。為了彰顯列寧主義經典中稍微寬容一點的精神，戈巴契夫的圈子重點宣傳《論合作制》和《越少越好》等幾篇後期文章，在這些文章中，列寧似乎願意接受一種集權程度較低、強制性較弱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戈巴契夫心中的列寧在米哈伊爾·沙特洛夫的歷史劇《良心獨裁者》和《《前進，前進，前進……》中得到了完美的體現。在這些戲劇中，列寧是一個充滿智慧和包容的革命者，富有人情味，願意改變；列寧既是“凡人”，又是“超人”。
赫魯雪夫代表著被政治愚蠢出賣的良好願望。他是一個魯莽的農民，敢於與史達林崇拜作鬥爭，但在20世紀60年代卻迷失了方向，做出了一系列反復無常的決定，令政治局中的保守派大為不滿，最終將其推翻。直到八月政變的那一刻，戈巴契夫仍小心翼翼地防止重蹈赫魯雪夫的覆轍，像口頭禪一樣，對他的助手反復強調“政治錯誤是最昂貴的錯誤”。他會試圖平衡各方勢力，保持中立，求得生存。他將比赫魯雪夫更加明智，完成由後者開創的，模糊的、即興的改革。
安德羅波夫在成為總書記之前是克格勃首腦，他對戈巴契夫很重要，原因有二。首先，安德羅波夫認為，實現“高效、奮進”的社會主義的第一步是消除工作場所和官僚機構中的欺上瞞下、遊手好閒和陽奉陰為等惡習。作為一名克格勃人員，他深知問題的嚴重性，並準備為此做些什麼。儘管安德羅波夫在位時間不長，他解雇懶惰者，逮捕了一些腐敗分子，這讓勃列日涅夫的鐵杆支持者很不高興。第二，安德羅波夫不遺餘力地提拔戈巴契夫。安德羅波夫為戈巴契夫從省委書記晉升為中央委員會委員鋪平了道路，他從未停止過為戈巴契夫奔走呼號。當安德羅波夫因腎病躺在克里姆林宮專門為黨政高層設立的醫院，生命垂危之時，他甚至口述了一份遺囑，向中央委員會宣讀，要求他的門徒在他不在時行使權力。但是，正如安德羅波夫的助手阿爾卡季·沃爾斯基告訴我的那樣，共主黨大老們確保了這份遺書從未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公佈，而另一位黨內木乃伊康斯坦丁·契爾年科反而贏得了這一職位。“科斯嘉比米沙更容易控制，”一位政治局委員在離開會議廳時說。
對戈巴契夫而言，最有意義的新偶像是尼古拉·布哈林。當戈巴契夫一邊度假，一邊撰寫歷史演講稿時，他的一位助手送給他一本由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家斯蒂芬·科恩撰寫的布哈林傳記。(當時蘇聯還沒有布哈林的傳記，他的名字只是作為一個罪犯、一個反動派被官方提及）。科恩在書中認為，布哈林代表了一條沒有走過的道路-——史達林社會主義之外另一條更為自由的替代道路。這樣一個人物對戈巴契夫和他那個時代黨內和知識份子中的許多其他改革者來說是極具吸引力的，甚至是一種激勵。布哈林的替代方案表明，一切並沒有失去，從馬克思到列寧的路線並不必然導致經濟失敗和史達林的種族滅絕。布哈林強烈反對史達林的“成吉思汗”計畫，支持一種遠非那麼殘酷的集體化、一種更加混合的經濟和一種有限的多元化。他並非民主主義者，但也不是屠夫。他的崛起（儘管不太可能）不一定會帶來一個文明國家，但卻可能挽救無數人的生命。雖然布哈林曾說過要“像在工廠裡一樣”批量生產“標準化”的社會主義知識份子，但他也是一位願意保護詩人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免受秘密員警迫害的党的領導人，這一點也為後人所銘記。
在革命紀念日演說中，戈巴契夫對布哈林發出了一系列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信號：“在計算和理論態度上，布哈林及其支持者實際上低估了在30年代建設社會主義中的緊迫性……”這意味著，史達林在烏拉爾、哈薩克北部和其他地區加速推進農場集體化和建設巨大的工業工廠是正確的。
但是，戈巴契夫在演講的後半程又說：“在這方面，值得回顧一下列寧對布哈林的評價：布哈林不僅是党的最寶貴的和最大的理論家，他也理所當然被認為是全黨最喜歡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論觀點能不能說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很值得懷疑，因為其中有某種煩瑣哲學的東西。他從來沒有學過辯證法，因而——我想——他從來沒有完全理解辯證法。”
就是這樣：突破性的讚美，適當地引用列寧主義的語言加以修飾，然後是可笑的修正。好像國會大廈裡有十幾個人懂得或在乎“辯證法”是什麼意思似的。
在莫斯科南部一間狹窄的公寓裡，一位70多歲的老嫗通過電視觀看了這場歷史演說。她仔細聆聽戈巴契夫的每一句話，當聽到“布哈林”這個詞時，她向電視機靠近了一些。安娜·拉林娜是1938年布哈林在莫斯科公開審判中被判處死刑時，他年輕的妻子，為了這一刻已經等待了半個世紀。她希望正義得到伸張。戈巴契夫講完後，拉琳娜精疲力竭地靠在椅背上，她感到很失望。布哈林會平反嗎？沒有任何明確的信號。
“我感覺我又跌回地獄裡，”她說。
那年我第一次見到她，對於一個生命跨越了幾乎整個蘇聯歷史的女人來說，她顯得非常年輕。安娜·拉麗娜臉上佈滿深深的皺紋，頭髮灰白，但身手矯健，眼睛閃爍著寶石般的光澤。在20世紀30年代的照片中，她的容貌令人驚豔。她一邊倒茶，端上一盤餅乾，一邊翻看老照片。
“我是在職業革命者中長大的，”她說，給我看一張她父親尤裡·拉林的照片，他是所有老布爾什維克的親密戰友。“當時生活非常緊張，他們都相信自己崇高的理想。我甚至可以說他們是狂熱分子。這就是他們死亡的原因。”在她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拉琳娜的父親病倒了，虛弱得連電話聽筒都拿不起來，於是這位元老革命在大都會酒店的房間裡接待了列寧、布哈林、史達林和其他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小安娜見過他們所有人。
“當然，我小時候就見過列寧，”她說。“有一次，布哈林和列寧都在我父親的房間裡。尼古拉·伊萬諾維奇離開房間後，列寧說布哈林是革命的金童。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就說：‘不，不，他不是金子做的，他是個活生生的人！’”
讓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拉琳娜的記憶中，那是一段親密無間、情真意切的歲月，就像人們回憶童年的感恩節一樣。拉林娜10歲時，她看到布哈林和其他人在列寧的葬禮上哭泣。她記得自己站在圓柱大廳裡，靠近棺材和列寧的姐妹們，對面是全體的革命締造者。外面寒冷徹骨。街上火光熊熊，到處都是送葬的隊伍，大批群眾前來瞻仰列寧。
拉琳娜與家人住在大都會酒店的205號房間。布哈林就住在樓上。在她16歲、布哈林42歲的時候，她深深地愛上了他。有一天，她給布哈林寫了一封情書，終於表白了自己的感情。當她爬上樓梯，準備把信從布哈林的門縫裡塞進去時，她看到史達林的靴子就在她前面。他顯然正朝著布哈林的房間走去。她把信交給史達林，請他代為轉交；至少在那一刻，20世紀最嗜血的劊子手之一，為一個熱戀中的年輕女孩扮演了郵遞員的角色。
3年來，布哈林一直與安娜約會，但他擔心安娜太年輕，嫁給他會毀了她的一生。安娜得到了父親的祝福：“和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在一起10年，會比跟其他人在一起一輩子更有意思。”
但安娜從未擁有10年的幸福時光。她嫁給了布哈林，他們住在克里姆林宮的一套公寓裡，這是史達林在妻子自殺後遺棄的。布哈林很快就向他的新娘承認，過去幾年裡，他一直認為史達林是一個怪物，一心想要摧毀列寧的黨，通過純粹的恐怖和獨裁力量進行統治。儘管安娜是在史達林身邊長大的，但她現在努力與他保持距離。她記得，傳言有一天布哈林和史達林的妻子一起散步，史達林躲在灌木叢裡，看著他們倆。突然，他沖將出來，尖叫道：“我要殺了你們！”
多年來，史達林一直暗中排擠布哈林，就像他對黨內其他高層一樣。許多主要的布爾什維克都曾反對史達林，但從來沒有同時反對過。在20世紀20年代末的一次共產黨會議上，史達林說：“你們想要布哈林的血？好吧，你們不會得呈的。”然後，在1935年的一次宴會上，史達林再次向布哈林保證他的友誼。他舉起酒杯說：“讓我們為尼古拉·伊萬諾維奇乾杯。”
“這很奇怪，”拉林娜說。“直到1936年，布哈林的地位看起來還比較穩固。他被任命為《消息報》的總編，他是憲法委員會的成員，甚至看起來國家似乎正在邁向民主化進程。但史達林的棋下得非常巧妙。布哈林認為史達林可能會在政治上殺死他——這沒什麼，尼古拉·伊萬諾維奇認為自己是個人才，能夠活下來。至少他是這麼想的。他認為自己可以當一名生物學家。這難不倒他。”也許唯一預見到布哈林會垮臺的人是1918年在柏林的一位算命先生，他告訴布哈林：“有一天你會在自己的國家被絞死。”
到1936年底，局勢已越發明朗，史達林即將對他的敵人發動大規模清洗，這場運動將消滅數百萬政治對手（真實的和想像的）、軍事領導人和普通民眾。布哈林對自己生存的幻想破滅了。在一次黨內會議上，布哈林明顯感覺到自己即將被捕，會後，他坐在書桌前寫了一封長達8段的信，拿給妻子看。
“他小聲地讀給我聽。我們知道房間裡裝有竊聽器，”拉林娜說。“我必須向他重複這些話，熟記於心，因為他擔心如果在搜查時發現這封信，我會受到牽連。他無法想像他們會同樣迫害我。”
布哈林聲淚俱下，跪在地上，懇求拉林娜不要忘記他的自白。今天讀來，讓人不寒而慄，覺得這封信是直接寫給戈巴契夫的：
“我就要離開人世了。我不是在無產階級斧鉞面前低下了我的頭，無產階級斧鉞應該是無情的，但也應該是純潔的。我在萬惡的機器面前無能為力，這台機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紀的方法，它擁有無比強大的力量……在這些可能是我生命中的最後幾天裡，我堅信，經過歷史的篩檢程式，早晚不可避免地將會把我頭上的污穢沖掉……我請求新的、年輕的和誠實的一代党的領導人，在党的全會上宣讀我的這封信，宣佈我無罪和恢復我的黨籍。同志們，你們要知道，在你們向共產主義勝利進軍時所高舉的旗幟上，也灑有我的一滴鮮血。”
拉林娜聽後非常害怕，但她牢牢記住了這封信，從未忘記。
對布哈林的審判是一出事先張揚的荒誕劇。早在13個月前，中央委員就已經宣判他的死刑，只下達了一個簡單的指令：“逮捕，審判，槍斃。”史達林在大清洗審判中的首席檢察官安德列·維辛斯基將布哈林比作猶大和阿爾·卡彭，是“狐狸和豬的雜交”，並指控他領導反對史達林的集團，充當外國間諜，組織謀殺列寧的陰謀。“時光流逝，叛徒們的墳墓將被雜草和野蓬覆蓋，”維辛斯基在法庭上說。“而在我們的頭頂上，在我們幸福的祖國的上空，溫暖的太陽依然照耀著世界。蘇聯人民將繼續在我們親愛的領袖和導師——偉大的史達林同志的領導下，沿著清除了舊時代最後的渣滓和污垢的道路上前進。”
拉琳娜未能出席審判。她被當作“人民公敵的妻子”逮捕，並被送往阿斯特拉罕，從此開始了長達20年的監獄和流亡生涯。布哈林13個月大的兒子尤裡由親戚照顧。那是安娜最後一次見到還是孩子的尤裡。至於布哈林，安娜從他被捕那天起就知道他已經死了。
在法庭上，布哈林與維辛斯基玩起了一場令人震驚的語言和道德遊戲，他承認黨對他所有的一般性指控，但否認每一項具體的違法行為。布哈林使用黨慣用的間接和暗示的語言，立即認罪，並對史達林政權進行了自己的反審。當時在英國大使館工作的菲茨羅伊·麥克萊恩參加了審判，事後他認為布哈林的供詞總體上是對黨的“最後奉獻”。同樣的假設也成為亞瑟·庫斯勒的小說《正午的黑暗》的基礎。不過，科恩指出，布哈林承認所有罪名是為了保全妻兒，但在證詞中向所有人明確表示，他根本無罪。
當拉林娜被囚在阿斯特拉罕的監獄裡時，麥克萊恩正在圓柱大廳觀看這場戲劇：“3月12日晚，布哈林最後一次站起來發言。他再一次憑藉人格和智慧的力量吸引了人們的目光。一排排躊躇滿志、自以為是、充滿敵意的新生代共產黨人仰視著他，這些人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革命者，而是既有秩序的崇拜者，對危險的思想深表懷疑……站在那裡的是一個形容枯槁但傲然挺立的人，一個消失了的種族——曾經創造了革命、為理想奮鬥終生的人們——的最後倖存者，而現在，他們非但沒有背叛理想，反而寧願讓自己被自己的創造粉碎。”
1938年3月13日淩晨4時30分，經過六個小時的“審議”，布哈林被判處死刑。根據死亡證明，行刑日期為1938年3月15日。文件上沒有說明死亡地點或原因。
50年後，在拉琳娜的寓所裡，當她談起那段地獄般的日子時，熱淚盈框。她不知道丈夫是怎麼死的，也不知道他葬在哪裡，但可以肯定的是，就像許多莫斯科大清洗中的受害者一樣，他在盧比揚卡監獄被槍決，然後在頓斯科伊修道院火化。
安娜在獄中給史達林寫了一封信：“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隔著監獄厚厚的牆壁，我直視著你的眼睛。我不相信這種荒謬的審判。你為什麼要殺害尼古拉·伊萬諾維奇？我不明白。”這封信可能永遠也到不了史達林手裡。拉林娜的看守告訴她，如果她揭發布哈林，她就會被釋放。她拒絕了。她在監獄裡度過了8年，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赫魯雪夫上臺很久後，才結束流放。多年來，她一直住在西伯利亞養豬場附近。
當當局最終同意讓她的兒子尤裡去探望流亡中的她時，他已經20歲了，而且從未被告知自己的父親是誰。安娜和尤裡約好在西伯利亞蒂蘇爾村附近的火車站見面。那天早上，在月臺上，拉琳娜環顧四周，尋找一張她能認出的面孔，尋找她自己的面孔，尋找布哈林的面孔。但尤裡首先認出她來。就在他們擁抱幾秒鐘後，尤裡想知道他的父親是誰。
“我一天又一天地推遲回答，”安娜微笑著告訴我。“然後他說，‘我試著猜猜，你就說是或不是。’”
尤裡的祖父母已經告訴他，他是一位革命領袖的兒子。但是是誰呢？托洛茨基？拉狄克？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當他最終猜到布哈林時，拉林娜斬釘截鐵地說：“就是他。”
“我警告尤裡，絕不能走漏半點風聲，”安娜說。“必要時，他會告訴他的朋友們，他的父親曾是一名教授。”
在監獄裡，安娜從來不敢寫下丈夫的遺囑。相反，她半夜醒來躺在牢房裡，“像祈禱一樣”背誦。但當她——因肺結核而體弱多病——回到家時，赫魯雪夫已經發表了譴責史達林主義“個人崇拜”的演講。終於，她寫下了遺囑。“最後，”她說，“我必須擺脫這個負擔。”
拉琳娜與母親和尤裡住在莫斯科，母親曾被關進監獄，現在病入膏肓，尤裡則患有危及生命的腫瘤。他們都靠安娜微薄的退休金生活。安娜說：“儘管我在集中營裡受盡了折磨，但我始終認為我們會渡過難關，這可怕的事情只是表面現象，真正的東西，社會主義，最終會取得勝利。我總覺得布林什維主義已經被一個人褻瀆了，那就是史達林。”
赫魯雪夫當政時，拉林娜一直想方設法為丈夫平反。多年後，被迫退休的赫魯雪夫在口述回憶錄時說，他後悔拒絕了這份申請。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布哈林成為歐洲（尤其是義大利）相對自由的共產黨的一面旗幟。但在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和他的新史達林主義思想家們卻不以為然。安娜·拉林娜不得不繼續等待。
1988年2月5日，外交部宣佈，1938年大清洗審判“違法收集證據”，“惡意歪曲事實”。布哈林和其他19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獲得平反。黨為自己感到無比自豪。外交部發言人根納季·格拉西莫夫在新聞中心宣佈這一消息時說：“我認為，我們正在見證一項偉大而崇高的行為。”
這是全世界的頭條新聞，實至名歸。布哈林的平反與其說是一種仁慈或正義之舉，不如說是為戈巴契夫改革原則奠定理論依據。相對的，托洛茨基呼籲“世界革命”，但卻沒有提供任何類似的東西，因此直到政權垮臺的那一天，托洛茨基從來沒有被正式恢復名譽。
曾幾何時，在蘇聯官方史書中，布哈林的名字被冠以“尼古拉二世”或“希特勒”的醜惡頭銜，如今卻捧上了天。布哈林的論文和科恩的傳記正式出版。安娜·拉林娜通過一系列的媒體採訪和“布哈林之夜”活動頻頻曝光，家喻戶曉。一天下午，我在高爾基大街的革命博物館看到拉琳娜和科恩一起參觀最新的展覽：《尼古拉·布哈林的世界》。展廳裡擺滿了布哈林的檔、紀念品，甚至還有他的水彩畫。
“我相信，”拉琳娜說。“我真的相信。我寫了一封又一封信。我一直在堅持。但我從不確定這會在我有生之年發生。尼古拉·伊萬諾維奇非常痛苦，因為他認為他毀了我的生活。這對他來說太可怕了。他是如此深愛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