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的旧制度
注：已发表于新京报读书周刊
对感兴趣的读者，我想在此提醒各位，这并不只是一本有关俄罗斯历史的书籍。本书名为《旧制度下的俄国》，其重点在“旧制度”三字，俄国只是旧制度的表现型之一。所以本书虽然字字写的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俄国，但我们都很熟悉的旧制度气息喷涌而出。
这本书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俄罗斯的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影响，第二部分则描述俄罗斯旧制度的来源及其表现形式，第三部分则展示在旧制度下俄罗斯各社会团体的偏好与考量。在下面，我将先按此顺序复述作者的主要说法（我认为这是有价值的），最后再对其内容进行评价。
一
作者认为，俄罗斯的地理环境原不足以支撑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俄罗斯本部地区地处极北，农耕季节极短，外加土壤的贫瘠与降雨的不均，使得俄国处于长期的农业低产之中（这也同时造就了稀疏的人口）。加上俄国又跟主要的国际贸易路线不搭界，使得该地方本没有足够的经济剩余来建立国家。俄国的出现因此完全是外来政治影响的结果。
这种外来政治影响首先来自于北欧的诺曼海盗，他们沿着通向拜占庭的河流贸易线路建立了一个征服国家——基辅罗斯。这个基辅国家与其说是一个国家，倒不如说是一个殖民公司。作者指出，“诺曼精英始终保持着半殖民的特性：其主要利益不是来源于土地的开垦，而是来源于贡物的收缴。其在当地的根基非常的浅薄……其特征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一条异常鲜明的鸿沟。”（第48页）。
在基辅罗斯的土地上，无政府的气息特别的重。王朝没有稳定的继承体制，地方居民、贵族（波雅尔）和各王公之间的关系相当松散。作者特别指出，过去我们看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总会认为这是一种弱国家体制。但如果相较于基辅罗斯，封建制度至少在上上下下之间确立了某种契约关系，至少会让大家产生某种公共权威、公共利益的理念，但在基辅罗斯，这一切都付之阙如。这里的一切政治关系都处在混沌态，还没有脱离那种唯力是从、征服-依附的简单状态。统治者视天下如私产，被统治者也同样如此认为。
蒙古入侵提供了第二种外来政治影响。莫斯科公国在蒙古人的扶持之下，得以吞并基辅罗斯的其他分支。做为有效的掠夺者，蒙古征服者给莫斯科人输入了成套的专制技术。“正是在萨莱，他们得以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到绝对君主制的运行，观察到一种不容人们协商而必须无条件服从的权威”（第107页）。正是蒙古人给了莫斯科人以典范，展示了一个只有权力而无义务的政权行事是什么样子的。“有迹象表明，早期的沙皇将自己视为蒙古可汗的继承人”（第108页）。
简而言之，作者认为，俄罗斯国家其实是作为外来征服国家而出现的，统治者持有征服者心态，视其臣民为虏，视国家为一整块被殖民地。作者说道，“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帝国的打造，这两个在西方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明显分离的过程，在俄罗斯是同时进行、连续发生的，实际上是无法区分的。”（第114页）。这其实说的是俄罗斯统治者并不把俄罗斯人看成是“自己人”，俄罗斯社会在整体上匍匐在沙皇脚下，同其他被兼并地并无两样的事实。当伊凡三世击败诺夫哥罗德这一古老的基辅城邦之后，该地的居民开出了投降条件，请求伊凡三世不要终结本地的自由传统。伊凡三世不耐烦的回答道：“我们希望诺夫哥罗德的国家与我们在莫斯科畔的低地建立的国家一样。现在你们是在教我应该如何统治你们吗？那我将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第116页）
正因如此，16-17世纪的俄罗斯沙皇们在相当程度上瞧不起其西欧的同侪，伊凡四世轻蔑的对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说道，“我本以为你是自己国家的主宰”（第110页）。在沙皇们看来，只有能掌握不受限制的权力者，才配称孤道寡，英国女王显然是不配的。
二
在这个视天下如私产的俄国世袭政权里，沙皇动用了各种手段来粉碎各地方和社会群体的组织度，使之原子化。窃以为，沙皇的所作所为，几乎和周秦之变中的秦王改制一样，同《商君书》和《韩非子》中的语句可以一一对应。
进攻古老权利，代之以束缚，是沙皇政权的常态操作。沙皇以依附于自己的服役贵族（官僚）取代古老的波雅尔，并在实质上取消了土地私有制（所有的贵族都只是土地的代管者）。新的侍臣阶层，相比于欧洲的同侪贵族，独立性要差很多。在皇权面前，他们几乎总是没有抵抗之力。莫斯科公国原来还有一些遗留贵族政治机构——杜马和缙绅会议，但逐渐都被弱化，成为官员们的聚会而已，并最终消失。民众也被编户齐民，负责承担国家的赋税。而“政府总是通过新的税目进行搜刮，以防止民众手中积累盈余财富”（第143页）。而居民不仅在财产上，也在人身上受到国家的支配。俄国的农奴制度并非古老历史的遗留，而是十六、十七世纪沙皇们的发明，大部分农村人口在这个时期中被政策变成了农奴，丧失了自由迁徙的权利，被局限在一片土地上，无法自由更换社会身份（俄罗斯国家实际上引入了户籍制度，将个人居民权利与户籍对应）。同样，为了方便征税与管理，农民也被迫“单位化”。沙皇利用并扩大了已有的村社制度，强令农民隶属于某一村社，土地归村社集体所有，不得擅离。
对民众个人生活无所不入的管制，也从这个时候开始。政府鼓励民众检举揭发任何“不法”行为，并使之上升到义务层面，这在相当程度上败坏着俄罗斯社会的道德人心——“公平”从此被看成是俄罗斯人最热衷的价值，但这一价值在实际上反应为“没有人应该过得比我好”。国境线被严密封锁，国际交流被严格管制，国际资讯饱受怀疑，“在1703年1月以前，所有的国内和国外新闻在俄国均被视为国家机密”， “俄罗斯人与外国人的任何谈话都会招致前者受到严重怀疑……一个外国人难以在街道上驻足而观却不被当作间谍”（第160页）。
与沙皇制相伴而生的，是俄国在地球表面的迅速扩张。从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莫斯科以每年获取3.5万平方公里土地（相当于荷兰的领土面积）的速度，向外扩张了整整一个半世纪。作者认为，这是因为沙皇们“将主权与获取领土画上了等号。……沿着地球表面的领土广度扩张与对臣民在政治权力意义上的深度扩张……结合了起来”（第170页）。
请注意，这一切在彼得一世改革之前都已经就位。当彼得一世继承沙皇之位的时候，他已经继承了一个成熟的“秦制”国家。问题在于，这一个“秦制”国家在当时已经无法靠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在欧洲复刻秦灭六国的故事了。当时的欧洲，已经在陆陆续续走出旧制度。较先进的社会、经济与教育使得西欧国家在无需全面动员的情况下也能保持对俄国的军事优势。波兰和瑞典能够轻易的在战场上一次又一次的击败俄国对手。
彼得一世的反应是一次“洋务运动”，引进西方技术与特定体制。正如之后一切洋务运动一样，皇权拥有和控制一切的体制与创新与繁荣不相容，沙皇们发现，仅仅引入技术是不够的，必须向社会做出让步，这也是彼得一世后的沙皇不得不做的事情。但是，彼得一世也向同僚们吐露：“我们在几十年的时间内需要欧洲，然后我们就应该背弃它”(第162页)。彼得一世及以后的沙皇都会发现，需要/背弃之间会产生一种张力，使得沙皇政权僵在原地。它虽然还能胁迫/控制每一个人，但皇权的基础却缓慢消解之中。
彼得一世建立了一支新军，一支新官僚队伍。为了填充军官与技术官僚，彼得一世不得不引进西方教育，而引进西方教育的同时，也就同时创造了一个受过教育的精英队伍，引进了西方的思想——为了国家富强，其臣民不应该被当成仆属任意对待，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被当成是合作伙伴，同时灌输以某种共同利益、公共社会等思想。但“一边呼唤俄国人民的公共情感，一边又否认他们在面对强大的国家时有任何法律或政治上的保障，这显然是矛盾的”（第184页）。
彼得一世向西方影响屈服的另一个作为是为自己的子嗣求取德意志血缘的妻子（在此之前，沙皇们会从本国的王公大臣家族挑选配偶），自此开启了罗曼诺夫家族与德意志贵族联姻的历史。远嫁过来的公主自然也带来了家乡的影响。叶卡捷琳娜二世号称自己是一位启蒙主义沙皇，并非全然的虚妄。作者认为，从18世纪60年代起（彼得三世与叶卡特琳娜二世之时），俄罗斯就逐渐走出了那种原始征服秩序，引入了一种二元政治——在内政上，沙皇开始受到贵族和官僚的制约，某种理性行政秩序出现了。
三
但是，如果说皇上不再能为所欲为，也并不意味着皇权受到了社会的挑战。即使走进了新时代，俄罗斯的各主要社群同旧制度的耦合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仍然听命于沙皇。
俄罗斯有四个大的社会群体——农民、贵族、资产阶级和教会。下面我们将分别叙述他们的境遇与选择。
在1861年前，俄国共有6000万人口，其中五分之四是农民。农民又分成两个群体——国有农民和农奴。农奴占人口总数的33.7%，约2250万人。作者指出，如果就物质生活而言，俄罗斯农奴的待遇没有我们以前想象的那么糟糕。他们所遭遇到的地主的虐待程度，从总体上也不大。但是，“农奴制最恶劣的特征，不在于对权力的滥用，而在于权力本身所固有的恣意性，即农奴永久服从于他人肆无忌惮的意志”（第219页）。
作者指出，在旧制度的压榨下，俄罗斯农民的突出特质就是不能抽象的思考。农民对超出自身经验外的一切事务都敬而远之。对无论什么制度，农民都投以怀疑的眼光。这固然使得农民不至于被什么宏大愿景所迷惑，但这也使得他们缺乏公共关切。一方面，农民的理想就是“为所欲为”——不受约束、不负责任的自由，另一方面，个人要从属于集体，村社高于个人。外国人常常惊叹于俄国农民待人和善的特性，但深究俄国农民文化，“会惊奇的发现，里面既找不到智慧也找不到善心，他们的谚语和俗语反映了粗鲁的玩世不恭和社会意识的完全缺失”（第227页）。农民从心里接受了弱肉强食的社会秩序。因此，俄罗斯农民熟悉和能接受的政治就是威权政治。但是，这并不是说，俄国农民就是沙皇制的坚强堡垒。在其他欧洲国家，君主可能在切实的层面保障农民的利益，使得农民成为保守之锚。但是在俄国，农民对沙皇的拥戴几乎是纯粹消极顺从、自我欺骗的结果。所以，作者指出，俄国农民充其量是肤浅的君主主义者。
在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下令解放农奴之后，沙俄政府仍然保留了农民对村社的依附地位。农民所期待的个人流动自由和私有土地，仍然没有实现。加上土地的赎金过高、俄罗斯的人口暴增，使得农民的经济境遇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糟糕了。1900年的俄国农民比1800年的农民收入还低。这就为俄罗斯社会在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的动荡埋下了根本的祸根。
同西欧的同侪比起来，俄国的贵族卑微的可怜。他们更接近中国的士绅阶层（依靠为政府提供服务换取收入），而不是拥有行政管理权和巨额土地财富的西欧贵族。俄国诗人普希金曾经很辛辣的评道，“这里（俄国）根本不相信贵族”（第245页）。为了奖赏贵族为自己提供的服务，沙皇赏赐给他们土地，但是这些土地并不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细碎的分散在各个地区。在18世纪晚期的俄国，大部分村庄是被2名以上的地主同时拥有的。较大的村庄被30名以上的地主所共有的情况也并不稀罕。“在整个帝国时代，贵族的土地财产一直处于高速率的流转状态”（第250页），这似乎是一种故意设计出来的状态。这跟中国“千年田八百主”的情况类似，即土地流传频繁并不代表商品经济发达，而是土地所有权得不到保障的结果。
贵族与贵族之间差别很大。《战争与和平》里面所描述的罗斯托夫家族、别祖霍夫家族的奢华做派只是俄国贵族中的异类，属于由1400个家庭组成的高级俱乐部。在整个贵族阶层中，大约只有五分之一的人能够从田产中获得足够的收入来维持某种独立性。除此之外，在沙皇体制下，贵族既缺乏法团制度的保护，也缺乏法团精神。贵族们的身份地位可以因为沙皇的一道敕令而被完全剥夺，贵族之间的内斗与竞相向皇权争宠，也限制了他们团结起来反抗皇权的能力。同时，沙皇还尽力拉拢外族来制衡本土贵族。在17世纪末，有超过2/3的沙皇侍臣都具有外族家世。在1700年至1917年里，在2867名高级官僚中，1079人是外族出身（占37.6%）。
这些都导致了贵族在政治上的无力。大贵族们骄奢淫逸，小领主们则逃避国家公共生活，且他们对大贵族既嫉又恨，认为所谓宪政只是大贵族力图实施寡头统治的借口，还不如沙皇专制。换句话说，他们与普通农民的政治观点并没有两样。一名沙俄政府高级官员在1801年如此说道：“我们的贵族阶层是由大量通过当差而获得贵族名号的人构成的。一部分生活在详见，沉溺于深度的无知当中，另一部分在官场当差，满脑子都是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人们是在要求一个完全缺乏公共精神的群体去做那些需要团体精神、智慧以及些许坚持和勇气才能做成的事情！”（第266页）。
作者提到的第三个社会群体是商人。这个集团代表的是商业利益，而实现这一利益需要法治和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在其他西欧国家商人要么是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要么至少带来了重大社会改革。但是在俄国却并非如此。尽管近乎每一个俄国人都有捞外财的偏好，但是在很早之前，俄国的工商活动就被国家所管制、垄断，从而打断了这个群体的脊梁。
在莫斯科公国时期，统治者就垄断了几乎所有主要贸易和制造业。作者不无讽刺的说道：“一旦某项商品为皇室带来丰厚的利润，那么它就会被宣布被皇家垄断而退出公共商贸邻域”（第280页）。“一旦普通商人发现了某些新的业务，皇权一定会以宣布其为国家垄断的方式将其夺走”（第285页）。“任何进入商业流通领域的产品都能成为国家垄断的对象，很难想象得出比这更有损于企业精神的做法了“（第281页）。为了替皇室掌握这些产业，皇权任命了一批“客商”（也即中国的“皇商”）。这批人是从商人演化而来，但成为客商之后，与其说是企业家，倒不如说是皇室代理人。他们的财富来源于皇室对某一经济领域的垄断，因此他们争相谄媚于权势。
在西欧国家，城市是商人的堡垒。但在俄国，城市是国家的行政据点，工商阶层也不是城市人口的主体。“居住在城市中既不保障安全，也不保障自由”（第286页）。不管莫斯科或者彼得堡看起来是多么的富丽堂皇，里面又是如何的人头攒动、经济繁荣，工商阶层始终都是城市的租客，而非主人。除开一小批有特权的商人之外，绝大多数商人都仿佛身处敌占区一样，随时处在可剥夺的状态。除此之外，商人也面临着贵族利用其特权展开的不正当竞争。
彼得一世开启的俄国工业化进程，也是用传统手段强行推进的。国家拥有全部生产资料，规定价格以及购销几乎所有产品。管理层是被强行指派的商人。劳动力是国家征召而来的农奴，毫无自由可言。即使当叶卡捷琳娜二世放松了对贸易和制造业的管制之后，相当多的企业家由于农奴出身所限，在经营活动中也面临重重障碍。直到十九世纪晚期，俄国还缺乏民间商业信贷和银行业。这些都能说明俄国工商业是在前资本主义经济中运行的。
以上因素都导致了俄国商人们的保守心态，这是被驯化的人的自然反应。
教会是俄国社会的另一个主要社会集团。作者指出，东正教会分散的组织结构（受限于国家边界、没有统一的宗教首领、没有国际教会中心，教会分支彼此独立）使得它一开始就容易落入各国世俗统治者的手中。而且，东正教会一直顽固的反对任何创新，一直依赖国家来维持其“纯洁”，这样就更不容易抵御世俗统治者的侵蚀。
在蒙古统治时期，俄国东正教会积极与蒙古人合作，从而积攒了大量的土地财富。在15世纪末，东正教会内部出现了分裂——禁欲派vs.恋欲派。前者要求回归原始基督教传统，摒弃世俗财富，后者则认为经济独立才能保证教会的独立。皇权巧妙的利用了东正教会内部的分裂，先支持后者消灭前者，从而扼杀了教会精神独立的呼声，之后又采纳了前者的主张，开始没收教会的土地。为了保住财产，东正教会向沙皇们屈服。提出了种种主张（第三罗马说、帝国说、基督教普世君主说、君权神授说）来支持皇权专制。在17世纪60年代，俄国教会又再次发生分裂（背后也有沙皇的影子），旧礼仪派从官方教会中脱离出来，夺走了东正教会最虔诚的信徒。
彼得一世治国时，给教会的自主性钉上了棺材的最后一颗钉子。他出台《宗教条例》，将教会彻底变成了俄国国家行政机构的一个分支。从此之后，东正教的神父的效忠对象就是国家，与警察进行合作、检举揭发政治异见人士就是神职人员的义务。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时候，政府没收了教会所有的土地，神职人员由政府提供薪资。
沙俄时代东正教会面临一个窘境：尽管俄国老百姓在相当程度上虔信宗教（或者说他们淳朴、愚昧），但是神职人员却属于社会的底层。这是因为教会从属于国家如此之深，以至于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不太把他们放在心上。“神职阶层既得不到爱戴也得不到尊重，得到的至多就是民众的容忍”（第353页）。
四
综上可知，没有哪个社会群体有能力、有意愿去对抗皇权。他们更乐于彼此对抗。作者辛辣的说道：“在整个俄罗斯的历史上，利益群体的斗争对象从来都不是国家，而是其他的利益群体”（第360页）。
这就使得反抗皇权的力量只能从纯粹的思想——也即知识分子——中出现。
最早的沙俄知识分子的出现要归功于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改革，这位德国公主松动了整个旧制度，为俄国带来了一定的自由，从这种自由中，出现了第一批俄国知识分子。
到了19世纪30年代末，俄国知识分子内部爆发了第一场论战，论战的双方是斯拉夫派和西化派。斯拉夫派是最早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他们认为西方崇尚理性与个人，是走上了邪路，俄国则坚守真正的基督教理想，讲究集体精神，是更优越的一方。村社是这种集体精神的体现。彼得一世的改革是错误的，俄国必须向传统回归，“不应该有宪法和议会，但也不应该有霸道专横的官僚体制。土地应该还给人民，人民有权在除政治之外的一切事务上享有充分的自由。农奴制应被废止”（第385页）。这当然是对俄罗斯历史的一种扭曲想象，不过也包含了对彼得一世改革以来俄国官僚集权的正当批评。不过，虽然斯拉夫派批评西方，但他们倒是对英国很有好感，他们认为英国跟俄国古代的情形有相似之处——皇权与国民的关系由礼俗而非法律来定，皇权与人民是盟友，官僚机构小而弱，社会免于国家的干涉。
西化派则是一群观点不一的人的统称，他们的一致之处在于都反对斯拉夫派的幼稚认知，认为这是无知与迷信的综合，在古老俄国，“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相互谅解从来都不存在，俄罗斯国家一直以巨大的压力粉碎社会”（第386页）。
不管他们的争论意见是否正确，争论本身的存在其实就代表着对旧制度的冲击。
到了19世纪60年代，亚历山大二世开启大改革之后，争论的重点从“俄罗斯人是谁”转向了“知识分子应当做什么”。在一系列抽象理论的刺激下，激进知识分子开始走向实践。米哈伊尔•巴枯宁和彼得•拉夫罗夫号召年轻人走进农村，从基层发动解放。在经历了相当的挫折与农民的敌意之后，激进运动发生分裂，出现了民粹派和恐怖主义者，后者决定用恐怖主义手段对旧制度发起攻击。
作者指出，其实看数据，激进分子在俄国人口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但是沙皇的反应却非常激烈——“在需要适当克制的情况下，它却采取大规模逮捕行为；在逮捕和短期拘留就已经足够的情况下，它则采取流放措施”（第396页）。人们观察到当局并不遵守自己所定的法律，进行了大规模非法暴力。正因为如此，自由派越来越同情激进分子。但这些激进分子也不是没有自己的问题，当面临残酷镇压之时，他们呼吁社会正义，要求其他的一切都要为社会正义让步，为社会正义服务。最终，“知识分子开始反向而行，以社会正义的名义扼杀了社会的声音”（第405页）。
五
进入十九世纪，面对政治风潮的逐渐涌起和激进分子的挑战，旧制度最后的自保手段是走向警察国家。
沙俄是一个官僚国家，官僚控制一切、专横跋扈、声名狼藉。在俄国，“法律的主要功能与其说是实现法治，不如说是维持秩序”（第420页）。有相当多的法律是以非常任意的方式发布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官僚进行了高效的统治与镇压。俄国官僚机构规模很小，同西欧国家比起来，每千人所配备的官僚人数至少要低三到四倍。俄国官员贪腐且低效的程度令人咂舌。沙皇政府在数个世纪里没给公务人员发过工资（即使在彼得一世开始给公务员发工资后，他们所得的薪水也极其微薄），要求他们“以官养官”，贪污敛财因此是系统性行为。一位保守派历史学家曾经说过，“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回答俄罗斯在发生着什么这一问题的话，那么答案就只能是‘盗窃’”（第417页）。
由于官僚体制实在不中用，沙皇政府不得不另组政治警察队伍。1826年，尼古拉一世在对十二月党人起义缘由进行调查之后，设立了御前办公厅第三局——俄国的东厂、西厂与锦衣卫。与此同时，书刊审查制度被制定出来，一系列含糊不清、无所不包的反国家罪也被设立。自1845年起，所有改变现行政府的尝试，甚至只是提出质疑（“不敬”也包括在内），都会认为是犯罪，遭到严惩。在1880年，第三局被撤销，代之以一个中央政治警察机构，名为国家警察司。沙皇所设立的安全机关就是二十世纪所有国家政治警察的原型。
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亚历山大二世曾经考虑过政治改革，但是他的遇刺身亡使得改革彻底停顿。继任的亚历山大三世及尼古拉二世都认为，只能用更严厉的镇压来对待革命形势。亚历山大三世引入了更任意、更主观的执法程序，以至于一位卸任的警察司长认为，这“致使全体俄罗斯人的命运取决于政治警察机构中工作人员的个人意见”（第444页）。
警察的职权无所不包，任何公民如果没有警察颁发的“可信性”证明，就没有办法受教育，参与任何社会活动。一切皆受管制，一切都被政治化。乔治•凯南（后来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的祖父）对俄国人受警察支配程度做了如下描述：基本上，任何俄罗斯人的任何活动都需要得到警察的许可。“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警察是所有人类行为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监管者，是替代上帝的人”（第447页）。
作者指出，沙皇警察国家用力是如此之猛，以至于产生了反效果。政治罪的定义是如此广泛，以至于一切批评意见和人物都被看成是沙皇政权的反对者。社会曾想脱离国家的掌控，而现在国家不顾一切要恢复对社会的压制。而这种绝对安全，使得最后国家彻底脱离了社会，也就无法应对外来的挑战。
六
以上就是《旧制度下的俄国》的大致内容。对我们这些中国人而言，上面这些内容绝对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是很熟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在中俄两国上并不适用。毋宁说，旧制度在不同的国家保持了惊人的相似性，两国的政治轨迹在相当程度上重合。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多中国人欣赏俄国，无缝衔接接受俄国制度，恐怕也正是因为这种相似性触动心弦。
所谓旧制度，本书用“世袭国家”一词概括之。大体而言，这指的是家天下，国家以征服者的姿态凌居社会之上。在操作上，这意味着国家行政的重心在安全而非发展上。为求安全，国家力图使各集团、地方社会组织原子化。作者认为，俄国从很早就踏上了这条绝路，彼得一世及以后沙皇所进行的改革并没有改变其国家旧制度的本质。在这里，我需要点出的是，本书作者理查德•派普斯是一位波兰犹太人。可以看出，由于他的出身，他对俄罗斯的反感是相当明显的。派普斯跟索尔仁尼琴之间曾经有过一次争执，索尔仁尼琴秉承斯拉夫主义者的传统，认为二十世纪俄罗斯的悲剧是自西方引进的。而派普斯则认为，俄国前后历史之间存在历史渊源（正如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与旧制度之间存在继承关系一样），苏联体制完全可以在俄国历史上找到原型。我想，在很多中国人（包括我）看来，派普斯的解释明显要更有说服力一些。
如果要说批评的话，正如一开始本文已经提到的，《旧制度下的俄国》与其是一本俄国历史书，倒不如说是对旧制度所做的一个案例分析。因此，它对俄国历史细节的描写并不是无可商榷的，比如派普斯严厉批评了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从抽象的理想出发偏执行事——一切都要为摧毁沙皇国家服务，从而否认了个人自由，最终造成的情况是知识分子们摧毁了沙皇国家，但也同时摧毁了社会，继承了旧制度。这个观点无疑是相当犀利的，但同时也是失之简单了。金雁老实在《倒装红轮》一书中曾详细描述了“第三种”俄罗斯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认为，需要注重社会建设，放弃一蹴而就的革命，让社会逐渐成长起来。这些第三种知识分子是地方自治局的主要参与人士，做了大量的社会建设工作。这些人其实是俄国知识分子的主流。如果说到沙俄晚期，全俄的知识分子大约为十万人左右的话，那么这些人至少占了一半。忽视他们的思考与努力，是不正确的。
以上是对《旧制度下的俄国》的笔记与分析。我想，这篇文章的最后，还是以托克维尔的话做总结比较好，如下：“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换言之，要想告别革命，请先告别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