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容忍苏格拉底吗？

苏格拉底被以蔑视宗教、腐化青年的罪名推上审判台的一刻，成了历史上最著名的自由言论的殉道者。在柏拉图记录下的《申辩篇》（The Apology）里，苏格拉底拒绝逃亡，饮下鸠酒，以死亡将雅典的民主推上审判台。

苏格拉底之死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有权利教育我们未来的公民？

每个社会都寄托于一种社会信条，或说是国家信仰（national creed）而存在，就犹如托马斯·杰斐逊的言论奠定了当代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一旦这种信条遭受挑战和质疑，社会就缺少运转所必须的公民虔诚（civil piety）——就连苏格拉底本人也承认，信仰或虔诚是维持一种社会统治的基础。但是，苏格拉底的教育方法，是在这种国家信仰和法度之上的：他反对神谕式的思想灌输，而鼓励对话式的争辩和讨论，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智库。他对雅典城邦信仰的挑战是一种哲学上的挑战，而不是简单的政治上的怀疑。哲学是一种以自己的推理、逻辑和知识去取代现有观点的欲望，苏格拉底相信自己，作为一个被“神”选定的智者，有超越现有法度的良知和公义，他用自己的判断力去定义正义，并将自己描述为“神的礼物”。他追求的是一种对雅典公民社会革命性的改变：人们不该把生命的重心放在追求物质上，而应该关心正义和道德，关心自己灵魂的状况，即：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

那么，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容忍苏格拉底吗？或者说，自由言论和公民虔诚谁更重要？

很难想象一个所有人都是苏格拉底的社会，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判断置于社会法度之上，并且这种自我赋权毫无根据（没有谁见过那个选定了苏格拉底的神明）。如果社会给予苏格拉底无限制的宽容，对所有的言论和观点都开放，那将会导致一种虚无主义——每一种观点，无论是肮脏的，还是卑鄙的，都被赋予同等的合法性。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这种虚无上存在。

所以就连苏格拉底本人，也在临死前维护了这种法度。他的死是有意设计的，一方面创造了一种公民不服从——为哲学殉道，以让未来的哲学成为一种勇气和正义的来源；一方面，他没有逃走，而是接受了城邦的审判，以死维护了城邦的法治。他因而能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