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環相扣：新冠肺炎疫情如何從個人、家庭、社區層面影響心理健康？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本科生校友會於2021年7月16日舉辦名為「公共衞生議題探討講座系列：心理健康」的網上研討會。研討會邀請了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名譽臨床助理教授兼精神科專科莊勁怡醫生、香港中文大學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巫潔嫻副教授，以及臨床心理學家兼公共衞生學理學士畢業生胡皚心，以個人、家庭及社區三個層面探討疫症對香港市民的心理健康造成的影響，當中生活日常的改變除了使人們的習慣、心態也有所改變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亦隨此產生微妙變化。

疫情反覆：個人抗疫及抗逆的考驗

面對社區內新冠肺炎疫情反覆，大眾的抗疫能力成為影響心理健康的重要一環。臨床心理學家胡皚心指出透過非政府機構中接觸到不少家庭在抗疫期間勻受到不同直接和間接的影響，當中有人在疫症爆發期間看到新聞所報道的確診數字有上升趨勢、並且未能確定病毒來源時擔心自己及家人在外出時會受到感染，故一直處於高度警覺狀態，心理壓力漸漸導致焦慮等心理疾病；亦有強迫病患者在擔心受感染的情況下使反覆清潔的行為變得更頻密，繼而令本來已緩和的病情出現反彈的情況。

胡皚心提出社會決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及所觀察到的個案作例子解釋從個人延伸至社會層面的各種因素正正受到新冠病毒肆虐而影響人們的健康，首當其衝就是個人生活方式轉變，在政府推動減少社交距離的政策下，市民遵守限聚令及晚上禁堂食等指引而無法跟親友聚餐，莘莘學子從面授改為線上視象上課、上班一族從在辦公室改為留在家中工作，為減低感染風險而避免各種社交活動則減少了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可使人無法抒壓。她更指出疫情下未能為護老院內的院友及住院的精神病患者作出親友探訪的安排，讓他們不禁產生與人隔絕的孤獨感。種種所見的情況都是較為傾向負面，導致更多新的精神健康問題出現，同時也令舊有的精神問題惡化。

巫潔嫻教授同意並補充說明每人對疫情的認知及看法都會影響其精神健康，對自己會感染新冠病毒的機會、抗疫或保護自己的能力（自我效能）均會是一般人在疫情下開始關注的議題。莊勁怡醫生則認為此疫症未必一面倒地對市民的心理健康造成負面影響，在限聚、隔離的嚴謹措施下，反而能夠為人們製造了一個讓自己享受獨處、寧靜的機會，遠離繁囂，從而可以練習放鬆，使自己身心靈有所長進。

家庭關係在疫情下的危與機

新冠肺炎疫情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可謂環環相扣，家庭關係的變化與心理健康當然是密不可分。心理健康問題不單是個人心理問題，更多是原於原生家庭、伴侶、親子之間的衝突。胡皚心留意到疫情下大家都在家工作或學習，但大部份市民居住面積不大，令家人之間容易出現更多衝突，令原有家庭問題惡化。但疫情對家庭關係的影響亦非一面倒負面，胡皚心指出有抑鬱症患者因家人在家工作，增加了相處時間，家人之間的關係得以重新建立。在治療方面，疫情期間往往更易邀請家人陪診，可利用家庭治療的方法，令治療有更大空間。

莊勁怡醫生亦分享了不少在疫情期間正面的情節，看到了疫情積極的一面。例如以往常常懷疑配偶出軌的妄想症患者，目睹配偶每日留在家中工作，病情得以改善；邊緣少女因疫情而減少外出，同時也令與家人之間的磨擦減少。疫情期間家人要共同面對難關，並重新反思對家庭關係的承擔。疫情看似引發很多家庭問題，但同時亦是很多一直逃避的家庭問題得以解決的契機。

巫潔嫻教授則從跨代關係的角度去探討這個問題。跨代關係是指年輕人與長者之間的關係，是家庭關係中的重要原素，並能影響個人的影響了生活質素、幸福感等。不同世代互相會有一些既定觀念(stereotype)，從而影響我們對跨代人士的看法，繼而影響到跨代關係。跨代關係由2019年社會事件開始有所惡化，巫潔嫻教授在疫情期間進行研究，透過不同活動連繫年輕人及長者，增進對彼此了解。研究發現這些活動能改善跨代關係，對心理健康亦有正面影響。

社區精神健康 - 論協調者的重要性

疫情對社區精神健康服務帶來嚴重影響，胡皚心就提到疫情對社福機構提供服務的影響。機構所舉辦的活動往往是服務使用者生活的重要部份，但疫情導致面對面活動被迫中斷。機構為了保持對服務使用者的支援，通常會用電話或使用軟件zoom作個案跟進情況，或進行網上小組，令服務不會因疫情而完全中斷。胡皚心指出，運用科技亦有其限制，例如對科技不熟悉人士例如長者需要技術支援；此外，前線職員無法與服務使用者面對面交流，欠缺如眼神等行為觀察方面的資料，造成一定挑戰。

問及社區精神健康應否因應疫情改善協調，當中哪個專業應居中擔任協調者，巫潔嫻教授認為協調者是個具挑戰性的角色，因為每個專業均有其重要性，沒有一個專業比另一個更重要，切入的角度亦有不同，重要在於專業之間如何合作，認清每個專業的功用。胡皚心表示認同，而且專業之間需要有效、清晰的分工。社會中的服務使用者有機會使用超過一種服務，當中牽涉不同專業範疇或不同組織，以香港醫院管理局的醫護人員為例，為協同各部門的醫療服務，他們往往都是透過書信如轉介信，作為安排病人的治療程序及更新其狀況的主要溝通工具，同時醫管局比其他組織能夠進行multi-discpilnary的會議集中探討病人的問題；另一邊廂，社會或福利工作者卻比醫護人員跟病人有更緊密的接獨，他們有更多機會陪同病人覆診，從而了解並針對病人的實際需要以提供合適的援助。胡皚心最後補充指其公共衞生學訓練使她更能系統性地看待問題，不同專業須互相合作，一起去切合使用者的需要。

莊勁怡醫生則認為現時精神科已能體現醫社合作，就個案有multi-discpilnary的會議，不同專業之間已有所合作。問題在於服務者是否具備醫社合作的思維，當中的協調者應熟悉醫管局運作，並有精神科或心理學方面的知識，亦要有社區接觸的經驗。她又指出評估現時的服務成效應參考相關數據，如自殺數字。醫管局設有跟進藥物系統及遠程護理(telecare)，再配合社工跟進等各方面的専業共同協作，相信香港的精神科支援不會比外國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