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中国系列之四（转）

在以贺卫方、张鸣、朱学勤、莫之许等为代表的公共知识分子极度活跃的十年前，陈伟明以为看到了国家发展的最终方向。“我们当时甚至天真地认为我们国家会变得越来越文明、开放和自由，但谁知道，一切都成为了泡影”，他说。

十年前，陈伟明在一家知名出版公司担任负责人，彼时，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大力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占据了当年图书畅销排行榜榜首的位置。但十年后，回望当时，陈伟明倍感伤心：“旧制度没有被破除，大革命也没有如期到来，我们又进入了旧循环。曾经的希冀，到头来发现，终究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怎么能不令人难过”。

而伴随着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被迫退场，中国媒体传递出的声音也愈发保守和党性明显。

这一点在新闻采编资格证考试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中国，只有通过新闻采编资格证考试后才能获得由国家人社部和宣传部门共同发放的新闻采编记者证。而只有获得记者证后，才会被国家权力机关认定为“合法”记者，没有记者证的新闻从业人员则会被统一认为在进行“非法采编”，可被追究刑事责任。

与之前相比，近两年进行的新闻采编资格证考试的相关题目与新闻专业的关联性越来越低，题目更倾向于考察参加考试人员对党史和中国各级官员讲话甚至各个主要党政会议所传达的会议精神的掌握程度。

比如试卷会要求考生回答延安精神的内核是什么、伟大斗争是指什么斗争、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征途是什么，以及党一直坚持“一切为了人民”，请具体阐述相应的会议精神和“一切为了人民”的内核是什么。

在某知名高校新闻学院教授看来，这种考核与其说是在考验新闻从业者的新闻执业能力，不如说在考验新闻从业者的党性。

“毕竟在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党媒，那么所有的新闻从业者自然都应该是党的喉舌。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从业人员进行党性测试太正常了”，上述新闻学院教授表示。

而对新闻工作者加强党性教育除了每年举行一次的新闻采编资格考试以外，媒体内部进行的党建工作则更加赤裸地宣示了“媒体姓党”的国家方针。

蒋玉娜大学时期在辅导员的劝说下稀里糊涂地入了党，她之前从来没想过学生时期不明所以的行为现在会给她带来如此多的不便。

“作为党员，每周我都要去和我所在媒体平台的其他党员一块儿开一次党代表大会。会议开始前，领导会用手机播放国际歌和国歌，然后每人需要站起来发表两分钟的党务学习心得。场面极为尴尬和滑稽，但是一旦加入了共产党，党要是不开除我的话，我根本无法自行退党。可我又实在厌恶这种压迫性的宣誓效忠仪式”，她补充到，“我所在的媒体并不是党媒，而是一家市场化媒体，所以在这件事情真正发生前，我从来没想到我会陷入如此滑稽的境遇”。

这也是陈彤彤的困惑之一。她之前所在的媒体也是所谓的市场化媒体，也就是说媒体机构的所有开支由媒体自身自负盈亏，党政机关不会像对待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那样给与我们财政拨款，“但后来我们居然变得比党媒还要党媒”，她说。

对于这一比党媒更像党媒的特性，陈彤彤举了一个例子：之前湖北某地曾发生一起楼房坍塌事故，死伤30多个人，算是一起非常严重的事故。按照常规的新闻操作方式，记者肯定要前往当地对事故原因和死伤情况进行调查和报道。但当时值班的编辑部主任却认为这种灾难性事故有损地方政府形象，媒体报道会引发社会愤怒进而有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不允许对该事故进行报道。

但讽刺的是，之后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共北京市委主管的北京日报都对事件进行了报道。看到这些媒体的报道后，她和同事对编辑部主任的决定都感到非常愤怒，但又无可奈何，“只有他把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记者赶走的份，而我们却无法动他分毫。这是新闻界非常残酷的现实。”

“现在的中国媒体行业已经没有党媒和非党媒的区分了。相反，此前认为自己是‘非党媒’的媒体相对于传统的党媒来说，缺少了党的行政机关作为主管单位，而这种主管单位事实上会为媒体提供庇护，因此，在缺少庇护的前提下，所谓的‘非党媒’只能表现得更红更党性十足，才能求得一个相对安全的生存机会”，上述知名高校的新闻学院教授表示。

在这种情况下，和法律界的劣币驱逐良币一样，具备新闻理想和新闻专业能力，但不愿意向党性屈服的人，只能被迫离开新闻界。而那些愿意放弃新闻学的尊严并选择随波逐流的人则在党指挥新闻的编辑部办公室如鱼得水。

不过对于一些人的留守，隋占波认为不必上纲上线、大加抨击，“就是一份职业、一份可以挣钱的工作而已，经济如此糟糕，很多人需要赚钱养家养孩子，只要他们没有违法，我觉得对个体的行为不必太过苛责”，他说。

隋占波现在在一家传统意义上的“非党媒”任职副主编，相比于被指责“背叛了新闻”，他觉得更困难和弥足珍贵的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坚守。

但他的乐观和自信正在被逐一击碎。事情缘起于隋占波派手下的记者撰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出行巨头滴滴裁员的报道，在事先的判断中，他认为首先滴滴的裁员行为是单纯的企业出于自身的业务变化而进行的商业行为，而涉商业报道，相应的尺度会比较宽松；其次，对企业的报道不涉及党、不涉及政治，在他看来是相对安全和可控的。

但事与愿违，报道发出不到7个小时，他所在的编辑部收到了主管内容审核的副总编辑发来的删稿命令，同时该副总编辑对隋占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在副总编辑眼中，隋占波的“罪状”如下：此前滴滴私自在纳斯达克上市，引发国家相关部门的震怒，随后滴滴退市并被要求整改，与此相伴随的是业务受损，所以此次的裁员报道在一定程度上暗示国家相关部门对滴滴的监管造成了滴滴裁员的后果，这是在与国家职能部门进行对抗；其次，在当今经济下行，各行各业都在裁员的大环境下，公然报道企业裁员，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对国家维稳部门带来大量的工作压力。

对于这份罪状，虽然不认可，但为保住工作和收入，隋占波还是连夜写了近一万字的检讨信。检讨信的主要内容为：第一部分，详细阐述了他指挥记者做这样一篇报道的动机和初衷，并表明他及记者均无意对抗国家大政方针；第二部分，详细罗列整个采编过程，包括采访了哪些人，对方进行了怎样的表述，对方有无对国家监管的抱怨；第三部分，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今后必定会继续加强对党务文件的学习，提升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对于自己的这一处境，隋占波有点无奈，但作为成年人，他非常清楚他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现在就是领导让吃屎，我都得笑着吃”，他说。

“英雄”的尽头是满目荒凉，这种案例在当下的中国不胜枚举。曾经力排众议在某党媒发文公开指责某副国级官员拒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行为是亡党灭族前兆的一位学者也曾多次在北京某公园质问与他聊天的人知不知道他是谁，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则会气愤地质问对方，为什么连他都不知道？与这位学者相熟的一位图书编辑表示，近两年，该学者的微信朋友圈全部是赞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字。

王志刚曾是一位人权律师，在“709”人权律师大抓捕之后，律师行业变得风声鹤唳，他也因为声援被抓捕的律师而被国家相关部门吊销了律师执业资格，之后他在中国互联网的一切痕迹也被消除得一干二净。让状况变得更加糟糕的是，王志刚的身份证无法注册手机卡和各种通讯软件，科技的进步反而将他和外界隔绝开了。所有这一切的管控措施直接导致，在外界看来，王志刚这个人似乎从来没有在世界上存在过。

但与大多数其他被迫害和被失声的人不同，同样没有精神信仰的王志刚并不觉得孤独。“其实也不能说我没有精神信仰，我信仰民主、自由，我信仰生而为人，我们有免除恐惧的自由。所以我从来不会后悔我过去的所作所为，因为我坚信，我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坚持正确的事情，有什么可后悔的呢？”他说，并强调，世界历史浩浩荡荡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上有太多的先驱者、抗争者和对世界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人都淹没在了历史长河中无人知晓。

“这些人比我伟大得多，世人都忘了他们，我又凭什么要求大家一定要记住我。在我看来，坚持做正确的事情，不与邪恶为伍，从不应该成为一种值得称赞的优秀品质，而更应该成为每个人的道德基准线。所以我会告诉每一个前来拜访我的年轻人，不要管周围人怎么看、怎么想，坚持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然后努力奔跑，我们要坚信，在将来，光明一定会战胜黑暗”，王志刚说。

公共讨论不应该把公民的身份、权利、责任视作洪水猛兽，而是要揭示医疗恶势力保护伞（不限于院士，省部级以上干部等），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以及消化内科丁祥武等人被某些执政者以获得社会资源和经济利益为饵诱而换取对中共体制认同，实际上有可能成为中共政权真正的掘墓人。要讨论如何调整监督制衡关系更能帮我们建成“由享有人权个体所组成的、民主自治的人类共同体”。欢迎通过你的方式转发这篇文章，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拒绝遗忘，共同探索”的小实践。

武汉市第四医院党委书记：彭鹏 院长：夏平 王岚（目前升任武汉市第一医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