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绳丨6月：生活悬浮在概念里（2024年，总第24期）
看到日本母子在苏州遇袭的新闻，我突然想起老舍。
抗日战争时期，身为文艺工作者的老舍响应号召，为政治创作。但是，在《四世同堂》这部直接描写侵略历史的小说中，老舍照样对驻华日军家眷投以同情。
小说结尾，日本宣布投降。住进“小羊圈”胡同的日本人快要遭到邻里报复之际，一度挣扎于民族大义与家庭责任、无奈留守北京的祁瑞宣，却出面干预。我觉得，半个多世纪后，祁瑞宣的形象跟现实的胡友平形成重叠，只不过祁瑞宣活下去，而后者不幸罹难。
警方说，犯罪嫌疑人周某某系近期从外地来苏州的无业人员。我更希望了解，挥刀那一刻，他在想什么？而发声为周某某袭击日本人叫好者，他们脑子里又装着何种足以扭转是非对错的概念？
令人感到遗憾，我们丢掉了老舍所保护的善良、淳朴的品性，滑向由大词互相嵌套成的世界：言必女性主义，却继续用性别偏见挑动情绪；高呼世界和平，不妨碍去围观应接不暇的手撕“鬼子”影视剧，深受在其他国家“插国旗”的行为感动……
于是，6月的“结绳”，尝试讨论概念之困——它既散布在有关中专生姜萍的争议里，也可见于《玫瑰的故事》的追捧中。关注话题，则具体涉及单身女性的污名化、极右翼势力的崛起。
讨论
01丨议程失焦，从“姜萍事件”说起
6月13日，2024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决赛入围名单公布。这项赛事走进舆论场中心，很大程度因为17岁的中专生姜萍。
主办方介绍，全民性——不限年龄、国籍、职业、学历——是该比赛的一大特色。但真正当一位来自不入流专科学校的参赛者出现在国内外著名大学林立的名单里，公众还是受到某种冲击，尤其是得知姜萍并非数学专业却位列第12名后。[1]
无论媒体抑或社交平台，赞誉之声排山倒海。例如，《新华日报》提到，姜萍“是这项全球数学竞赛举办以来首位闯进决赛的中专在读生，也是前30名里唯一的女生”。[2]
可很快，“天才少女”就成了不少围观者口诛笔伐的对象。批评集中于几方面：首先，姜萍在宣传片里写板书的内容有符号、公式错误；其次，她的采访表达像背书，没能体现与排名相当的逻辑水平；再者，由于初赛的开卷设置，目前难以撇清姜萍求助他人的嫌疑。[3]
上述问题确有进一步深究的必要。不过，讨论随即转向性别纬度，让整件事的价值一再削减。
有认同姜萍成绩的言论，莫名其妙地设置了一个前提，“一般女生数学都不会太好的，姜萍的灵魂应该是男孩子”。实际上，诸如“女生学不好数学”的陈词滥调早就被学界推翻。2022年，教科文组织发布报告表示，数学方面，低年级男生占优势的性别差距逐渐消失。[4][5]
至于另一部分持否定态度的群体，则搬出前不久被热议的“捞女”一词，套在姜萍身上。
照知乎出现的说法，“她那个数学老师对她有好感”，“天天给这女的赚钱，还买吃的，然后这女的有男朋友”，“这女的看不上这老师，但是钱照收”。[6]
除了对待数学老师王闰秋，“捞女”姜萍在一位自称表妹是其同班同学的网民讲述里，颇有心机地将这位表妹的丑照发给她的男朋友，原因是他先追了表妹，对方不同意，“捞女”才能得到他。[7]
必须强调，涉及姜萍道德不洁的证据，眼下只有语焉不详的“口耳相传”罢了。
清华大学刑法学教授劳东燕希望大家将心比心。她反问，假设路人看到你和一位长得好看的女性说了几句话，就大肆怀疑你与该女性有私情，那你怎么证明清白？此时你会认为，路人公开表达扑风捉影的怀疑，不是诽谤而是权利吗？
微博用户“大巫者”，却抓住劳东燕评论的延伸部分——公权力有义务自证行为合法，个人并无证明自己没有违法的责任，回复说：“质疑的人也是个人，公权力并没有质疑姜萍，那你就去起诉这些人吧，否则在有法律判决前，我怀疑你在诽谤这些质疑者。”
这条留言引来诸多嘲讽。有的表示，看到“大巫者”自以为是的理性，以及装出来的情绪稳定，“就知道你是男的”。另一位账号标注性别为女性的用户说，“点进来一看是男的，就不奇怪了”。[8]
然而，我奇怪的是，谈逻辑就谈逻辑，为什么要扯上性别？难道女性的发言就比男性更有逻辑？这种“天生决定论”，不正是“女生学不好数学”的翻版吗？
倘若在污名化的层面推敲，女性未尝就不会歧视女性。针对6月出版的《语言恶女：女性如何夺回语言》新书，新京报书评周刊发文指出，尽管许多脏话带有明显的“厌女”倾向，实际生活中，使用它们的女性其实不在少数。
《语言恶女》作者阿曼达·蒙特尔注意到，在男性常年占据绝对比例的美国庭审现场，女法官的加入，一度与打断女性发言的情况正相关。1990年，当法官席上只有唯一女性，女性发言被打断的次数占比为35.7%；2002年，庭审席拥有两位女性时，这一数字升至45.3%；2015年，三位女法官入座后，该比例达到65.9%。[9]
说回“姜萍事件”，女性视角的讨论当然可以，问题是选择什么细节。
搜狐新闻旗下极昼工作室走访了姜萍的家乡，村干部介绍，姜萍的姐姐姜琳曾在连云港打三份工，每天只睡四五小时，为缓解家庭压力。而姜萍的同学周日约着一起玩，姜萍总是叫不出来，发现她在刷题。
该文章还采访了姜萍的同学。“有智商就有未来。”王卓然说，这句话在涟水中等专业学校大部分时候是不成立的（姜萍大概是少有的例外），学校以前有句俗语，“职中职中，不读也中”——背后的议题，远比姜萍所谓的情感绯闻更应该被展开。[10]
同样的，当上海科技馆馆长倪闽景出席教育主题活动，形容姜萍“是一位自主、专注、坚韧的女生”，“在人工智能时代”，具备这三种品质“一定会成为拥有创新发现的人”，也实在过于轻飘。[11]
无论正反方，不胜枚举的文章、视频，似乎都从姜萍身上各取所需，沉迷于一场瓜分社会注意力的竞赛。如此说来，贴上男女性别相关标签，无疑是一个颇为有效的切入点。并且，擅长此道的可不仅仅是“姜萍事件”里争先恐后的大小自媒体，公权力机构照样能运用自如。
端传媒在6月15日发布的报道中，复盘了引起“捞女”一词广泛传播的“胖猫事件”。它质疑道，官方盖棺定论的通报，带有转移视线的嫌疑。
时间线显示，4月11日“胖猫”去世，其姐姐刘某自4月15日前后开始发布纪念弟弟、抹黑其前女友的内容，但并未形成社会舆论，直到5月2日。此前一天，广东梅州出现高速公路塌方造成重大交通事故，造成48人死亡，为数不多的深度新闻被删除。
援引端传媒的批评，官方最终把炒作责任推向刘某，称刘某为达目的购买“流量”，令其账号关注者从263个增加到最高290多万个，获点赞1455.6万个。
刘某“煽动舆论”是轻而易举的事吗？按照1455万点赞率、抖音账号曝光/点赞之间接近3%的转化率，以及抖音投流4元/千次播放的单次点击价格计算，刘某的购买成本为1940万元。对于常人，此间可能性几何？[12]
很明显，“胖猫事件”调查方没有在此着墨，关注者纵是膈应，亦不会自找没趣地追根究底。毕竟今天中文互联网上，最不缺性别议题的消遣，比方说《重生之我在霸总短剧当保姆》短剧。
如其标题所概括的，该系列视频主要内容，是一位被称作“王妈”的女性在富豪之家的打工日常。5月底，网民注意到，“王妈”所在的公司招聘待遇偏低，这种压榨打工人的做法与剧中“王妈”的反抗恰成一组反差强烈的对照，“背叛打工人”的声讨随之而来。
一篇评论分析，“王妈”的形象引起大众追捧的根本，在于它颠覆了过去霸总的故事语境，即有钱有势的男主角爱上平凡朴实的女主角。换言之，传统文本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像“治不好也得治，不然我要你们所有人陪葬！”这些台词，实际凸显男性而非女性的地位。“王妈”系列短剧则不然，它赋予底层女性平视（如果不是俯视的话）男权框架的可能。[13]
但我更进一步地以为，哪怕撇开虚构和现实间的冲突，“王妈”的“平权运动”仍是不彻底的——为什么“王妈”没有自己的名字？
姓名重要吗？较真地讲，它很重要。借用《人物》杂志推出的一篇文章的表达，名字是结构性歧视的体现。
该文作者走访怀集，一个位于广东肇庆、宗族文化浓度极高的县城。在这里，名字里带“第”的女性不单是中年人，还包括〇〇后这样的年轻一代。
通过查找，类似名字组合，有招弟、牵弟、后弟、任弟、带弟、连弟、多弟、拉弟、见弟、想弟、有弟、求弟、全弟、为弟等直抒胸臆式的；也有从反面出发的称谓，如够妹、筛妹、减妹；另一些，需要借助方言才能窥见本质——“嘉怡、佳怡、佳宜、嘉宜，只要是这个读音，无论字怎么变，粤语里，谐音就是‘加儿’，增加一个儿子。”[14]
女性的姓名问题，同样困扰着英语世界。
6月，Fortune报道，学术界的女性整理她们在婚前姓氏与婚后姓氏间的研究成果十分费劲，而且有可能因此失去重要的奖金、晋升或其他机会。为了继续执业，一些资格认证需要迅速完成更换。[15]
基于上述背景，“王妈”这种——即使主要考虑传播度——简化的指代，一开始就背离了男女平等的应有之义。那么，假设不聊性别议题呢？
我想说，在表现打工人的反抗层面，“王妈”系列视频照样不合格。核心一点是，受限于媒介（想要获得更高传播度，大体来说，内容时长要短、节奏得块、反转需多），它们没办法真正触及被压迫者的痛楚。
这里提供一个正面案例。5月，讲述母亲务工故事而受关注的张小满，在《我的母亲做保洁》出版近半年后，更新了主角春香作为保洁员的第四年生涯。
张小满写道，她们“一家人的生活并没有因为书的出版发生什么了不得的变化”，“依旧是在过平凡的日子”。2023年，春香换到深圳深南大道旁的另一座大厦，继续做着保洁。
保洁员绝不都是春香这样的形象，甚至某种意义上，春香非常特别——因为有个敏于生活的女儿，她的故事得以落到纸面，被大众了解；也由于春香学会了最基础的拼音输入法打字，她多少参与自己相关的记忆留存。然而，跟“王妈”相比，春香经受的琐碎、寡淡、繁重，恐怕才是从事保洁工作的大多数。[16]
可今天的情况是，真实的细节越发不受待见，宽泛概念以及它塑造的“新叙事”大行其道。
《重生之我在霸总短剧当保姆》此类嫁接性别议题的虚构之外，另一个容易博人眼球的方向，则是国际政治关系。比如6月，高考结束后，互联网上流传着关于中学生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的视频片段。
报道称，有不同的考生披着巴勒斯坦国旗冲出考场。一位受访者向《石家庄日报》表示：“我希望台湾早日回归，希望巴勒斯坦早日和平。”
中国年轻一代对宏大叙事重燃热情，已是近几年肉眼可见的趋势。评论者写道，把“台湾回归”和“巴勒斯坦和平”并列，虽然矛盾显而易见（同时呼唤战争与和平、占领与解放），却并不令人费解——它们都是宏大叙事。[17]
更值得注意，这股社会情绪已经明显外溢，既越出国界，又涌向活生生的人。
名为“丹哥和弟儿”的账号，2023年8月曾在哔哩哔哩上发布一支视频《这一定是我们做过最酷的事情》，记录了把五星红旗从中国一个小县城带上日本富士山的过程。平台添加的标志显示，该视频一度排进全站热榜的第3名。[18]
仇外氛围，最终在6月造成两起袭击事件。
吉林市公安局船营分局的通报描述，6月10日，市民崔某某在北山公园走路时与一名外籍人士发生碰撞，遂持刀刺伤该外籍人士和三名同行外籍人士，以及上前阻止其行凶的一名中国籍游客。四名外籍人士来自美国爱荷华州康奈尔学院，受邀在北华大学授课。[19]
而6月24日，按苏州市公安局苏州高新区分局的说法，塔园路新地中心公交站台发生一起持刀伤人案件，伤者包括两名日本籍人士，以及一名阻止行凶的中国籍工作人员（后不幸去世）。[20]
悲剧是怎么发生的？尽管官方将之定性为“偶发事件”，我依然要问，这个社会为何会出现如此极端且麻木的人？
Scientific American刊登的文章指出，社会科学家研究发现，我们忽视那些本应该引起重视的社会问题的一个关键原因是，令人感到不安或威胁的信息被中和或回避了。
COVID-19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案例。4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取消医院报告COVID-19患者入院等数据的要求。科学记者Laurie Garrett形容，“我们现在进入流行病学的封锁阶段” 。有必要提醒，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2024年，COVID-19仍威胁着人类社会。
为巩固“集体否认”，光减少不愉快信息的出现还不够，社会往往习惯于改写过去。换言之，我们一方面重申现在过得更好，另一方面声称事情从来没有那么糟糕。
如何破解？该文章作者给出的思路，总结起来不外乎一句话：尽可能摆脱惰性，直面真正的议题，虽然这很不容易。[21]
撇开政治阻碍，我们的讨论环境也被市场深刻影响。
再以性别平等为例，6月播出的标榜女性主义的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广受好评。央视剧评发布的文章称，“主人公黄亦玫在不被定义的人生中尽情绽放，既彰显了女性蓬勃激昂的生命力，也锻造了《玫瑰的故事》独具一格的剧作魅力”。[22]
不过，一些观点觉得，即使去掉出版于1981年的原著中陈旧的观念，将之改编成“现代”的电视剧同样不合适。
影评人毛尖就提出异议，说编导的改编非常懒惰。电视剧保留了小说人物的美貌特征，却在表现这点时，采用“美女登场，围观了事”的老套方式处理；黄亦玫前两段恋情的冲突设置上，也如出一辙。[23]
另有文章写道，电视剧试图塑造一个洁白无瑕的主人公，不惜给丈夫加一大堆毛病——“妈宝男，爹味冲，张口闭口男主外女主内，女人就该做家庭主妇，上了产床，恶婆婆不让打无痛，生了女儿，被催再生一个儿子”——让作者亦舒对两性关系的胶着描写，简化成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这都不离婚，黄亦玫是疯了吗？[24]
电视剧改编弥散着一股“想当然”，具体可以概括为，女性关注无痛分娩，似乎就非要出现老公不允许的情节；女性抵触沦为生育机器，好像没刻画这个问题就不能称之为“女性主义”作品。
“黄亦玫的成长始终离不开爱情，……开启的人生新阶段总是伴随着新伴侣的出现，似乎在告诉人们，‘被爱’才是女性的价值。反观大男主剧，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讲述男主通过和不同女性恋爱而成长的故事。”署名尹睿的评论补充说。[25]
我们倘若真的期待一个性别平等、和平的世界，最好保持反思意识，弄清楚自己脱口而出的这些词语背后，到底在表达什么。
关注
01丨假新闻与被虚构的“老处女”
女性不结婚的悲惨晚年想象，不只在微信等中国人熟悉的社交平台特有。6月，西班牙报刊El País就关注到这样的消息：一位“老处女”黯然神伤，和她的猫住在一起，后悔自己做母亲为时已晚。
事实上，广为传播的视频片段，源自当事人在2017年的采访。彼时，瑞士卫生部门考虑到36%的国人感到孤独，决定围绕七位背景各异的主角，拍摄一档相关节目。Véronique未曾想到，几年过去，她会被好事者恶意嘲讽。
Véronique说，只需五分钟就能在互联网上找到她的社交帐户，而2020年7月，她公开了自己的婚礼照片。
媒体在“厌女症”运动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由于类似的故事颇具市场，容易获得点击率，报道称，“几乎所有新闻网站都开设一个专门报道病毒式故事的版块，基本没有过滤机制”，这里收集的“大多是来自社交媒体或电视节目的无关紧要的报道，比如瑞士一名孤独女性的报道”。[26]
02丨为何年轻人投票给极右翼？
如果你常浏览国际新闻就知道，一个重要的话题是，欧洲等地区的政治重心正在向右转。
6月9日，欧洲议会选举结束。根据报道，中间派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右翼和极右翼政党从中间派党团手中夺得大量席位。
自1979年以来，欧洲议会已成为欧盟架构中的重要一环。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以政治倾向联合，不同政党的席位多寡，也直接影响着新一届议会的政策走向。所以，右翼势力的崛起令主流舆论担忧。
公开数据显示，欧洲出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支持极右翼政党。是什么造成这种转变？POLITICO的一篇分析认为，理由多种多样，从欧洲的生活成本危机，到许多年轻人在COVID-19封锁期间遭受的孤立，都推动政治风向偏移。不过，还存在一些没那么肉眼可见的因素，像是社交媒体平台。
文章写道，部分极右翼政客善于利用社交媒体，包装成年轻一代的共情者。看看这样的言论：“当法国人在自己的国家找不到住房，而外国人却可以，我们（法国人）要求优先获得住房。”
此外，当前政府机构的无能，也是年轻选民投向反对阵营怀抱的关键。[27]
参考备注：
题图：Photo by Liz Sanchez-Vegas on Unsplash
在宽泛意义层面，女性主义话题还可见于“结绳”的以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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