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kbolat -- 坐落于哈萨克斯坦的中国镇压受害者之村
从文化大革命到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的大规模镇压，为了逃离来自中国的政治暴力，整整几代哈萨克人都不得不离开中国。在这个位于哈萨克斯坦东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流亡者们正在努力重建生活。
Bekbolat
Nurzhan 从大桌子的一端忙活到另一端，确保他的客人们被照顾周到。只要她离开厨房片刻，她的丈夫就会接手给每一位客人的茶杯随时蓄满茶，并不断敦促客人再多吃点他们特意做的马肉。随着冬天一起到来的，是哈萨克的传统：从11 月开始直到纳吾肉孜节期间，每家每户都会轮流邀请邻居一起分享他们为冬天储备的肉。
其中一位客人拿出了他的冬不拉，整个会场就逐渐安静下来，每个人都动情地聆听着音乐：这是一首思乡之曲，诉说着对故乡的挂念。它的风景，动物们的歌声，还有妈妈泡茶的味道。而围坐在桌旁的，则是那些被迫离开了故土的人们： 由于中国政治镇压而造成的出逃浪潮历经了几代人，那些生于新疆，拥有着中国国籍的哈萨克族们最终来到哈萨克斯坦避难。
在途中
在哈萨克斯坦东南部背靠吉尔吉斯阿拉套山脉的这个小村庄里，大约有一百户来自新疆的人。 Alikhan提到：“刚开始我们来的时候有点困难，因为哈萨克人被一分为二，一部分被中国占领了，另一部分被俄罗斯占领了，所以两部分文化有差异，我们说的都不是同一种语言：当地的哈萨克人说的是俄语，这对我们来说很陌生”。
Alikhan在中国一侧的塔尔巴哈台山脉旁长大，2000 年代初他来到 Bekbolat 找工作，当时他刚满 20 岁。二十年来，他看着越来越多的新疆哈萨克人来到这里定居，成家，或者只是为了保护自己。
“近几年，过来哈萨克斯坦的每个人都跟我们诉说过中国的艰难处境。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护照被没收，有的被送进劳教所……到了这里，这些人依旧不敢怎么说话。由于他们的亲人仍在新疆，他们并不总是愿意说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Alikhan描述道。
但久而久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开始建立，这时候从谈话中才会逐渐透露出一些信息：
“有位兄弟，突然被中国当局带走，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
“某个表妹，被迫在工厂工作，却从没有领到过工资”
或者某个人自己
“我被关押在所谓的“职业再培训”营一两年，经过长期“再教育”的身心折磨，才终于获释”。
哈萨克人与维吾尔人或吉尔吉斯人以及新疆的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一样，也未能幸免于习近平政府自 2014 年以来在该地区实施的暴力镇压政策。一开始，这些政策并没有引起很大的注意，因为他们只主要针对伊玛目、独立活动家、知识分子和艺术家。2016年开始，强制与非人性化的镇压政策愈演愈烈，无差别落在了所有少数民族人口身上。
寻求庇护
Bolat就是在这时候离开的中国，侥幸地逃脱了镇压。 “种族灭绝政策，我没有亲眼看到，因为我很早就来了哈萨克斯坦。 2017年，我的签证到期了，我本想回国续签，但我的亲戚告诉我，这太危险了”他回忆道。他的移民生活自此变为了被流放。
渐渐地，新疆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少，这似乎更加暗示了当地的恐怖气氛： “当我和朋友通电话时，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什么也说不出来或者一定要用比喻才能描述，比如说 ‘驴子们正在被送进监狱’这种方式来讲述维吾尔人“
接下来的挑战就变成了如何让人们尽快离开中国。
“大多数从新疆来到Bekbolat的人都是通过家人、朋友、同事或同学的邀请而来的。”, Alikhan说。Alikhan就是Bolat的表弟，Bolat刚到村子的时候就是他帮忙安顿下来。通过口耳相传还有推荐信等形式，哈萨克族人“遣返归国”的运动慢慢地被组织起来。
“来到哈萨克斯坦生活也意味着防止我们民族文化被毁灭。在中国，哈萨克族儿童不能说哈萨克语，也不能遵循哈萨克传统文化，而且新疆所有的民族学校都已经被关闭。 孩子们被迫接受同化，但我们不想被另一种文化吞噬：哈萨克人希望作为一个完整的民族来拯救自己。”Alikhan 坚持说。
在村子里，人与人的团结正是围绕着这种背井离乡和反抗压迫的共同经历建立起来的。 “我们互相支持，建立了牢固的友谊纽带。如果有人需要帮助，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情感上的或者是组织活动，比如葬礼，我们都会聚在一起寻找解决方案，分享我们的困难，分享我们的快乐……”
打破暴力循环
65 岁的伊玛目 Madi Toleukhan 是 Bekbolat 最年长的难民之一。其他居民会定期来看望他，关心他的健康状况，有时还会一起讨论新疆的消息。
“如果我把我经历过的一切都告诉你，能写整整一本大部头。” 他沉着地说到。Madi Toleukhan的故事开始于他之前两代人，他的祖父和父亲曾在 1966 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监禁和酷刑。他自己则是独立活动家，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支持者，而他的祖先与前辈们在当时也已经被认为是危险的持不同政见者，需要被制服和再教育。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父亲被释放了。然后轮到我了。我被送去劳教，因为他们认为我是民族的敌人。我的一个姐妹被中国人打死了，他们活活打断了她的腰背。” 对伊玛目Madi来说，毛泽东时代针对“黑五类”（地主、知识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的残酷镇压与当下习近平时代针对民族少数和宗教少数的镇压之间的连续性不容忽视。
他最终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离开了新疆，就是为了“打破暴力循环”。 “2002年我来哈萨克斯坦的时候，中国当时的情况比哈萨克斯坦要好，在中国，我们更富有，我有一整群牛。但我随时在为我的儿子和他们的未来担心：我来哈萨克斯坦是为了拯救他们。我不希望他们成为受中国政府折磨的第四代人。”
随着岁月的流逝，他曾亲眼目睹他留在新疆的亲戚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捕，只因为他们去过麦加朝圣或做了伊斯兰教的礼拜。从他在集中营里待过的姐夫那里他了解到了很多事情：酷刑、医疗暴力、洗脑、永久监视、强制沉默…从中他看到了曾今经历这一切的自己。
流亡的文化
“中国政府正在推行一项长期政策。”伊玛目Madi说道，“每隔五十年，他们就会对新疆的少数民族实施恐怖政策。最后，他们决定在地球上抹去我们的存在，连同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语言……”
为了在他个人里程上尽可能地击败这个政权，他要夺回他曾经被剥夺的说母语的权利：“他们禁止我上学，阅读和写作，因为我是国家的敌人。但我选择了自学。我首先学会了用阿拉伯字母书写，当我来到哈萨克斯坦时，我还学会了用拉丁字母，然后是西里尔字母。
在无法正面对抗以庞大镇压系统的情况下，受迫害的人们最终只能通过让他们的文化和传统得以生存延续的办法来对抗中国。因为消灭民族文化与传统的政策的根源就在于根除任何不符合共产党党制定的民族叙事。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离开童年的故土，但没关系：在流亡生活中，一个更加紧密结合的社区正在建立起来。
“我们的很多朋友都死在了新疆，他们的家人被禁止举行仪式，所以我们就在这里举行，” Bolat说，“我们为我们所爱的人祈祷，我们为我们的死者诵经，我们去清真寺，因为那些还在新疆的人已经做不到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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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匿名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