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學概論02人─神模式：為什麼信仰「不計得失」？
宗教是種獨特的「意義生產」系統，這個系統的核心，學者稱之為「超餘」。宗教中設定的超餘有許多形式，像是基督教裡的「上帝」、佛教裡面的「涅槃境界」。
從宗教學的視角看，宗教活動就是人以「信徒」的身份和「超餘」打交道的過程，在自己與超餘之間建立起某種關係。所有具體的宗教活動，都是圍繞這個關係展開。世界上的宗教千姿百態，但從信徒對待「超餘」的不同方式來看，宗教現象都可以歸結成兩大基本模式：一類是「人─神模式」，是另一類是「人─人模式」。在「人─神模式」當中，信徒是以「無條件」信賴神明的方式和超餘相處，而在「人─人模式」中，信徒更多是以一種人與人之間用「利益交換」的方式對待超餘。
在「人─神模式」中，信徒對待超餘的方式稱為「信仰」。宗教中的「信仰」是一種不需要理由的相信：不論緣由、不計得失、不管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都選擇相信自己的宗教。
聖經中有個著名的故事─《約伯記》，提到了「信仰」的問題。約伯是一個虔誠的信徒，家庭幸福，生活富裕。他的事蹟被撒旦所知曉，撒旦對上帝發出挑戰，他說約伯之所以虔誠，只不過是因為獲得了物質上的利益；只要剝奪掉這些物質利益，約伯自然會捨棄他的忠誠。上帝接受了撒旦的挑戰。於是，撒旦讓約伯遭遇了接連不斷的打擊：先是損失了財產，然後又失去了子女，最後身患重病，從頭到腳長滿了毒瘡。他的妻子對他說：你還堅持信仰做什麼？你放棄算了。但約伯認為自己的信仰是有意義的，沒有絲毫動搖。後來，約伯成為了基督教中「信仰堅定」的代表人物。
這種對信仰的要求很苛刻，如果只在宗教故事中提到也就罷了，但這種要求甚至延伸到了現實中，是不是有點不講道理呢？設想一下，如果你是一名信徒，不論你遭遇了怎樣極端的困境，你的神，或者我們說的「超餘」也不會現身替你解決問題；無論你多麼虔誠，信仰也不能改變你面臨的客觀狀況。然而，它卻要求你堅持無條件地相信它。我們肯定會問：宗教憑什麼這樣要求呢？
原因在於，宗教原本就不處理客觀世界中的物質問題，它最大的功能是給人「提供意義」。人不同於動物，總是會自發地尋求意義。宗教只要能夠滿足這種需求，就能得到信徒的認可。而且宗教也確實很充分地做到了這一點：作為一種意義生產機制，宗教能夠全方位地覆蓋從日常生活到極端情形下的意義供給。在「人─神模式」中，這種意義供給十分穩定。
就像是猶太教的安息日傳統，這個傳統給日常生活賦予了「神聖性」，讓平凡的生活獲得了意義。在猶太教傳統裡，每週五的日落之後到週六的日落之前，這一整天的時間中信徒都不能勞作。根據猶太教經典《塔木德(也就是基督教所謂的舊約聖經)》的內容，甚至連做飯都不行，因為家務勞動也是勞作，只能提前準備好食物。到了現代，虔誠的猶太教信徒在安息日甚至不能開燈關燈，打電話、開車、出遠門也是禁止事項，娛樂活動更不用說了。
旁人可能會感到不解，這不是自找麻煩嗎？並沒有這麼簡單。安息日的規定源於猶太教信仰中的創世論：上帝用六天創造世界，第七天休息。信徒守安息日，實際上是在「紀念上帝創造世界」。在安息日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那麼要做的是什麼？是休息和敬拜上帝。通過安息日，信徒與上帝之間建立起了某種聯繫。至於前六天的辛苦工作也有了神聖的意義，是為了給安息日敬拜上帝做準備。日常生活不再只是繁雜瑣事、柴米油鹽而已。
再來看看清教徒的工作倫理，它給工作賦予了特別的意義：在清教徒看來，工作是一件和人生終極目標有關的事情。
人生不只是「生下來、活下去」而已，誰也不願意碌碌無為地過完這一生。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成就偉大的事業，普通人又是為了什麼而工作呢？是生活所迫嗎，或者是為了賺錢享受？清教徒認為都不是，工作的神聖意義是「勤奮工作是上帝選民的印記」。
「清教」是從基督教新教裡的喀爾文教派發展出來的，這一派的特點是相信「預定論」。也就是說，一個人會不會被上帝選中、獲得救贖，早就註定好了，和這個人一生的行徑沒有關係，一切都看上帝的恩典。換言之，無論你做什麼，都不會增加獲得救贖的可能。既然如此，清教徒為什麼還要選擇勤奮工作呢？
那是因為勤奮工作並不是得救的「理由」，而是得救的「標誌」。清教徒認為，被上帝選中的人，他在俗世的目標就是盡自己的本分，增加上帝的榮耀。對工作認真負責，遠離世俗的享樂，就是這一類人的標誌性特徵。也就是說，勤奮工作不會讓你被選中，但一個註定被上帝選中的人，在生活中一定會勤奮工作。清教徒選擇勤奮工作，不是為了賺錢享樂，而是為了證明自己是上帝的選民。這樣一來，平凡的工作就和人的終極追求發生了關聯，獲得了更深刻的意義。
最後，宗教還能為「苦難」賦予意義，讓人在最極端的困境中，也能得到精神上的支撐。
以德國神學家迪特里希‧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的故事來看。在1943年的納粹德國，潘霍華因為從事地下反納粹活動被關進了特別集中營。在面對被囚禁的生活和死亡威脅下，潘霍華寫給朋友的信中卻說：「承受苦難的人能夠比平常人更瞭解信仰的真諦」。
在這位神學家看來，承受苦難同樣是培育和表達自身信仰的一種方式。因為在基督教中，痛苦和苦難有著獨特的意義：耶穌就曾經為了全人類而受難。所以，作為一個基督徒，主動地去承擔責任、經受痛苦的考驗—─這一切讓他更加接近基督，拉近了與上帝之間的距離。對於這位神學家來說，苦難不僅沒有動搖他、摧毀他，反而讓他更深地理解了自己的信仰。無意義的苦難，就變成了有意義的經歷。
可見，從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到最極端的艱難困苦，人都需要給自己一個意義，這和物質上的得失可是兩回事。猶太人守安息日，讓日常生活獲得了神聖的意義。清教徒勤奮工作，是把「勤奮工作」當作是上帝選民的印記。神學家在死亡和苦難面前堅持信仰，並不是認為信仰能夠消除現實的苦難，而是要通過信仰，找到苦難的意義。
就「宗教」內部來看，不計得失的信仰，更多地是體現出個人的虔誠。但從「宗教學」的視角來看，信仰的「不計得失」就是「讓意義的獲取」變得穩定。
這種穩定對於信徒來說特別重要。團體需要穩定的共同意義來達成共識，個人需要從穩定的意義中獲得安身立命之感和精神支持。
反過來看這個問題，如果一個信徒在信仰面前計較得失，他選擇相信某個宗教，不過就是為了換取某種個人利益，他和「超餘」的關係就會隨著利益的變化而變化：一旦利益消失，就沒有理由再堅持信仰，從信仰中產生的意義也隨之消散。那麼，這些個人的精神支持、團體的共識就會失去基礎，將會帶來從個體到群體各個層面的動搖和混亂。
「不計得失」的信仰，看上去不講道理；但恰恰是因為不講道理，不去計算利益得失，才讓「相信」這件事不會隨著利益得失的改變而改變，讓意義的供給能夠保持穩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