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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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刚开始只有几只在厨房台面的食物残渣流连。我并没有下手击杀，弯腰看它们围着一小块蛋黄团团转，却没有搬走的意思。它们大概偶然上门，想找东西吃也无妨。十分钟后，蚂蚁放弃了蛋黄，沿着灶台边的缝隙离去，我仔细清理了地面和灶台。
在半与世隔绝的一年半时间里，看到任何活物，我都充满好奇。南加州的大学面对疫情管理得格外严格，丈夫学校去年要求留校生每周都要进行核酸测试；附近的幼儿园要求小朋友全天佩戴口罩。当疫苗推出后，教授、助教等人员很早就获得了打疫苗的机会，打过疫苗的人便不再强制检测。四月底，我也预约成功，在一家超市药店里打完两针疫苗。
但是，我曾经常去的图书馆仍未对校外人员开放，大部分时间，我依旧在家里工作，眼前所见的是公寓两面窗外的几棵树。黑油油的短嘴鸦常在太阳最烈的时候躲在树荫下。
15年刚来美国时，我感到这里的一切都那么大。大杯碳酸饮料只要一刀，抱在手里像一座塔；去餐厅点一道主菜，可以吃三顿。美国超市里卖的“baby bok choy（小白菜）”总让我发笑，比国内菜市场里的大三圈，梗部肥白，分明是“巨婴白菜”。这里野生动物也大，乌鸦翻垃圾桶吃芝士汉堡，肥得油光水滑，飞起来费劲。
只有蚂蚁还是一样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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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我的睡眠逐渐紊乱。隔三差五，我在凌晨两三点时晃到厨房，在智能花盆照出的雪亮灯光边最后喝一口水，走进卧室不甘心地关上灯。
灯光从薄绿叶片透出来，给我握着杯子的手投下暗绿阴影。花盆附近常有蚂蚁在爬，数量不多，但宣告了它们在我家常驻的决定。我把水杯放到另一边台面，看着蚂蚁出神，然后用纸把它们快速一擦，扔进垃圾桶。有些时候我代入蚂蚁视角，又觉得恐惧，任它们四处爬，快速离开厨房。
我看着手机里国内的朋友们在不同的群里聊天。他们似乎近在咫尺，却又像与我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壁。我开始做梦，梦见许久未见的好友们。我给一位梦到的朋友打电话，她在德国，说自己最近也有些状态低落。
“以前觉得我如果能出国读书，找到工作，肯定特别快乐。可是现在什么都实现了，我好像更迷茫了，我也不会和这里认识的朋友谈心，觉得他们理解不了我的感受。”
她回国时，我们曾经一起在我的租屋挤一张床，然后她去机场，出国旅行，又或是出国工作。我们轻易地离别，约定未来在不同国家碰面，觉得世界任我们闯荡，终会相遇，现在才知道相聚原是多么艰难的事情。上次我们见面，竟已是六年前的事情。
几周前，我和丈夫带着小孩去探望姑姑，在她家度过周末。姑姑独居，已经在这里待了十几年。因为疫情的缘故，她的公司业务受到极大影响，暂时关闭。早上起来，我们坐在餐桌前喝咖啡，小孩在桌子下面无忧无虑地推着小汽车，姑姑谈起了疫情期间自己的忧虑。每隔一段时间，她就会梦到年迈的父母去世，哭到醒来。
“以前每个春节我都知道自己可以回去，有什么突发情况也可以马上买机票。可是现在，我的护照连回去的办法都没有。”
“那天，奶奶说她和爷爷在看墓地。我说，‘妈，你也给我准备一块墓碑吧。’奶奶看我表情不对，马上岔开话题，说她只是随便说说，可我真的是那么想的。”
听到姑姑这样说，我忍不住落泪，反倒让她安慰起我来。这些年长辈们体检的结果一次比一次差，我时常去查看关于死亡、缓和医疗、临终关怀的内容，为将来要面对的情况做准备。有时我和朋友调侃，我已经把能回国的预期推到了2022年，而美国的疫情能在2025年控制住就不错了。
我不敢细看视频里父母的脸。我们并不常联系，只是在朋友圈发些各自能接受的内容时，互相点赞，因此，一年里偶尔视频时，他们的衰老格外触目惊心。疫情中位于不同地的我们处于一种微妙的僵持中，父亲说，你不要发什么政治相关的内容了，我们不想看。过一阵，父母看了关于美国的新闻，又说，不行你们就回来吧。父亲大概不记得了，我出国前一天，他自然地说，你就不要回来了吧。好像留下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二月，小区里所有的桉树都被工人砍掉了，树根被锯成木屑，暗红一片覆盖在楼下的草坪上。桉树是外来物种，最早作为农业品种引入美国，希望利用其木材。但是，每一年，加州都会发布树枝坠落警告，告诫人们小心被高大桉树掉落的树枝砸伤。当几年前一位骑摩托的人被倾倒的树砸死后，本市便开始慢慢缩减桉树的数量，路上和小区里时常见到工人攀到高处，用电锯锯掉大树枝。
美国的疫情不断蔓延时，针对亚洲面孔的仇恨犯罪数量激增，我的衣兜里常备一瓶防狼喷雾，出门左顾右盼。我在切菜时看着菜刀的刀刃，想象会不会有一天又会发生什么新的排华举措，要把我们这些外来物种斩草除根，而我的武器就是这把阳江十八子打造的中国菜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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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今年四月初的一个凌晨，我看着密密沿厨房墙角爬到天花板的一串蚂蚁，有的还长着翅膀，悚然一惊。它们太多了，显露出危险的迹象，我决定要把它们杀死。
加州位于地震带上，使用水泥或砖等材料盖房要达到防震标准，成本极高；而拥有大量树木的加州，木材价格比起其他地方要低廉，加上这里人口流动率高，使用木材让拆除和重建的成本也更加可支付。然而，大量木质结构的房屋，也使得加州成为白蚁的重灾区，买卖房屋时卖家一般都要出示白蚁的检查报告。如果没有及时清理白蚁，房屋很可能就会遭受严重破坏而倒塌。
每一年，学校房管所都会派工人挨家挨户地检查阳台，查看是否有白蚁的痕迹。我搬过来的这两年，每次检查后都风平浪静，这一次我们能够幸免吗？
我用手机拍了几张蚂蚁照片，放大了看，对比谷歌图片，怎么也觉得不像白蚁。可是为什么这些蚂蚁要往天花板上爬呢？
我走到客厅餐桌前，将一把椅子搬到厨房，又抽出一张消毒湿巾，蹲在椅子上，沿着墙角自下而上把一长串蚂蚁碾死。几十只蚂蚁在纸巾上不过是一小团轮廓模糊的黑。昆虫不幸与人的外观差别巨大，大到足够将杀戮的重量降到良知只有细微一颤。
我扔掉纸巾，洗手，拿出一片褪黑素吞下去，躺到床上，等待身体微微发热，释放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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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送完小孩去幼儿园，我带着一丝摇摆的杀心去超市货架挑挑拣拣很久，选了一盒针对普通蚂蚁的诱饵。说明书上写，蚂蚁会搬走凹槽里的诱饵带回巢穴，逐渐毒死蚁群。
到家后，拆开包装简陋的盒子，我拿出四个白色小盒，放在厨房角落，静待蚂蚁出现。然而，很快我就发现，蚂蚁在台面用触角左探探，右摸摸，围着几粒面包碎屑转，对诱饵一点兴趣也没有。
朋友们踊跃给我提出建议：可能要多试几种诱饵，找到蚂蚁喜欢的口味；感觉很高级的超音波驱蟑仪；听起来很疼的液态铝浇蚂蚁窝；有个叫Terro的牌子很好用，但是蚂蚁每年还会回来......显然，在与这微小而顽强的蚂蚁搏斗的路上，我并不孤独。
一个月后，我扔掉了从未被蚂蚁碰触的四个诱饵盒，同时收到了房管所的邮件。因为前不久排查学生公寓的阳台，房管所发现一些公寓出现了白蚁的痕迹，安排暑期将进行分批烟熏除蚁。整个小区住户将分成三批，轮流搬走五天。房管所会安排临时住所，提供搬移服务；如果另住他处，也可以得到相应数额的租金减免。
所以，我们家中的大概真是白蚁吧。
疫情期间，我们常需要借助车子出行——去户外带憋疯了的小孩走走，去超市买菜，取点好的外卖。在那深蓝的金属盒子里，我们看着窗外的世界，阳光依旧一缕缕穿过街边的桉树，蓝花楹次第盛开，只是每个有人的地方似乎都蕴含着杀机。某天，车子经过一栋被亮黄色材料包得严严实实的建筑，好像一座充气城堡。我后知后觉意识到那正是在用烟熏法除蚁。
房管所还没有发具体的指南，一想到可能要搬东西，我就开始焦虑。夜里十二点，我一页页地看谷歌，烟熏法杀蚁需要做什么准备？书会被熏坏吗？看了好一阵，我大概了解到，所有拆封且未密封的食物和调料、打开了的牙膏、护肤品都要带走或放进特制的密封袋；宠物不用说，盆栽也要记住带上；被褥枕头可以用塑料被套盖住。我的斗鱼显然也要搬走，可是怎么才能保证搬它的时候水不要洒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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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五月底，一种毫无由头、突然袭来的低落情绪把我淹没了。之前，这种情绪只是时不时突袭，让我在夜里流泪，但没有影响我白天的状态。然而这次，时间的推移不再具有明显的意义，我好像失去了任何动力，只想躺着发呆，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活着。
房管所稳步推进着清理白蚁的工作。砍掉贴着墙根的灌木，种新树苗。工人们一家家拆掉褪漆的旧阳台，粉刷木板，搭建新阳台，修补公寓房顶，每天挖土、打钻、锯木头的声音不断。
睡不着的夜里，漂泊之痛啃咬着我的心脏。我找不到语言描述它，也不知道该如何向任何一个人讲述这痛苦。
2015年出国的前几天，我与父亲在厨房聊天，他才知道我要读什么专业。出国第二年，父亲扔掉了我留在衣柜里的衣服，说以为我不要了。出国的第三年，父母重新装修了家里，父亲将我三面书柜的书全都运到了公婆家，而我是在公公在群里发照片，夸我读书多时，才知道自己的书架被清空了。我常感到父母似乎急于清理我存在过的痕迹，好像自己回去的路也被抹去了。他们在意我，却又无法真正接受我。
曾经我坚信离开父母是让自己获得自由的唯一方式。但与自由相伴的，还有连根拔起的孤独。我不想要只隔着网络与朋友交谈，只通过邮件与他们说话，我想念那些我曾深爱过的朋友的面容，真实地拥抱他们；我想回到家里翻出朋友留给我的信件和书画，确认那些证明我们交往过的痕迹还存在。过去的联结、我生命的一部分已随着长久的缺席、更宏大冰冷的撕扯而逐渐消逝，而我对此毫无办法。
我与男友异地异国恋了七年，才终于在加州相聚。17年我从加州见过男友，回到东部，在机场等着接驳车来的时候，附近的一个女孩在给家人打电话。电话结束时，她很自然地说：“I love you, mom.” 我突然意识到，这样的亲密从未、也不太可能出现在我与家人的交流中，流泪不止。那天坐在我左边的姑娘，上一年与我搭过同一辆车，她的家位置特殊，处在荒凉地带，因此我还记得。我总是记得那些旁人眼里微不足道的细节，频频回头，成为最后留在那段记忆里的人。
回家在病毒的蔓延和变异中显得越来越遥不可及，而我在退化的中文与蹩脚的英文里双双失语，感到自己的内部在缓慢地无声碎裂。
斗鱼在六月初，来到我家整一年后死去。搬家的时候不需要担心鱼缸的水会洒出来了。
去年六月，美国的疫情已把小孩关在了家里三个月，我和丈夫都处于低效和焦虑的工作状态里。我想，也许买一条鱼放在家中，给小孩一个观察对象，能让他消磨一些时间。这条孔雀蓝身子、朱红尾巴的斗鱼便被小孩在宠物店挑中，捧了回来。结果，小孩只盯了斗鱼一两天就没什么兴趣了，倒是我时常看着斗鱼在树脂小汽车里游进游出，在海藻球和水草中穿梭，觉得趣味横生。我并不擅长养植物或动物，斗鱼有几次生了病，躲在幽暗处歪倒好些天，什么也不吃，又在某一天突然恢复活力，浮到水面快速吞下鱼食。我在它身上获得了不少鼓舞，为它的生命力感到惊叹。然而这次奇迹没有发生。
蚂蚁总是夜里成群结队出现，天亮就杳无踪迹，像一场短梦。自从我拿着湿纸巾，杀死一整队蚂蚁后，它们似乎消停了好些天。如此在凌晨扑杀了三次，厨房里很少再出现许多蚂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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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小孩洗澡时，发现两只蚂蚁正贴着浴室凹凸不平的白色瓷砖爬行。
“为什么？为什么蚂蚁会在这儿？”小孩不停发问，用玩具盛起水泼向蚂蚁。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蚂蚁会出现在浴室。这里没有食物，它们走错了吗？
没过几天，蚂蚁在浴室越聚越多，看来是从厨房彻底转移了阵地。依旧是晚上出现，有时候小黑蚂蚁、带翅膀的蚂蚁会爬满一边的门框。然而，那些蚂蚁的行动温吞，不堪一击。我从未见它们在屋里飞过，只是拖着翅膀爬行，并不会如苍蝇或甲虫凶巴巴地四处冲撞。时不时，第二天起床，我看到它们漂在水杯、水池上的尸体，不明白为什么带着翅膀的蚂蚁也会淹死得这么轻易。
我的同情总是摇摆不定。有时我告诉小孩不要用水泼蚂蚁，有时又视而不见。小孩最近痴迷的一本书，也关于蚂蚁——书的名字叫The Paper Boat。作者Thao Lam三岁时作为越南难民来到了加拿大。越战结束后，她和父母与27名越南人坐上一艘小渔船逃离；她的母亲害怕被家人留下，隐瞒了自己怀孕的消息。绘本就是以Lam母亲的故事为灵感的。
她母亲说，曾经为了防止蚂蚁爬进桌上的饭菜，Lam的祖母都会在桌上放一碗糖水。蚂蚁纷纷爬进糖水，Lam的母亲就会用筷子把蚂蚁救出来放走。后来，她也被蚂蚁所救。逃离越南时，Lam的母亲在深草中迷失了方向，月光下，她看到一队蚂蚁，并跟着它们走到河边。去国的渔船正在等待。
我想以我那不彻底的善意，我是不会被蚂蚁救赎了。不管去或留，我都已是异乡人，只能漂流在永远幽暗的夹缝里，被左右撕扯。
蚂蚁太密集，像随时要从门框和天花板掉到头上。小孩害怕又兴奋地看着我和丈夫用纸巾擦掉一串串蚂蚁。每次大批杀死蚂蚁后，它们就会销声匿迹几天，然后再次出现。丈夫感叹房管所的日程安排果然合理。
昨晚，在大大小小有翅膀没翅膀的黑色蚂蚁又一次爬满浴室门框、趴在洗手池天花板后，我忍不住再次查询谷歌，认真对比后，终于意识到家里的不是白蚁，而是木蚁。与白蚁不同的是，它们不吃木头，只是在木头里筑巢。如此多的木蚁出现在我家里，说明它们正在准备繁殖。木蚁的另一个特征是夜里觅食，喜爱潮湿的死木——这回全清楚了，白天偶尔出现的是普通蚂蚁，夜里成群出来的是木蚁。
当雌性和雄性交配后，雄蚁会死，雌蚁的翅膀则会掉落。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看到突兀死去的蚂蚁。而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我还会在某个角落看到许多小小的翅膀。
我感到一丝荒谬。房管所要扑杀白蚁，家里蔓延的却是木蚁。如果不是自己查询，我从来不知晓它们的存在。在这短短一生，它们徒劳忙碌，繁衍，死去，退掉翅膀，在错的时间来到错的地点，浑然不知自己与后代就要死在这栋建筑里。我简直想要冲它们大喊：这里不适合繁殖，快走吧！
我给丈夫讲了关于木蚁的发现，丈夫说：“它们也就再活半个月了。”
趁他给孩子洗澡，我扶着门框端详，轻敲墙壁，想到这粉刷的木板下也许存在着另一个世界——细长的沟壑纵横，木头内部早已被木蚁啃成粉末，但表面还维持着单薄的完整。那像是对我生活的一种隐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