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可以被困住，但不能因此停住|郭晶的武汉封城日记|2/2-2/4

2月2日

很多朋友说最近看肺炎的消息气得睡不着。确实有太多让人感到愤怒的事情，有脑瘫儿童因为家人被隔离而社区疏于照顾饿死在家里，有人被隔离而家里的猫被社区工作人员活埋。除了愤怒，我们还有震惊、伤心、无力等很多复杂的情绪。

长期处于这样的情绪中而没有调节的渠道会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面对疫情的恐慌感、无力感都无法消失，但可以减弱。有些道理说起来容易，生活中的问题却没办法在知道道理的瞬间消失。

有两天我觉得自己咳嗽得有点多，偶尔还头疼，就有些担心。但我认为这是紧张的缘故，就继续我的日常生活。

人可以被困住，但不能因此停住，我们需要找一些事情让自己行动起来。不管你在哪里，如果你有能力可以为抵抗疫情做一些事，如果你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希望你过好自己的生活。

昨天的晚餐是芹菜炒豆干加稀饭。

晚上照旧和朋友聊天，谈话主题是初中的生活。有人读青春疼痛小说，有人读名著。大家的初中都有些许孤独、自卑、压抑，又努力地探索和他人、和世界的关系。有人很叛逆，喜欢挑战权威，和老师作对。有人提议聊未来，我们说现在太难聊未来了，可能5分钟就聊完了。

然后，有人分享自己在家里看到的不平等，女性每天花很多时间做饭，想要阻止也很难。这是因为她们缺乏公共参与的途径和方式，诸如做饭这样的无偿劳动成为她们获取家庭地位的唯一方式。我们试图缩短聊天时间，担心很快聊完，聊不够一千零一夜。同时，大家却又十分不舍，有人想先离开又担心错过重要的分享。

早上看到有人在司门口跳桥。我就住在附近，年前朋友还说要去呢。

我开始试图获取肺炎之外的信息，刚好我的朋友肖美丽前几天更新了她的播客《有点田园》，早饭的时候就听了一下。这期博客跟我现在的状态恰好有点契合。有个女权主义者在豆瓣上开了一个猫头鹰信箱，接受女性的投稿，倾听和回应一些女性的困惑。猫头鹰信箱发起人也在寻找自己的位置，想要做有意义的事情。

今天的天气阴了起来，下楼发现下着小雨，懒得回去拿伞，照样出了门。前几天在外面呆的时候并不长，在外面没有脱下过口罩，哪怕是在江边。今天想着在外面呆久一点，还带了食物和水出门。后来雨越下越大，还是在外面呆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就回家了。

今天访谈了4个环卫工人。其中一个是58岁的潘大哥，武汉人。潘大哥做环卫工四五年，现在在垃圾转运站做司机，负责运送垃圾，一个月工资5000块。他是和积玉桥街道签的合同，做司机才一年。他的工作时间不定，主要看垃圾的多少，一般是8个小时。

他老伴是社区的工作人员，疫情时期负责做一些宣传工作，帮社区的人买菜。肺炎爆发后，他现在每天回家洗澡，衣服一两天洗一次。他妻子负责洗衣服做饭。

他戴的是自己买的N95的口罩，单位只发了一次性的医用口罩。潘大哥对疫情并不担心，说自己做好防护措施就好。大家现在出门都只是买菜，买了菜就回家，也不讲话，不会传染。他说现在出来还好一些，在家里太闷了。

在路上看到一个大院门口在卖蔬菜。我买了一些西红柿、香芹、玉米和生菜，西红柿和香芹10块钱一斤，生菜8块钱一斤，玉米7块钱一个。

路过一个党员群众服务中心，里面几个人穿着防护服，看起来像是在分配菜。

一个人在公园的湖里钓鱼。

有两个志愿者在一个大院门口坐着看手机，喇叭里放着一些宣传语。

腰花面店还是没开门，老板蹲在门口，他说政府发了通知不让开门，也没地方去，闲得慌。

下午接到一个求助，求助的人在武汉有80多岁的外公外婆，他们拍了CT显示肺部问题，等待确诊，需要做核酸检测。求助者的小姨在照顾两个老人，需要一次性手套和消毒液。我家里还有一些，他外公外婆住得离我家不算远，我想着可以骑车送过去。他说千万别送，特殊时期，让我做好防护。

我联系了顺丰，快递员说武汉市内可以邮寄，不能往外地邮寄，外地往武汉只能寄医用物资，因为现在只有空运，液体寄不了。快递员说今天寄不了，放快递柜也没法取件，要去快递点寄。我本来打算明天去，求助者说家人现在有物资啦。

2月3日

每天出门成为我的一个重要日常。其实我已经觉得出门不是必要，可我还在偏执地坚持。

我在坚持什么？这个城市不会在明天突然解封，外面不会在一日之内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这其实是一个微小的反抗，在信息的封锁中寻找真实的信息，在隔离中寻求和他人的联系，在不确定中寻找某种确定性。

昨天的晚餐是蒜苔炒肉加稀饭。

晚上和我的朋友们聊天。有人昨天和妈妈一起跳了舞；有人一边拼乐高，一边听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书，她说到女人应该注重自己和现实的关系；北京下雪了。

昨晚在聊天的时候，我时不时地在做一些线上联络的志愿工作，但又不想错过大家的聊天，就开着视频，听着她们的声音，很安心。

早上被外面叽叽喳喳的鸟叫声叫醒，起床望向窗外却是灰蒙蒙的，十点多开始放晴。做完运动，吃了早饭，我打开门要出去，发现自己没有戴口罩。放松警惕好难。楼下有人在跳绳。

这两天在路上看到的环卫工大都开始戴一次性口罩。

今天访谈了两个环卫工和一个物业公司的保洁员。刘大姐今天50岁，老公是武汉人，她结婚后来了武汉。刘大姐在一个小区内工作，每天走路二三十分钟上班。

她穿着防护服，带着3M口罩。防护服和口罩是物业公司发的，但也都不充足，有就发，所以她的防护服是旧的。

业主现在都不出门，就把垃圾放在门口。刘大姐说做保洁员都是年纪大的人，很多人年纪大害怕感染就不再上班了。我问她为什么还在做，她说总要有人做。

因为穿着防护服，不停出汗，浑身都是湿的，每天回家都要洗澡。家里也会做防护，像用84消毒液做清洁，都是她做。

太阳出来了，我就去了江边走了一下。有人在小憩，有人在锻炼。

那个可以翻单杠的“老人家”64岁，很健壮。他四十多岁的时候开始成为三高人士，还得了糖尿病。他没有吃药，而是从那个时候他开始锻炼身体。疫情期间他也每天都出门锻炼。家里三代同堂，他们都在家不出门。他不害怕，身体比较好，就出门买菜。

下午和美丽录了一期播客，分享了我在封锁中的生活。（2月5日发）很庆幸自己开始写日记，因为它也成为我的一部分日常。

2月4日

前几天看到一个人发的朋友圈，写道：“封城封村的消息才几天，有多少男的在一个快被急疯的状态，试想一下有多少女的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日子。”

封锁一定程度上让男性体会了女性缺乏公共生活的感受。很多已婚女性在结婚后开始不得不围绕着家庭，即便她们有全职工作，下班后她们洗衣做饭、照顾孩子，做了很多不被重视的家务劳动。她们公共性的生活不断缩减，跟同事、朋友谈天的时间越来越少，她们对家庭的投入多于对自己的关注。

昨天的晚饭是芹菜炒鸡胸肉加稀饭。

晚上和我的朋友们聊天。前一天成都发生了地震，我们就聊到了08年的汶川地震。大家纷纷说了自己当时的情况，很多人都还在高中，有人离开教室的时候带了历史课本；有人在震感不强的城市，还在继续上课；有人觉得自己要死了，而她幻想过自己死后会成为像庞贝古城一样的文物被人研究。

大家记起当时的一些感人故事，比如被解救后要喝可乐的小朋友，也有人记得没有疏散学生而先离开教室的范跑跑。当时，范跑跑几乎是被集体唾骂的。现在觉得范跑跑并没有那么可恶。

我们重新审视了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在灾难面前，我们塑造一味奉献的英雄，贬低所谓“自私”的行为，而事实上很多看似自私的行为只是人们的自保而已。集体主义具有很强的情绪渲染力，甚至会制造厌恶甚至仇恨，比如中国人讨厌日本人。这种情绪会让我们忽略人本身。

很庆幸我们今天除了赞美医护人员的付出，也看到他们的脆弱。

今天访谈了3个环卫工。陈大姐今年45岁，做了1年的环卫工。她是孝感人，老公也是环卫工，一家三口在武汉租房。她和环卫所签的合同，有社保。封城以来，单位一共发了16个口罩，她说不够用，还发了劳保手套，她用得不习惯，就用自己的毛线手套。

陈大姐现在每天洗澡、换衣服，家里也天天消毒。这些主要是她做。我问陈大姐有什么需要，她说没什么需要。现在街上有专门放口罩的垃圾桶，陈大姐说会有专门的人穿防护服负责清理。我在和陈大姐聊天的时候，有几个穿制服的人走过来。我赶快给陈大姐了一包口罩，骑着车走了。

骑了大概一百米，看到一个武警医院，从外面看不出任何异样。

今天路过一个小区，门口放了很多包菜，保安在测体温，有住户出来取菜后测体温后进小区。

今天路过了被围起来的画室和酒店，都好几个穿防护服的人在外面。我看到路边有的车上贴着“控制疫情，方便群众，服务社区”，司机在里面休息。

路上，我看到了关着门的武汉市红十字会培训中心和还在营业中的顺丰快递。有个叫“五台山好兆头起名馆”的店开着门。

我还路过了户部巷，上次来大概是12年，这里人挤人，现在只有零星的人。有个乡菜馆开着门，有穿制服的人来取外卖。

我从江边走回家，有人带着狗跑步，狗也戴了口罩。

有人疑似在江边做爱，女的坐在江边的石凳上，男的躺在她身上，男的裤子解开脱了一半。

有两个老人搬了凳子在江边晒太阳。

我在一个四下无人的地方，摘下来口罩顺畅地呼吸了会，戴上口罩的那一刻就重新感到了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