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阿光：总有一束温柔的光会落在你的头上 | 讲座摘要（上）

2021 年 3 月 9 日

2020是被疫情打乱的一年。蓦然回首，全球局势仍笼罩在不确定的阴云之中，而社会内卷化进程依旧不止，社会问题依旧严峻。弱势群体在土地财产，城市空间，政治地位，存在归属上被边缘化，他们的无助而尴尬的处境却在历史的长河中被长期忽视，微弱的话语被时代的宏大叙述所掩盖，个人的主体性与尊严也在社会分层中面临剥夺。在慈善陷阱与利益纷争中，他们一次次陷入生存的囹圄，又一次次听到绝望的回响。然而迷茫中也尚有救赎之途，那是星星点点的努力，给这原本黯淡的世界带来些许明媚与希望。

本次人物对话，我们邀请到中南屋的阿光。从肯尼亚到莫桑比克，再到南非约翰内斯堡，她执着于非洲野生动物保护，接着又关注弱势群体赋权，在这个不断将弱势群体异质化的社会里，建构他们的社会与空间意义，感受他们原始内生的脉动。同时，讲座也将探讨教育与公益的内涵，青年在多元文化碰撞下的身份认知转变，但在这其中，最动人的还是阿光的个人故事。非洲的星河璀璨和如血残阳，铺就了她温柔而有锋芒的人生之路。在自我实现中，她变成丽日；在赋权之行中，她带去光束。每一个看似渺小的我们，即便在压力的夹缝中苟延残喘，也该有着“总有一束温柔的光会落在你的头上”的美好信念，守护爱和希望。

就让我们追随阿光不断走出舒适圈的旅程，去触碰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希望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与严峻的疫情期间，这束光能给你带来一丝温暖。

主讲人

黄烨（阿光）

曾作为国际组织项目研究员，在七个非洲国家开展过女性赋权、野生动物保护等方面的深度调研和公益项目。2017年，她的故事登上了央视新闻联播节目《中国有我》；2018年，她作为青年代表，在央视《开讲啦》节目一带一路肯尼亚专场对话撒贝宁；2019年，她作为中非领域特邀嘉宾，在哥本哈根大学商学院发表演讲。2020年开始，她深入云南、江西等地，关注缅甸儿童、尘肺病群体等弱势群体。

主持人

徐文哲

围炉上海纽约大学成员
上海纽约大学2024届学生

对谈大纲

— 深入非洲与扎根中国—

从腼腆青涩的女孩到成熟坚韧的弱势群体赋权者
救世理想与现世艰难

—公益：到底是什么？—

从乡村支教到非洲野保
从缅甸儿童学校到尘肺病群体
个人选择与社会价值

徐文哲 = 文哲

黄烨 = 阿光

文哲 |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最近在进行的项目吗？

阿光 | 现在我在中南屋主要关注弱势群体赋权这条项目线，我们在非洲肯尼亚当地和一个反割礼志愿中心合作，目前的计划是帮助那边的女孩搭建一个计算机教室。在国内我们在江西萍乡和当地的一个公益组织合作，去帮助当地的尘肺农民。在中国云南这边我们也一直在关注当地弱势的妇女和儿童，想在未来为当地的流动儿童建立一所学校。

文哲 | 在保护野生动物的时候从肯尼亚到莫桑比克，再到南非约翰内斯堡，您经历无数艰辛。在弱势群体赋权的道路上，您在肯尼亚筹办女性割礼救援项目也是困难重重。您愿意和我们分享一些当时遇到的挫折与挑战吗？

阿光 |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故事。我们从2015年开始关注反割礼这件事情。中南屋其实是2014年在肯尼亚成立的，当时我们在肯尼亚做调研，了解当地还有割礼的习俗。对我们从中国来的青年人来说这件事很令人震惊，怎么在21世纪这个世界上还会存在割礼这样惨无人道的习俗？与此同时我们接触到当地一些反割礼的NGO 组织，他们跟我们说，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欧美的基金会和公益组织在这边关注这些事情了，但他们很少看到中国人的身影，如果你们真的关注，不如我们一起来做一点事情。我们当时觉得真的很有必要，无论是致力于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还是让中国也参与到这个解决过程当中，2015年之后我们开始持续地和这些公益组织保持联系。

一开始是去做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当地的一个NGO 组织“马赛女孩梦想基金会（MIGRIAF)”的建立者索伊拉阿姨跟我们说，他们在做的事情主要是和当地的警察一起，在那些女孩接受割礼之前把她们救出来。但是她们在被救出来之后短期内是不能回到家里的，因为她们的父母可能会再次为她们安排割礼，她们在被救出来后在哪里居住和上学成了问题。索伊拉阿姨说她们想要建立一个救助中心。以前她们会把这些女孩送给政府和救助中心，但由于空间有限，随着她们救出了更多的女孩，她们想要拥有自己的救助中心去更好地照顾那些女孩子。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很好，决定加入她们。我印象很深，在那个小村庄里面，那个小村庄在乞力马扎罗山脚下，我们在那里许下这样的心愿，希望能建设成这样一个救助中心。

许下心愿的过程很简单，后来的过程就变得非常复杂。首先我们需要一块地，但考虑到建房子的困难性，我们决定从中国筹钱为她们租一个房子。我们开着车在村里到处找房子，后来在教堂里找到了US8曾经用过的一间办公室。我们觉得它在教堂的范围内，教堂里面的人都特别好，女孩们在教堂里肯定能受到保护和关怀。后来我们还去当地看了一下，觉得很不错，就由索伊拉阿姨跟他们商议价格。有一天索伊拉阿姨突然给我们打电话，说教堂里的人可能要在原本谈好的价格上涨一倍，我们当时整个人都懵了。为什么突然会坐地起价涨一倍？后来索伊拉阿姨跟我们说，可能是对方看到我们去看房子，知道我们是外国人在这边做一些事情，就想多租一些钱。我可以理解他们想要多赚一些钱，但我仍然被震惊到了，我以为大家是一起在帮忙去做这件事情，没有考虑到大家在其中也会有自己利益的考量。那件事情带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让我明白当地的事情还是要由当地来解决，我们作为外来人，即使想帮助当地发展，也不能自己去做所有的事情。所以后来我们不自己去找房子了，就让索伊拉阿姨他们自己去找当地谈，我们再和她们商议，做决策就好了。后面索伊拉阿姨就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做银行职员的亲戚，他家里有一个很漂亮的独栋房子废弃了，于是我们终于把这件事情谈下来了。

但是租下来之后事情仍然非常复杂，因为在当地我们要获得两个部门的同意才能把那些女孩接到这栋房子里面来。第一个是卫生健康部门，第二个是儿童保护部门。办这两个资质大概用了我们两年多的时间，一方面是因为政府的办事效率有点低，另一方面是当地人办事效率也有点低。我们要不断地去装修、协调，我们也在不停地往当地运物资，组织中国学生去当地做调研，在中国筹款，资金是足够的。当时肯尼亚发生了好几起严重的人口贩卖事件，甚至有儿童从肯尼亚被卖到国外去，所以当地政府对于接走孩子这件事非常谨慎，因为有很多不法组织就是打着要把孩子接到救助站的旗号，地下进行人口贩卖，所以当时我们的资质并没有办下来。想把孩子接进来就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这中间有太多麻烦的事情，2018年我们依然没能把孩子接进来，但是房子我们已经付了两三年的租金。我们当时就在反思，我们是不是太过执着于房子了，浪费了太多钱在这上面。这些租金有几万人民币，足以支撑想接进来的孩子们几个月的学费和生活费，因为他们小学和初中的学费和生活费都不是很贵。2018年我们仍然没有达到资质，我们就开始转移方向，让在中国筹到的善款有更好的用途。于是我们就在当地学习更多反割礼志愿中心的运作方式，扩展我们的合作范围，和公益组织MIGRIAF以及其他反割礼志愿中心合作。2018-2019年的时候我们和另一家NGO Divinity 保持合作关系，他们有相应的更加成熟的运作模式，他们已经有一家救助中心，里面长期照顾着30多个从部落里面逃出来的女孩，有的女孩已经念大学了，有的还在上小学。我们就在当地支持他们去做很多事情，像我之前提到的计算机教室，我们就打算落成在Divinity里面，给Divinity，MIGRIAF还有未来当地更多的青年人提供计算机的培训。这个漫长的故事还在继续进行下去，我们还在跟当地各种NGO保持联系。

文哲 | 我很好奇为什么要选择计算机呢？

阿光 | 其实我们最开始做的不是计算机。最开始给她们买了50只小鸡，因为她们说，她们这里有那么大一块地，她们有自己种蔬菜，还有自己养蜜蜂采蜜...... 我就问她们，她们最近的计划是什么？她们说她们想养一些鸡，这样一来鸡可以下蛋，而是鸡长大了还可以卖，多好呀！于是我们就筹钱给她们买了50只鸡。现在这50只鸡还在那里，我不知道她们吃了多少只了，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后面我们还在和她们保持联系，看她们有什么样的需求。疫情期间对于肯尼亚的孩子们来说会更困难。

在肯尼亚一些城市里的学校可以提供网课，但是再偏远一些的乡村学校没办法提供网课，只能让老师用无线电广播讲课，不同年级的学生在不同时间段收听，即使这样也很困难。后面很多学校也支撑不下去一直提供网课的费用。去年大概八九月份，很多学校都没有继续提供网课了，学校让学生分批来领取作业和课本，回家自己学习，然后再来考试。孩子们几乎处于一个放养的状态，学校老师没有办法管他们。所以我们当时和Divinity的负责人沟通说，即使我们不能来到非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做些什么？负责人说现在孩子们在救援中心里面没有办法接触到外界的信息，他们很想给孩子们捐一个计算机教室，培训孩子们一些计算机的基本技能，让他们能够获取外界的信息，也能够便捷上网课。这是疫情期间的打算。未来很长远的计划是，在那个小镇那边是没有计算机教室的，我们很想把这间计算机教室建在Divinity那边，这样即使疫情结束了，我们还是会和当地的政府和公益组织谈合作，尝试给当地周边的青年人，不仅是当地的女孩，培训一些计算机的基本技能。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更加可持续。另一方面我们也很想帮助中非青年人之间建立长久的联系。如果我们把这个志愿中心做起来了，一些中国学生就可以远程支教，进行文化的交流，这也是促进彼此交流的一个好机会，于是我们就打算做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已经筹到20多台旧电脑了，年后就会运过去。

文哲 | 我们了解到，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中南屋的海外项目进展缓慢，而您现在在江西筹办尘肺病的救助。在对于尘肺病的研究与当地的调研中，是什么让你聚焦这里？又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

阿光 | 确实，疫情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因为中南屋的愿景就是带着中国青年人走出去。我们之前的寒暑假一直都呆在非洲东南亚和南美，但是今年因为疫情没能出去。不过这并没有限制我们，我觉得”更大的世界“其实不是地理上更大的世界，而是我们去看到不同的生活和不同的社会面，所以在国内仍然有非常多的话题值得我们关注。去年，机缘巧合之下，我们在深圳的一个慈善会上认识了一个NGO叫行健公益，他们在萍乡那边关注当地的尘肺农民。向他们了解到当地尘肺农民的状况后我们觉得非常有必要去看一看，这也是符合我们总体的项目线——弱势群体赋权的。在去年的圣诞节，也就是一个多月之前，我带领学生去萍乡那边走访当地的尘肺农民，了解当地问题的现状以及未来可以做些什么。之所以选择长期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选择做什么与不做什么，有两个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判断。第一是价值性，我们是否能带着中国年轻人在这里提供一些价值，他们又是否需要我们。第二是可行性。综合判断我们觉得这件事是值得我们去做，我们的青年人也能够去做的事情。而且这个事情去做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做一个公益项目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在中南屋，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和年轻的学生（高中生、大学生），我们是本着很强烈的热情去做这件事情的。我并不觉得是我在很艰难地拉着大家去做这件事情，而是大家在进行实地调研之后真的感触，也非常有动力去做。我们大家是一个团队，这样不断地、积极地去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

文哲 | 那您认为作为了解对方，了解当地社会现象的一种方式，调研有哪些要素呢？

阿光 | 调研就是去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可能不是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而是一个没有一个最优解，没有唯一解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在我们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做调研的时候，首先要把自己融入到当地的环境里面，尝试去了解当地的文化，开始站在当地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融入他们的生活。而不要带着一个自高而下的心态觉得他们很弱势，我就是去帮助他们、拯救他们的，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当我们这个心态转变之后，后面会顺利很多。

文哲 | 那么您是如何判断他们最真实的需求？或者他们一开始可能不会把最真实的想法告诉您，您是怎样去克服这些问题的呢？

阿光 | 最开始，和当地人没有建立足够的信任，对当地的情况不很了解的时候，我们很难判断出什么样的需求是最真实的需求，什么样的需求可能是伪需求。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很多时间，所以在类似中南屋的项目里，我们一般会反复在当地调研很多次才会知道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什么样的机构合作，做什么样的项目。就像反割礼，我们在当地调研一年多之后，对情况有了很多了解，才开始想要做救助中心，并且在做的过程中也经历了非常多的波折，最后决定寻找更大更成熟的机构，去做更多对当地更有影响力的事情。我觉得时间非常重要。另外一点就是不要带着刻板的印象，要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去观察他们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去之前有一些想法，就是说他们肯定是缺这个缺那个，或者知识水平不够，我到那边就给他们带这些过去就好。其实他们的需求可能是更细致一点的，或者和我们想象得非常不一样，所以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去观察他们、理解他们、站在他们的角度去考虑未来要怎样发展就非常重要。

文哲| 您刚刚提到在云南和缅甸边境为小朋友建立了一所学校，可以简单为我们介绍一下那里的情况吗？

阿光 | 其实现在那还在我们的想法当中。当时我们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这边做调研的时候，接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人。我们发现这边因为和缅甸接壤，会有很多缅甸人在这边工作和生活，我们也意识到在边境地区，一部分中国人和缅甸人是同根同源的。在中国我们有傣族，景颇族，德昂族，其实在缅甸那边也有同样的民族，他们属于同一个民族，只不过国界线把他们划分成了两个不同国家的公民。因为一些缅甸人会到这边的城市工作，会把他们的孩子也带过来，他们就需要在这边上学。但是因为政策的变化，很多孩子现在没有办法在这边上学了。所以我们就尝试着探索这样一个流动儿童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在这个时候我们接触到了在瑞丽的一个缅甸商会的会长彭觉先生。他已经在中国这边生活很多年了。他非常关注缅甸的流动儿童在当地的教育问题。他其实之前就想要建立一些非正式的教育项目，请一些老师来为缅甸的流动儿童上一些课，再让那些孩子们长大之后会到缅甸去考试。但是因为疫情，这样的一些学校基本上都关闭了，也因为那些学校一般都建在一些居民楼里面，其实不太有正规资质，这不利于学校长久发展，所以他想要再买一块地去建立一个真的有正规资质的学校。我们就想要尝试在这个过程中与他合作，一起助力于这样的学校的解决。我觉得这件事情背后更深远的意义不只在于我们想要帮助这几千名儿童入学，而是在边境地区，两国人民会有非常多的交流，如果能在这里建立一所中缅友谊学校，缅甸和中国的孩子都能上学，缅甸的孩子可以学中文，中国的孩子也可以学习缅文，对于未来边境地区人民之间的交流，经贸的合作，文化的交流都是非常有益的。然而在现在，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的存在，所以我们就想要借助这样一个契机，也是希望可以让更多青年人加入进来，和缅甸商会的人一起，尝试着去把这个小小的学校先建起来。我们现在正在等选地的消息，也正在等彭觉先生跟当地政府的教育部门沟通，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线和计划去把这件事情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