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种种——教育入坑笔记
（“精神分裂”的）教师节快乐！一如既往，我们不吝惜任何优美的词藻去赞美老师：他们是燃烧自己，点亮别人的“蜡烛”，是勤勤恳恳、辛苦耕耘的“园丁”，每一个教师节都变成“感谢师恩”的一个“秀场”；另一方面，我们对种种不符合我们对“蜡烛”和“园丁”想象的老师口诛笔伐，感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却少有反思是什么样的世道造就了这样的人心，是“蜡烛”和“园丁”堕落了，还是一个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同时圈禁了老师和学生？ 这篇来自一位年轻教师的反思让我们得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学校、看教育，让我们不是把“教师”看作承载着过多意义却反而陷入空虚的符号，而是更贴近地看到一位年轻人认真从事教育工作却陷入种种无奈的挣扎。
文 | 幻梦残片
入职教师行业的第一年在流火的七月中结束，暑假开始，终于可以通过阅读和写作来清理下自我的经验。
我想以一名体制内教师的内部视角来讲述自己的“职场”初经验。之所以说“职场”，是因为我在其中经历到的不仅仅是单纯的师生关系，还有和同事、领导乃至学校、教育体制这么一个整全、庞大的机器的相处。这种书写也是受《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一书的启发，人类学者项飙在访谈中反复强调从内部视角去梳理事情背后的逻辑，理解其背后复杂关系的运作是多么重要。他所谓“把自己作为方法”大抵就是立足自我经验，思考自我的观念和行动受到怎样更大的场域或社会结构的影响，又是如何与之产生互动的。当然，由于个人视角不可避免的局限，我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可能有失偏颇；并且，我至今也还没把握清楚这些事情其背后究竟藏着怎样更强大的政治经济结构的问题，但我试图从中抽取出一些更深入的关于学校教育的反思。
一、密不透风的管理对学生造成的伤害
我所在的公立学校属于寄宿制的学校，位于偏远的城市边缘，周围是尚未完工的楼盘，背靠优美如画的山水风景，却也十分荒凉寂寥。这也就意味着学生们一周五天都要待在学校里，度过几乎没有网络世界、如同与世隔绝般的生活。我也纳闷为什么家长愿意放弃陪伴孩子成长的机会，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据一些学生说，他们的父母正是因为学校可以寄宿，才把他们送来这里的。可能广东这边做生意的偏多，很多父母做起生意来就会比较忙，无暇顾及孩子。所以，班主任要经常拍下孩子在学校活动的图片和视频，还要帮忙传达家长对孩子的关心和提醒等等，以此慰藉家长的思念之苦。
如果学校能给寄宿学生提供足够爱的支持和帮助，孩子能接触同学和老师，看起来也不算孤独，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寄宿生活一方面的确会让他们变得更成熟更独立，但另一方面，学校的生活又是极度枯燥和无趣的，至少是跟他们这个年纪不相符的单调乏味。在学校的五天里，用监狱来形容毫不为过。他们的生活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特定的时间必须待在固定的地点做固定的事情，几乎不能有任何自主的安排。不仅是在教室里上课、自习的时间会受到严格的监视和管控，甚至连休息时间也不能完全属于他们自己，他们被要求按照规定的时间点入睡，比如就有些管理者就认为，午睡时间内，睡觉时间短的学生也不能在醒来之后安静地看书或写作业，而是仍然只能睡觉。
在这种情况下，老师便要担当“监视者”，在学生午睡和晚睡的时间透过门上一个个小窗口去监测学生的睡眠情况，监测完后还要依据一定的信息格式在工作群里进行汇报。在疫情发生前，每天中午和下午的大课间活动都要列队整齐地跑操（一个曾在河北教书的老师自豪地告诉我，她之前的学生跑得就像阅兵仪式的感觉一样，但来到这边后发现学生跑得太懒散了，像逃难一样），疫情发生之后，跑操取消，但他们也不能有自主的活动，只能待在教室里上自习。
有关学校制度对于学生肉体及其所处空间的控制和管理，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分析得淋漓尽致。书里也讲到了寄宿制学校规训主体历史之悠久和影响之深远，“为了控制和使用人，经过古典时代，对细节的仔细观察和对小事的政治敏感同时出现了，与之伴随的是一整套技术，一整套方法、知识、描述、方案和数据。而且，毫无疑问，正是从这些细枝末节中产生了现代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人。”这套技术和方法借助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得更加专业化、细致化，运用详尽的数据和文字对学生的日常表现进行描述。
这种高压情况在其他学校应该也是普遍存在的，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种死板僵化的规训、控制究竟培养出了怎样的主体？最大化地利用自己的时来间内化应试规则，锻造出精密活动的身体和心灵，然后考出很高的分数？这样的主体是会思考的、有创造力的吗？他们又与规训自己的权力形成了怎样的关系？顺从认同，得过且过还是厌恶反抗？其他学校的情况我不清楚。就我对自己学生的观察而言，这种妄图高效率切割和规划学生时间的方法实际上收效甚微。首先，学生的学习状态很一般，常常在课堂上提不起精神来。他们对于一些有趣、深度的问题的探讨，总显得兴趣索然，对自己本该感兴趣的问题常常也无动于衷，不是这个年纪应该有的朝气蓬勃的样子。其次，很多学生并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了什么而学习，要么就是片面地理解为好好学习就是为了考个好分数、考上好大学。有些好学生努力在老师面前做一个乖乖的勤奋的学生，但鲜有时间或意识去深入了解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发挥自己的专长。有一些自律程度比较高的学生告诉我，如果完全按照假期时间表的安排，他们就没办法自主安排时间来学习。但事实上，很少有学生会严格到在家里面还活成时间表的样子，因此，这种时间表也只是老师自以为对学生好的一厢情愿罢了。这种严重异化学生的伤害甚至可能管理者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但它就是真真切切地发生了，发生在学校和老师对自身权力毫无反思的情况下。
那么学校为何要采取这种严苛的教育管理方法，而不是使学习安排有弹性地符合学生实际情况呢？当然不是简单的因为管理者愚蠢无知。管理者制定这些政策时，预设学生们是潜在的闯祸者，认定一旦放开他们自由去安排，学生会无端生事，损害到管理层的颜面和利益。在他们的逻辑里，遵守纪律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要退后，哪怕这些死板的纪律会伤害学生的个体自主性。只有让学生们整齐划一地遵守纪律，权力方能维持自己的效力和威慑力。
这种看似简单、省力的方法还牺牲了班主任和老师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比如之前有学生刚好被校长抓到点外卖，校长一怒之下要求各年级分配值日的老师在午饭和晚饭期间守在保安室里，“抓”那些点外卖的学生。然而老师的这种付出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待遇补偿，低廉的工资购买了上级随时一声令下、我们就要付出的所有可能的劳动力。
并非所有的学校都采取如此严格的管理体系，比如有些生源特别优质的学校，便倾向于更加相信学生，采取一系列方法和手段来培养、促进学生的自主意识和自律能力，给他们更多自由探索的空间。相较之下，有人认为，对于那些普通的学校，就不要妄想成绩一般的学生能自主探索了，对他们只能采取严苛的管理模式和灌输性的教育方式。这种区别性的对待真的是合理的么？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我想不管是成绩好的学生还是成绩一般的学生，所需要的都是明白自己为何而学，真正热爱的又是什么，而不是在机械化的知识灌输和密不透风的学习方式中扼杀了灵活的创造力和思维力。
但是，整个社会贪图高效的评价体系又让绝大多数普通教育不得不被异化。主流观念认为上学读书的结果也是为了最后能够考上好的大学，好的大学就意味着好的工作平台和资源。用人单位为了提高聘用效率或者“炫耀”自身的优势地位，也越来越把应聘者的高学历作为筛选的首要标准，这样就强化了清华北大、985、211、普通一本、二本等一条高校-就业的鄙视链。在此情况下，学校想提高升学率，学生想考上好大学，于是二者一拍即合，强化了学校天经地义的剥削式管理和大批量生产高分学生的逻辑，学生也不得不同意了学校对自身的安排和宰制。如果你不同意，那么你可能会过得更加艰苦，或者退出这一游戏。
二、学校，是职场，也是官场
一个在公司工作的朋友曾提醒我，不要以为学校体制和公司职场江湖真的有很大区别，同事之间、同事和上级领导的关系当然有可能和职场、官场的利益规则如出一辙，的确是这样。
我的学校地处城市的发展新区，和区域的经济发展密切挂钩，因此也被赋予了较高的行政地位，就连校长都是市教育局前任局长，下面又分好几个副校长，不少都是从教育局调任过来。因此，我和同事也觉得，这些“领导”可能也把教育局的行政风气、官僚逻辑带到了学校里面，使得原本应该体现平等、民主的学校变得如同官场一般。
校长等领导成了位高权重之人，说一不二，他们是“工头”，对“工头”来说，每一个工人都有可能“偷奸耍滑”，都可能“消极懒惰”，于是老师们成了时刻被监视着的工人，他们不仅要教书育人，更要满足工头们合理或不合理的要求。上学期开学前，为了迎接更上级部门的检查，“领导们”安排老师清理教室、楼道墙壁、窗户和楼梯的卫生，并规定不能留下一丝灰尘，做完后还要通过领导检验，做到领导满意为止。我原来也没有想到，老师竟在清洁工作上也要做得如此一丝不苟。不光是清洁工作，学生返校时，我们还被“勒令”去校门口接学生返校，顶着大太阳帮学生拎各种行李，不分男女老少都要上阵，不理学生是否需要，这“关爱学生”的门面工程更成了“政治任务”。还有一些年长的老师告诉我，做任何工作都要让领导看见，领导看不见的做了也没用，这种做事逻辑成了同事们心照不宣的生存之道。
领导对老师招之即来、呼之即去的事情更是时有发生。上学期还发生了一件小事，周六晚上好不容易赶上休假的时候，我和另一个当班主任的同事正在外面准备吃饭，这时值日领导突然打来一通电话，气势汹汹地要那位同事赶紧回校，因为他的班有个学生带手机被发现了，不交手机还跟老师对着干，要同事马上请学生的妈妈把他接走。但当时我们还没吃上饭，我同事就谎称离学校很远，希望能晚点回去，结果这位领导一听就更急了，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叫道，立马把饭菜打包并且打车回来，这事必须得尽快处理之类的。同事没办法作更多的推辞，就这样，我们只能无奈地快速吃完饭，赶紧回去了。休假吃饭的愉快放松一扫而空。事实上，“闯祸”的学生虽然看起来是叛逆，完全不服从老师权威，但其实本性是很善良、讲义气的，允许他带手机也是同事与他商量，他要承诺自己能遵守纪律、不捣乱。但学校领导并不尊重师生之间的默契，有教无类不是领导的原则。作为领导，他更讨厌任何可能会带来“麻烦”的学生，他怕的是学生在学校里头“搞事情”，因而巴不得学生退学，好方便他的“管理”。最后，领导终于抓住这个“契机”，“光明正大”把学生“请”出了校门。
因此，在学校里，老师犯错也成了个大忌。一旦犯了错误，不管大小，平时再和颜悦色的领导会立马变了一张脸，毫不留情地严厉指责你，让你心里极为委屈和羞愧。有个性格很开朗、做事也比较负责的语文老师，却跟我们说，她经常感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生怕又做错了什么事情。
此外，老师们还要完成各种额外的工作，也就是俗称的“杂活”，这在每所学校应该都存在。杂活儿同样也会损耗老师在教学上的精力和情绪，让老师不能很充分地投入到备课和教学研究中。一般来说，新学校特别重视宣传，试图向外界传达学校尽心尽责为学生的形象，我们同样也是。这可就苦了语文老师，语文老师都要把自己修炼成新媒体小编，接二连三的轮流撰写宣传稿。宣传稿中充斥着精心的话语构建：最好是能引经据典，再添上优美的修辞和绚丽的背景图片，这样才能显得“高大上”。然而话语的叙述和现实并不在同一个层面。在话语世界里，孩子的笑脸是多么灿烂，老师多么精神百倍地投入，学校的运转是多么顺利流畅；这背后被遮掩的是浅薄平庸甚至可以说毫无意义的活动。我也极度怀疑学校这般大肆宣传，其实跟周围的房地产有着利益联系，因为这些房地产在营销时总是打上背靠名校的旗号。我看了也觉得很好笑，新学校怎么就成了名校了呢，那名校的门槛也太低了吧？
我记得当初学校招聘我们时，校长宣传他们要在几年内赶超什么百年名校，培养清华北大的学生之类的，这种口号在当时涉世不深的我看来充满了吸引力，让我觉得他们做教育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应该算是个不错的平台。但是，现在终于醒悟，这种高调宣传的学校绝对是巨坑，原因如下，首先，学校都还没成熟稳步运转，一上来就跟你谈宏大亮丽的图景，而不是跟你讲清楚薪资待遇，目的很明显，要用看上去美好实际上虚无缥缈的东西吸引你过去。其次，如此急功近利地为自己贴上清华北大的符号，很可能意味着新学校会拼命地压榨老师和学生，采用高效应试的方法培养学生，而不是脚踏实地地认真实践某种教育观念。最后，凡是几年之内”赶超”某某，这种逻辑更像是在发展经济或是规划区域发展，完成某项政治任务，而绝不是心平气和地培养有独立灵魂的人。
那天看到了一篇文章，强有力地指出了学校为什么更要讲究平等，“学校最重要的特征是，师生员工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平等的。校长和教师之间是平等的，教师和工人之间是平等的，教师和学生之间也是平等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学校是生产知识的地方。知识的更新通常源于对权威的挑战。如果人和人之间不是平等的关系，不允许挑战权威，知识的生产过程就停止了。另一方面，学校是帮助年轻人成长以迎接未来挑战的地方。学生在学校里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平等主义。如果学生在上学期间就没有学会如何平等地对待和尊重他人及其观点，那么，当他（她）们进入社会之后，就很难再有其他机会能够补上这一课。”
当学校变成了职场、官场，不仅老师和校长之间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更会渗透到学校关系网络的方方面面，师生平等也很难达成，除非依靠老师自身真挚的正义感和道德意识。在这个“职场”上，老师要疲于奔命，被追赶着去完成种种指标，应付各类考察，学生们则变成了完成这些“指标”的“工具”，即使是对学生注入最多感情的老师也往往无暇顾及每个学生的成长。管理这个“职场”的领导们更不在意老师是否能真正地“教书育人”，他们在意的是学校的“形象”和“成绩”，因为这些形象和成绩关系着下一年的招生，关系着教育资源的争夺。
当我把这些不合理的事情同其他当老师的朋友们分享时，他们说学校内部的种种问题都是比较普遍的，已经渐渐地无动于衷了，但求修炼出超越的心态，我想或许这也是在无力改变环境的情况下，无奈的心灵应对之策。可相较之下，父母那一代人反倒更不理解我们年轻人怎么有这么多不满和抱怨，怎么能违抗上级领导的命令，怎么能用理想的状况来比对现实，你更要做的是根据它来调整自己的心态和应对方法。但我实在不能接受他们把不平等的秩序、不合理的宰制合理化、正常化的逻辑，这些荒谬的事情的确给我带来了难以想象的伤害。我提醒自己要去观察、思考，它如何强硬地或温和地向自己施加权力，逼迫你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同意并屈服这种难以撼动的机构暴力，并适时地做出反抗，避免它去遮蔽、篡改自我的本真。
参考：
- 项飙、吴琦，《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上海文艺出版社
- 福柯，《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学校不是企业，不能只用“考上北大清华的数量”来衡量一所学校的办学质量》
- 《你是如何被职场 PUA 一步步毁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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