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位的西西弗斯

（出於對個人隱私的保護，將談話内容的主要部分隱去）

在等待網頁加載的時候，點進了一位微信好友的公眾號。隨意翻了翻，心中突然萌生了一種冷淡的失望感。

我與這位微信好友（以下稱為L）並不熟稔，只是幾面之緣，並曾經同在一張餐桌上吃過飯。

L算得上風趣，能接得住梗，所以相處起來並不算壞。後來再次聚會時，L看到餐廳裏的一架鋼琴，便走上前，按捺不住地說：“好久不彈了......”然後飛快地“演奏”了（大概是）某篇李斯特練習曲中的一段，頗有炫技的意味，但又因為“演奏者”的促狹而顯得好笑。第二次聚會上，我的朋友也在，我只顧著和友人小聲說話，並沒有關註其他人。回想起來，只記得L和旁邊的人談到了某80年代的***假說、某個將在上海舉辦的有關****主義的研討會，以及***。後來，我和朋友借故逃掉了這個聚會。離開後，友人評價L“非常有歐洲老白男的感覺”，我深以為然。

再之後，我便再沒與L見過面。

公眾號一共三篇文章，第一篇講了L在某大學接受入學面試。現在L正在那所大學就讀。那是一所在當今世界上相當有聲望的大學，L也十分以此為榮。

L講到，面試時，對方打斷了自己對職業規劃的侃侃而談，反問L“要做什麽”。

L回答：“我想做壞體制內的好人。”

文章其余的部分圍繞著這個回答展開，洋洋灑灑，我在這裏將不再贅述。

這個普通的回答，兀地令我感到一陣惡寒。

去年下半年，我與許多和L背景相似的青年打過交道。這些人家境優渥，多是在世界大學排行榜上前五十名、前二十名、前十名的學校就讀的本科生（當然，這些排名所代表的分層很重要），有著學術理想，也有非學術的理想，興趣廣泛，關心時事，喜歡討論。我並不反感這群青年，他們年輕且健康，仍習慣性地把目光聚焦在自己身上，尚未意識到自己的幸運，並正以“自己的”方式了解著和影響著這個社會。

讀到L的回答時，我才意識到，“壞體制內的好人”這樣一個自我追求，在這個群體中是多麽普遍。類似的還有“接受存在的無意義並努力讓世界變得更好”。這種通過矛盾的修辭來表現個人追求的方式，只讓我感受到濃郁的自憐氣息。

先點明壞體制，再說自己想做“好人”；先承認存在的虛無，再“努力讓世界變好”。打個比方，這就像是在說“前面是死路，我要走過去。”

——既然是死路，你是如何能夠走過去的呢？

L在接下來的文章中寫道：“好人做壞事，至少比壞人做得更不壞。”我對這句話的理解是，L是意指那些在維護公共秩序時不得不執行的“壞事”，如果這些讓“好人”來執行它們，便會多多少少地“更不壞”。

請問，如果L是決定向太平洋傾倒核廢水的日本官員之一，需要多少年才能使這位“壞體制內的好人”所傾倒的核廢水中的放射性元素完全降解？

——既然都是“壞事”，那麽“好人”所做的“更不壞”到底在哪裏？

答案顯而易見：在“好人”的心裏。

多好笑。

在這群青年之間，存在主義，尤其是加繆對神話人物西西弗斯的標誌性解讀，似乎頗受青睞。他們用矛盾的修辭為自己搭建了受詛咒的山坡，用以表達對西西弗斯的認同。

可是，現實中沒有巨石會不斷從山頂滾落，行為的價值也不會在虛無之下消解。西西弗斯身上最吸引這些青年的，不是他對抗虛無的努力，而是通過虛無與努力之間不可消解的矛盾所表達出的對個人意願的強調和聚焦。簡言之，是自戀。

我們與西西弗斯的處境并不盡然相同。因此，比起樹立諸如“壞體制內的好人”和“虛無下的努力”的誌向，更重要的是問清自己：

體制的好壞、存在是否虛無，對我要做的有什麽意義？還是說，去故意設立這些自相矛盾的前提，只是空洞而曖昧的搪塞，以及被修辭包裝的自我陶醉？

L在文章末尾寫道，要將自己接下來的歲月“獻給良知”。

我沒有向任何人述說衷告的立場，於是我只表達自己的態度：

既然是良知，便無須加上前提。無須做“壞體制內的好人”，無須“在虛無中做出努力”——要做好人，要去努力。

保持素樸，好好學習，珍重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