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着“深化改革”的旗号反改革？这场“最迟但到”的三中全会终是错付
文｜夏念梓
原文发布时间｜08/01/2024
为期四天的中共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7月18日落幕。这场比惯例推迟了九个月的会议以“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入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为主题，以确定中国未来5年的经济发展方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议最后一天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向364名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发表工作报告。新华社在21日下午接近5时，发布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全文（简称《决定》），以及习近平在会上就《决定》的说明全文。
《决定》全文洋洋洒洒长达2.2万余字，内容共分15大项共60个细项。除了外界关注的经济领域外，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经济治理、城乡融合发展等，还包含“全过程民主”、法治、文化、生态乃至国家安全、国防等领域的改革。《决定》提出要“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目标是在2029年中国成立80周年时，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自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探索有效的经济战略走出疫后低迷，但成效不彰。在这一背景下，尽管大多数观察者都审慎地认为，本届三中全会不会推出进步性的经济刺激措施。但仍有不少抱有希望的外国投资者、中国私营企业主以及普通老百姓期待，这次三中全会的召开代表了中共高层已凝聚一定共识，期待会后将有政策利好出现。
三中全会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共最高领导层宣布重大经济政策的关键时机。1978年，经历文革浩劫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时任领导人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否定“两个凡是”，放弃“阶级斗争”，决议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宣布的“改革开放”政策，被认为扭转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开启了经济发展的黄金年代。
如今，历史仿佛又走到十字路口，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期后似乎失去动力。面临内外压力，北京的现任领导人及其班子将会议主题定调为“进一步全面深入改革”，显然也希望通过三中全会这场关键的政治会议，释放改革信息来安抚市场，搭救令人失望的中国经济。
当外界对中国未来改革方向的预期随着会议的推迟、酝酿以及开启而逐步上升时，习近平和其班子对外开出的药方，意外却又不出所料地保持着中共二十大以来的方向。不少外媒对中共本届三中全会下了“平淡无奇”和“了无新意”的评语，亦有分析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收场。虽然预期与现实总有落差，但市场反应和投资者情绪不会做假。自从三中全会结束并发表初步公报以来，北京暂未采取任何具体行动，或出台任何经济刺激措施来缓解疑虑，挽回投资者和民众的信心。不少翘首以待中央会出个“大政策”的围观者，在这届“雷声大雨点小”的会议落幕后，除了鼓掌，只能鼓掌。
根据习近平发表的《说明》，本应于2023年秋季召开的第二十届三中全会去年11月才开始筹划，所公布的《决定》由习近平本人担任组长召集起草，副组长则由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担任。整个三中全会的内容经七个多月的商议最终敲定。
《决定》并无偏离二十大以来的政策路线，充满着“习式”语言。在开篇已写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及“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总体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
在经济层面，《决定》并没有突破旧有的困境，虽提到“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但要“既放得活，又管得住”。也强调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但仍强调“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同时提到要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此外，诸如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也出现在行文中。
《决定》虽然提到“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强调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但同时也花了相当篇幅阐述“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国家安全”更是《决定》的重要内容。其中包括“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方面，《决定》提出，深入推进“政治建军”，加快发展战略威慑力量、完善国防动员体系等。
在这15大项共60个细项中，“机制”一词出现了200余次，“改革”一词出现了53次，其中不少还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市场”一词只被提到13次，少于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的22次，且同样均带有定语，即“高水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前外界一直期待会被讨论到的经济短版，如房地产、青年就业和财税改革等攸关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老问题，会议及《决定》只是触及皮毛，未深入探讨更谈不上拿出任何解决经济问题的具体方案。
哪怕是《决定》中提到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实际上也未对这两个里程碑提出具体的实施步骤和计划。《决定》中连篇累牍的“高品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和“优质生产力”亦都是习近平班子惯用的“新语”，包括新出现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内，都是语焉不详、没有具体度量标准的政治术语，唯一被反覆强调的是“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根本保证”。
不得不说，这是一届乏味的三中全会。会后公报充斥着通篇的党八股，夹杂着枯燥的口号和对领袖的吹捧，甚至在会议上传出的人事消息也相当乏味。公报最后提及，“全会决定，接受秦刚同志辞职申请，免去秦刚同志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中共对这位前外长依然保留了“同志”的称谓，只开除党籍，但未透露他所涉及的政治或经济问题以及辞职的原因。而民间一直盛传的更具“刺激性”的“彭丽媛进入政治局”的小道消息，也只停留在坊间的“听床”、“推背”层面上。亦有分析指，本届三中全会将2029年定为关键时间节点，是在为习近平的第四任期铺路。
在会议结束后的一周内，北京和地方政府仍按兵不动，未积极出台景气刺激方案。民间经济学家多次呼吁的刺激消费措施始终不被接受。此前，中国人民银行前顾问李稻葵曾提议推出短期政策，包括中央财政可于十一黄金周期间，发放一万亿人民币等值的消费券来鼓励或补贴民众的消费。这一提议，显然落空。
目前有动静的政策风向多在民生层面，包括已提出的自愿延迟退休，盛传的取消住房限购和上调水电气能源价格。但这些消息，并未对经济有拉提作用，反而进一步打击市场信心。
打破40年惯例的最晚会期，对上疫后经济疲软之痛
依照中共党章规定，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每届党代会结束后，在大会上产生出来的中央委员会一般要在下一届党代会前召开六或七次中央全会，每次全会集中讨论一个主题。中央全会由中央政治局召集，会议上要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监督。
依照中共十三大之后的惯例，每次党代会闭幕的当天就会举行一中全会，二中全会在次年春召开，主要议程是为随即召开的“两会”确定人事议项。而接下来的三中全会，都是在历届党代会召开的次年，紧接着二中全会召开，主题聚焦经济和改革。习近平上台前，胡温体制下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推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推动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本届三中全会打破了中共四十多年的惯例，比预想召开日期迟了九个月，且一度毫无消息，令外界猜测会议是否会被取消。在这一年中，中国经济问题成为全世界的热门话题。中国走不出疫后的财政和经济创伤，持续被愈演愈烈的房地产危机、地方政府债务高筑、消费支出疲软和高失业率拖累。而外部环境也充满低气压，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美国及欧盟正积极加高贸易壁垒，以保护其市场免受中国“过剩产能”的冲击，阻挠了中国制造业的进一步复甦。
在会议举行前夕，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第二季度经济数据再放缓。第二季度经济增速同比放缓至 4.7%，低于第一季度的5.3%，更低于预期的5.1%。这也是自 2023 年初中国取消疫情严控政策以来的最慢增速，而中国政府2024年经济增速目标为5%左右。6月份的其他经济数据也令人失望。其中，主要反映家庭消费的零售额6月增长率为自 2023年以来的最慢速度，新房成交价跌幅创9年来最高。
2023年至今，中国经济恢复远不如预期，这不仅令中国劳动和资本的消费和投资意愿低迷，更动摇着普通民众对政权的认知和信心。不得不说，此次三中全会的召开正值关键时刻，正因为经济前景令人担忧，外界才更期待当局再次挽救民心，提振士气，帮助经济走上复苏之路。
一个“改革”两种表述，习式改革侧计划轻市场
当中共政治局会议宣布本届三中全会将“主要审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后，官媒放出鼓舞人心的旋律，新华社指本次全会议题是全面的、史无前例的改革，并将习近平形容为是“邓小平之后的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肩负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相同使命——尽管此文在会后被迅速下架。《人民日报》文章则提到本次改革是新时代的改革开放。以上种种宣传，都令乐观的人们有理由期待，习近平会拿出前任领导人的气魄，让中国经济再来一场“大船调头”。
然而会后公报让人傻眼，《决定》完全看不出中央有任何救市、救经济的迹象。可以确定的是，这场让人失望的三中全会已将北京过去追求GDP高速成长的经济发展模式，转为侧重发展核心产业的“举国”模式。公报还提出应以安全为先、政治为重，应对国际局势中可能出现的“灰犀牛”和“黑天鹅”。从经济层面上来说，政府将引导更多资源到战略产业，而不会是投资者期待的经济刺激政策。
在习近平和其领导班子的逻辑中，“改革”一词并不一定与“开放”挂钩。本届三中全会强调的改革不是西方传统语境中的“改革”，更不是中国“改革派”预期的“改革”，因此并不代表中国将在经济层面上向市场主导倾斜，进一步改革国有企业，放宽对私营企业的限制。相反的是，习式的“改革”是要让中国经济从市场转向国家计划，来刺激国内总需求。如同《决定》所言：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积极发展国内需求”。这与习近平在两会时大力唱响的“新质生产力”一脉相承：国家将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来决定市场资源的配置，并以发展新兴科技及能源产业为主，壮大新的民族产业，来应对可能遇到的地缘政治的挑战。这种加强国家控制的作法，恰恰是与自由市场的宗旨背道而驰。
因此，在会议召开期间，官媒一改会前对“改革”的吹奏，毫无意外地开始管控社会反应，敦促外界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求是》杂志15号刊出习近平题为《必须坚持自信自立》文章，节录习近平2012年上任后至今的政治论述。文章引述习近平强调，中国在实行马克思主义同时，所有政策都要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不可“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习近平认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已警告，“改革不是改变方向，转型不是改变颜色”。
此改革非彼改革，重回“初心”恐怕只是温和谏言者的一厢情愿
在本次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有务实的谏言者认为，中共应该回归十八大三中全会的“初心”。位于北京的安邦智库（ANBOUND）在发给BBC中文的分析报告中提出了这一较为温和的建议：“我们在各地调研时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中国现在需要一次类似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要有振聋发聩的重大改革来打破僵局，给全社会带来信心。”香港01评论文章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下一步改革最核心的重点，应坚持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正确的改革框架和改革基调。
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的第一届三中全会。在那届三中全会上，由习近平领导的中共核心层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承诺让自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以及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其他彻底改革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然而，十年前的改革语境显然不符合如今的国情。在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口中，中国经济已经完成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历史任务，结束了高速发展期，现在是到了“换档”调整的时刻，这令那些“苦口婆心”的谏言者显得“表错情”和“白忙乎”。
本次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会被拿来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比较，原因还在于，2013年，社会上已有“向左转”的迹象出现，对习李体制将从邓小平路线“改回去”的担忧甚嚣尘上。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出炉后，有效抑制了悲观情绪，不少人觉得改革会持续下去，而暂时的“毛左热”是中国当前的政治生态现状和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现实下的产物，忽左忽右的“政治华尔兹”是为了缓解矛盾，不可避免。
这一乐观情绪并未持续到下一届党代会。迈入第二任期的习近平在十九大召开的第二年，接连召开了两次中全会，其中2018年1月召开的十九届二中全会专门讨论为国家主席终身制修宪提供“法律依据”， 2018年2月召开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就被用来讨论国家政权的人事议项。
剩下的则都是历史了。随着最高领袖的任期达至无上限，个人集权不断加剧，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的规划和部署均未按计划落实，反倒是“国进民退”愈演愈烈。教培、房地产、互联网、金融，各行各业遭遇强力监管，被挨个整顿，原本应由自由市场加强发挥作用的中国经济，反而被领袖“共同富裕”的口号拿捏得稳稳的。
一场中全会救不了经济，三中全会是发布政策的“橡皮图章”
预想的“改革”和刺激性措施没有到来，不排除仍有人深感愕然和失望。如果“逆改革”也算是改革的话，这届三中全会在某一语境、某一层面上的确也达到了“大船调头”的效果了吧，只不过不是大部分人期待的那样。
或许造成落差的，恰恰是外界对三中全会的期望值太高。不论从会期、议程、结果，甚至会后政策的实行来看，三中全会都是一场由政治驾驭程序的戏剧；看似由程序约束政治的，只是幻象而已。
和党代会一样，三中全会走的是橡皮图章式的过场，是为领导人“背书”的舞台。在当局看来，要为市场持续注入信心，让经济保持活力，没有比三中全会更好的场合了。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从未做出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但只要三中全会能继续亮起改革信号，好像就能给疲乏的社会打一剂强心针，给当权者增加合法性和感召力。这是一场中共最高领导层对外的政策发布会，而不是聚焦如何解决具体经济问题的研讨会。
因此，呼吁当权者重回十八届三中全会“初心”、和那些对本届三中全会保有“粉红气泡”期待的人们，恐怕忽略了这场由中国最高层官员集聚一堂的闭门会议是一场有“剧本”的“演出”，开了四天的会却只是为了在最后一刻宣布早已在半年前决定的政策，从而造就又一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给领袖路线涂脂抹粉。
从历史上来看，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脉络的往往是中共高层的个人意志和权威，而不是任意的一场中全会。哪怕是“改革开放”这个看起来坚若磐石的“基本国策”，背后也少不了政治强人的顽固推动。被誉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1992年，“改开”实行十余年后，仍需要靠着军方的支持，以“谁不改革谁下台”的狠话贯彻政策。
少了邓小平的南巡，1993年的三中全会不会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的，少了领导人的授意，哪怕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的改革政策，最终仍因偏离领袖“左转”的路线而无法延续。所谓“大海航行靠舵手”，谁是最高领袖，谁就能“画圈”，能“指明”方向来决定政策最终的走向。
目前，仍值得观察和研究的是，北京如何在加强国家控制的情况下，更好地维持市场秩序和运作。《决定》将国家安全凌驾于其他发展目标上，以新能源新技术为主的制造业强国路线是否能带领中国经济走出泥沼，还是将进一步陷入失衡？目前发布的公报并未进一步解释如何解决这种“既要政治过硬，又要经济发展”的矛盾关系。如同不少政经学者指出的，中共当权者在政治上的愿景，将进一步拖累和限制中国经济的发展。通俗来说，在政治路线和经济目标抵触且难以两全的前提下，治大国真成了翻烧饼，政策反覆折腾得多了，烧饼就会变成“糊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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