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自己不再是記者的時候
收到《星期日生活》編輯來函約稿的時候，我正在睡房裏，穿戴得宜的，跟電視台工程人員試咪、試鏡頭。
電腦喇叭傳來工程大叔的聲音：「你由一數到十，慢慢數，我要試下聲。」如是者我數了三次由一到十，還認真地把「五」字的鼻音韻母都念成開口（可參考港台《粵講粵啱一分鐘》），這才意識到自己的聲音原來那麼不圓潤，乾乾啞啞的，禁不住搖了搖頭。
那是早上10點，電視台有個時事清談節目，預早約了我用Zoom跟主持對談，讓我以自由記者（freelancer）的身分，說一下幾日前警方突然修改「傳媒代表」定義，對新聞自由所造成的禍害。因此我挑了一件比較得體的上衣，穿上好看的褲子（重看節目才知道鏡頭只影到我的脖子），端正地坐在睡房內，望着黑漆漆的電腦屏幕對答，把自己的樣子和聲音，透過光纖直播出街。要來的日子終於要來，就是當記者變成了新聞主角的時候；由First they came去到When they came for me，就在電光火石之間。
做訪問回應還比較容易，針對的問題都很清晰，由哪裏問起，就由哪裏答起，盡量沒遺漏就事成。當要動筆把自己的事情寫出來，我的腦袋就變成了一個棉球，一邊把棉線拉出來，一邊還不知道哪裏是開頭，哪裏卻是盡頭。
成為自由身記者的開始
4年半前，我向工作的網媒遞上辭職信，是所謂的「裸辭」，然後就開始了做自由記者的日子。沒有了長工的生活保障叫做「裸」，但那時的我深深地覺得，裸辭是從此沒有了枷鎖，人才終於得回赤裸的身體（現在的我會說，天真的人才會把裸體美化，但這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成為自由記者，即是由零開始。但我第一樣做的東西，並不是去記者協會申請記者證，我甚至忘記那個時候，我究竟有沒有當上會員。因為做記者最重要的事，從來不是去拿一個證件去證明或者代表自己，而是我在不同的報紙雜誌當了十幾年記者之後，終於有一日，在人人都返咗工的大白天，我卻靜靜的、赤裸地（I mean思想赤裸）坐在家中的客廳，漫無目的地想：「做記者究竟要寫什麼？」
到了大審判那一天，當我要向上帝或佛祖交代自己是不是記者的時候，沒有人會天真得以為一張記者證就可以了事。我是不是記者，要看我採訪了什麼嗎？我寫好了什麼嗎？我反映了某一種社會現實嗎？我有好好保護我的受訪者嗎？我有用真相而不是謊言去令讀者更加認識社會嗎？啊鄭美姿，你做了你應該要做的事情嗎？
由這裏開始，我跌跌碰碰地當上了自由記者。有很多次我發現了很想訪問和報道的事情，於是找上了對方，道明來意，他或她就會問﹕「你是什麼傳媒？」如何介紹自己出場是一個巨大的心理關口，我練習了千萬次才變得比較自然：「我是freelancer，即係呢……（下刪三百字）」是的，現實是曾有過不少次，在我邀約對方做訪問的時候，我還未知道自己會把文章賣給哪一家傳媒，或者說得老實一點，就是我還未確定有什麼傳媒願意用錢購買我的報道。
公眾的信任不在那張記者證
但意外地，我因為freelancer的身分而遭對方拒絕訪問的經驗，竟然是零！（反而曾有一些訪問文章，試過向不同傳媒「兜售」才能賣出，這倒是真）回想以前在《壹週刊》做記者時，遭拒絕受訪的次數其實更多。
公眾是否接受你的採訪、是否相信你是一個記者，從來不因為那一張記者證。讓我把話說得緊湊一點，時間調到去年的反修例運動。去年我訪問了一個身分敏感的示威者，那次是寫給《蘋果日報》的故事，對方想核實我的身分，我便把記協發出的記者證拍照再傳給他。然後我們相約見面，在夜晚的港島區，一個人跡罕至的公園裏；我和《蘋果》的攝記同在現場，他則有朋友相陪，氣氛有點戒備。訪問中途，他的朋友突然上前加入對談，這個朋友臉容放鬆的對我說：「我剛才拍了你的照片，發去朋友group，朋友的朋友說她認識你！她上過你的課！我之前其實好懷疑你身分的。」
又有很多次，我在示威現場，穿著反光衣、戴住頭盔，手臂挽起了防毒面罩，在人群中游走。看到有意思的人，就上前跟他們聊天做訪問，開場白都是：「我係記者，可否跟你傾一下？」巿民的自然反應都是追問我來自什麼傳媒，有些人明言：「如果你是XX報或XX台，我不會接受訪問。」而香港民智之高，是當我說自己是freelancer後，大家都彷彿立即明白，通常這樣回話：「啊，你自由身！辛苦你們啦記者！」
很多時是我嫌對方還沒有好好認識我，就輕易受訪，因而迫着他們到facebook找我的名字，請他們看看我專頁上的文章，再多番解釋，「我會把訪問放在這裏，或者會交給一些網媒轉載，又或者會寫給報紙，可能是《明報》。」我真心鼓勵巿民對於來訪的記者可以問得清楚一點，以及保留是否受訪的權利。
記者身分由大眾賦予 而非警察
很多警員不敢把委任證展示人前，但記者卻穿起一身容易識別的裝束，急不及待把自己的前世今生都翻出來，是因為巿民／公眾／鏡頭／眼睛才是最好的監察公器，這是比法律比刑罰來得更快更有效的集體智慧。在真正的文明自由社會裏，任何人都可以是記者；在真正獨裁強暴的社會裏，只有警察才是皇法。「假記者」、「非法採訪」這些字眼，往往是政權最喜歡散播的用語，作為日後由政府定義記者身分、核實記者身分，以及簽發記者證的「合理」藉口。記者的角色，是監察擁有公權力的機關，這是當年我上新聞系的課時，老師第一堂和最後一堂都不厭其煩申述的，也是現在我給新聞系學生授課時，一邊說一邊忍不住哽咽的說話。
在享有新聞自由的社會裏，記者身分的賦予來自巿民大眾：你可以接受他的採訪、你可以買他的報紙、你可以付錢訂閱他的頻道（先旨聲明，本人並不鼓勵大家入巿買他的股票，投資一定有風險），同樣地你可以用行動長期排除你不信任的媒體和記者。如果有一天（就是這一天），「我是不是記者」乃由不肯把委任證展示人前的警察機關，透過修改通例來定義，那麼社會將（已經）永遠失去一個能夠監察權力的崗位和角色。
當記協記者證變成「罪證」
於是這個所謂的修改生效之後，「電光火石間」我就不再是記者了。過去一年我所做過的訪問、我所寫過的文字，換成了今日去做，就顯得自招嫌疑。我也曾經在報紙寫過，好多次我如何在現場遭防暴警員截查，以及突然被警察在我的幾米之外拉起橙色封鎖線，然後這裏邊的所有記者，必須出示身分證和記者證才獲放行（警方那一套所謂拉起封鎖線是為了劃位讓記者入內採訪的說法，是他們自行「研發」而廣播的語言偽術，大家必須小心辨識）。對於警員「未聽過」、「唔知道」、「唔識喎」的記者，有些會收到限聚令的告票，有些則繼續被查被控告。意思是昨日之後，我胸前掛着的記協記者證，成為了最有效證明我不是記者的證據，不是記者但在示威現場出現，我會被認為是誰？是黑記？是暴徒？是政權最害怕的說真話的人？
最近這幾天，我接受了幾個傳媒的訪問，每次收到這樣的訊息，我的後頸都閃過一陣涼意，然後德國神學家Martin Niemöller的故事，就掠過心頭。他曾經熱烈信奉納粹主義，助希特拉肅清一批又一批民眾，最後被囚禁集中營裏，寫下了一篇懺悔的文字：They came first for the Communist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communist……Then they came for me, and by that time no one was left to speak up.
要來的日子終於要來，我本以為自己尚有幾年可以憑記者的身分去採訪和報道，但一下子自己就不再是記者了。意料之外的是，當自己不再是記者的時候，我其實才返回了記者的原位：捍衞自己自由採訪的權利，抗爭不公義的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