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與疾病共處 | Matters「疾病課」限時特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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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s團隊在過去一年，創作了一系列音頻課程。其中一門是「疾病課」，講師是香港大學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總監，牛津大學醫學史博士吳易叡老師@易叡 ，他在香港大學開設的人文疾病課一直是港大的明星課程，這也是他第一次把課程內容移到線上，與更多讀者共享。
在這門課裡，老師會從歷史、生物、社會學、人類學等角度，講述在醫學科技日益發達的今天，我們應該如何和疾病共處——
醫學並非萬能，疾病並非一定都能痊癒。單有醫學，是不足以讓我們健康的，我們要關注人的處境，關注人與社會的關係，才能找到通往健康的路。
這門課程在「看理想」app上售賣時，創下了2天賣出1000+份的記錄，並且收穫了大量好評，摘取一些如下：
这个节目刚出的时候是疫情高发期间，收获了太多太多，感动到几度啜泣（或因愤怒 或因共情 或因一个更跳脱的眼光所带来的温暖），真的是意想不到的收获，同时更加认同古希腊人所认同的“知识是一种责任”的态度，谢谢老师。我会推荐给更多的人。
谢谢作者。疾病不只是生死问题，还是疼痛、尊严、控制感、自主权等问题，是意义的问题。人恐惧的不是心脏停止跳动这个动作，而是这意味着什么。提前进行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教育，珍惜人类作为整体的存在，也许可以重拾一些幸福感和意义感，而不只是在弱肉强食和物质主义中消耗生命力。
“患者的病痛是没有办法和她的生命经验割开来的，她不是作为一大堆症状的载体存在，她是一个完整的人”被这句话戳中，眼眶霎时湿润。
我是一名医生，目前在武汉支援，紧张的情绪让我无法在休息的时候放松。从您的课程中学习到了传统医学不一样的观点和东西，受益匪浅，重要的是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也许用另外一种思考替代了紧张情绪也是一种好办法，心灵的放松很重要，这和您的课程宗旨也许是相似的。
很喜欢老师的课。因为我自己有多囊卵巢，经常去医院看医生做检查，所以在听老师的课程时有多次共鸣。老师所讲的，也是我平常去医院会遇到的问题。这門课让我有了新的认识，面对疾病，我应该对自己更有自信，我有义务和责任去了解身体的病痛，想明白自己就医的目的，这样才能更好地选择接治疗方法以及自己的生活方式。
就如很多評論提到的，這門課會從更廣闊的視角與大家一起去認識疾病。認識疾病，認識疾病背後的醫學、社會、政治和人，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也只有建立起這樣的認知，管理好自己與疾病的關係，我們才可能獲得健康的自由。
這10堂人文醫學课，相信你不会失望。
【課程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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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關於課程售賣，若有後續事宜，將在評論區註明。
最後，想與所有讀者免費共享，吳老師為這門課在新冠肺炎爆發時準備的特別節目： 瘟疫蔓延時
大家好，我是Harry。這一課要跟大家談談瘟疫。新型冠狀病毒從12月爆發一直到今天，疫情還沒有趨緩，全世界都開始鬧口罩慌。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藥粧店外面很多人連夜排隊，這幾天還有人發放一個消息說香港的衞生紙等民生物資就要短缺了，造成很多的民眾去瘋狂搶購，這是在疫情爆發之前或是其中都會發生的正常現象，也就是極度的恐慌。
人對於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會以一種很極端的厭惡感來面對。在集體的層次，這種恐慌就會顯得很可怕，好像一群人瞬間變得非常不理性。
這一節我們要講的是，面對一個瞬間爆發的傳染病疫情，人會發生什麼事？
首先，為什麼會有大規模的疫情發生？其實這在人類歷史上發生過很多次。為什麼？第1個原因，人類旅行的範圍變大了。第2個原因是人的生活方式變了，主要是大規模的城市化。城市化之後，人的居住條件就變擁擠了，人跟人之間變得更親密。
這三個條件就容易造成大規模疫症。比如說14世紀的黑死病，現在歷史學家普遍相信，黑死病是由中國的雲南傳入歐洲，經過大家非常熟悉的絲綢之路傳播。 在這條路上人們做生意非常方便，是一個經濟的共同體，但是這個經濟的共同體其實也是一個疾病的共同體，它變成一個細菌的共同市場。在中國，這些黑死病的細菌並沒有造成大規模的疫情，可是當時的歐洲正在經歷都市化，都市化之後居住的條件就變得比較密集，同時也就變成細菌的温床。而且都市化的程度不是整體同步的，一部分都市地區會發展得更好、更完善與高級，還有另一部分是難以管理的貧民窟，這些貧民窟就會變成疾病爆發的熱點。
疫情出現後，人會怎樣面對呢？現在我們會聽到一個字叫做全球衞生，全球衞生是一個很新的名詞，它有很長的歷史根源。
在人類殖民和遷徙的過程當中，人類（主要是歐洲人）發現自己是受害者，他們發現自己在航程的過程中得病死亡是在故鄉的好幾倍以上。 航行到新世界之後，當他們跟當地人或是他們不熟悉的物種相互接觸後，就會產生這些疾病，這些病原體在遠航目的地其實是沒有發生疫情的。但是當這些歐洲人回到他們的國家之後，或者是直接在船上就爆發了疫情，比如說像結核病、肺炎、麻疹、流行性感冒或是天花這類的疾病，所以當英國成為18世紀海上霸權的時候，他們同時發現自己的身體非常脆弱。因應這一點，他們做出了一些應對的做法，比如說他們知道開始要喝乾淨的水，要有飲食調控，要開始設計生活作息，然後當他們移民到殖民地的時候，他們會選擇適合他們居住的地方。 比如說如果在香港的話，在半山以上的山區就是白人居住的地方。
我們拿香港的鼠疫當成一個例子。這個疫情對香港人並不很生，大家都知道1894年的時候，香港發生了鼠疫，造成了第3次大規模的全球疫情。其實英國人在1842年從香港上環上岸的時候，就發現有一個特殊的疾病，他們把它叫做「hongkong fever」，香港熱。那時候細菌學不發達，所以人們可能只能用水土不服來理解，也不能做什麼，就只能乾等，等這疫情過去。
一直到1894年香港鼠疫發生的時候，歐洲各地的細菌學已經發展得比較成熟了。關於這個病的來源有不同的說法，現在大家還是普遍的相信是從雲南傳到廣州，然後再傳到香港的。為什麼會在香港爆發？香港爆發的地點正是中國人密集居住的地方。這個中國人居住地是由港英政府規劃出來的一個地方，就是現在太平山區的一部分。它裏面的人口非常密集，一條很長狹窄的屋子裏面有3~4個家庭，然後人畜共生，人住在上面，動物住在下面，所以這個地方就變成細菌的温床。
好，這段歷史給香港帶來好幾個關鍵性的轉變，第1個就是香港華人終於有了自己的公園，為什麼？因為港英政府把太平山區所有華人居住的房子給拆了。這個地方就是現在的古宮花園，大家如果到香港旅遊，都還是會看到這個地方。現在這個地方已經沒有辦法再建任何的住宅區。
第2個就是促成了不同細菌學者到香港來進行科研競爭，其中有包含德日系的北里柴三郎，還有法國、越南系的亞歷山大耶爾森（Alexandre Yersin），最後是由耶爾森從病人屍體裏的淋巴腺分離出病菌。
第3個就是西醫變成了主導地位。在這之前香港有一個東華醫院，早期以中醫中藥療法，受到華人歡迎。在鼠疫發生的時候，中醫跟西醫的成效其實都差不多，但是鼠疫爆發的歷史讓港英政府想要對中醫進行改革，然後讓香港東華醫院變成一個西醫的醫院。
當時香港鼠疫有兩種處理方式，一直沿用到今天，就是隔離還有檢疫。雖然這是100多年前的歷史，但是跟現在的關聯度還是非常的高。
先說隔離好了，在100多年前，港英政府的衞生警察會上門把屍體搬走，或是把發燒的病人強行帶到一些隔離的醫院，甚至是海上的一艘船上去隔離。這艘船非常壯觀，它停在西環的外港叫做海之家。當時中國人很不信任港英政府，覺得被帶到船上的人就會被英國人抓去做人體實驗，或者是眼睛會被挖出來，當成做相機的鏡頭等等。這種強制放到現在，其實任何一個人都會非常的抗拒。
再來說檢疫。檢疫這種做法是大概在1834年的時候，由法國人提議的，他們提議舉辦國際檢疫標準的會議。 這個會議的目的是做什麼？其實不是為了衞生，而是為了整個國際商業的運轉。
1834年的時候，法國提議要舉辦國際檢疫標準的會議，一直到1851年才真正召開，在19世紀總共開了10次。世界各國想要通過檢疫去防止海運傳播疾病。但是那個時候英國提出了反對。英國當時是最大的航海貿易國，它的對象是印度。而當時召開這些國際會議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害怕東方傳過來的疾病會影響到他們正常的商業活動，比如說伊斯蘭教，他們每年都會去麥加朝聖，在路途上面其實有好幾次霍亂的記錄。
所以在20世紀初期的時候，這些會議經常都在討論，怎麼樣去防止這些東方的疾病傳到歐洲。
比如說1894年之後的會議，就一直專注在討論東亞的鼠疫。這些討論的問題都跟帝國的利益有一些關係。但是這些會議的常態化，一直到後來的制度化，是到什麼時候才確立？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衞生組織。在這個組織中，每個現代國家擔任一個會員，所以每個會員的發言都是平等的，當然這也有一些權力大小的問題，比如說安理會的成員，他們就比其他的國家還要優越，這件事就另當別論了。
說到底，碰到大規模疫情的時候，人是怎麼自處的？
剛才我們說了隔離會帶來恐慌，檢疫就會帶來歧視，這其實是人之常情。有的學生跟我說，他在醫院裏面看到一些大的教授醫生們平常和顏悅色的，但是碰到這種大規模疫情爆發的時候態度都變了，他們變得很疾言厲色，不近人情，這其實是情有可原的，因為抵抗疫情在某種程度上就像戰爭時期一樣，平常我們在講的、當代醫療裏面說的病患自主權、醫病的對等關係，現在加入了一個制高點的考量，也就是公眾利益。
這個時候我們通常在醫學倫理中所講的一些原則就會改變，也就是義務會大於權利。
主要有兩點，第1個人們開始遵守大數原則，所有的做法以保護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優先，會犧牲個人的權益。第2個，你的自主權會被剝奪。你本來擁有的移動自由、集會自由在這個時候會被限制，有時候甚至隱私權也會被侵犯。
具體的做法是，當你出現症狀的時候，你必須乖乖的聽命，接受隔離檢疫的要求。你如果有旅遊史，在這個時候不能說謊，不能散播不實的資訊。
如果你是一個健康的人，在這個時候要有能力做出自主的健康管理，還要知道怎麼樣去預防疾病，比如說你必須戴上口罩，防止飛沫，要知道怎麼樣正確地洗手；你必須明白怎麼樣去利用醫療資源，而不是佔用這些資源。如果有疫苗，你必須要明白疫苗是重要的，而不會不理性的去抗拒它。用社會學的講法，這就叫做公民性。
當然，儘管義務大於權利很重要，但是對應的是一個明理的政府。這個政府它必須要做到犧牲個人權益到最少的地步，然後有效地去達到公眾服務的目的，這就叫做善治。善治的內容有哪些？
- 第一點，就是要以民眾的利益作為決策依據，必須要有一個清楚的問責機制。
- 第二點，資訊還有決策要儘量的透明，媒體和言論自由是支撐這一點最大的基礎。
- 第三點，必須要尊重專業技術的人員，包括醫療人員，在這一點上必須要有好的諮詢機制。
這些自動自發的公民性，還有體恤民情的善治政府，都是必須經過很長時間培養的。我們再回到歷史來看，當香港發生鼠疫的時候，我們會看到一個沒有辦法去體恤民情的政府，是沒有辦法做好良好的疫情控制的。當時港英政府在第一時間就下令封港，結果那個時候大概有2/3的人全部逃回廣州。
但是過了三四十年之後就不同了。我們拿天花當成一個例子。天後是一個華南地區人民100多年來一直搞不定的一個病。 一個在香港的英國細菌學家在20世紀時就說，如果香港人學不會打疫苗，那天花就絕對控制不住。所以在20世紀的上半葉，透過政府的鼓吹、街坊組織的配合，甚至動用慈善機構，慢慢的讓香港人去熟悉這些公共衞生的操作方式，香港人逐漸的去學習所謂的公民性。
但是過了30年，天花還是沒有辦法控制，尤其在第2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人口流離得更厲害，很多的難民逃到了香港，造成天花再一次的大流行，最後用什麼方式解決？就是再次封關，阻斷香港，還有廣州之間的交通往來。 可是這個時候封關比起鼠疫事件時就有效多了，因為人們知道這是有效的。
回過頭來看這一次的疫情，世界衞生組織終於宣布了這次疫情是一個全球衞生的緊急狀態。但宣布了這個狀態有用嗎？其實這種緊急狀態沒有回應到中國內部所發生的緊急狀況。中國終於承認自己的反應是措手不及的。雖然大舉地蓋醫院，但是空有醫院其實是不夠的，因為你要有設備，要有訓練精良的醫護人員，這些醫護人員也必須要有基本的民生物資，讓他們能夠温飽，這完全就是一個打仗的狀態。
而且這次的冠狀病毒特性非常特別，就算它的基因序列和2003年的SARS有八成以上的相似，但是它的傳播方式還有症狀，到目前為止很多專家都沒有辦法確切的掌握。然後它爆發的每個地點，從武漢市到其它的各省市，從其它的各省市到東南亞其他的國家，甚至到歐美，每一個地方的政治經濟狀態、社會文化民情也都完全不同。我們看到的是疫情所帶來的人群歧視狀態的嚴重性可能都超過了病毒本身的威脅。
在疫症過後，我們一開始講的是恐慌，那之後我們會看到超越了身家性命受損的集體創傷的狀態。
我們要知道，不論身為一個老百姓或是專業人士，在這個時候必須體認到科學的工具其實是有限的。科學的進步的確就是在這種不同的危機之中，不斷的進行修正。唯有理解這一點，才能讓我們坦然無懼地面對眼前的未知。
後面的課程會告訴大家，無論醫療有多麼進步，我們都沒有辦法完全去仰賴這些工具，我們要看清楚他們的面貌，認清楚他們的本質，然後放棄這種一勞永逸的心態，去學習和疾病平和的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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