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我的我：讀《餘生》李登輝自傳

最近李登輝逝世，台灣各界一片追悼之聲，反而香港好像沒有什麼迴響。我一向對李登輝認識不深，小時候更覺得他是個“壞人”，一手拆散了國民黨令陳水扁上台，還曾經參拜日本的靖國神社。不過從最近懷緬的文章看來，李登輝又被譽為“台灣民主之父”；我心裡好奇，台灣民主不是由蔣經國開始的嗎？因為這些疑問，我從台灣訂來李登輝的最後自傳《餘生》，並參考了網上的評述，得出一個頗為有趣的答案。

台灣的民主之路，無疑由蔣經國開始。在他統治的最後幾年，蔣經國解除戒嚴，放鬆黨禁，提拔了不少台灣本省的精英-- 李登輝便是其中的表表者。曾經加入共產黨的他，仍然被蔣經國大膽舉薦為政務委員，而且仕途一帆風順，在短短數年間由政務委員躍升至台北市長，台灣省主席，以至副總統。傳聞蔣經國最是欣賞李登輝勤奮認真，卻不群不黨，不出風頭的性格。所以最終力排眾議，選擇李登輝為副總統，差不多就是欽點他為接班人。

1988年蔣經國驟逝，李登輝繼任中華民國總統。但可能蔣經國也沒有預計自己離世得如此倉促，所以在繼承人方面並沒有仔細安排。據李登輝自己的描述，他當時是個空頭總統，“沒有權力，沒有部署，沒有派系，無法命令軍隊，掌控不了情報機關”。在黨政軍中他充其量只掌握了政務權力，而且周圍的政敵虎視眈眈，蔣介石的遺孀宋美齡特地從美國來台主持大局，掌握軍權的郝柏村更揚言有他在，“十五年內都不會讓李登輝為所欲為”。

在這些時刻，李登輝表現得像一個馬基維利式的弄權好手-- 他先是三番四次的重申奉行三民主義反攻大陸的方針，每天到蔣經國靈前致敬，藉以麻醉政敵；再以借力打力，分化拉攏的方式，首先和郝柏村合作取代掌握黨務系統的李煥，然後明升暗降，將郝柏村升為行政院長，從而將他剝離軍事系統。接著，他又透過百合花學運累積群眾壓力，將尸位素餐的萬年國代趕下台。經過一連串的鬥爭，李登輝成功在上台四年後正式掌握權力，開始推行他的民主改革。

不過與一般的弄權政客不同，對於李登輝來說掌握權力只是工具，而非目標。由此至終，他從政的初心就是希望透過推動台灣的民主化，讓下一代能夠活在一個多元進步的社會裡，擺脫舊中國中央集權，既得利益者透過依附政權成為特權階級，用人唯親利益輸送的貪腐制度。簡單點來說，就是讓人民擺脫奴隸思維，令台灣不再需要有皇帝。而最直接達成這目標的方法，就是讓台灣實現一來一往的政黨輪替。這解釋了為何當年李登輝一手離間連戰和宋楚瑜，令民進黨的陳水扁漁翁得利驟登大位，實現首次政黨輪替；也解釋了為何他在退下火線後一時支持馬英九，一時支持蔡英文的多變形象；這亦解釋了，為何他卸任總統後沒有緊抓權力，而是以培養和牛為樂-- 就像全身而退的華盛頓一樣，在他放下黨政軍大權的時候，李登輝亦從中國歷史上常見的統治者，一躍成為華人中難得一見的政治家。

李登輝能夠有如此素養，在於他不止是一個中國人。以台語為母語的他，年青時接受的是日本戰前注重修養和奉獻的全人教育，從政後又在蔣經國的耳提面命下成長，所以有評論形容他同時具備“台灣人的親切，日本人的公私哲學和纖細，以及中國官場的進退和謀略”。而且正因他以身為台灣人，甚至半個日本人自豪，所以他能夠擺脫傳統中國“大一統”的觀念，以台灣總統的身份和中國抗衡。

不但如此，在李登輝從政前，他首先是一位學者。所以對他來說，弄清楚“為何”行動，與“如何”行動同樣重要。在李登輝的自傳中，他不厭其煩的反復重申政治理念，以至他的做人哲學；卻甚少談及他當年如何掌權，如何執政。李登輝曾用一句話總結自己的做人哲學：“我不是我的我”。這句話曾被人批評故弄玄虛，但其實簡單來說，就是放下自我，以奉獻大眾的精神為人處事。這哲學的來源，一部分來自基督教中“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的器皿精神，一部分來自德國哲學中“自我超越”的概念，但有更大部分卻來自日本武士道中“捨己奉公”的態度。

我們一般理解“捨身取義”這概念，都會覺得是一瞬間的事，例如勇者衝入火場救人，或烈士走上戰場慷慨就義。但對李登輝而言，捨身取義卻是一種我們在任何時刻都在實踐的生活態度-- 我們每一刻都在選擇，或是按著自己的性情利益出發，或是以民眾公義的立場主宰自己的行為。捨己奉公的態度有兩個結果，一方面在放下自我後，我們不再被自己的私慾、情感、甚至意識形態蒙蔽，能夠以平靜理性的態度作出最適當的決定；另一方面從大眾的角度出發，我們也能夠看得更遠更深，得出常人未必有的結論。就是這態度，令李登輝能夠以棋手的姿態，冷靜耐心的逐一將他的政敵鬥倒；也是這精神，令他的目光能夠超越政黨的利益，一心以台灣人民為依歸，達成政黨輪替的“寧靜革命”。

李登輝身高一點八米，在照片中常高人一頭。經過檢視他一生的事跡，感受到他捨己奉公的精神後，我感覺他在相片中好像更高了。現在斯人已逝，但典型在夙昔，就如他在最後一次公開出席選舉晚會中說道，“台灣要交給你們了”。但我們準備好接棒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