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到李康老师写托克维尔的一段话

现代社会有两种危险，即社会生活的“过度政治化”和“过度私人化”，而且常是从前者转向后者。革命后的激情衰退，高尚理念与巨大希望之被滥用，把人们引向相反的极端。“在以为我们能把自己造成新人以后，我们现在觉得我们根本无能改造自己；我们由此倾向于认为一切奋斗与努力都是白费力。这真是我们时代的大悲哀！”而托克维尔所感受的这种迈向快活的后革命时代的“大悲哀”，又何尝仅限于那个七月王朝。半个多世纪后，韦伯在“普选与民主在德国”一文结尾再次感叹：民主化这一无可改变的历史趋势意味着国家机器必然要夷平社会等级结构。惟一可选择的是：要么是公民们在一个只有议会制外表的科层制“威权国家”中转让自由，让国家像管理牛羊般治理他们；要么是国家以使公民们成为“共同统治者”的方式把他们整合到国家之中。一个自认担当世界历史使命的“主宰民族”只可能选择后者，这样才可以竞逐于“世界政治"。

有论者云：“托克维尔的胜利必须等到出现一个真正走到后革命时代的法国。"然而何等境况和心情才算属于真正的后革命时代，韦伯给出的选择又潜藏着多少危机？

—— 杨善华、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上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