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日记（十七）室友与身份交叉

三个小时之前，我收到了一条信息，小绿点来自我的沙特阿拉伯同学，邀请我参加她的生日派对。

我从 whatsapp 上她发来的邀请函链接点进去，并登记了我的名字，我告诉她我会去。

I’m in!

然后我出门了。

两个小时前，我到达了她家门口。我问她大门的密码是多少。

What do you mean??

不好的预感。

然后我发现，她的生日派对时间是两周之后。

在周末，我室友中的大部分人都不会留在公寓。

作为我们学校的本科生，他们家的 house通常坐落在一个可以驱车前往学校的市郊。这就像很多中国大学生选择在家乡所在省份读大学一样。据法语老师所说，法国大学生也是这样。

我有时会见到他们的父母。我和他们的父母打招呼。除了打招呼不知道能说些什么，因为我们之间找不到任何共同点。

今晚，所有的人都不在家，我突然想到了很久没联系的父母。想到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总是频繁地见到他们，我频繁地参加家庭聚会，和他们说话、争吵，这些与人类之间的沟通，挤压了我思考的时间。我有时见到室友的父母帮她们整理一些东西，尽管在西方的文化中，他们彼此之间直呼其名，没有东亚文化那么注重长幼秩序，我却常常有这种感觉——这些场面非常熟悉，好像和我过去的经历之间存在某种相似性。   

我的室友是一些有生活情趣的人。过去和中国人合租的时候，我们总是非常实用主义，客厅通常被用来堆放杂物，没人会在公共区域久留。我们买的大部分物品都存在某种用途。然而，这些本科生非常热爱装饰，装饰，指的是一些为了美观，没有实际用途的东西。

她们买了各种各样的小玩意，蜡烛，香薰，把客厅布置得非常温馨。她们买了好看的相框贴在卫生间的墙上。买了小触控灯贴在阴暗的灶台顶部。她们会脱鞋坐在客厅沙发上一起聊天看电视，吐槽共同认识的人，分享最近的八卦和各自的感情。

如果公寓卫生间没有专门放抽纸的地方，我通常会选择随便放在马桶盖上。

但我发现我的室友们总是非常在乎这些细节，她们一定会买一个抽纸架。她们点蜡烛有一个专门的打火工具，而不是普通的打火机。她们会在微波炉里面放一个塑料盖，以免加热食物的时候汤汁溅得到处都是。她们会在冰箱上挂一个白板，用彩笔在上面画万圣节南瓜、写倒计时，以及自己当天的心情。她们甚至挖了三个南瓜鬼脸，摆在我们这栋小楼的大门口，作为节庆装饰。

三个月时间，我对她们的生活方式有了更深的了解。这些了解和我其他在美国的经历交织起来。         

我刚刚想，那些以节约用电作为严格生活信条的东亚人，可能无法忍受我的室友。因为他们总习惯于开着中央空调，哪怕并不必要。他们喜欢哪怕不在家的时候，也开着几盏昏黄的台灯，点着蜡烛。而我经常，似乎本能性地，一次次随手关掉他们开的灯。

当我在社交媒体上调查了一下中国其他人和美国人合租的经历之后，我突然发现，在很多事情上，我被少数群体了。

因为我室友的确属于美国人对于温度的感知，可能和我对于空调温度的需求之间有一些细微差异。按照社交媒体的话说：“你最好和那些和你活在同一个季节的中国同胞合租”。我还看见一些人提到，“老美”如此频繁地看电视和开空调，我们却要和他们分摊电费，这非常不公平。   

这些简单的生活经历，的确可以作为例子上升到谈论种族问题。而和她们合租，很显然，我和她们之间的不同点太大了，我是少数群体，从年龄到生活方式，到兴趣爱好，一切都是。

我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我的 19 岁室友们，她们的周末是鸡尾酒、流行音乐、华丽的衣服和精致的妆、派对、一起大笑说话、在客厅看电视、吃薯片和玩游戏。而我的周末是阅读、写作、博物馆和徒步。我如果参加派对，也是和博士生在一起谈论彼此的研究兴趣。这些区别和年龄有关，和教育程度有关，和政治环境有关，和很多事情都有关。

我观察她们的生活方式，理解其中的合理性，比如她们对客厅的布局，对厨房的清理思路，然后自己的习惯也有所改变。这是否意味着我作出了过多妥协退让，而牺牲了属于我自己的文化主权？那么，如果要坚守文化主权，我是不是应该在尝试理解之前和她们划清界限？拒绝改变自己？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更好？坚守原本的生活方式？坚持不用洗碗机、节约用电？改变是值得肯定的吗。思考差异性是有必要的吗。

从这样一个小例子出发，总是能像这样，和每天在思考和学习的知识联系起来。我觉得很有趣，但不用问也知道，我室友一定会觉得无聊透了。

很显然，对我室友来说，厨房清理就只意味着家务。装饰，也只是装饰本身。她们根本不会注意到我所说的任何内容。这就是我发现我们大部分时候难以开展对话的原因。

我 19 岁的时候，脑子里装的全是如何和男人恋爱，化妆与消费。当我见到我室友做这些事的时候，我想，我在那样的年纪也没有做得更好。

万圣节那天晚上，我说我在批改学生的作业，她说，今晚？甚至在万圣节吗？

我脑中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在他们心中的形象和美国人对亚裔刻苦努力的刻板印象联系在一起，好像我所有的行为都在证明：我是个书呆子。   

我现在已经常常自嘲说自己是个书呆子。因为我所有的行为，很讽刺地，和大众对它的定义重合起来。尽管我坚持觉得我的生活一点也不无聊。一个来自香港的 phd 学生对我说，我们是 phd 学生，我们被 suppose 就是书呆子。

我知道，我的室友并不知道，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大家并不会如此煞有介事地对待这个节日。所以忽略万圣节对于那些人来说是极其合理的。但他们根本没去过那些地方，他们没法真的想象。她们觉得非常惊讶和匪夷所思。因为好像庆祝万圣节，是每个人都在做的，一种天经地义的事。那么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中，比如对于春节的执念，对于与异性结婚和就业的执念。

对我这种人来说，我不过任何地方的节日。这是很难向我室友解释的。我在她们眼里是个怪人。

既然是万圣节，我想，那我最好还是不要继续批改学生的作业了，毕竟他们正在狂欢，这时候，这帮年轻人深更半夜突然收到自己的期中论文分数是很扫兴的。

于是我下楼，一边做饭一边和室友聊天。我说，我打算下周在本科生的课堂上讲一些学术写作的技巧，包括如何引用文献，如何组织自己的语言和逻辑，如何分析问题，因为他们写得太糟糕了，我今天正在制作这些 ppt。

我的室友的表现，有点像我过去认识的中国人，他们说着“嗯，嗯，nice”，看起来好像理解你在做什么。实际上她们不理解。她们不理解为什么我在谈论做 ppt 这种无聊事情的时候会如此神采奕奕，因为在她们眼里和上课有关的一切都是很无聊的事。

可是对我来说，我很喜欢写作，我也喜欢谈论我的写作经验。这是我第一次给别人上写作课，我觉得很有趣。这就是我的生活和乐趣。

但我发现，当我把这些讲给我室友的时候，虽然她们嘴上没有说什么，但事实是，我被真正意义上当成了一个非常无聊的书呆子。

然后我又说，我最近在图书馆认识了一个很有趣的黑人艺术家，她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她的艺术理念是使用科技和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新材料进行身份表达，尤其是黑人社区。她的作品很有趣…     

我给她看那个女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创作，我的室友们说着：哇！好酷！好有趣！

脱口而出。

可是我那时意识到，她们其实内心一点也不觉得有趣，什么身份，科技，种族，这些词，她们觉得无聊透了，她们是那种绝对不会在自己的业余时间去博物馆或画廊、作为兴趣爱好的人。

而我和她们讲这些话的时候，似乎如此愚蠢，似乎天真地假设了每个人都会对这些事感兴趣。

今天，是周六的晚上，室友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我在 reading。并强调，是interesting and funny reading. 为了避免让他们认为我总在学习。然而我想了想，似乎我真正在读的东西，正是她们眼里最无聊的学术理论，写于上个世纪。

可我并没有说谎，它们在我眼里真的是有趣的东西。

然后我发现了，我要和我室友谈论我的生活是很难的。因为无论说点什么，在她们眼里，我所说的话，都没法和她们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可那些就是我的生活，那就是我。

我的生活对她们来说过于抽象和难以理解。所以，大部分我们一起在客厅或厨房的时候，都只能默默做自己的事。

尽管我们的性别一样，但我们之间的差异大到无法忽视。这些差异被年龄、教育程度、政治观念所塑造，而哪怕是一致的性别，我们也无法在性别立场上达成一致观点。所以，我们几乎无法在任何事情上发生那种会心一击的共鸣，无法感受到彼此的魅力，从而成为一个信赖的、可以分享敏感情绪的朋友。

而你在网络上或现实中所获得的所有共鸣，可能只是基于在一件小事上，对方有同样的某个维度的经历，比如从性别或种族或年龄上和你的经历产生了共鸣。这些共鸣仍然并没有那么重要，你们只是在一件很小的事上一致了，这不代表你们可以就别的问题达成一致。   

当我在批改本科生作业的时候，我感觉我好像看到了过去那些我在社交媒体上见过的言论，甚至我自己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参与过的辩论。

这真是太荒谬了。

分析一部电影的很多句子，乍看上去很有道理，放在社交媒体上必然会获得很多点赞。然而，这些句子之间毫无联系，如此散乱，缺乏逻辑，东拼西凑。大部分网友的观点也是以这种方式表达的，这让我充分看到了学术训练的必要性，避免了无数毫无意义的争吵。

我不想在社交媒体的文章里授课，但我知道大部分读者的文化水平其实并不会高于这些人文社科专业的本科生，但对于一个作者来说，你不应该预设你写作的对象是人文素养极低、不足够理解你的文本的。否则你就会一直在说教。

学生在文章里大谈意识形态，民主的重要性，战争和集中的危害…  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情况。这表明，他们被美国政府brainwash 的程度和中国人几乎差不多了。

我只打算举一个轻松幽默的咖啡和茶的例子，来说明他们的论述如何不足够支撑自己的观点。食物是有趣的，食物是轻松的。

然而有趣的是，对于咖啡，在我的 phd 同学中，我和我那位来自巴西的同学、和来自纽约的同学分别持有不同看法。巴西的同学觉得哥伦比亚的咖啡豆是最好的。纽约的同学觉得咖啡和酒精一样糟糕。我认为各个国家的咖啡实践本质上没有太大不同，对各地产的咖啡豆并不特别挑剔。也许当我们聚在一起讨论咖啡时，我们可以争论几个小时，一直聊到政治与文化。

就算我们在每个问题上的看法都有如此大的分歧，但我们是women in academia，这是一个很大的共同点，无法忽视。这意味着我和 PhD 同学之间的沟通，永远都比与像我室友这样的本科生更容易。除非那些本科生在另外的事情上和我有一些共同点，比如激进女权性别立场，但这只会让情况更复杂。

下午，我阅读了那篇我在刚开学的时候，曾在《美国日记》文章中提过的一篇论文，我当时选了那篇论文作为我的全球化课程演讲题目。那是D教授认为最难的一篇文章，三个月前，刚开学的时候，我读不懂里面晦涩的黑话，我不确定我是否有能力分析或评论它。我那时说，我希望到我演讲的那一天，我已经攻克了它们。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因为我发现，今天，我已经能完全理解这篇文章了，我理解其中每个字、每个词，我发现它一点也不难，我不知道为什么老师会说它是最难的文章。我对它非常感兴趣。它谈论了美国的人文社科项目如何过多强调于民主与公民政治，我们阅读的大部分哲学家，他们的理论都在谈论这些问题，而殖民问题和去殖民化问题却被故意忽视，少得可怜。文章列出了很多证据，包括美国人文社科项目中教学大纲的理论构成。

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我们自己就正在美国上人文社科的理论课，这完全讽刺的就是我们正在上的 A 教授的理论课。

但是我的见解却和作者非常不同。我发现了一些并不新鲜但有趣的事情。

西方国家缺乏对殖民问题的理解与分析，而在中国以及很多中东、非洲发展中国家，情况却截然相反。这些国家过分强调殖民视角，导致了民族主义和集体意识形态的强化。

当在西方国家的公众开始讨论殖民问题时，这些人被认为拥有深刻的思想。因为像我室友这样的普通白人，是不会对殖民问题有所感知与反思的。那些能意识到殖民中的压迫与不公的人，在西方通常是知识精英。许多人并没有这样的意识，大众也不常谈论殖民，因为西方的人民就和中国人民一样，大家都更关心自己的生活。可是，与此相对，民主和自由始终是西方的一个常见话题。  每个人都在谈论，一点也不深刻。

在中国，讨论民主和自由常被认为是深刻的思想，因为政府一向强调殖民和独立的重要性。对政府来说，如何让人民团结起来抵抗其他国家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你有能力谈论民众权力，会被认为拥有批判精神，能够反驳主流话语。

而不管是在西方还是中国，共同点在于，每个国家的公众观点都被政府和精英的立场所操控，大众或民主自由、或强调去殖民化的观点，受到官方立场的操控。这就引发了一个阶级问题。  更高的阶层掌控着知识，知识意味着权力。   

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那些迁移到西方国家的移民，或生活在西方国家的少数族裔，往往比生活在第三世界的普通公众更关注种族问题，因为他们在一个多元种族的地区，从种族上遇到了更多不平等和歧视。

然而，在发展中国家长大的人，往往更关注国内问题，比如阶级和性别。 

因此，交叉视角尤为重要。作为一个在发展中国家长大的人，我可以说，仅靠殖民视角不足以解释我们的生活。在中国，大部分激进女权主义者都是由于对政府过多强调“去殖民化”来凝聚团结大众而感到不满，因为这种对民族的强调，只是用来维护某种稳定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底层人民的立场被牺牲了。而没有人愿意成为“整体发展”的耗材。

今天，美国的论文还在谈论美国的去殖民化视角有多不足，然而，在中国，去殖民理论在中国却长久以来被过度应用。中国的社会事实表明，仅有这么一个视角并不足够，它并不会带来一个更好的结果、一个更公平的社会。

因此，作为学者，我们在未来更应反思交叉视角的重要性。性别不能缺少政治历史，政治历史也不可能忽视性别而独立存在。

上面这段话是我用英文写的，部分是我演讲稿摘录，所以翻译成中文后，读起来好像有点奇怪。

今天出门后，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很长时间了。我很久没有见到傍晚的天色，穿过我身边的黑人汽车总是放着他们的音乐，街区里的路牌和道路规律，这些物质世界的实体，似乎是被我们每天思考阅读的那些理论体系所构建的。

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理论，读不完的理论。结构主义，象征，隐喻，殖民，性别，民主和集中，霸权… 如果我室友的生活方式可以和这些问题联系起来，街道上发生的一切也不会例外。   

我在傍晚见到了很多体型高大的黑人面孔，他们坐在路边，成群结队，中国社交媒体似乎总是在塑造他们是一些多么危险的人，然而我发现我今天好像没有那么害怕了。我是一个学者，我的生活无法与我在学术中的思考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