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今日中国开明专制行不通之理由
按：本文写于2008年大二寒假春节期间。
对亚洲四小龙以及世界其他国家转型经验的考察，使我在高三时就形成了在中国走开明专制道路的理想。
我认为现代化的民主政体的建立是需要条件的，经济的现代化(人均GDP达到五六千美元)是很重要的条件。除非你有美国那样的经历，显然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有美国式的经历。然而旧政治若得不到更新，经济发展必为其所累。经济发展不了，民主政治(多党制，全民直选，议会政治)就无从谈起。政体结构若不理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治上就会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地方自治若未实行、公民社会若未建立，中央选举就可能出现混乱，可若搞极权专制，整个社会的活力就被压制了！这样我们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经济发展不了，政治上也未取得进步，整个社会在低水平上徘徊不进！
怎样才能走出这个这个恶性循环呢？我认为如果开明专制能够保持一段时间的行政效率和政治清明使经济发展走上轨道，地方自治得以实行，公民社会逐步建立起来，国民素质大大提高（受到了民主的训练）。造成政治民主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样现代化的民主富强的国家就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认为开明专制在本质上是一种独裁政治而不是专制政治。
由于台湾与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成功，政治学界出现了“权威主义”或“新权威主义的”政体名称。“新权威主义”介于极权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他有以下几个特点： 1.中央虽无民主但地方有自治。2.执政党虽然只有一个，但其他政治性团体还有活动的空间，民间组织的建立不受限制和干预（如农会与工会）。3.舆论虽由中央主导，但民间媒体还是存在的，不向中央挑战的言论是不受限制的。4.公民的产权受到保护。
“新权威主义”体制的建立需要许多的条件，有时显得很是苛刻！
现在以台湾为例，首先领袖要有绝对的权威，因为权威政体要做到廉洁高效是权威的控制力。在大陆1948时，国民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中，其他派系纷纷要求蒋下野，蒋下野后就谋划自己在台湾建立基地。可以说是国共内战纯化了国民党，消灭了其他势力，使蒋的绝对权威得以建立。二是政体设计要合理。国民党虽一党专政，但从没有搞党政合一。在台湾时，县市选举也在实行。三地方要小各地同质化要高。台湾这样小的地方，将经国可以对台湾的每一件事都很了解，也能处理得好。四、领袖要有任用知识分子的开明，若所用之人竟是些党棍（如在中央党校就读过的慕缓新）而不是李国鼎、伊仲容、孙运璇这样的专家，那么有再好的意愿也是达不成的！
那么中国现在有无可能走上开明专制的道路呢？我对此是持悲观的态度的！下面我将详细地证明这一点。
中共党内如今的权力格局
高三时我看了《凤凰周刊》的一篇关于徐凤山的报道。徐凤山乃是一个文革余孽乡村流氓，但他却从村委书记一路做到了市委书记，再任上像刘瑾那样用“抽水机”的方式刮搜钱财（关于刘瑾刮搜钱财的方式详见吴思的《血酬》），自己还干黑社会的勾当。强抢民女，暗杀仇人，无恶不作。由于他采用刘瑾式的刮搜方式，市里各部门的小吏很是痛恨他的，但这些小吏只是要求省里把他调到别处。民间告他的人更多了，但在省里告根本没用，于是就只能到中央去告，告了大约五六年才奏效！这是第一件事。1992年的水变油事件我想不少人还记得，这件事更离奇了！1992年中央大报《经济日报》把水变油的发明者当英雄对待。国家那时已经为此项目投入好几亿了，更奇的是国防科工委都来参与此事，要将水变油的技术为军队服务！在一件事就是人体科学（气功）到法轮功。这三件事让我知道党内的斗争是很厉害的。共产党打下天下后，老毛权威最大，后来老毛、周恩来等去世了！这时，邓小平是这那些开国元老中最有权威的，由他主持了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上邓并非第一个有此意识的人，党内不少高层也有此意，但反对派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老邓当年关于党政分离等改革就从没实施过。其他如官倒乃至89动武他都受到了保守派的强大压力！邓死后，中共内的分化就更严重了。更具个人所占据的位置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如今中央各部委的机构膨胀就是这些人的功劳。我国中央的部级机构差不多比别国多出一倍有余，就是这些人为了使自己在中央的权力得以保持而造成的。所以我对这次大部制改革持悲观态度。
历史上的经验
中国的政治文化向来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缺乏宽容妥协的传统，因此统治集团内部难以形成稳定一致的领导核心！清末搞宪政时，本来是很有希望的，那时立宪派的力量远比革命党的力量要大，全国各地支持立宪的人很多。但后来慈禧死后，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分裂，在面临革命的大潮中都为各自的利益着想纷纷抢占权位，1911年5月成立皇族内阁，阁员13人，满族占9人，皇族又占7人。这下许多立宪派都转投革命党了！中央涣散的问题如何解决呢！当然是斗争了！台湾老蒋的集权独裁那是用国共内战血的代价换来的。假若当时日本没有归还台湾或则台湾海峡如琼州海峡一样窄，我们可以预见共产党将完全消灭国民党，日后的四小龙之一就不存在了！老蒋退至台湾建立权威政体显然是意外。也就是说国共争斗产生的台湾权威政体是中国历史的意外！
大国独裁的不可治理性
从独裁政治（开明专制是一种独裁政治）的角度看，国家愈大最高领袖对于地方的控制就越弱，地霸秩序就越发达。秦始皇每天批改的公文重达六十斤，有他这样精力与能力的皇帝没有几个！即便秦始皇这样厉害，他还是没能防住赵高。《春明梦余录》中提到朱元璋的工作量：“八月之间，内外诸司奏折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二百九十事”，由此计算，朱元璋平均每天要看200多份奏章，处理400多件政事。以每天工作十小时计算，每小时要读20份奏章，处理40件事。平均每份奏章只有只有3分钟，每件事只有一分半钟。（吴思《血酬》）当然，朱元璋废除了宰相，他的工作自然很忙！这样高的效率，不知道他在处理政事时犯了多少错误。现在国家领导人在主持大国时显然也面临政务过多的问题。这一点想想周恩来就知道了。更重要的是大国各个地区的情况不同，中央制定的政策到了下面往往变形。王安石变法时的一些政策在他任地方官时搞得很好，但他当宰相时实行变法就出问题了，差役纷纷把农民逼得破产。大国官员多，大方势力大，行政的层级多，监查的难度比小国要大得多。行政的效率也要低得多，贪官污吏的处理比小国要难得多（当然这是在民主制还未实行时）！
集体行动逻辑的困境
明朝时嘉靖皇帝即位时，文官首领杨廷和替皇上起草了了登基诏书，裁减白员14.87万人。这些白员不在锦衣卫就在内监，而且来头不小。有的原来是宦官，有的是皇上认得干儿子，有的是皇上直接下令升迁的“传升”或“乞升”（见吴思《血酬》236页）。裁员之后，那些丢失职位的人想尽一切办法来打倒他。有的行刺，有的收集他的过失告他的状。可以说在整个明朝，白员的超编问题都存在。朱元璋此人心狠手辣，发现白员后就杀光。但在朱元璋杀了这么几次后发现情况还是存在，有个人在上次被打断脚后还是犯上一次的法。而明朝快灭亡时，这些官员的行为还是照旧。难道他们不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王朝灭亡时，这些人的下场是颇为悲惨的！唐时黄巢杀入长安时将整个长安城的人都给杀光了，正如柳宗元在《骂尸虫文》中所预言的一样。明亡后还有个“南明”，南明的情势比明末还要危急的多，但其官员贪奢淫逸、敷衍政事的功夫比明末还要厉害。
为什么会出现上面这种情况？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说，每个人都有搭便车倾向，个人为集体利益努力所得的回报比自己的付出要小得多！因此即便预见到了危急就要来临，官僚们也不会一致收手以化解社会危机。相反由于其他个别人贪婪，坚持做清官的人的损失会更大。
当年国民党退到台湾时，一大批忠于老将与老将有交情的技术官僚（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随之来到台湾。这些人是把政治当成自己的志业的人。这样多的人管理台湾才成就其开明专制。如今大陆政府内部的技术官僚比台湾要少（除非像老蒋邀请罗隆基入阁那样才能改变此一情况），而面积却是台湾的两百多倍，官僚数量又不知是其多少倍！当社会面临严重危机时，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分家出逃到国外的意愿就越强烈。因此统治阶层缺乏采取集体行动应对社会危机的能力，造成集体行动的困境。分散在各部门各地的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就像“囚徒困境”中的小偷，他们由于部门的分割和地理上的隔离，统治集团中的成员交换信息达成集体行动的成本极其高昂以致其不可能实现。中国官僚阶层的庞大无比，正好符合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对于大的集团的定义。由于官僚阶层的不当得利的来源方式各不相同，因此这个官僚阶层缺乏“选择性激励手段”。
综上所述，中国未来的危机不会得到解决。
中共党内领导人的素质
开明专制本质上是一种独裁政治，因此对独裁领导人的素质要求很高。首先他在对付他人、监控手下上面要很厉害，其次他要有高超的治党治国的本领。胡主席在前面两点上据某些人说是很厉害的。现在我们看看胡主席是如何治理党的。看看他的《十七大报告》：
“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着力建设高素质领导班子”（这三点我坚决认同，但我们看他是如何做的）
“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
“加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使广大党员、干部成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实践者、社会和谐的积极促进者。”
“全党同志要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切实保证政令畅通。 ”
“提高年轻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政治素质”“继续大规模培训干部，充分发挥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作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全面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
“全面巩固和发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着力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要靠千千万万高素质党员来体现。要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这一基础工程，坚持不懈地提高党员素质。”
“建立党员党性定期分析制度”（这一条很搞笑）
“健全让党员经常受教育、永葆先进性长效机制，使党员真正成为牢记宗旨、心系群众的先进分子。”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执政的组织基础。要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全面推进农村、企业、城市社区和机关、学校、新社会组织等的基层党组织建设，优化组织设置，扩大组织覆盖，创新活动方式，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又一个党天下）
“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切实改进党的作风，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优良的党风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巨大力量。”
“深入开展党风党纪教育，积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使领导干部自觉遵守党纪国法，继承优良传统，弘扬新风正气，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
“健全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完善巡视制度。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提高党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
搞了半天，胡主席就只有宣传、教育、巡视这些手段治理党。这些办法，我党那一天不在搞，可现在的贪污腐败情况还不是越来越严重。在培养干部上，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二是在党的学校中培养。这种培养干部的手法，正是党棍产生的温床！这样一搞，我党什么时候才能出个马英九啊？还有个“党天下”，这是一条早就证明无效的手法并且与公民社会的建立背道而驰，对于加强中央的权威根本无效。
不知这是不是胡自己的真实意愿。如果不是那是不是那是不是党内其他大部分领导人的意见？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胡的真实意图。胡在清华时是政治辅导员，想必对于宣传、教育、巡视、整顿党风、理论武装这一套很熟，在那时可能也很有效。所以现在他还希望用这一套来治理好党。胡所受的教育正乃是又红又专的教育，虽然现在他也受过了现代化的教育。但是与朴正熙、蒋经国等人不是一个层次的水平。其他领导人和胡以后的进展还有待观察。但我个人不报很大期望。
最后总结
樊百华先生期望党内再次出现赵紫阳和胡耀邦式的人物。并且他也认同朝野和解，在政治改革的进程中不追究某些人的罪。我要说的是由我上一段的分析，这样的人不大可能出现，即便出现了也会受第一条现实的制约使他再次成为赵紫阳。
“唐朝的柳宗元就明确看到了人民的权力可以是皇帝权力的基础。在今天更是这样。如果中央政府要对地方有权力和权威，就必须把自己的权力基于社会权力之上。也有一些人担心，社会权力的增加会导致社会的失序。但这里我们强调的是社会的制度化权力，是基于宪政之上的社会权力。”郑永年在接受《南风窗》记者的采访时如是说。但现在的政府对于民间社会力量那是当洪水猛兽来看待啊！民众散散步就说“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街头政治””。这样搞下去只会使整个社会的矛盾愈发激烈。整个社会的治理就会失序。好像已经有人做好了面对失序的准备。
一个最差的推论：如果上面的条件在未来一二十年内不发生根本的改变，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必将伴随着血与火的代价。中国的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将要牺牲掉几万乃至十数万人的生命（参看韩国“光州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