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什麼是居住？

首先要感謝matters團隊的邀稿，提供年輕的研究者們有機會聊聊研究的成果。相信不斷的書寫與分享是對於甫度過論文難關的碩博士生與研究者而言，最好的重新發掘自身價值的方式。

在這篇後記裡，來聊聊研究的一些心路歷程吧。

我並不是一開始就打算以社會住宅為題。最早在2014年剛進入台大社會所時，我就下定決心希望以都市社會學為主題，目的是回應自己大學時期參與過的反迫遷與都市社會運動的經驗；然而當時我更傾向於以房地產為題，加上碩一碩二因台大工會等外務繁忙，無心處理論文、更無暇思索研究的諸多問題。直到將屆碩三與指導老師東升討論後，了解此題在現階段無論是研究設計或資料取得之困難，並且恰好遇到2016年總統大選後，民進黨端出八年二十萬戶社會住宅的政策，卻傳出對於低收入者來說租金過高、租金所得比接近50%的新聞，因此決定改以社會住宅為題。

「為什麼一個以照顧性質為主的住宅政策，卻會出現租金過高的問題？」可以說是我最初的關懷。非常幸運地，我得到許多朋友的協助與好的機會：桃園市的群眾服務協會當時正巧接下了辦理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的NGO座談會工作，在協會朋友的安排下讓我能夠近距離觀察會議、同時以記錄的腳色協助會議進行。另一方面台北市政府的公共住宅公聽會也正辦理中，讓我有更多機會能觀察台北市各種行動者如何在此交會，還有台北市政府相對完整的會議紀錄等公開資料可用。我的田野從2016年10月開始，透過田野過程中出現的重要行動者、或是反過來發現在其中未能現身的行動者，是我累積受訪對象的方式；過往社會運動與公共議題的參與經驗，以及OURs和崔媽媽基金會的協助，也使我更有機會找到適當且願意受訪的受訪者，17位受訪者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官僚、學者、不同類型的NGO、建築師、里長等。除了田野、訪談以外，政府資料的檔案調閱也成為歷史回顧時不可欠缺的資料。社會學是一門多重典範的學科，數種研究方法的交互使用，可說是以不同方法來盡量補足單一方法的缺漏，以此逼近並不斷重新認識真實的嘗試。

然而，當兔子洞走得越深，我也越懷疑我最初的提問。「為什麼社會住宅就要便宜？便宜的標準是什麼？」我的其中一位受訪者在伊甸基金會工作，聽他分享他們購買國宅來改做社宅的經驗，受訪者對於我詢問的租金過高問題直接拋出這樣的反問，讓我躊躇許久。像我這樣即便薪資不算高、但堪稱穩定也有成長空間的年輕人，找到在一般租屋市場上划算且有品質的房屋是基本的考量；然而當居住者的弱勢處境更為複雜時，一般租屋市場就不再是理所當然的參照對象。照顧弱勢者需要資源，過往不受規範的租屋市場更沒有辦法反映維護管理的成本；除此之外，攤開《住宅法》第四條羅列的十二種經濟或社會弱勢戶類別，不同處境的居住需求其實比起租金高貴與否還要複雜得多。這個體會與自己過往在歷史違建聚落的經驗、乃至於去了幾次的弱勢租戶家訪之間是對話性的，當時在芒草心工作的朋友協助下我得以有機會陪同前往，弱勢租戶在租賃關係上的特殊性、對於居住的意義詮釋，乃至於支持網絡等在非正式住居中重要的討論，都會在分析時讓自己不斷意識到與現行社會住宅規劃上的差距，進而更多探問潛藏於制度之後的政治行動。

論文寫作的過程得到許多老師與朋友的寶貴意見與協助，包括口試委員國明老師、舒楣老師、金鶚老師等，在此恕我無法一一致謝。另外，系上的克先老師曾在聽過我早期構思的論文方向後，直白地問了一句「這樣會不會太國家中心了？」這個問題對我後來的寫作產生不少影響（不諱言也是因為我對這個標籤的抗拒）。在原先的分析中，我的架構有著明顯且僵固的權力結構，此外採用了更為簡化的「邏輯」概念來捕捉行動者的差異，潛藏著過於目的性地一致概括社會行動的缺失。幾經修正，我盡量將行動還原為行動，回復行動者之間原有的動態性的權力關係，並且在都市社會學與都市政治分析傳統的「權力匯聚」概念上，納入多層次的政治過程討論。最根本的目的就在於，我希望提醒讀者任何一套使人們居於其中的制度，也是這些跨越不同層次的人們透過各自的行動而共構的，而這些共構的過程是踩在規劃者絕對性的思維中不容易察覺，或輕易地當作他者而忽視的。

在論文的最後，我提出了三點政策上的建議，簡述如下：

其一是必須要認識到更多元的居住需求，如果難以一次滿足這麼多不同居住者的各種需求，至少該開始擬定一些階段性的目標來逐漸完成。

其二是讓社會住宅與周邊社區鄰里能夠永續地共同發展，除了空間規劃的開放性與共享之外，還有賴於擴大社區層次上的合作關係，找到更多網絡節點、配合自主的參與式民主機制，如參與式規劃與社區營造等是必須考慮的工作。

最後則是應強化基礎調查的能力，在住都中心成立、社會住宅制度很有可能進一步穩固的前提下，增進各類資料的蒐集，如入住後的使用者評估或潛在入住者的社會經濟資料等，讓制度能持續改善。

這些建議既與我的分析相關、也是研究心路歷程的延伸。希望這些說明有助於各位讀者理解我的行文與基本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