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国际场合形单影只：中国化就是封闭化

习近平这些天来参加于秘鲁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巴西举办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再次表现出在国际外交场合与其它国家领导人很不融洽。特别是在会议间隙的自由活动时间，与其它国家领导人之间缺乏互动。其它国家领导人三三两两相互交谈，勾肩搭背，其乐融融，习近平则手足无措，形单影只，格格不入，非常尴尬。离开了翻译和随行人员，习近平在国际场合就寸步难行。

也不单是习近平一个人如此。中共历来领导人都不太能在这样的国际场合如鱼得水。从毛泽东开始就是这样。但毛知道自己的短处，也不愿意舟车劳顿出访，关起门来做大王更爽；而将这等差事交给刘少奇或周恩来，这两人在这方面比毛强。再加上毛时代封闭，国力弱，像亚太经合组织和G20这样的外交场合也不多。因而问题不突出。之后的邓小平比毛强一些，毕竟出国混过几年。胡耀邦、赵紫阳、胡锦涛也不行，但比习近平强一些。只有江泽民可以和其它国家领导人直接对话和闲聊。习近平最差，偏偏他这时中国参与国际场合机会又最多，而他为了保住和巩固权力而三连任国家主席，就不得不硬着头皮代表中国出席。

二个原因。一是中共领导人越来越官僚化，城府深，即使与国内同僚之间，也不会有轻松愉快的闲聊。这个很显然，不多说。二是中共领导人英语、外语不行，国际化程度低。这个有历史渊源和路径依赖。

其实近代中国革命首先是一帮留学生和有海外经历的中国人发起的。这些人多少会些外语，国际化程度高，将国外的思潮输入中国，以图变革。比如就读檀香山英文学校的孙中山、留日的蒋介石、汪精卫等、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邓小平等，还有一帮子留学苏联的。但随着革命的深入，需要动员越来越多的人参加革命，革命干部和队伍就越来越封闭化。没有海外经历的本土领导人和干部逐步替代了有海外经历的。比较而言，后期的国民党干部就比前期的国民党干部更本土化，教育程度更低。而共产党的干部比国民党的干部更本土化，教育程度更低。

而且在政治斗争中，就留学地域而言，欧美留学生输给了日本留学生，国民党的大权掌握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等日本留学生手中，胡适等欧美留学生大多从事思想文化工作或起辅佐作用；日本留学生和法俄留学生输给了没有海外经历的毛泽东等本土干部。中共的本土干部在内部战胜了法俄留学生，在外部战胜了国民党的日本留学生。从省籍来看，干部队伍也越来越内地化、腹地化。早期革命党的干部主要来自沿海，国民党的干部就开始向内地推移，而共产党的干部则进一步向内地推移。最终以毛的马列主义中国化完成了革命力量的大替换，将权力基础建立在本土民众广泛的支持上。如果是国民党赢得了大陆的胜利，或者中共的法俄派掌握领导权，就比现在的中共的国际化程度高。中国化等于是封闭化；中国化程度越高，就越封闭。

这就导致了中共是一个非常封闭的政权，其产生和选拔的领导干部都非常封闭。有海外经历和外语擅长的人很难进入领导阶层，只是作为翻译和外交人员培养。江泽民是个例外，可能正是因为他所具有的外语能力，邓小平选中了他，以推行和执行他的改革开放政策。而江泽民却忽略了这一点，主推极度保守和封闭的习近平接任大位。如果是薄熙来接任大位，至少在这一点上，比习近平强多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干部政策上没有跟上，没有大量任用有留学经历的人担任要职。一方面，中共对留学生的忠诚度有怀疑，不愿意让他们担任要职，只想控制使用；另一方面，留学生不接地气，对官场的融入度低。这也是改革开放不能继续推进，反而退步，趋于保守和封闭的原因之一。

2024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