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笔记
第一卷 问题
第一章 宗教信仰与社会阶层
探究群体宗教与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及其方向。宗教改革的意义并不在于消除教会对于生活的支配，而毋宁在于以另一种形式来取代原来的支配形式。虽然双亲家庭的宗教气氛会制约教育的精神方向，继而决定职业的选择，但并不能以此推断出是新教的“世俗倾向”推动了他们追求事业的成功；同样的，新教虽处于“被支配者”地位，他们表现出的渴望通过事业成功获得领导地位的行为在天主教处于支配地位时并没有出现，因此是否处于劣势也非必要原因；商人是否出于对热切信奉的反动而倾向世俗，也有许多反例。韦伯提出了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并初步认为：昔日的新教精神的某些特定表征与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有某种内在亲和性存在的话，也不能试图从唯物主义或反禁欲的“俗世享乐”中寻找，毋宁应从其纯粹宗教的特性当中去寻找。
第二章 资本主义的“精神”
营利作为一种敬业并严格回避一切享乐，钱财不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种快乐的工具而是本身作为目的存在。富兰克林的例子证明资本主义的精神（在马萨诸塞州这个新英格兰殖民地）先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
对工人来说，前资本主义时代若采用计件工资制度会发现随着工资水平上升雇工反而会减少劳动时间（收入效应），这说明人非天然追逐越来越多的利益。这种赚钱为了过习惯的生活的理念是前资本主义的，这会对资本主义造成阻力是“落后的”劳动力。但通过低工资来刺激增加劳动时间也会拉低生产率。通过工资高低调节是行不通的，把劳动当成目的的态度需要从教育中培养，而宗教教养如注意力、责任感、自我约束与节俭则是最有利于破除传统主义的。
对企业家来说，资本主义的企业与企业家的资本主义精神是相辅相成的，但同时也是可以分离的。过去传统主义被引入资本主义精神通常是由于行业中有几位年轻人使用理性方法经营商业，迫使原来传统主义的商人破产。竞争压力使原来田园牧歌式的商业状态崩塌，厉行节约的这些人赚取财富成为了新贵，他们期望赚钱而非消费，传统主义商人也被迫消减开销。（内卷，奋斗逼srd。）宗教实际并不与资本主义交好，只是有利益上的联系最多能获得容忍，资本主义商业形式现已可脱离宗教自己发展。富兰克林的宾州只有狭小的资产阶级环境，因此“观念上层建筑”之说并不可取，是先有了天职的伦理职责才为新企业家的发展提供了正当理由。人为了事业、把工作当作生命的重要组成是新企业家们区别于传统主义者的特征，这是违反幸福论目标的非理性行为。（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高储蓄率对比资本主义国家低储蓄率……资本主义精神分阶段吗）
第三章 路德的“天职”观：本书的研究任务
“天职”的概念并非《圣经》原意，而是路德翻译版本中提出的。“天职”把履行世俗事务的责任看作是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为日常世俗活动赋予了宗教意义。上帝唯一认可的生活方式不是通过隐修禁欲主义来超越世俗道德（摈除了“命令”和“劝勉”），而是履行个人在现世中被赋予的义务。为世俗活动辩护是宗教改革的重要成果，但路德显然不具备资本主义精神也不会赞成工商业，其天职观仍旧保持着传统主义的性质。指人们要接受神的旨意，每个人调整自己以适应法令。信义宗对宗教改革的影响深远，但加尔文主义推动了持久而具体的成果，但两宗的观念其实不相投。清教徒重视现世、承认人活在现世中是一种使命。
第二卷 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观
第四章 入世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
一、加尔文宗
预定论：上帝是先验的，谁上天堂谁下地狱早已决定且不为人行为所更改，这符合“人为上帝存在，而非上帝为人存在”的教义。脱离人性的教义会使信徒陷入孤独，没有途径可以帮助他面对既定的人生轨迹（教会、圣礼、牧师都无法帮助），在世俗中行善成为一种安抚人心理的工具。行善是为了”增添上帝的荣耀“，为了使自己确信自己是被选中的、培养自信，这种世俗奋斗需要是一体的理性善行，而非天主教那种记账式罪善相抵。加尔文教徒创造了自己的救赎，存在于一个系统化的自我约束中，证明自己摆脱了”自然状态“转为”‘蒙恩状态“。清教的自律构成最重要的实际理想，是所有理性的隐修美德的目的，这便是加尔文宗的禁欲主义。
二、虔信派
通过“虔信的实践”聚集秘密集会、皈依者自行组成的教会，进行一种争取在现世中获得救赎的宗教实践，感性因素强烈，最后甚至导致一种半共产主义性质的隐修的团体生活。他们力求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现世的天职确保获得救赎，每一个人都被赐予了恩典，但获得是在某一特定时期的，因此人们要参与忏悔且忏悔对行动有作用来获得恩典。德国虔信派不如加尔文宗那么理性化，其感性形态是有闲阶级的一种宗教业余爱好。加尔文宗于虔信派的两种禁欲主义有助于解释不同民族的特征。
三、循道宗
对教义基础更漠不关心甚至否定，是与大陆虔信派对立的英美运动。 强烈的感性特征，“救赎确认”的基础是完全确信受到宽恕的纯粹感受，这种感受从精神层面的证据得出。对救赎的感性确认源自信仰的直接结果，这种新生的概念被保留为恩典的基础。后论述忽略。
四、浸礼宗诸派
诞生于16-17世纪的浸礼运动，浸礼宗、门诺派（尤其贵格会）是独立于加尔文宗的一种新教禁欲主义来源。“信徒的教会”让宗教团体不再是一种信托机构，而成为一种教派团体。相比于教会专制的规范易削弱理性行为的主观动机，探究皈依团体的自愿基础更有利于加强禁欲主义。浸礼宗禁绝任何对肉体的崇拜、期待禁绝一切世俗享乐。但他们拒绝预定论，认为《圣经》具有的持久生命力在于圣灵在日常生活中显现力量。与现世利益的绝对隔绝、依靠内心之光的持续启示来理解圣灵的指引获得新生。良知与善行对浸礼宗的救赎有重大意义，这是上帝给予世人的启示、是人们履行世俗天职行为的特性，这中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诚实为做人之本”十分重要。
问题的关键在于宗教恩典状态的观念，标志着享有恩宠的人可以与肉体堕落和世俗世界划清界限。恩典不通过个人善行或是忏悔获得，只能通过一种特殊行为类型加以证明，禁欲主义在对个人系统的监督蒙恩状态中渗入。禁欲主义意味着依照上帝旨意对个人生活进行理性规划，这不再是隐修而是处于世俗世界中的生活。
第五章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巴克斯特认为财富危险在于其诱惑人们懈怠、不再为上帝履行天职，劳动是一种遵从禁欲主义的方法，可用于抵制不洁的生活。托马斯·阿奎那会认为劳动是为了维持个体和共同体的存续而必须的自然理性，社会分工是神的安排；但巴克斯特会说上帝为所有人设定好了天职，神意在支配私人经济利益时着力点不同，劳动分工才能辨明神意所在，人可以在适当范围选择改变天职；亚当·斯密则因为专业化会增加生产的数量与质量、促进公共利益而赞颂劳动。强调固定天职的意义为劳动分工提供了伦理基础，对营利活动的神意解释也给了商人活动正当性。禁欲主义厌恶贵族的浮华奢侈，对中产阶级的节制有度和自力更生给予极高的伦理评价。犹太人秉持的是一种种植和投机导向的风险资本主义，拥有贱民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清教精神则是对资本和劳动进行理性的组织。
禁欲主义的行为原则使清教徒厌恶体育作为一种纯粹享乐的工具，怀疑文化艺术中不能直接体现宗教价值观的部分，清教徒厌恶剧院、文学这些进服务于人们自己而非上帝的活动。为了享乐而非服务上帝荣耀的花销是危险的，应该强烈反对任意享用财富并限制消费，但对于舒适的概念也先限定了伦理允许的开支额度，中产阶级那种家庭式的整洁殷实的舒适被奉为理想典范。
禁欲主义谴责把追求财富作为行为的目的本身，但如果这种财富的获得是在履行天知道劳动中结出的果实，那就是上帝赐福的象征。对锲而不舍劳动的宣扬培育了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现代的经济人），对消费的限制与对获利活动的解禁实现了资本的积累，有利于财富流向生产性投资。但随着财富增值，宗教精髓也在减少，直到今天“问心无愧”只不过成了人们“领受着上帝的恩典”享受资产阶级生活的方法，禁欲主义亦为商人提供了严谨勤勉的劳动工人，一种特别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已经发展成熟。现世中的财富分配不均也被神圣天意在分配上的特殊安排所解释。随着宗教根基的衰败，功利主义的解释悄然地渗透了进来。
源于基督教禁欲主义精神的履行天职的理性行为，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现代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宗教基础已经灰飞烟灭，获得全胜的资本主义不再需要禁欲主义的支持。机器成为了新的根基，现代人的劳动是迫于机器生产技术和经济条件等制度的约束，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在被放入制度时被约束。在美国，剥离了宗教和伦理意义的财富追逐变得越发具有纯粹的世俗激情，赋予了它体育竞技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