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場」非虛構寫作第一季發布會 | 從人類學田野到寫字檯，故事能接住一切嗎？

講者：周雨霏「在場」獎學金三等獎，《馴服與被馴服的：在拉薩繁育藏獒》作者

故事能接住理論嗎？

人類學學者如何寫非虛構呢？我認為這個問題的一個關鍵是：理論和故事的關係是什麼？「故事能接住一切嗎？」我想，暫且不論故事能否接住「一切」，至少是故事能否接住我們所學習、生產的人類學理論呢？

我寫的這個故事，源於我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人類學博士研究。中國內地在過去十多年間經歷了一場「藏獒熱」。一般媒體報導將重心放在經濟層面，而我感興趣的是參與了「藏獒熱」的一個個具體的人和他們養的狗之間的關係：比如，主人和狗之間是如何相處的，尤其是當經濟熱潮退卻之後。他們為何喜歡這種狗，怎麼去養它，怎麼觀賞它，怎麼和它交流？又比如，藏獒怎樣從藏人的牧區護衛犬變成了市場中商品？而藏獒成為寵物之後，和人的相處方式有何變化？

為了研究這一問題，我進行了兩年的田野調查。第一年我去了拉薩，調查針對藏獒市場。我像實習工人一樣去學習飼養、繁育、銷售藏獒的知識。第二年我去了藏族牧區，即所謂的藏獒起源地，主要是甘南川北地區，學習牧民如何飼養和使用他們的護衛犬，以及這種人狗關係在遊牧生活方式中的地位。飼養場和牧場看似是分離的兩個田野點，其實並不割裂，而是因為藏獒經濟而產生了緊密的聯繫。

這一次的寫作嘗試，並不是把這兩年蒐集的大量素材面面俱到地寫成一個報告，而是僅僅選取其中一個幾小時的片段。儘管故事實際發生的時間很短，但信息密集，也有很強的戲劇張力，是我兩年田野、或至少是第一年田野的一張剪影。當時我在拉薩的藏獒養殖場，每天的全部工作就是和工人一起餵狗，和老闆學習怎麼給藏獒配種、接生。和拉薩其他狗場一樣，這一狗場處於拉薩的偏遠郊區，我很少有機會進城。每次進城都是老闆開車帶我去，而去的目的幾乎都是和其他老闆一起吃飯、娛樂。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我本人、老闆、抑或是其他的工人、老闆，都是四川人。拉薩的四川人如此之多，他們甚至會將拉薩稱為「小四川」。

2018年10月的一天，老闆也像往常一樣帶我進城吃飯，又帶我去KTV唱歌。到了KTV之後，我才意識到這是有性工作者的那種所謂「葷」（情色場所）的KTV。因為我沒有經歷過類似的場合，相當緊張，為了自我保護也完全不敢喝酒。也恰恰因為我一直拒絕喝酒，老闆們都覺得我很無趣，把我晾在一邊。我在這個看似危險的場合，竟然反而獲得了一種自由。我坐在那裡，開始東張西望，甚至掏出手機寫田野筆記。正當我周圍的四川老闆們與四川小姐們互動越來越親密的時候，我的老闆忽然把手機伸到我面前，讓我看他白天拍的藏獒配種視頻，想要和我討論藏獒繁育的問題。屏幕上犬類的肢體交錯，和我身邊人類的肢體交錯。我當時就十分窘迫，不知道該看向什麼地方。與此同時，我還強烈地感到，我可能正在經歷一個具有「文學性」的時刻。在此之後的三四年間，這個時刻在我心中不斷迴響，和當晚其他各種各樣的神奇時刻一起，不斷督促我應該把這個故事寫下來。

我其實有很強的衝動去寫出這個故事，但卻一直沒有好好去寫。我想，根本原因是我一開始沒想過可以用田野材料去寫論文以外的東西。我一直在琢磨的是，如何把這個故事、以及田野中其他令我印象深刻的故事全都寫進論文。可是，那天晚上發生的事情如此複雜，無論如何都想不到一個清晰的理論框架，來把故事完整地呈現出來。那段時間也正好是我剛結束田野調查、開始寫論文的階段。來自理論生產的巨大壓力，再加上一些別的原因，讓我決定先休學一年。休學之後，我就開始「放縱自己」，暫時不寫理論，轉而寫了一些輕鬆的、有感覺的文字（「軟文」），發表在自己的微信公眾平台「不由自知」上（包括我學藏語系列、牧區環保系列）。當時我還沒有意識到自己在進行所謂非虛構寫作了，但也正是因為這些很隨性的寫作嘗試，我獲得了一次正式發表非虛構的機會。我在雜誌《小鳥文學》的專欄「田野中國」中，發表了故事《加、加莫、加霍瑪》。該專欄的宗旨是請人類學學生、學者能將自己的田野調查轉換成非虛構。

什麼是非虛構，什麼是論文？

正是在這次寫作中，我開始反思，什麼是非虛構，什麼是論文？我最感興趣的問題是，田野工作者在面對同一組一模一樣的田野材料時，為什麼論文寫出來是硬邦邦的，而非虛構卻是一種柔軟的東西呢？落實到實際的寫作過程中，「硬」和「軟」的感覺是怎麼製造出來的？是否因為論文只有觀點，非虛構只有故事呢？當然不會這樣簡單。你不可能在讀完非虛構之後，讀不到作者的觀點。同理，你也不可能在讀完一篇人類學的民族誌之後，讀不到活生生的人物和生活。事實上，無論是以社會關懷為宗旨的非虛構，還是以民族誌為文體的人類學論文，都必須既要有故事，又要有觀點。於是，我腦海中逐漸浮現出了兩個簡略的模型。當然，這只是我非常個人化的模型！每個作者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模型。

簡單來說，在論文中，故事是觀點的證據；在非虛構中，觀點是故事的金線。論文中雖有故事，但這並非論文的目的；論文的目的是提出新的觀點，與之前提出的觀點進行對話、辯論，以推進人類整體的知識。論文中的故事只能是工具性的、服務性的論據。而為了讓讀者方便理解或反駁我的論證過程，論點與論據就必須放在明處，以簡潔的方式呈現。但在非虛構中，故事本身則成了目的，成了文本絕對的主體。故事必須足夠好看，而觀點就要退到幕後，以足夠含蓄的方式，暗中組織材料，穿針引線地埋在故事中，潛移默化地感染讀者。

非虛構沒有論文那樣固定清晰的框架，而是鬆散而多樣；只有這樣才能讓大量的細節和敘事手法進入文本，達成情感的共鳴。我在實際的寫作嘗試之後，逐漸理解了兩種寫法的根本區別。這不止讓我學會了如何寫非虛構，也反過來令我理解瞭如何寫論文，而不必再通過寫非虛構來逃避論文寫作。只要設定不同的目標，兩種文體就可以給人不同的成就感。

區分了它們的不同之後，我不禁想，「軟」和「硬」一定是矛盾的嗎？如果只是功能不同，我們能否把它們融合起來呢？人類學的優勢不只是田野調查時間特別長、資料特別多，而是長時間浸泡在日常生活中之後，會冒出一些看似不起眼、其實尖銳的反思。因此，人類學擅長以日常經驗去突破宏大的理論構架，達成一種「四兩撥千斤」的效果。然而，要實現這種效果，學者就必須要抑制說教的衝動，不去重複抽象的套話或論證，而是必須更加謙卑地投入故事之中，把理論變成金線埋起來，甚至揉碎了、「化」在故事中。人類學非虛構的目的不是進行理論生產、辯論或者創新，而是藉助故事讓理論更加有力量。這種力量可以給人柔軟的感受，更容易被人接受，但同時它所傳達的理論觀點依然是堅實、強勁的。在此之外，把觀點埋起來，還有另一個好處，那就是觀點可以因此保持開放性。論文的論點不可以有任何的含糊，但故事卻可以發散開來，在不同的讀者之中產生不同的共鳴。

在《馴服與被馴服的》這個故事中，我使用的基本框架是將狗的交配與人的性交易並置在一起，讓人看到這兩者的共通之處：都是性關係，也都是權力關係。這種權力關係不一定是昭著的暴力，看起來並非強制，而是一種隱形於日常生活中的、我稱為「馴服」的關係。我想通過這個故事闡釋的，就是瀰漫於不同種族之間的、多重馴服之間的相互指涉。這就是我這個故事的金線了。從知識生產的角度而言，這個概念其實非常模糊，也沒有新意，但我覺得用故事講出來依然具有感染力，也正是作為故事才具有感染力。

此外，為了能夠更加投入地講述這個故事，在動筆之前，我還給自己設置了一個挑戰，即除了標題和開頭之外，全篇都不提及、不指認「馴服」這個概念。這讓我逼迫自己完全放棄分析式的語言，必須圍繞著「馴服」去寫「出」「馴服」，讓讀者自己感受什麼是「馴服」。

儘管不提及概念、不給出闡釋，但為了讓主旨不至於太隱晦，我又折衷了一下，引用了三個文本放在故事開頭，作為一個邀請，邀請讀者思考這些文本與故事有什麼關係。它們都是我思考「馴服」關係時的理論資源，尤其是唐娜·哈拉維這句話，其实已經點明了這篇文章的立場。在論文寫作中，任何不加闡釋的引用都是無效引用；你必須把引用編織進論證的推進之中。但在文學創作中，文本大概可以保持这样的開放性，和其他作品保持跳躍的連通性。

狐狸久久地凝望着小王子。 「請你……請你馴服我！」他説。 「沒問題，」小王子回答説，「但我沒有多少時間。我還有許多朋友要結識，還有很多事情要了解。」

——安托萬・德・聖埃克蘇佩里《小王子》

不跟梅姐做愛，我就什麼都沒有了，我會失去一切所有的。我真不願意丟掉這份工作。我習慣了這樣的生活，習慣了這樣的享受，我不在乎做小藏獒。

——陳冠中《裸命》

我將狗寫作（dog writing）視為女性主義理論的一支，反之亦然。

——唐娜・哈拉維《伴生物種宣言》

簡單的結論就是：故事當然可以接住理論。

故事不僅可以接住理論，還可以重塑理論，給理論柔軟的力量。我們可以善用這種力量。非虛構故事這個文類非常寬泛，除了「不捏造」這一標準之外，幾乎不設任何限制，提供近乎無限的可能性。那麼在這近乎無限的可能性中，我們每一個寫作者要做的，就是通過行動，也就是具體的寫作嘗試，去找到自己的題材、自己的風格、自己的位置。這一過程是探索的過程，所以對寫作方法和技巧的探討就是特別必要的。我們不要覺得聊方法是低級的、不好意思的事，讓我們坦誠地相互分享。我也很期待能在第二季「在場」獎學金徵集中，讀到從人類學角度去探索非虛構寫作的作品。

討論環節：

周雨霏：也許我通過故事不自覺地已經把「我」是個什麼樣的人呈現出來了。我聽到一個詞很有意思，也讓人很不好意思，那就是「可愛」。為什麼文章會給人這樣的感覺呢？也許這和我自己的「作者性」有關。在寫作時，我常有一種必須掏心掏肺、把自己交代清楚的衝動。即便是困惑的時後，也想把困惑的過程也展現在別人眼前。或許這種特質在我們這個年紀的人裡面已經不那麼合適和常見，所以才會给人「可爱」的感覺？（其實也有朋友把我這種風格總結為「叨叨」。）

另一個角度想，這可能也不只是我個人的特點，而能夠回應到人類學這一學科的特質，因為人類學的發展也是一个不斷自我反思和揚棄的過程。人類學好像總是在陷入了一輪又一輪的方法論反思，比如我們的研究是否「客觀」？什麼是「客觀」？我們需要「客觀」嗎？這麼来看，或許我和我的學科是互相選擇的關係。容易困惑的我選擇了這個充滿自反性的學科。我在書寫自身困惑的時候，這種學科的自反性也一直存在。

另一個回應是，人類學的田野和其他田野的確有區別，我的分享也的確是聚焦在人類學內部。但即便如此，我依然覺得，人類學的田野方法和寫作方法是值得一切背景和行業的寫作者來借鑑的。当然，另一方面，當然也不是說人類學就是完美的學科。我們都希望人類學不要固步自封，可以更多地参與到公共實踐中。比如疫情開始之後，就出現了更多內地同仁從事公共人類學、公共寫作的嘗試，如公眾平台「結繩誌」。小鳥文學的「田野中國」欄目則是在非虛構方面進行這種嘗試。

主持人：你在田野中如何做筆記？要紀錄的是什麼樣的時刻？

周雨霏：我們很多人或許一開始做田野的時候，會傾向於記錄很多自己的感受，害怕這段經歷過去之後，鮮活的感受就會消失。但我認為，其實那些強烈的感受反而是恰恰不用太著重記錄的。它們既然是強烈的，就很容易留在你的印象中。比如KTV那一晚的氛圍以及我的感受，是那麼強烈，我是無論如何都不會忘的。正是因為不會忘記，我才那麼想要去寫。但那一晚究竟有幾個人，他們幾點開始唱歌，幾點離開，唱的什麼歌，喝的什麼酒，穿的什麼衣服，等等這些經驗性的細枝末節才真的是轉瞬即逝，不寫下來就完全記不得。如果這些細節沒有保存好，到真正寫作時，就沒東西可寫。因為它們作為意象，是感受的載體。沒有了載體，文本就會變得空洞，或者很「主觀」。或者很「理論」。有些文章看上去理論很抽象、很繁複，可能恰恰是因為缺乏可寫的經驗材料，所以只能堆理論。

主持人：對於虛構和非虛構的邊界，是否有一些反思？

周雨霏：我在這篇文章中使用了很多技巧，比如第一人稱「我」引領的敘事，比如融合了記憶閃回、插敘、隱喻的結構。或許有讀者會因此疑惑，這樣是否更接近其理解中的小說，而非非虛構？這是否意味著，非虛構是否只能採取現實主義的風格？我認為不是這樣。首先，我可以保證所有的細節全部是真實的，甚至當時現場「我」想到的、記憶閃回的瞬間也都是真實的。其實可以說，我的創作在經歷的時刻就已經開始了。其次，我也恰恰是發現自己寫不了虛構，沒有那麼多的創造性才能，才來寫非虛構了。自從我接觸到以實證經驗為基礎的社會科學，開始接受這個訓練，就發現這類寫作更適合自己。當然，這種創作有許多限制，現實就是最大的限制，就像戴著鐐銬跳舞一樣，無法像寫小說一樣天馬行空。但在有限制的情況下去做突破和創新，對我來說更有意思。

另外相關的一個經驗是，相對於突發事件，我認為程式性的日常事件也值得反復、細緻的紀錄。比如在狗場裡，老闆和工人們每天幾乎都做一樣的事情。那我今天紀錄了餵狗，明天是否不紀錄餵狗，而去寫一些別的沒見過的東西呢？不是的。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本身就是重複性的。我們的記錄也只有不斷累積，才能幫助我們發現重複之下的規律和出入，才能開始從經驗向理論抬升。也只有在重複記錄大量相似的對象之後，我們才能從自己的記錄行為中慢慢反過來觀察到自己是如何做觀察的，自己的注意力和興趣是如何聚焦和轉移的。在相似的東西中，我又看到了什麼新的東西。這樣去記錄自己發現的過程，之後在回顧的時候，才能看到從經驗到理論抬升的進度，並對其進行反思。

主持人：身為女性研究者，進入男性為主的田野場域，有沒有感受到危險的時刻？雨霏有沒有什麼建議？

周雨霏：這的確是我田野開始之前和過程中最擔心的問題，甚至比被狗咬還擔心。我們所受的學院訓練總是要求我們保護報導人，幾乎很少教導我們如何保護自己。而在我開始做田野的2018年，正是metoo運動剛剛興起時，我也隨之開始思考，田野過程中妳的性別身份可能會帶來什麼樣的風險。但我們作為人類學的學生，好像又很難在真的遇到危險之後，去控訴自己的報導人如何如何。我當時的想法就是，那就先盡可能保護自己吧，包括著裝打扮，包括不要喝酒，包括不要和別人爆發太大的衝突等等。還有就是相互支持。正好當時，我發現在英文學界中已經有一些反思，於是就跟幾位同是人類學女博士生的朋友一起翻譯了一系列有關田野metoo的文章，希望藉此補充中文討論的不足。

我們在學院中受到的自我保護方面的教育不僅不足，有時還往反方向去。我尤其想吐槽一些男老師，他們經常在各種場合說，「誰做田野不喝酒」、「我喝酒之後和報導人稱兄道弟」云云。甚至直接把喝酒本身當做一種田野方法，在課堂上傳授。在學生不想喝酒的時候，就去責備、規訓。我出發之前，突然產生一個叛逆的想法：我就是要用實際行動向你們證明，滴酒不沾也能做好田野。喝酒有喝酒的方法，不喝酒有別的方法。我們書呆子可以有自己的方法，希望我寫的這個故事有呈現出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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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截止時間：7月18日 23:59 東八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