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2020兲朝人口普查数据：谁都想讨好，可是谁都没能讨好到

2020年的兲朝人口普查数据，在善做无米之炊的反节育派催逼之下，终于姗姗来迟地露面了。但它很快遭到反节育派的质疑，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一个自媒体“数据归集处”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三论人口之惑》，将这次的普查数据跟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往年数据放在一起，加以分析，指出此次普查数据的重重“漏洞”。

国家统计局的尴尬可想而知。

反节育派不管在共匪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甚至墙外，都势力强大。在国家统计局给出七普数据之前，体制内外与墙内外的反节育派都已经就这个问题鼓噪了好几番：

首先，公安户籍登记部门在2021年2月上旬，抢先发布了2020年登记了户籍的新生儿数据。

虽然公安户籍登记部门一直都有漏登少登人口的“传统”——在计生严格的时代，是因为没交计生罚款就不给超生的孩子登记户籍；在放开二胎后，是因为某些地方为了掩盖新生儿性别比失衡比以前更严重，而在已登记的男婴数量远远超过女婴后，拒绝给多出来的男婴登记户籍（详见下面截图中易富贤亲手揭露的事情）。

但公安部门是实权部门，不是那个没有什么实权的统计部门招惹得起的。

因此，在公安部发布了2020年登记了户籍的新生儿数据后，没有实权的统计局自然不敢让自己的数据跟公安部的数据相差太大，否则被人批评两个部门“数据打架”还罢了，万一统计局的去公安局办个什么事情，例如工作调动时迁移户口啊，身份证弄丢了补办身份证啊，或者护照到期了补办护照啥的……被公安局的给随便刁难一下，不管国家统计局局长的名字里有多少个“吉”字，办事过程可能都只能用“不吉”来形容了。

所以2020人口普查中这个新生儿的数据是否真实，恐怕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紧接着公安部的数据发布之后，曾经任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任泽平，也在2021年2月下旬发布了《中国人口报告2020》。

尽管任泽平早已下海受领1500万的年薪，但在以前供职的那个单位，想必依然有相当丰富的人脉。他这篇报告虽然以恒大研究院的名义发布，无疑也体现或迎合了“党中央”高层的想法（用各种理由各种手段制造更多侵台炮灰）。里面口口声声说兲朝老龄化严重，国家统计局也不能跟他们对着干啊，所以呢，老年人口只能往多里算，决不能往少里报，至于那个65岁以上人口新增1641万是否经得起推敲，就顾不得了。

七普人口数据里唯一比较靠谱的，大概就是那个1427万的死亡人口了。这或许是因为卫健委吸取了武肺瘟疫瞒报的教训，让医学领域内的一些专家和技术官僚（如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共匪终于听取了他们的专业意见，这也是兲朝后来的防疫做得比较好的主要原因）能够坚持说出真相。

但这个比较靠谱的死亡人口数据，恰恰导致了七普数据的“自相矛盾”。即使这1427万里头有不少是其他年龄段的人，但应该还是以老年人为主。就像“数据归集处”说的那样，把它和那个1641放在一起，漏洞一下子就露出来了。

当然，国家统计局本来也可以像反节育派希望的那样，把2020年的人口往少里报，让造假大师易富贤那个“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的谣言成为“遥遥领先的预言”。但兲朝去年才把易富贤那个荒唐的“研究成果”列入“2020年十大谣言”之一，不管易富贤的“研究方法”多么漏洞百出（毕竟“数据大咖”们不会去揭露易富贤造假），只要统计局往这个方向造数据，都会导致舆论给易富贤的造谣平反。

于是，没有实权的国家统计局，既不敢跟有实权的共匪高层和公安户籍登记部门对着干，又不愿完全隐瞒真相，结果便造出了这个谁都想讨好可是谁都没能讨好的人口数据。

黄仁宇“用数目字治国”的理想，终于被野心勃勃、需要更多侵台炮灰的习瘟猪，为了压低“韭菜”价格并为保住自己囤积的房产价值而大肆鼓励生育制造“接盘侠”的富人（以虐童携程梁建章为代表），以及为了“政治正确”而不惜通过造假来推翻计划生育的各路“人权斗士”（以中华田园人权斗士杨支柱和易富贤为代表）及其在海内外媒体中的拥趸，联合起来玩坏了。

国家统计局不过是被夹在这几股势力中间的，没有实权的，可怜的，受气包与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