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的墮落化
我是南方人，已在北方生活已近廿載光陰，但鄉音未改、思心不變，時常還會想起記憶中故鄉生活的點滴時光。 近日時逢冬至節令，偶然在網絡中得知故鄉的中學母校組織寄宿學生進行了一次包餃子活動，並冠以「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名義，以示慶賀。 這樣的情況倘若置於中國的北方，應是很常見的現象，但在我記憶裡的故地習俗，冬至時節人們只會吃烤糍粑，並沒有吃餃子的習慣，況且故鄉還是少數民族聚集區， 在地習俗就更為原生，人們一年能吃一次餃子這樣的外來北方食物就很不錯了。 再細細一想，若是真要弘揚民族文化，那也應當是弘揚純粹的地緣民俗文化才更為合適，因為以中國人慣常的當下理解，「中華民族文化」應當是涵蓋少數民族文化的。 所以我懷著訝異不解的疑慮，通過知情者了解了事情的始末緣由，才知曉原來僅是考慮到包餃子活動便於場地佈置和現場操作，於是才有了求新立異的行為，而 與此同時，為了迎合某種無形中既有的政治正確宣傳需要，在網絡新聞的描述中也就標榜了「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頭銜，頓時感到恍然大悟。
因地制宜，順應時令，都可以理解，就算籌劃再稀罕、再新奇的活動，只要存在客觀緣由，講明道理後大家也都可以接受，不會拘於小結、吹毛求疵，但凡事都要拉「中華民族 文化」出來立個冠冕堂皇的牌坊，就似乎有些不倫不類、荒腔走板了，可惜類似這樣以蹭所謂中華文化為榮、煽所謂民族情感為耀的風氣，已在當下的中國成為一種雅俗共 采的大眾表演行為，隨意環顧周遭一番，便能看到諸如「中華復興」、「華夏典藏」、「民族品牌」等等一類的字眼，大有「中華民族是塊磚，哪裡需要哪裡 搬」之勢。 「華夏」或「中華」到底是為何物，那些總將其掛於嘴邊的誇誇之士，能道之清晰的又有幾者，其究竟是一種文化意識？ 還是一種政治信仰？ 還是二者皆佔？ 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應該先搞清楚其大致的歷史演化變遷脈絡。
中華之名起源於華夏，華夏源於古華胥國。 華胥氏相傳為伏羲、女媧之母，炎帝、黃帝遠祖，距今八千年前居於甘肅陝西一帶。 象徵中華文明重要篇章的周朝，其發源地亦為同一區域的關中地帶，西周滅商之際，為團結跟隨周武王一同滅商的其他族群部落，武王之弟周公旦創立了一套所有人均 可學習遵守的規約，即為周禮，以達成一套以非血統族群為準繩的精神共同體認同標準。 周禮創立之後延綿至今，業已成為華人的重要文化積澱之一，而隨著商周鼎革，居於現今西北一隅的華夏文明延擴至黃河中下游，即現如今的中原之境，因中原位居四方 中位（四方分別為北狄、南蠻、東夷、西戎），便產生「中國」之意（此中國與現今中國是完全兩個概念，很大程度上只是地理位置的一種概述，即位於中間 的國度之意），「中」的概念也由此源起，隨著中原之地在其後的歷史脈絡中成為諸多世俗朝代政權的核心疆域，因此便更加強調了「中」的地位與意義 ，因此「中華」一詞便逐漸形成這個區域人群進行自我定義的名稱。 從這個演化鏈條來看，「中」強調的是地緣、政權，「華」則更強調文化、精神。
雖然華夏曆史的沿革是隨著地理變遷而發生的，但從人類文明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中華」的意義本質並非是一個地緣屬性，也並非以世親血緣為標準劃分的人群屬性， 而是泛指具備某種文明屬性特徵的人群概念。 從傳統儒家觀念的解釋，華夏與非華夏是有著明確的屬性分野。 依孔孟所言，禮儀教化才是華夏人群的身份標識，即從周禮的禮儀制度所承載的人之八端道德信念為根，來定義「中華」內含的精神氣質。 從現代意義的層面理解，這種精神氣質實為一種意識形態的信念存在，因其經過儒家思想體系「家國同構」要義的構建與解讀，進而被道德化，成為一種世俗政體之 下，內化並固化於每個人思想道德DNA中的內向約束力與外向價值觀，即使某一個世俗政權王朝出現更迭換代，人們也會憑籍同一套精神道德觀念重新建立新的社會，所以才形成 中華文明歷經二十四個朝代綿延不斷的歷史。
從為了印證上述觀點，也可以從古人對「中華」概念的理解得出同樣的答案。 孟子所倡導的「華夷之辨」，其宗旨即視尊崇孔孟儒家之道的人是為具備文明的人，而於此之外的人皆為「夷狄蠻戎」。 唐朝學者陳黯曾撰寫《華心》一書，書中有闡述到「夫華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向。有生於中州而行戾乎禮義，是形華 心夷也；生於夷域而行合乎禮義，是形夷而心華也」，此外《全唐文》也收有另一篇學者程晏的文章《內夷檄》，其中有道「 四夷之民長有重譯而至，慕中華之仁義忠信，雖身出異域，能馳心於華，吾不謂之夷也，雖身出於華，反竄心於夷，吾不謂之 華也」。 十三世紀立國的朝鮮李氏王朝尊崇中華文化，曾效仿儒家儀制，追隨華夏精神，敬重中華世脈，尊稱明朝為「有天一朝、父母之邦」，其宗始終秉承中華儒家之 道為立國之本，努力成為最貼近中華的小邦，始終自認是除明朝以外最為「中華」的國度。 由此可以窺證，從古代中華以及古代東亞儒家文化圈的普遍認知來看，「中華」概念的傳統意義就是一種在道德層面區分文明高低的意識形態標準，其並不按世俗政權來 劃分，而是以人群的認知信仰來劃分，因此「中華」的範疇自然也就不一定與世俗政權的疆域相重合了。
隨著歷史的沿革與變遷，我們必須正視到，「中華」文明畢竟是一套圍繞精神觀念而產生的道德信仰，其在現實層面勢必會受到世俗政權的加持與推崇，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種 貫穿歷史的認知假象，即某個地緣區域或某個地緣區域之上具備某些現實特徵的人群就代表「中華」，人們自然而然的將原本只是主觀認同的意識形態道德觀念誤解為以客觀認同 的地緣區域、人群血統、生活習性（文首提到的包餃子活動，某種程度來看就是一種將人群生活習性，篡解為特定精神觀念的認知轉換），這實為一種默 換潛移的無意識認知轉換。 特別是進入近代之後，由於受到權力統治階層變本加厲的默許與鼓勵，這種認知轉換在結合現代社會的產物——「民族」——之後便更加強化了人與人之間互為印證的身份 標籤屬性，「中華」的精神道德意識形態概念也自此落入了「民族化」、「政治化」的漩渦之中。
說到這裡有必要臨時調轉一下視角，以便引出稍後提及的相關重要概念。 從中世紀以後的西方世界歷史可以看到，隨著十五世紀歐洲宗教改革的推動，基督教世界呈現出政教分離的變化，宗教信仰不再控制人類行為，人們在個人理性的指導下，開始獨立的 評判現世生活中每件事的可行性，宗教信仰與現世理性實現了脫離，同時也使得以精神信仰為劃分標準的宗教共同體瓦解，而以血脈、人種、地緣為劃分標準的民族共同體認同逐漸 佔據了主流。 1648年歐洲國家簽訂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The Peace of Westphalia）即象徵了世界開始進入現代主權民族國家的時代，「個人理性」與「民族主義」是這個時期西方世界誕生的兩個 重要概念，「個人理性」意味著每個人可以不受精神層面的意識形態左右，獨立的對所有事物作出基於個人現實需要基礎上的理性判斷（平日所見的「政治正確」正好與此相反， 因為其本質是圍繞「政治」而非「現實理性」作出評判結果），「民族主義」則以一種全新的人群身份認同劃分標准開始大行其道，而遍及世界各地的各色權力階層恰好可以利用「民族 主義」將那些已將宗教共同體拋之腦後的普通人網羅於麾下。
也是在相同的時代，西方世界的思想文化開始頻繁不斷的衝擊著東方世界的舊有思想文化體系，而最終「中華」道德意識形態的「民族化」與「政治化」正是這種衝擊之後 的結果。 比較了解中國近代史的朋友應該都知道當下我們熟知的「中華民族」概念其實僅有百年左右的歷史，其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才形成的現代民族概念，在1949年之後雖進入一定時期 的低潮，但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則再次被強化（此處僅為個人觀點，有些朋友認為在1949年之後「中華民族」的概念始終處於被不斷強化的過程中，但這並不妨礙全局 的論證）。 被「民族化」與「政治化」之後的「中華」概念，較之往昔早已面目全非，我們當今所熟知的「中華」概念在很大範疇之下已被中共所挾持，在此挾持之下， 基於其自身經濟實力及影響力輸出不斷提升為前提，以強化國內統治、擴大對外影響為需要，對「中華民族」的形塑權也越來越大（此處的「形塑」在某種 意義上可理解為對過往的編造想像與對當下的絕對定義），並藉機廣行「挾中華之名令華人之眾」之事，「中華民族」已經被抬升到政治正確不容置疑的高度 ，那些審視歷史存在錯位感而廣泛產生被顛倒優越感的中國人，始終不明白如此的「中華」概念早已淪為服務於專制統治的工具教條，心甘情願的匍匐於下，形成洶湧愚歡的民粹 浪潮。 與此同時，中國人「黨國不分」的說法已經頻繁的見諸報端，但對於更深入骨髓的「國華不分」卻極少被提及，傳統的「中華」概念被禁錮於世俗的 民族主義此國中，在「政教」不但沒有分離，且「中華之教完全臣服於中共之政」的大時代之下，隨便一個很普通的小事，都可以和刻意製造出來的民族主義政治正確 扯上關係，如果今天包個餃子就可以說是弘揚中華文化，那麼明天也可以吃個包子就說是祭祀先聖炎黃，打著「中華文化」的名義，向民族主義行趨附奉承之事， 對比傳統宗教意識形態早已實現世俗化、現代化的西方世界，不得不嘆現今存留於中原疆域之內的所謂「中華文化」，更像是一種拋根棄祖的墮落化。
落筆至此，個人覺得有必要做點抽離論述的解釋，以上內容也許會使許多人認為這是一篇為「中華」招魂正名、具有潛在散播「大中華沙文主義」的文字，倘若這樣，那 就大為誤解餘之本意了。 之前在《認同史》一文中曾有提到過，我對「民族」概念以及建立於「民族」概念之上的社會組織形式（主要表現為國家）其實是持鄙夷之見的，但與此 同時我又不得不正視那些經過若干代人類發展之後所形成的社會文明意識形態。 我雖為華人（儘管這也是某種意識形態所定義的結果），但我並非大中華沙文主義者，也並未認為中華文化就具備天然的優越性，基於這個認知前提，我希望以一 種獨立於意識形態的視角對已被「民族化」與「政治化」的「中華」概念，嘗試解析其被裹挾與曲解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