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說中國人有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可能太絕對，但我身邊的多數人是有這種感恩戴德的情結的。今天我算是深切體驗了先前看到的一個段子：一個人抱怨家裡雞生的蛋不好吃，說人家隔壁老李家的雞蛋就好吃。結果他家裡人告訴他要知足，老王家的雞蛋比他們家還難吃，隔壁村的老張家根本吃不起雞蛋呢。

多麼富有“中國特色”的邏輯啊！

今天晚上跟我姐在外面吃火鍋。

身後做了一桌三四十歲左右的大叔，可能酒已經喝到位了，他們開始“談國事”，開始臆測一些“宮廷政治”。最近中共成都市市委書記升任省政府黨組書記，代省長。對於一個還算年輕的女性官員的晉升，坊間早有一些傳聞。一個大叔半壓低著聲音說，“你們知道不？聽說這個施是俞正聲（中國前正國級領導人）的兒媳婦。”他身邊的人附和說，“是哦？”他緊接著說，“是噻！不然咋個這麼受重用嘛。”說完臉上還浮現出得意的表情，好像自己知道了一個驚天秘密一樣……

之後他們說了什麼我沒注意聽了，無非就是一些若隱若無的政治小道消息罷了。不過中國人好像歷來對這些“歷史泡沫”感興趣，他們總想在一些不可能有定論或無關緊要的事情上爭論不休，爭論中“勝利”的一方好像就有了一些優越感一樣。

就像俞吾金所說，

“當代中國人把歷史故事、歷史情節和歷史經驗視爲至高無上的範本, 在現實生活中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們失去了開拓、創造的任何勇氣, 彷彿生命的全部價值就在於替歷史做注疏、做詮釋。”（《人體解剖是猴體解剖的鑰匙——歷史主義批判》）

他們把虛無縹緲的，微不足道的“宮廷政治”描繪的津津有味，用來下飯，用來下酒。可有什麼用呢？他們或許也能在飯桌上說說真話，對中國政治的現狀提出一些尖銳的，直言不諱的批評與嘲諷，但除此之外，別無他用。

看過有一個關於“飯桌文化”的研究，我只記得他們發現法國人在飯桌上喜歡談論哲學，而中國人是熱衷於談論政治的。我覺得這個似乎不奇怪，這也是一種“中國特色”，之前看錢理群先生的《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9）》，他也提到，

中國人的交流方式有兩種：私下的交流可以說真話，或部份的真話，而公共的交流，則必須說謊話。這也是一些不了解中國實際國情的外國人所難以理解的：他們會發現，幾乎在所有的個別談話和私人聚會中，所有的中國人，不論在朝還是在野，都會對中國的現實有尖銳的，直言不諱的批判與嘲弄，但一旦到了正式場合，也都會突然變了一副正統的，忠誠的面孔，講出一套套標準化的千篇一律的宣傳語言。我們强調這是“中國特色”，是因為這也是中國的文化傳統：魯迅早就說過，中國是一個“文字的遊戲國”。而中國當今的極權體制可以說把這樣的社會生活的遊戲化，政治生活的遊戲化，發展到了極致。以至形成遊戲規則，甚至無須規則，而自然成為習慣，成為本能的反應，即所謂集體無意識。

我覺得看似中國人在飯桌上會說一些實話，並發表表面上看“針砭時弊”的言論，但他們有些人打心眼裡也主動，自覺，甚至無意識地區維護那個體制。

那群大叔後來的談話又引起了我的關注。他們聊到的最近美國包機遣返中國非法移民。

他們先是一頓抱怨，說那些人“吃飽了撐到了，找不到事情幹”（四川俚語）還有人說，聽說走線移民的還有很多孕婦，老人跟小孩，不曉得咋想的，要去遭那個罪。有個人發話說，公正地講，還是我們中國好嘛，至少我們現在勉強還是過得下去，還能在這兒吃火鍋。

“真不曉得美國有什麼好的！”

有個人又說，”我侄子之前就在美國，雖然說也混得過去，但也就一年六七萬刀，但那邊消費高啊！”還有人說，“我看那些逃出去的，可能都是貪官家屬些。也不想想怎麼逃得出去。”

……

好像有點可笑，他們把自己現在的一切似乎看成了黨對他們的恩賜。

汪洋在十多年前就提出了要破除人民幸福生活是由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觀點。

但似乎黨又能強大到隨時，用他想要的理由，收回給予你，或應許你的一切。在經歷了上世紀的大飢荒、文化大革命之後，大多數人似乎更加感激這個黨，殊不知以前的苦難也由他們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