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起香港
写在前面：
我并非研究香港之人，此文意不在轻言妄断香港问题的种种，而是试图揭示，这已发生的一切，在我们熟悉的政治因素之外，还有不应被忽视的部分。
本文动笔时，尚在2019，完成时，我已久处武汉封城中。
一项认知愈发清晰——若我们不正视时代中，人群的破灭感、割裂与失衡，今日惨陷人间灾难，还在许多情境中深受歧视湖北乃至中国民众，将是明日任何不幸的每一人。
以下正文：
香港不平静，时日已不短了。
而之前纷杂于眼前的讯息，非常集中在报道“暴徒”行径、各类对抗“暴徒”事迹、西方别有用心背后支持与指使、各界发声表态止暴制乱这几个方面。
这些方面新闻太过集中，以至于时至今日，这次已有旷日持久意味的动荡中，那大量的参与者，投身到街头的年轻身影，对我们来说仍是非常模糊的。
我们所有得到的信息只够支撑一种近乎纸片标签化的画像——他们应该是以网络构成连接；其提出了一系列政府难以接受的诉求；他们有大量不满情绪，有的表现十分过激；其中例如首脑等受到海外反华势力的引导与援助。
在这模糊的画像外，我们对他们甚少所知。
他们的年龄构成和来历分布是怎样的，又是什么内核直接吸引了他们，让其聚集在一起？
他们为什么会共同提出那一系列不断调整的诉求，又为何选择目前的方式以求实现；他们以强烈的不满投身街头，背后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
在此次抗议群体中，受海外反华势力支持、抗议者内部出现性侵等乱象的报道频出之后，为何他们仍然坚信自身行为的必要性？
我相信也有人看过诸如“卧底黄丝”或讨论背后原因的分析报道等等，但所有类似的信息来源，都只像一副画面上的几个斑点般，好像能得以窥见全景一二，在实质上却无法负责任的回答以上任何一个问题。
而这状况的背后原因是——国内绝大部分媒体与信息生产者，在负责任的去认知和解读香港动荡中参与者、同情者、旁观者等人群心理这方面，没能真正体现出这般意愿。
可上述的人类群体，真的不需要，或者说，不配我们去尝试了解他们吗？
自1970年代晚期起，美国由联邦调查局牵头，开始对常人视角里十恶不赦、变态残忍、不可理喻的连环杀人案凶手群体进行深入了解，开启了犯罪心理研究的快速发展阶段。而研究的成果，如今不仅应用在许多国家的犯罪心理学相关领域、如侧写、审讯、破案等方面；像行为分析、畸形心理形成的防治、分析、检验等等，也在家庭、学校、入职等社会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很长时间里，像连环杀人凶手这类人，是社会不曾想过还值得深究其内在心理的群体。可事实证明，即便极度变态之人，亦有其形成原因。只有深入了解其心理及成因，才是分析、解决与预防问题的正确态度。
香港之乱中存在大量暴力行径，可若论残忍变态，还不至连环杀人凶手的程度。我们没有不必去探究他们内心的理由。
源
关于香港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讲述，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
一是锵锵三人行，香港嘉宾马家辉讲在港生活的一大记忆点，是经常在港埠过关排队时，虽然排队非常整齐，不会有插队现象，但只要有人在过关刷卡时磨蹭了时间，后排人群中一定会发来“啧”声，是那种齿间相并，双唇碰上又快速分开，表示不满声音。
另一，则是蔡澜与许知远对话中，讲到香港稍有年龄的楼宇内，电梯按键大都如新，唯有那个闭合的按钮，会让人按的磨去了表面。
我赴港不多，但这两种讲述让我感触很深。它们是非常真实的，并非只看到了那些漂亮的楼宇，好看的经济数据，而是看到了真正市井间生活的人之情绪——他们效率高，素质好，可在高速生活之下，也有非常符合人性的情绪化和焦躁。
这便是我对于香港的过往印象，香港是曾经毫无争议的华人之光，高效率，发展好，廉洁，安全。在这些优秀的商业经济社会指数外，它还是一个十分有人情味，人性种种总能有彰显之所的地方。
香港是世界第一个卖楼花，搞建筑公摊面积售卖的地区，在商品经济时代的路上，它已走了很久，很远。
但此外，它又十分能尊重人性与情感。从各有书写的媒体书籍、文化才子，到“不设防”、“锵锵”等优秀节目，再到百花齐放的艺术娱乐领域，直到今天仍潮涌般持续出现的优秀作品中，饱含着对人与情的尊崇。
这是极其不易的。因为商品经济社会，一切都可以是利，是商品，很容易偏差对人性的认知。
看看内地越是商业化的大城市吧，还有多少人情味？这个时代注满流量利益的作品，有多少能表达对人与真正人性的尊重？还有那些越是商业化的大公司，从“996是福报”的马云到恐吓式辞退患病老员工的网易等等，都非常容易走上背离人性的路。
但是香港做到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人性得到尊重的平衡。虽会有种种情绪、不满、烦躁、疲累，但香港似乎构筑了一定的系统，让这些情绪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舒展。
像其中比较浅显的一方面，如蔡澜所说，香港的食物大都很好，所有的店家都必须非常注意，因为香港人过的很辛苦，很累，所以他们会想要吃的极好。
并且，以上所述均非很久之前的往事，这些采访都发生在2010年后，14至17年间。香港从上世纪后半段开始，在商业经济和人性的平衡上，保持了很有些年。
在这项平衡之外，香港数十年之久的在政治与经济上，在中国与世界、东方与西方中也保有一种难得的平衡。
然而2019年发生的所有事情，在告诉我们——香港社会，似乎失去了这些极其难能可贵的平衡。
我并非对香港知之甚深颇有研究的人，很难去直接锁定香港之乱的本源。
但凭同理心出发，抛开所有的政治、经济、引导等外部因素，香港之乱的本源中，不可能缺少的一部分，是如今新一代的年轻人在香港这座城市的整体系统中，感到了巨大的破灭感。
人类是会习惯于固定模式的生物，人类群体不可避免的会受社会的传统所影响。而只有当他们对这些传统、已有模式产生巨大的破灭感之时，才足有决心不再同于以往。只有因此破灭感，他们才可能决心抛下香港持续数十年之久的传统平衡。
这种破灭感，不是小事，但也并非新奇的，不曾发生过的惊世大事。
实际上，类似的群体一直在人类社会中出现——古代中国不得志的文人；一众俄文学家陀氏、契诃夫等笔下的从农村到城市因生活患上精神病的患者；西方“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日本数位书写社会与人性，却最终自杀的现代著名作家；再到现今国内只求每日玩乐过活的“三和大神”；以及世界上，对现实生活失去信心，只愿生活在游戏、二次元等虚拟世界，甚至在致幻药品中沉沦的人们。
对整体系统产生破灭感的人群，是从古至今，由西到东一直都存在的。这种破灭感，绝非不可理解的事，而是人类社会本就经常讨论，也应展开讨论的话题。
电影《小丑》将底层人物的破灭感戏剧化，很可能是2019年全球电影中在叫好叫座上收获最丰的一部作品，而电影《寄生虫》也是聚焦底层人物的破灭感，成为韩国电影史上的突破；
伤痕文学，是我国作家文化群体对于十年动荡中带给人们巨大破灭感的集体反思，文学作品和改编的影视作品如《霸王别姬》、《活着》、《阳光灿烂的日子》（改编自《动物凶猛》）、《芳华》、《夹边沟记事》等等，持续闪耀着非凡的生命力；
而1840 年代，马克思出于对工业经济社会体系，法国革命失败等众多破灭感，在极为困顿的生活中，开始书写《资本论》，时至今日，仍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
可为什么在香港之乱这里，我们理应对这种破灭感展开的深入讨论、研究再到解决方案与相关启示的总结，始终在媒体和各类信息中十分罕见，显得非常缺席呢？
此问题的原因，其实和香港之乱为何会发展到如今状况的原因，有非常大的重合度。
这其中不仅有全球政治方面的重重因素，也有政治之外其他社会因由的推动，才至于如前所说并非毁天灭地的破灭感，偏偏发展到如今。
展
大约在2013年左右，国内社会开始明显感到，香港市民对于内地民众在香港抢购奶粉、药品等行为的强烈不满。（香港称购货者为水货客，其中有不少是帮忙代购，或者转卖的行为。）
这些抢购行为与更早开始，后愈演愈烈的内地人赴港生子等现象一起，构成了一种内地人因己私欲，疯狂抢占香港资源的鲜明形象——在2010年前后，出现了不少香港医院妇产科因为内地产妇预约过于爆满，致使香港市民一床难求，以及大量奶粉被抢购一空，香港民众所需无法保障等现象。而香港诞生的新生儿，会享有香港身份，又会在入学、工作、买房等等方面，加剧香港这座寸土寸金之城本就已经十分激烈的竞争。
这些都引起了香港市民强烈的焦虑和不满，在许多地方进一步激化成愤怒甚至恨意。
在03年因SARS疫情导致的香港对内地强烈不满，慢慢被随后制定的“自由行”等政策缓和之后，再一次，内地与香港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
原本内地民众因为在“三鹿奶粉”事件后对内地奶粉业丧失信心，愿意到香港这个国际贸易港采购奶粉，并非不可理解的事情，也不是对港没有利益。但是，在两方关系恶化的大势下，少有香港人愿意谅解内地民众的苦衷。
反而，“内地连婴儿食品、药品都无法保障安全，以至于要来抢我们的”成了新的鄙夷由头，进一步演变成好像内地人生长在这般让人鄙夷的环境中，天然的有更多让人轻贱、唾弃的理由——在内地游客赴港购物时，会有激愤分子在旁唾骂其为“蝗虫”。
而反过来，内地民众的苦衷被当成了肆意羞辱的由头，困惑不解，无奈伤心，恼怒愤恨，也都因此被激发。
彼时大华语地区高校间，已开始讨论这些状况中的是非对错。我当时的意见是，当代香港作为一个自由贸易港、中转港，它的民众既然享受了其便利，也应接受其地位带来的不便——换言之，我认为任何其他地区的人到一个港口城市采买，无论数量几何，仍都是比较合理的行为，香港民众应该更多接受这种合理性。
当时社会上不乏理性讨论的声音，但是也有情绪化严重而异常偏激的。
我印象很深的，有一个媒体文化人写的网络稿件，追史溯源，用语考究，初看颇吸引人，可看完会发现其全篇意在——香港最早原是一小破渔村，后来因往来船只水手的生理需求，慢慢变成了脂粉聚集之地，娼妓稠密，以至于香料脂粉，把一旁的入海水系都熏染上了味道，而这后来成为“香港”之名的来源。（注：实际上香港、香江名称来源都没有定论）。而此稿作者更是觉得可以从追本溯源之中，认定现今整体香港社会都受“历史中娼妓源头”的影响，是极为嫌贫爱富，毫无理性廉耻可言的，可以顺理成章指责他们不通事理，只是锱铢必较追逐小利的下贱群体，极尽嘲讽抨击。
网络上对其的评论，有较为理性的，完全不认同这种无根据的诋毁整体香港社会传承的；却也不乏大声叫好，甚至情绪极端，要一起加入痛骂香港社会祖宗十八代行列的言论。
自此稿后，我察觉到自己之前的判断出了问题——用“合理性”去解读香港和内地矛盾，已明显不符合实际状况，但我无法清晰辨别其原因。
而后，时间如流水般过去。内地经济持续发展，“自由行”也一直未停，虽然间或有赴港游客遭歧视等事情传来，但都没有在内地形成太大的波澜，甚至2014年的再次占中，也没有真正构成舆论波涛或全民关注。
直到2019年，内地民众才纷纷从陆续的传闻中，震动于香港发生的一切。
是的，异常的震动——持续发生的一切，对于内地绝大部分民众来说，是完全未曾想过的。始料未及、困惑不解是大众最为鲜明的情绪。
继而，大量人群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试图从理性角度去寻找原因，分析问题，尝试解决，然而收效甚为有限。
这其中的原因，直到2019下半年，我才终能明白的看清——香港之乱，已经无法再用简简单单的理性分析，期望合理性判断能指引出路。因为，内地与香港，已经在太多情绪的积压中，产生了可以形容为血腥的仇视与割裂。
看着香港街头的血腥暴力行径，看着那些“以眼还眼、以血还血”的仇视标语，看着那些在模糊影像中仍然鲜明扭曲的面孔，瓢泼倾泻般的恨意，看着香港与内地都不乏群体，在互联网与现实中恣意散播最恶毒的鄙夷割裂，说着最诛心的咒骂；我突然惊觉，这般场景并不陌生。
人类历史的长河直到今日，仍在发生的不同群体间的仇视与血腥割裂，与眼前境况有太多相似之处。
就像鲁西迪的《摩尔人的最后叹息》中，作者反思印巴冲突写到——在逐渐发展的族群暴力冲突中，到了一个点之后，“是谁先动的手”，这样的问题就没有意义了。死亡的致命变形是无法合理化的，更不要说伸张正义了。他们在我们当中涌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刀子和手枪、杀戮、纵火、抢劫、并向浓烟滚滚的空中举起攥的、血淋淋的拳头。他们双方的家园，都被各自的行为诅咒了；双方都失了对一丝一毫美德的主张权：他们是互相的瘟疫。
也像以色列作家阿里·沙维特的《我的应许之地》中看待巴以问题，他勇毅的呼吁以色列社会承认对于巴勒斯坦的侵略；可同时，作者也无力的感叹，即便更多人能正视侵略的现实，对于巴勒斯坦整整数十年来放弃一切投身街头的几代年轻人，还有以色列全体都需服兵役，不时会有亲友丧生的民众们来说，这一切像一个无解的难题，是一场看不到希望的割裂。
从无数事实中可以得知——一旦两方人类群体间，产生了过深的仇视与割裂，再试图仅仅从理性或道理角度尝试分析解决问题，已无济于事。“仇视割裂→宣泄报复→更深的仇恨与割裂”将成为横断一切逻辑链条，盖过其他各种合理性。
然而，如印度与巴基斯坦，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是多个民族、宗教等综合因素，数个世代累加仇恨而造成难解的割裂。我们与香港，明明是同出一源，血脉相连的两方，又何以走到2019年的这一步呢？
香港与内地，一直是有很多情绪的连接的。
自战乱年代走来，香港，感大陆之依托，多思乡之心念；而大陆，常将香港当做一方安福地，一处乱世避风所。
随后，香港，更早迈入了和平的经济发展年代，而彼时的内地，还在新旧左右中挣扎。香港之于内地，更显得是太平安乐的希望之地，大量民众觅径迁入。
其中，不少才俊佳人脱颖而出，后被世人所知，他们也对内地有不可割舍之情，更添内地民众对港的喜爱与向往。但同时，内地发展的明显滞后，与之挂钩的大陆移民蒙昧，不免被力争向前的香港民众鄙夷。
随后，内地步入了发展正轨，憧憬与学习走在前面的香港，而香港也习惯了领先，常回馈帮扶内地，从当下回看，这是两地关系最舒缓阶段的启端。
再之后的转变，来到了内地腾飞奋勇直追，而香港的经济却走入了瓶颈。
虽然两地多共历患难，如97金融危机，03SARS疫情，08汶川地震等等，可是作为一直拼挤向前，上升空间却越来越少的香港民众，可想而知，很难对回归后受中央管制下的的香港整体社会体系满意，本身已不乏焦烦，甚至破灭感。
而“自由行”中暴露的部分内地游客素质不佳更添心乱，赴港生子、抢购物资等直接触及香港社会利益的行为，则是彻底引爆了反感，鄙夷和敌视。
所以如前文所言，在13年左右，内地极为明显的感到香港民众的敌视。而此时的内地，也已非吴下阿蒙，虽然有理性讨论的声音，但也有很多情绪——香港以往就鄙夷蒙昧的大陆，可如今我们如此不容易的通过努力富强了，还要继续受他们的不满和轻贱吗，基于类似于此的情绪，许多人反感与不屑香港民众的反应，甚至在网络上报复性攻击诋毁香港。
随后，内地赴港生子被新规叫停，好像表面上平息了纷争，然而暗流只是更加汹涌。
双方的反感与辱骂，情绪和攻击都没有停止。
内地民众伤心不解——“明明希望有安全保障的婴儿食物，希望有更好的教育与工作环境，在飞速发展下民众素质参差不齐，法制等建设尚未成熟，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苦衷，我们也久受难于此，可为什么自诩开明的香港民众不愿意去体谅我们的苦衷，反而要把我们的苦，我们的弱点当作鄙夷的由头，肆意羞辱，狠狠攻击。幸好我们已飞速发展，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不必再看香港人的脸色，甚至可以还以颜色”。
大量内地民众对于香港有所愤恨，部分人不再把香港当做出行的优先选择，情感上选择轻漠无视；部分人怒而反击香港已在逐渐落伍、令人不屑，香港受大陆恩惠甚多，忘恩负义，诸如此类。
而当我们愤恨于香港漠视内地的苦衷时，香港社会本身也前行于泥泞中。贫富差距与体系结构改革困难重重，而多年以来运转正常的经济高速发展与人性情绪舒展的平衡，也已摇摇欲坠。东方明珠的地位，优越感与之代表的希望；文化事业的产出与情绪抚慰之效；大陆依托，思乡等精神支撑，原本都是香港民众能够在压力极大的高速经济体系下，人性情绪能具舒展之所的重要结构之一，却均在现状下被晃动根本。
我们也没能去理解香港民众的苦衷，他们看着部分内地民众对香港辱骂唾弃，用钱投票，大量去往其他旅游胜地，叫嚣着减少赴港，他们只觉得内地除了变得有钱，其他一无是处，被这样的内地轻贱，更添恼怒。他们发现攻击我们的苦衷与弱点，我们会越容易愤恨，而他们则越得意，愈加尖锐的攻击与更加彻底的鄙夷。
而我们，也没有停止报复，投以更深的漠视或更烈的回击。
走到这一步，一切就像鲁西迪所言，“是谁先动的手”已经无关紧要，双方都失去了任何对美德、正确的主张。双方之间，已经构成了仇视与割裂的土壤，双方群体，不会再愿意从对方的角度考量，似乎与对方不共戴天。
正是在这种割裂的情绪下，即便在2019年香港之乱不断爆发的进程中，内地的媒体信息与民众，都没能去正视这旷日持久的事件中涉及的各类人群，理应对他们的破灭感展开的讨论异常缺席。
任由他们被纸片化，任由内地对他们掀起更深的鄙夷与仇视，任由这种割裂蔓延。而这，正是HK的一切发展至此，不应被忽略的重大原因。
我当然了解也肯定，这其中有许多政治的因素。但政治的角力，从来不是单方推动，而是多方制衡的。而为何我方的制衡失利至此？
答案，不可能缺少的一部分，就在这割裂与仇视的土壤中。当它持续存在时，即便这一切不是突发于2019，也会在未来的某一刻被全面引爆。
结
于香港发生的一切中，凸显的，有三重失衡。
一者，是香港社会失去了，商品经济制度高速运行与人性情绪有所舒展的难得平衡。
其二，是香港整体社会作为东方之珠，以往是颇能在中国与世界、东方与西方之间找寻平衡之道的。
然而如今，就像对于许多跨国企业如Google、FB、华为、中兴等等，甚至NBA这样的体育联盟来说，想在中美的冲突，东方西方的波澜，世界格局的乱流中，再求得空间维持平衡，已变得异常困难。原本这些长袖善舞，于复杂政治边界上的“走钢丝者”，也纷纷在剧增的难度下失手。
其三，我常说，这是太过难得的时代，人类历史上首次保持了长期的大范围和平，技术的进步，又让我们前所未有的可以跨过那些不同群体的最外延者，跨过那些政客、军人、商人、游者，而真正可以直接触碰到群体内普通人的生活。
这般便捷就可以去深入了解其他人类群体，是历史上前人连奢望都不曾有过的，消除不同群体间偏见与割裂的良机。
然而，就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偏偏走到了今天——世界格局中的平衡，愈发如临深渊；而同一国家同一民族的两方群体，竟都产生了血腥的仇视与割裂。
一个时代原本有望成就的盛景，与眼前的现状如此，已然失衡。
香港之乱的本源中，有许多年轻一代，对香港整体社会系统产生了巨大的破灭感。
香港之乱的发展中，有内地与香港，甚至中美、东方西方这许多天然的角色和定位总是让人们对立、割裂，使理解越难，隔阂愈深。
我不否认，这一切中都有许多政治因素，但专业的事留给专业的人，让政治的考量更多留给政治人士吧。
而媒体，读书人，有识者，每一位有思考意识的民众，我们应当避免局限于对立的角色定位中，更多的去了解香港和所有相关的人与事，去深思香港问题中的本源和发展。
我们应当讨论时代中人群的破灭感，思索不同群体间的割裂，正视时代中的失衡。
关注这些不仅能让我们理解香港的人与事，理解我们自身民族与整体国家，同时，也对我们自己，甚至时代中的整体人类社会真正有所帮助——要知道，这些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在上演。
香港值得这样去对待。
我们自己，与整个世界，亦值得这样去对待。
不要辜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