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2月19日凌晨通过谷歌搜索，找齐了方方的武汉日记全集（那时日记截至到2月18日），包括它之前被河蟹删除的几篇，然后冒风险发布在自己的个人公号上，本做好很快被和谐的准备，甚至预估可能辛劳几年的公号也会被炸掉，结果竟然没有事，2月19日凌晨02：14推送的，到2月29日00：28，那条微信还活在，而且有650条留言，477241的阅读数。对于我习惯于被小众阅读的公号，平时阅读量也就几百，订阅用户也就一万出头，我反而有种不习惯。

后来反思了一下，应该这是微信公众平台第一次有公号发布的方方日记全集，因为在2月18日之前的方方武汉日记曾经被河蟹过五篇，前几天我还看到有个叫“凹凸智慧社”的公号，在2月19日19：17的时候不告而取，推送了这篇汇编，马上也达到了十万+的阅读数，而且还被中国数字时代给收录了。

之后我是每三天汇编一次推送方方的武汉日记。推送到了两次，2月22日和25日，还都成功了，但在2月23日推送一篇推介胡发运先生的小说《如焉@SARS.COM》的文章没能通过审查，发送失败。而2月28日晚推送的方方武汉日记（2020.2.25-2020.2.27）也审核失败，没法推送。于是只好改为推送《让数字呆在数字的世界，让生命成为生命的主人》。

刚才去每日首发方方武汉日记的“二湘的七维空间”，发现27和28日的推送文章也已经遭遇河蟹了。

然后我就在这里备份了方方的武汉日记。今天又看到了一篇方方的专访。

作家方方专访：“我的记录中，无非同情了个体，批评了政府”

• 王凡
• BBC中文记者

2020年11月26日

2020年初，当一场突如其来的不明病毒袭击了她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时，武汉作家方方（本名汪芳）开始用日记形式对封城期间城中大事小情进行记录。这既给世人打开了一扇关注武汉这座千万人口城市的窗口，也给在疫情中的武汉和其他许多地区不安的中国人带来了一丝慰藉。

而在新冠病毒扩散至全球，更多国家和城市被封城后，方方日记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关注，但也在中国为她招致了从官方到民间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大量批评，甚至是攻击和生命威胁。她不再单单是一名用笔头记录人间事的写作者，她的批评者称她是“叛徒”，指她的日记“出卖国家”。

武汉自4月起已没有本地新增病例出现。和许多武汉人一样，方方的日常生活也逐步恢复。回看这场疫情给她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她称目前无论是她的新作品还是旧作新版在中国都无法出版，她也无法在国内纸媒上发表任何文字，但她并不后悔。

“我的记录中，无非同情了个体，批评了政府，也记下了抗疫的各种措施。当然我也强烈地呼吁追责，如此而已。我没有义务去承担这些辱骂和恐吓，”她对BBC这样表示。

凭借她在疫情期间的宝贵记录，方方入选了BBC2020年“巾帼百名”名单。在与BBC进行的邮件专访中，这位今年在中国经历了争议、压力和关注之后的女性讲述了她对新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的经历与思考。

“整个人类都应该吸取教训，而不只是中国。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人类的无知与傲慢，让病毒得以肆虐得如此之久如此之广。”

疫情中的“呼吸阀”

65岁的方方在中国本已名声斐然。她的作品达100多部，其中大多数作品关注中国社会发展与变动过程中不同个体的命运，为她带来了许多奖项与赞誉。她还可以说是官方文化体制内部的一员，曾担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今年1月，来势汹汹的疫情和突如其来的封城令让亿万中国人陷入了恐慌之中。在媒体审查严格的中国，方方在武汉封城期间更新的一篇篇日记在官方话语之外给人们带来了更多武汉生活的细节，使她成为了疫情期间中国互联网上的话题人物。

在发表之初，她日记中对武汉日常生活的描述，以及对呼吁反思疫情扩散及要求政府追责的内容并没有引起什么争议。

她曾在疫情之初直指这场灾难有“人祸”因素。“我记录下这些细碎，是要告诉那些有罪的人们：不是只有死者和病人承受了灾难，我们所有的普通人，都在为这场人祸付出代价，”她在2月份写道。

在被誉为“吹哨人”的李文亮医生去世后，她在日记中称“整个中国的人都在为他而哭”，引发许多中国人共鸣。在武汉人承受了极大压力与恐慌的时刻，她还挑战中国的互联网审查称，“亲爱的网管们：有些话，你们还是得让武汉人说出来……我们都已经被封在这里十多天了，见到那么多的惨绝人事。如果连发泄一下痛苦都不准，连几句牢骚或一点反思都不准，难道真想让大家疯掉？”

官方媒体中国新闻社还曾在2月的报道中评价称，她的日记用“平实的语言、生动的叙事、真切的情感、敢言直言的风格感染着每一位读者”。

方方认为，她的日记在疫情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一是因为这让大家知道封城期间她与他们在一起，安抚了焦虑的人们，二是她可以明确体会到，她的日记对政府起到了监督作用。

“凡我提到的事，政府也在及时关注，并且有错即纠正。尽管我对政府早期的混乱有着严厉的批评，但后来省市主要领导换人后，抗疫的方式变得有序起来，我也给予了很多肯定，”她说。

疫情开始前，方方在微博上有300多万人关注。伴随她的日记一篇篇发表，她的粉丝数量迅速增加，有时甚至一天会带来数千万的阅读量，如此高的关注度带来许多压力，她一度想要中断日记，但一个读者的留言改变了她的想法。

“（一个）留言说，方方日记是他们在压抑和焦虑中的‘呼吸阀’。大意如此。这句话让我非常感动，”方方回忆道。“写了一半后，关注的人太多，一天即有几千万的阅读量让我有恐惧感，我有些不想写下去。但这个‘呼吸阀’三个字，又让我觉得自己继续记录的意义所在。我不只是记录疫情，而是在记录的同时，还能帮助到那么多人。这也是我在记录之前完全没有料到的。”

“可能是没有谄媚和颂扬政府，所以我就有罪”

武汉封城一个月后，中国境内外形势出现变化，中国的疫情逐步得到控制，而病毒在其他国家开始扩散。2月26日，中国境外单日新增病例数字首次超过境内新增。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疫情信息公开的透明度及政府的抗疫措施等问题的质疑愈发强烈。国际舆论压力成为中国公共言论场里对疫情新的关注点。

作为最早的对前所未有的封城生活的系统记录，方方的日记开始在国外被注意到，而在中国，她也面临越来越大的争议。3月之后，围绕方方和日记的讨论在中国网络上分化，表示愤怒的人变得更多了。他们认为她对政府的批评太多，鼓励太少，是在给西方反华势力“递刀子”。

4月，美国与德国两家知名出版社分别公布，他们将要出版方方所写的《武汉日记》的计划后，中国境内对方方的批评达到了高峰。

直到今天，方方仍很难理解这些人对她的“仇恨”。

“我的记录很客观，并且也很温和。根本没有打算要去和谁作对。在面对如此大的灾难之时，作为老百姓，唯有相信并依靠政府。所以，我也一直在帮助政府。包括提出意见，指出问题，也是一种帮助方式。政府做得好时，我也同样称赞他们。尽管如此，还是被那些人认定为是反党反政府，是卖国贼，是向西方反华势力‘递刀子’。这些都是极其滑稽和荒唐的帽子。我可以很容易地从那些骂我的话中看到，他们大多根本没有看我写了什么，”她称。

许多批评在之后转变成了人身攻击与生命威胁，这不仅影响到她的情绪，也影响到了她的事业。

与《武汉日记》英语、德语等语言版本在海外发行不同，这本书的中文版本一直没有消息。方方向BBC表示，目前无论是她的新作品还是旧作新版在中国都无法出版，她也无法在国内纸媒上发表任何文字。

“这些无比荒唐的说法，竟得到相当一些官员的认同。他们宁左勿右，完全不去查证那些攻击言论是否属实。当然，也可能是我对百姓的同情，多于对政府的赞美。我没有谄媚和颂扬政府，所以我就有罪。这就没有办法了。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自己的国家不准许出版他的作品，是件非常非常残酷的事。”

即便如此，她仍然对当初记录日记的决定没有后悔。她表示，作为一个职业作家，因为疫情被封在城中记录封城中的人与事是“本应该”做的事情。现在她出门时，许多武汉人遇到她会非常热情，甚至仍不时有读者会送花到她的单位。“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比官方表彰更重要的东西。”

小书背后的大问题

《武汉日记》一书的英文翻译、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教授白睿文认为，方方面临网络攻击后表现出来的坚强归根到底是因为“那个基本且基础性的信念，即她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她不是一名‘异见人士’，她不是（像一些喷子所声称的那样）呼吁推翻政府，她是一个在武汉封城期间记录自己所见所想，记录自己经历的个人，”他向BBC表示。

“方方说出了真相，她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出于她对她同胞深深的热爱和同情。从很多方面来说，我在阅读《武汉日记》时感觉，这不是什么揭露黑暗，而是一个作者在至暗时刻对她家乡写下的一封情书。”

“如果连一个个体对一场疫情的日记记录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在政治上不能被接受的，我们对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还能抱有什么希望呢？所以在这本小书的背后隐藏的是大问题，这不仅事关对这场疫情的处理，更事关的是，中国公民们希望为他们自己创造一个怎样的社会？”白睿文表示。

“我不过是人被封在城里，记录了60天疫情的情况，就引起中国人如此大的撕裂，以及以极左势力为主的人们，对我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网络暴力，各种恶意辱骂、造谣构陷都以群体方式进行，这些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由此也可见极左势力在中国之嚣张，之有市场，”方方表示。

“有人称现在是文革2.0版，或许有一定道理。中国经历文革后，反思不彻底，改革不到位，该否定和该面对的很多历史事件，都取以遮蔽的方式。这导致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历史上发生过什么，我们应该警惕什么，这也导致今天的官员们群体采取宁左勿右的姿势，像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这些文革专用语也都再次出现。这也说明中国的改革正在朝着失败的路上走，在后退。”

截至目前，新冠疫情在中国境内已经基本受控。4月8日武汉解封后，中国虽然有城市出现本地感染病例，但没有再次形成大规模本地爆发。与此同时，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面对疫情却迟迟无法完全控制局面。美国近来单日新增病例数字屡创新高，确诊病例已经累计突破1119万宗，成为全球确诊病例最多国家。

方方称，虽然她没有资格评价其他国家的抗议措施，但她认为，中国的许多抗疫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吸取。比如疫情期间禁止聚会，要求所有人佩戴口罩，相互隔离等。“疫情期间，武汉人被迫封在城里，甚至禁足在家长达76天，代价真的很大”，“但沉重的代价换来的是现在完全没有疫情的、自由生活的武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家又觉得当时做法，也是必须。”

她指出，各国国情不同，很难说各自的应对措施孰优孰劣，但有一点可以明确。“但凡抗疫做得不成功的国家，一定有他自身的问题。有问题，作为民众，就可以批评。”

“这并不意味着别的国家做得不好，批评中国早期的混乱就是错的。中国早期对疫情的漠视、延误和隐瞒，这是事实，”方方表示。

她认为，尽管湖北一些早期处理疫情不力的官员被撤换，但针对疫情应该有更加彻底的追责。

“没有彻底的调查，没有彻查延误的原因，没有给百姓一个详细的交代，也没有明细说明死亡数字是如何得出的，哪些人算在内，哪些人不算。诸如此类，怎么能叫完成追责？”

封城期间，方方一直独自在家，陪伴她的只有她16岁的爱犬。那只狗在今年4月在武汉去世，如今她的生活伴随疫情平复逐步恢复正常。目前的方方正在收集资料，继续自己的写作计划，耐心等待自己作品可以再次在中国出版的一天的到来。

“相信像现在这样子的生活不会太久，我有耐心等待，”她说。

而白睿文还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方方可以在一个威权体制下，在面临猛烈攻击时坚持她对追责的要求，对于在北美和欧洲的我们来说，我们的借口是什么呢？在美国，新冠疫情的应对可以说是十分糟糕；但我们的方方在哪里呢？”

方方日记：肺炎疫情下中国人的“国家利益”与个人自由

2020年4月16日

伴随武汉解封，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似乎正在告一段落，人们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但一本关于关于中国疫情的书籍却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

武汉作家方方在疫情期间一直以日记形式记录她的见闻与感想。这些文章在疫情期间成为许多中国人了解“封城”时期武汉的窗口，引起公众的同情与反思，在网上收到大量关注与分享。

在全球各国都面临这场空前公共卫生危机的当下，这些文字也在国际上引起极大兴趣。美国与德国两家知名出版社分别在上周公布，他们计划出版方方所写的《武汉日记》，预计在今年夏天发售。

然而在中国，这给方方带来了空前的攻击与批评。一些人以“爱国”为理由，指责她违背国家利益，破坏中国形象。

支持方方的人认为，作家表达与出版的自由不应该被绑架，这些日记带来的社会价值需要被看到。经过三个月“万众一心”的抗疫，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高涨，但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同时被煽动，监督与反思的声音在后疫情时期的中国发声变得更加艰难。

方方日记

过去几个月时间里，方方日记多次因为勇于发声而被外界关注。作为湖北省前作家协会主席，今年65岁的方方（本名汪芳）在日记中用每天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与随想串联起武汉疫情形势的变化。

她在李文亮去世后写道，“整个中国的人都在为他而哭”，也曾在疫情严重期间点出，“据说很多人此事才幡然醒悟：知道天天空喊厉害了我的国没有意义；知道天天光是政治学习讲空话而不会做具体做事的干部没半点用……尽管我们有过2003年，但是很快它被忘记；现在又追加一个2020年，我们还会忘吗？”

在疫情严重时期，尽管她的社交媒体公号遭到封杀，但这些文章还是被其他平台广泛转发。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新闻社还曾在2月的报道中评价称，她的日记用“平实的语言、生动的叙事、真切的情感、敢言直言的风格感染着每一位读者”。

“方方实时记录了这场全球卫生危机的开端，展示了在应对这场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时多个国家是如何重复相似模式与错误的，”《武汉日记》的美国出版方哈珀柯林斯（HarperCollins）集团在介绍这本书时写道。

“《武汉日记》是一个对我们时代的卓越记录，也是对一个威权国家紧闭生活的独特观察，”哈珀柯林斯网站上这样称。

“家丑外扬”？

而在中国网络上，许多人对这些评价不以为然。一些人认为，将这些日记出版为外文是在“抹黑”中国，“给反华势力递刀”。

中国媒体评论人陈季冰本人并没有表示对方方日记内容的支持。他观察到，批评方方的人中，许多人抱着“家丑不外扬”的心态，甚至以前可能支持过方方，但因为日记在国外出版才成为她的反对者。

“他们大概认为，批评中国可以，但得是我们自己来批评，外人不应该、也没有资格对中国的事情指手画脚，”他对BBC中文解释道。

过去三个月来，在中国人艰难应对肺炎疫情的同时，面对病毒中国锁起了国门，爱国甚至民族主义情绪在门后高涨，中国人的自卫心理也在加强。

在针对《武汉日记》的巨大反对声浪中，中共党媒小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评论得到近20万人点赞。他在个人微博上表示，在美国“猛烈攻击”中国抗疫的时候，这本书在美国出版使得性质变得不一样了。

“它不会是一般的纪实文学交流，它一定会被国际政治捕捉到。很有可能的是，在未来的风浪中，中国人民，包括那些曾经支持了方方的人，将用我们多那么一分的利益损失来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埋单，”他写道。

胡锡进的想法得到了武汉居民戴伟的认同。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项目主管的他认为，方方写的日记起初“是件好事”，可以提醒政府和民众做该做的事情，但“后面政府已经做的很好了，她还是只写不好的，还在现在被世界舆论可以利用的时候助攻”。

戴伟担心，这样会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损害。“政权得不到世界的认可，国家也不会得到相应的尊重，”他向BBC中文表示。

“如果只剩赞扬声音”

在受到大量的恶意甚至人身攻击后，方方坚持为自己辩护。她在接受中国一家自媒体访问时称，她写日记以来已经经历过不少攻击，而这一波“是有人绑架国家利益”对她进行要挟。她认为，有些人故意曲解了她的日记内容，误导大众。

“这些人如果看了我的日记，会明明白白地看到中国抗疫成功的经验，”她表示，自己的日记绝非一些人“曲意解读的所谓中国负面的事，卖惨的事”。“我跟国家之间没有张力，我的书只会给国家以帮助。”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方方表示支持，他们认为，方方所做的是知识分子应尽的社会责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表示，方方日记和日记引发的舆情对之后中国的一些决策起到了“正向推动作用”。

“武汉人民应当感谢她，全国人民也应当感谢她。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她让我们惭愧，并在惭愧中自新，”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这场争吵牵涉的并非只有方方一人。陈季冰表示，批评方方的人认为自己心目中的国家利益才是“唯一正确的”，这是一个“巨大错误”，但也反映出中国社会的一个长期缺陷。

“这种动辄挥舞‘国家’、‘民族’大棒打压不同声音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反应出我们社会长期以来缺失一个开放包容的公共话语平台，让不同声音能够理性、自由、平等地交流和讨论，”他说。“一个好人是不会被七嘴八舌地‘说’坏的，一个好的社会也是；相反，不允许七嘴八舌，只准一个声音'说'，肯定会让一个人和一个社会变坏。”

身处风波之中的方方表示，她的日记更多的是个体命运的同情、熟人朋友去世的悲伤与追责的决心，但持续受到的网络攻击已让她再无精力去追责。“从这点上说，他们赢了，”她在微博上称。

“如果连方方日记都容纳不下，那就只剩一种赞扬的声音，迟早有一天，你赞扬的不给力也会成为一种罪状，”在微博上，一位网友这样评论道。

方方日记所在的中国：民族主义高涨下举报风气扩散

2020年5月8日

中国作家方方在疫情期间以日记形式记录其见闻与感想的《武汉日记》所引发的风波在中国网络上继续发酵。在方方不断受到攻击的同时，她的支持者也开始成为民族主义者们的目标。

从4月底至今，已有两名学者因“不当言论”被所在高校调查。此前二人都有微博被方方转发，之后她们被网民起底举报。

许多人担忧，这不仅显示中国原本狭小的言论自由空间持续被压缩，这种起底举报行为还可能会在中国社会进一步扩散。

支持方方的代价

4月26日，湖北大学官方微博发文表示，由于有网友反映该校文学院教授梁艳萍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不当言论”，学校已成立调查组，将视调查结果进行“严肃处理”。

4月30日，海南大学官方微博发表贴文称，有网友反映该校退休教师王小妮微博发表“不当言论”的问题，学校已成立专项工作组进行核查。

这两名教授都是在最近方方（本名汪芳）转发二人微博后进入公众视线的。梁艳萍曾发表文章支持方方及其日记，这篇被方方转发的文章称，“作为一名身处疫区的作家，方方的追问是使命感的追问，良知的追问，也是批评者的追问。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没有批评的声音是可怕的”。王小妮则在方方转发她的一则对中国《新民周刊》微博上攻击方方与梁艳萍的评论后被网民锁定。

方方已经因作品《武汉日记》在海外出版而被民族主义者们批评为“出卖国家利益”并攻击多日，梁王二人过去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转发与评论的贴文也成为了这些网民的重点。

梁艳萍在去年悼念香港示威中去世的大学生周梓乐的朋友圈贴文被网友翻出，根据她多次在微博上发表的与日本有关言论，指责她“港独”、“精日”。他们还使用大数据分析她过去几年在微博上发帖时使用简繁体字的频率、转发“被和谐”微博的数量，以及与其他用户的互动，整理出大量“举报”信息。王小妮则因过去曾在微博上转发台湾2014年“太阳花运动”中一名学生的便签信而被指“台独”。

目前梁艳萍微博页面没有任何贴文显示，王小妮也已清空微博。

疫情下的民族主义

在举报梁艳萍与王小妮的微博评论里面，许多人称她们“吃饭砸锅”，这个词近年来在中国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对抗外国影响时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这种理论曾在2014年习近平在谈论意识形态工作时被提及，习近平当时指，决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在这之后，这个指控屡屡在北京批评香港民主运动及台湾问题时被引用。

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艰难地将最初国内强烈的追责声势扭转为正面舆论攻势，民族主义成为政府的一个武器，也在民间不断渗透。伴随中国以外病例的爆发以及他国对中国责任论的追究，从官方到民间，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中国央视“新闻联播”栏目已经连续多日批评声称疫情起源于武汉实验室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他“突破做人底线”，中国外交官在多国指责当地政府处理疫情失当，引发近20个国家谴责，但在中国国内却赢得许多赞赏。

方方和她的支持者们在这种背景下面临更大的压力。“中国民族主义者的网络攻击比过去强烈许多，”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助理教授玛利亚·雷普尼科娃（Maria Repnikova）对BBC中文表示。“我们看到中国的宣传攻势非常猛烈，这在危急时刻会在一定程度上渲染这些武断的情绪，尤其是在这次划时代的危机中，中国从一场国内悲剧转变成为一定意义上的国际胜利者，所以这使得民族主义行为变得更多，更加分散。”

她认为这种风气不会消退。“许多中国人对中国‘战胜疫情’的叙事较为认同，对之前发生在武汉的事情的批评声音也弱了很多，现在都不需要国家出面处理那些批评政府的声音，网络上的民族主义者自己就会去做，”她补充道。“目前为止就政权合理性的角度来说，这种方法对党国体制比较奏效”。

举报批斗成风的隐忧

在这场针对方方和她支持者的攻击中，一些人在其中看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作法重现的迹象。

根据网上流传的照片，4月中旬一封针对方方的“大字报”在武汉市中心出现。一名自称“乡下农人”的人士在纸上写道，方方“享受着国家体制内种种优好的福利与待遇，却干着严重伤害构陷国家的事情”，要求她“削发为尼或以死谢罪”，否则将对其进行“文攻武伐”。

政治性大字报、“文攻武斗”与举报都是文革中的典型手段，如今再度出现引起许多人的警惕。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客席副教授沈旭晖指出，现在一些中国网民针对方方及其支持者的手法与文革“煽动群众斗群众”的原理相通，而且在中国法律不完善的情况下，这种情况让人“十分担忧”。

“网络公审虽然各地都有，但在中国这个缺乏有效法律保障言论自由的政体之下，却容许网民选择性的针对‘政治不正确者’作批斗，必然造成空前民粹，”他对BBC中文表示。

两位教授都没有对调查公开发表任何评论，但仍有许多中国网络用户对她们的遭遇表达不平，他们担心中国本已极其狭小的言论空间会进一步被压缩。

“遥想当年蔡公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现在的大学还有什么？”在湖北大学宣布调查梁艳萍的微博评论栏里，转赞数最多的一条评论这样写道。

“疫情过后，我们没有等来对湖北和武汉主要官员的问责，倒是等来了一位位大学老师、学者教授被揪出来在网上批斗……五年前要是谁告诉我中国会走向今天这样，我绝对不相信。”另一位微博用户评论称。

但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日益增强的不信任，沈旭晖警告称这种现象有“擦枪走火”的风险。“中国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民族主义过热很容易擦枪走火，在国际形势紧张之际，这也令人担心，”他表示。